伍 麟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信任危机”的心理学解析

伍 麟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复杂情境下的风险叙事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面。人们日益增长的风险认知促使信任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作为个体的当事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需要能够有效应对风险效应的完善体制与心理基础，社会信任是这些体制与心理基础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理解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环节。基于社会心理学角度可以从四个方面解析“信任危机”：社会普遍流行的风险意识影响社会信任的心态；模糊泛化的社会归类侵扰社会信任的秩序；单薄弱化的社会期待销蚀社会信任的基础；匮乏稀缺的社会善意导致社会信任的虚化。探究信任的内涵与形成发展机制，对于理解和消弭“信任危机”有着积极的现实价值。

信任；风险；社会归类；社会期待；社会善意

由于生产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传统社会主要是由“熟悉人”所组成的社会。而现代社会越来越表现为“陌生人”社会。在传统“熟悉人”社会里，生活内容的重复性、生活场景的固定化以及生活结果的可预期性使得信任在形式上表现出简单，在文化观念中定位成为人处世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对比，在现代“陌生人”社会里，生活内容不断丰富，生活场景频繁更迭，生活结果难以预期，现代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多元化和风险。个体、群体、组织和国家都感受到信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信任的诉求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应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而展示的普遍心理反应，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等深刻变迁给现代社会带来的文化表达。

现代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种类众多、形式多样、内容复杂、节奏快捷、影响广泛、变化多端，活动和交往既依赖于事件发生时的特定情境，又常常超出事件发生时有形空间的地理约束。学术界有着基本的共识：信任是健康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良好人际关系的“粘合剂”，是社会结构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是社会和谐进步的“助推剂”。信任在国家提升社会质量和推进民主文明，组织维持高效运作和实现预定目标，个体开展正常社会交往和获得良好人际体验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信任危机”（又称“信任退化”）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世界性现象，具体表现在人际信任、组织信任、社会信任、政治信任等各类信任层面上。信任危机无疑给个人、组织和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信任退化关联着更广泛的，对知识的权威、科学力量的信心以及专家传递出的控制我们身体的能力的认识论挑战。”［1］现实表明，信任危机损害社会认同，破坏社会团结，增加社会成本，引发社会焦虑，既影响个体健康和人际交往，妨碍组织效率和业绩提升，也降低社会福祉和社会质量。在风险社会视域中，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探析“信任危机”有着较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一、普遍流行的风险意识

社会普遍流行的风险意识影响社会信任的心态。信任是个体与他人、群体和组织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语境中形成并建构起来的一种心理、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学界有一种解释，认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从“简单现代性”到“复杂现代性”的转变是风险社会的核心特征，信任危机与风险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社会人们的风险意识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从风险经验的认知维度看，人们对风险的认知有着越来越多的直观感受，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风险经验是人们直观水平所不能认知的，一些风险具有很强的未知性和非直观性；从风险后果的时间维度看，风险导致的灾难性影响不仅越来越多地立刻爆发出来，而且还可能存在“滞后性”的长期隐患；从风险扩散的空间维度看，风险产生的效应不仅越来越多地在当地发生，而且还会具有“脱域”性质，辐射到广阔的地理位置；从风险类别的属性维度看，风险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风险内容越来越复杂化，风险代价越来越高昂化。

现代社会的风险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和应对能力。现代风险与早期风险有着本质上、程度上、危害上等多方面的重大差异，它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出更加深远的影响。日常生活中风险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经验认知之一。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现代风险常常以人们难以把握的方式突破种种现有的认识和管控框架，而且有些风险难以预测，无法控制，后果严重，代价巨大。与此同时还引发出风险的问责问题，确定哪些个人或者组织承担对风险的说明、解释和责任变得日益复杂和困难。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内在于社会活动中增长的风险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力求探索以正确的方式认识和把握现代性、风险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以后，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造就了现代社会科学、文化、经济和政治成就与制度，推进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现代性的世界观里，世界是可认识的、有秩序的、合乎规律的。人具有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为知识建立确定基础，进而能够实现理解世界与改变世界。科学能够实现客观理性，技术可以不断取得进步，人们反对固守传统和迷信权威，强调个体自主性和个体选择，肯定和突出个体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现代社会坚持强调工具理性的科学理念，理性发展被看作是持续的、无限制去神秘化过程，科学最终能够实现控制自然。自然被看作是中立的资源，它应该也可以无限制地被开发和索取，这是工业生产最大化、经济利益不断增长的思想前提。借助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的力量，理性主义和世俗理想在现代性引领下实现了完美结合，人类社会生产力空前飞跃，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进行广泛变革。理性能够创造与维持合理的社会秩序，理性能够实现探索和征服自然的梦想，理性代表着进步、繁荣和发展，对理性的乐观主义成为时代的精神和潮流。在现代性观念引领下，人们对社会及政治变革进行着思考和探索，创造了种种提高生产力的制度体系，同时也唤起人们对自己美好未来的憧憬和规划。人们期待政府提供充足的劳动岗位，保障体面的经济收入，建立和维持安全、稳定、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秩序，实现有尊严、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然而与此同时，风险社会充斥着大量不确定性，对个体生活、群体活动、组织制度和文化观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已经认识到现代科学和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科学和技术的积极力量和正面作用，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的运行样式、社会的深层结构、社会的文明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人们不仅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而且精神生活也得到极大丰富。但也需要看到，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导致了以往社会所不存在的客观风险，对于这些客观风险，人们或者心理准备不足，或者主观认识不够，或者应对手段暂缺。一些风险所产生的后果极其严重，人类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现代科学和技术在展现强大力量的同时，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及保障常常也显露出“脆弱”的一面。面对生活秩序的失范，面对不确定性的困惑，面对可能付出的代价，人们心理上容易产生焦虑、恐慌和迷茫。生存的风险意识成为现代生活中人们的一种普遍意识。当现代性观念引领人们将理性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并力图谋划与掌控自然、社会和未来的时候，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偶然性却同时成为生活的常态概念。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体系发生着重要转化，欲望和期待也进行着不断重组。与以往社会相比，现代社会表现出强烈的时代分界和范式转换的特征。人类不再“仅仅关心利用自然或者将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问题，而是也要并主要地关注技术—经济发展本身产生的问题”［2］16。现代性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但常常与有些事件的不可预测及风险之间存在冲突。而传统现代性无法有效避免与解决这些冲突。

风险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风险蕴含着“得”与“失”。现代社会之前及现代社会早期，吸引人们更多注意的是风险与“得”相关联的部分，风险更多意味着进取、机会、征服和收获。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开始关注风险与“失”相关联的部分，风险更多意味着动荡、痛苦、代价和灾难。物质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以及生存条件的破坏成为人们极为迫切思考和面对的问题。社会事件的不确定性在范围上扩大，社会后果的复杂性在程度上加深，社会恢复的时间经济资源在成本上更为加重，这些使得解释、接受、沟通、管理及应对风险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容易导致风险矛盾的升级化、风险冲突的多元化、风险问责的模糊化、风险化解的对立化。在风险形式复杂多样、风险后果不确定性情境下，人们难以完全预期未来状态，也难以完全控制事件全部过程。社会普遍流行的风险意识是信任危机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模糊泛化的社会归类

模糊泛化的社会归类（social category）侵扰社会信任的秩序。社会归类是将他人划归于特定类别的过程，属于社会认同的重要维度之一。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通过社会归类来对他人进行“标签”式认知，如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宅男、剩女等。社会归类产生的“标签”式认知虽然初级，但类别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属性却具有较强的身份识别信息与刻板印象，能够起到比较清楚的辨别和标识作用，把群体内成员的相似性高度聚合，甚至放大，并以此区分同群体外成员的差异性。按照克拉姆（Kramer）的观点［3］，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根据他人的身份信息以及社会归类来作出可信任度的判断，进而影响采取信任选择行为。人们把他人明确的身份信息以及社会归类当作直接和简洁的线索，用于对他人信任的判断加工。社会归类是人们信任判断时经常使用的认知资源之一。当社会归类变换及混乱时，信任基础就会发生动摇。例如：我们相信专家么？我们可能怀疑专家是“托”，可能取笑专家是“砖头”的那个“砖家”。

信任既包括对熟悉人的信任，也包括对陌生的“一般人”的信任。这两种类型的信任都与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和人格升华有着关联，只不过区别在于关联的性质与程度存在差异。对熟悉人的信任很典型地存在着亲密纽带和关系的形成及发展，面对面的直观及频繁交往，以及人格化的情感升华。对陌生人的信任体现得更为抽象。一方面反映在对陌生人的信任中关系形成及发展缺少“亲密”性；交往活动除了面对面，还更多有非面对面；情感升华的人格化色彩淡薄。另一方面反映在，对陌生人的信任更要求有对一般的、非特定他人的社会认知，对公共生活规则、社会制度系统甚至国家文化的客观化观念。塑造信任的人群身份、交往背景以及认知属性影响着信任的形式和结构，导致不同的信任实践。从个体发展的眼光看，首先形成的是对熟悉人的信任。在这种建立亲密关系基础上的信任形成之后，个体才递进生成社会和制度中非人格化结构的、对陌生人的信任。

信任特别是对陌生人的信任通常需要建立在认知过程的基础之上。这种认知过程帮助人们辨别哪些对象是可以信任的，从而基于认知上的判断作出行为上的选择。对信任的形成而言，社会归类是一种心理机制，也是一种心理能力，随着个体社会认知水平的提升而层级发展。社会归类依据他人的性别、种族、职业、阶层、教育等方面信息作出初始判断，为社会交往和合作中信任的形成与维持提供一些认知资源。现实中往往存在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现象。“人们通常对内群体成员的可信性有积极的感知；相反，当人们面对其他群体时，会认为这个群体的成员比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更加不值得信任。”［4］内群体成员比外群体成员不但在群体归类的类别属性上相似，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更为相似。普遍的相似导致内群体成员间积极的情感认同，人们更容易倾向认为内群体成员可信任度高，更为友好，更易合作。围绕类别属性和其他非类别属性，社会归类过程在社会认知和社会价值两方面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化。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看，人们倾向于接受甚至放大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程度以及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程度，“作为归类过程的结果，内群体差异得以最小化，而外群体差异却受到夸大”［5］。人们通过社会认知的强化来明确社会归类的身份标识，再利用这些身份标识去梳理、简化和调节复杂的社会群体网络，有效应对社会生活环境。当与内群体成员进行社会交往和开展社会合作时，特定归类的身份信息及其他相似属性能够有助于形成直接可供参考的认知资源，发展出简单的认知决策选择，在未来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中减少认知成本，将信任风险的代价降为最低限度。

在社会价值方面，认知意义上的内群体相似性以及外群体差异性引发人们更倾向将积极属性如热情友善、诚实守信等归属于群内成员身上，将消极属性如冷漠怠慢、狡诈失信等归属于群外成员身上。由于感知到与组内成员共享的归类身份，人们更倾向将一种去人格化的认知信任赋予给组内成员，更倾向维护所属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和普遍的行为模式。心理学研究表明，感知到他人和自我之间的相似性有利于人们作出积极的判断。决策过程和决策支持之间的相似性会导致对决策支持的信任。当只有他人的群体身份，而其他信息线索缺失时，个体选择信任的对象通常会首先选择那些与之相似的人。感知到的相似性能够作为可靠性判断的启发式线索。“许多研究表明，启动社会归类不仅直接激活人格特质、身体特征和一般的积极与消极评价，还能够产生与启动群体相一致的行为，以及态度的改变，以便与启动群体的态度保持一致。”［6］

麦卡利斯特（McAllister）把信任分为两类：基于认知的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和基于情感的信任（affect-based trust）。基于认知的信任是指建立在个体对他人可依赖性、可靠性和职业精神的信念之基础上的信任。基于情感的信任是指建立在联结关系中相互依赖个体的情感纽带之基础上的信任。［7］需要指出，社会归类意义上的信任在认知和情感维度上都还表现得比较初级。这种类型的信任往往让位于指向任务目标的出于义务或道德的信任。如欧贝尔（Orbell）等人研究了在信任困境的情况下，针对期望和选择的基于归类信任的效应。［8］研究使用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归类。与社会认知者具有归类期望的概念相一致，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都判断期望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为合作。但事实上，在合作率上性别并没有表现出差异。这种期望更多建立在性别归类上，而不是实际的结合个体目标的性别差异。现代社会公正平等成为主流价值观之一，机会平等是平等的重要形式之一。个体社会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身份转变的空间越来越大，禁锢约束的力量越来越小。在传统日渐消弭的现代社会变迁中，个体生活的边界意识、个体身份的固化观念越来越受到冲击和消解，社会归类变得模糊且泛化，社会信任的内在秩序受到破坏。

三、单薄弱化的社会期待

单薄弱化的社会期待销蚀社会信任的基础。学界普遍认为信任是一种预期性的心理状态，需要从主客体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理解信任。如刘易斯（Lewis）等人把信任看成“承担活动的风险，自信期望参与活动的所有人都能胜任并且尽职尽责”［9］。罗宾逊（Robinson）把信任定义为“一个人对他人未来行为是有益、有利的，或者至少不会伤及自身利益的可能性的期望、假定或信念”［10］。也有学者从对他人和社会系统的普遍态度或期望定义信任。如罗伯特（Barber）将信任定义为“对生活中的人们、组织和制度以及对归设理解生活的自然和社会道德秩序的一系列社会习得和社会确证的期望。”［11］164总体上，学者们较一致认为信任与未来期待紧密关联，人们期待他人会以善意完成行为及活动，努力履行约定承诺，避免伤害当事人利益。信任结果取决于未来预期实现的程度。如果人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活动会得到预期的回报，那么人们就会表现出更强的合作意愿。合作意愿同合作行为的期望收益及损失紧密联系在一起。未来总是不确定性的，对未来的期待使得信任人需要认知到脆弱性或风险的状态。这种脆弱性或风险来自于对方不确定性的动机、意图、目的和行为。

对陌生他人的信任期待主要是基于义务的期待。基于义务的期待反映了信任的理性选择论观念，在认为他人作出友好行为或者至少不损害自己的行为概率足够高，并且能够承受与他人合作的风险时，对他人的信任才表现出来。信任是个体的自主选择，当收益与损失的计算权衡满足人们进行下一步合作活动的前提时，信任就得以产生。由此，信任也内在地嵌入于不确定性之中，信任是应对跨期不确定性的一种心理机制。信任决策类似于风险选择的形式。哈丁（Hardin）认为，信任的理性解释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使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的认识（knowledge）；另一方面是信托人珍视和履行信任的诱因（incentives），这个诱因主要就是利益。［12］如果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应当信任他人，是因为“在相应的时间以相应的方式”人们的利益被得以信赖，人们才能够信任他人。信任概念不仅是建立在个体对自身利益狭隘思量基础之上，而更是建立在对于他人利益复杂理解之中。

基于义务的信任期待是一种重要的预定信任形式，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基于社会角色的信任。“角色”是一个常见的概念，其本身并不包含太多的人格化因素。在正常社会体系下，人们会将角色义务同角色承担者的可信任度相关联起来。信任人尽管对角色承担者的个人人格特质并不充分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但仍然会相信具体承担某个角色就理应具备角色胜任力，除此之外，信任人还可能期望角色承担者具有热心、宽厚、仁爱的情怀。信任是在认识不充分的情况下，对不确定的未来和不可计算的风险的一种适应性反应。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对象越来越多是“陌生人”。因为没有之前的接触，人们对于这些“陌生人”并没有互动的经验，彼此没有人格意义上的认识，那么靠什么来保障信任呢？在现代制度体系下，劳动分工创造了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最基本要求是胜任角色的能力。社会和组织为实现自身利益，对社会角色的承担者有着特定的要求，接受一定的培训，取得相应资质，同时各种激励和惩罚机制也约束和监督角色承担者履行角色义务与职责。人们虽然对具体的角色承担者个人是“陌生”的，但是对角色承担者对应的组织、机构或部门是“熟悉”的，即人格化信息认识是“陌生”的，制度性信息认识是“熟悉”的。并且，现代社会通过利用多种信息渠道越来越让人们在制度性信息甚至人格化信息方面有充分的知情权。人们顺利进行社会交往，从事社会交换和实现社会交易需要有稳定一致、彼此遵从的规则。这些规则本质上就规定了社会角色的义务。

规定社会角色义务的规则具体包括职业资质、行为准则、规章制度、法定职责等。它们以系统性的制度形式存在于各种组织当中。尽管完备成熟的系统性的制度形式加上角色承担者个人信任人格是实现角色信任的最佳状态，但系统性的制度形式也可以替代对角色承担者个人信任人格的要求。只要角色承担者不恣意破坏这些成文的规则，社会交往初期的信任相对比较容易取得。随着交往的进展和合作的持续，初期的认知取向的信任姿态能够转变为情感取向的信任体验。当然在双方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初期的认知取向的信任姿态也会迅速转变为情感取向的不信任体验。积极情感取向的信任体验容易促进双方合作意愿和利益分享，降低理性计算的阈值，使得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认知信任得以固化，并升华为情感信任。从而在特定情形下，能够抵挡因对陌生人信任的信用信息出现模糊、冲突甚至矛盾时对信任基础产生的冲击。虽然这种延阻结果并非绝对可靠，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为社会意义上的人际信任提供某种理性依托，在不确定性情形下帮助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

现代社会人们主体意识日趋增强，推崇个人奋斗，弘扬个体价值，宽容个性释放。僵化的教条、旧式的权威、固定的秩序已经不再能够禁锢和约束人们的自主性和自由选择。人们有充分的机会主动地、创造性地改变生活，追求自己的美好未来。然而同时需要注意到的是，与社会转型和变迁相配套与契合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尚存在滞后的现象，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侵蚀着人们对社会角色的固有期待，对社会规则的自觉敬畏以及对社会同一性的恒常统一。对个体而言，现实世界存在着以往未曾有过，难以事先预计以及难以控制后果的风险。“就现今的社会而言，风险预设着不断强化的个性化，因此风险主要由个人来承担。”［13］175现代性创造了一个持续变化的全球化世界，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充满风险的人类时代。风险时代的文化特点表现为人们对社会脆弱性持有普遍共识，对社会凝聚力有普遍追求，对共同的不安全感有普遍担忧。如果不高度重视社会隔离化、分裂化的趋势，人们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必定日渐式微，社会焦虑、社会躁动、甚至社会恐慌极有蔓延的空间，使得基于义务的社会期待非常脆弱。

四、匮乏稀缺的社会善意

匮乏稀缺的社会善意导致社会信任的虚化。雷恩（Renn）等人提出信任的五种属性：（1）胜任力（competence），专业知识与技术的掌握程度；（2）客观性（objectivity），对来源信息无偏见；（3）公正（fairness），考虑来源信息的所有相关性；（4）一致性（consistency），基于以往经验对行为和观点的可预测；（5）信念/善意（faith/goodwill），对来源信息的善意性看法。［14］176信任从对个体、群体、组织和社会的联系与认同中发展而来，相对应也表现出四个层次的类型。第一层次即基本信任源自于早期的生活经验。婴幼儿处于养育人精心细致照料之下，安全、稳定、温暖、紧密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促发婴幼儿在人格形成初期对他人及外界萌发“基本信任”。“母亲提供给婴儿可靠的个人信赖，满足了婴儿需要细心照料的个体需求。在这种养育过程中，母亲给孩子创造了信任感。”［15］25其后，在社会化过程中与他人、群体和组织积极交往，并在教育灌输的作用下，个体的信任人格特质不断形成和增强。个体表现出的低信任人格特质恰恰源自于早期“失败”的生活经验，养育人对婴幼儿漠视、疏离，没有建立融洽的家庭氛围和可依赖的亲子关系，从而无法形成对他人及外界的“基本信任”，性情表现得多疑猜忌、封闭孤独、保守退缩。在其后社会化过程中，与他人、群体和组织交往被动消极，沟通困难，弥漫出不信任或低信任的人格倾向。第二层次是紧密的人际关系层面，主要是周围身边熟悉的生活环境，这个生活环境有着共享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仪式传统和价值观，它们构成人际信任的文化条件。第三层次是组织的层面，表现为具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力的公共性秩序、条文式契约和制度化实践，它们组织和建构群体活动。最后就是社会的层面，指地缘文化、地理国家或者区域等更大公共领域的广义层面，体现为更一般的、抽象的、非人格意义的制度信任。

个体对陌生他人的信任大体有两种解释机制：一种是认知意义上的策略性选择；另一种是情感意义上的道德性选择。“对于信任者的社会认同而言，坚持共享的行为规范是重要的。但是，尽管如此，基于善心的信任比基于能力的信任和基于正直的信任包含更多的积极情感。”［16］信任不仅仅是一种发生在利益计算、权衡得失、概率推演、成本考量等基础上的社会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源于个人人格特质，融合情感与价值观的心理品行。人们可以在缜密思索、理性判断的前提下作出信任的决定，也能够在清晰明确的认知线索及信息缺场的情况下，由先有的信任人格特质促使信任结果的发生。在前一种情况中，信任体现为理性的活动，信任主体围绕信任的决策，常常需要对信任对象的过去经验及未来表现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并作出判断；而在后一种情况中，信任的理性色彩极为淡化，信任主体作出信任决策时几乎独立于对信任对象认知意义上的要求，即没有认识论意义上对信任对象的过去经验及未来表现有确定的相关信息作为依托和支撑。显然，这种情况决策程序简单、交换成本低廉、活动发展迅捷，但极有可能存在被利用的风险。不过同样的可能性是，第一种情况也并非能够完全杜绝失信的风险。理性算计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提高了社会交换的成本，且不排除仅实现了封闭的局部社会交换，却没有提升甚至抑制了开放的、全局性的、社会层面上的公众感受和心理体验，使社会变得有“理”无“情”，潜在地增加了社会的代价。这里所面临的抉择就是在理性与情感之间，信任主体应该如何取舍，如何平衡两者的权重，实现结果的最优化。

出于认知意义上策略性选择的信任往往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观点。信任是对未来合作关系的一种计算。只有在承受风险且预期取得收益的前提下，未来合作才可能实现。反之，承受风险但无法取得预期收益的话，不可能进行合作。如果说出于认知意义上策略性选择的信任具有“你来我往”的意味，那么出于情感意义上道德性选择的信任则明显表现出“一厢情愿”的色彩。道德性信任建立在对陌生他人善意判断的基础之上，体现出对陌生他人未来利他行为的道德认同。麦克奈特（McKnight）等人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信任性情——“人性信念”（faith in humanity）和“信任姿态”（trusting stance），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信任的意图。［17］“人性信念”意味着一个人相信他人在普遍意义上是善良的、可靠的。“信任姿态”是指一个人相信，无论他人是否可靠，只要把他人看作是善良的、可靠的，就能够获得更好的人际交往结果。“人性信念”和“信任姿态”不是人格特征，而是个人的判断倾向，随着情境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趋势。可以看到，信任客体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的变迁产生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区分。从信任客体的角度看，传统社会里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对象往往是“熟悉人”，这些对象数量上有限，且不断重复“相遇”。而现代社会里人们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对象既有“熟悉人”，更有“陌生人”。这些陌生人所带来的不仅是数量上增多的问题，更主要是“随机性”“偶发性”和“不重复性”的问题。从现代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形式、交往范围、心理体验发生了重大转变。生活形式复杂而多样，直观与抽象兼具；交往范围有形及无形“半径”剧增；心理体验认知与情感叠加。情感因素是认知基础的补充和升华，情感信任体现为信任关系网络中的一种重要纽带。信任对象的陌生性以及与对象交往的“随机性”“偶发性”和“不重复性”使得人际间互动认知计算占据主导，情感投入谨慎而轻微，至少互动初期这种特征极为明显。由于现代社会的快速流动，很多情境下信任主体对于信任对象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可重复性”的人际互动，因而浅层的社会互动大量存在，难以孕育丰富的社会善意。社会交往中信任的形成依赖于活动语境里的信息。与信任相关的信息通常分为两类：道德信息（morality-relevant information）和绩效信息（performance-relevant information）。社会身份、角色职责、资质证书、职业准则、底线道德、规章约束、法定义务等都是基于认知的信任领域当中的核心范畴，它们主要通过与绩效相关的信息来体现。友善、仁义、公平、关爱等属于情感的信任领域当中的核心范畴，它们主要通过与道德相关的信息来体现。彼得斯（Peeters）等人认为道德信息具有益他（other-profitable）属性，绩效信息具有益己（self-profitable）属性。［18］36道德信息体现的是社会合宜性（social desirability），绩效信息体现的是才智合宜性（intellectual desirability）。道德信息是解释绩效信息的一个前提条件，较多情形下道德信息比绩效信息更有力地影响信任，实际效果也更加稳定。现实生活中，社会善意所体现的价值观通常是一种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性价值。价值观不是某种具体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绩效，而是普遍行为在公共意义上均应遵从的规范准则。因而在辐射影响范围上，社会善意所折射的道德信息相对于社会期待所对应的绩效信息对信任的影响更加稳定。道德信息对于维护社会信任氛围的作用更为突出和必要。然而，现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在机制上常常妨碍着道德信息对信任的重要影响作用。

一方面，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变化性，不仅导致在社会关系和竞争关系中对策略性信任选择的极度推崇，也导致对道德性信任选择的恣意忽略。风险社会人们对信任的诉求更加凸显，信任危机是人们诉求与现实情境冲突的产物。风险社会意味着复杂现代性，现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一时尚无法全面有效预期和应对一些新型风险，人们对于风险的性质、后果、责任、控制等认识还不充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责任的弥散和消失。组织化的不负责任和不予问责，显现出集体性的社会善意缺乏。基于社会善意的期待常常因为社会善意受到怀疑，进而导致信任的虚化。许多因素容易引发怀疑，如个体从相关线索或信息判断他人可能有不良动机，期望可能受到违背，他人能力不足等。费尔（Fein）等人提出，怀疑效应会造成保守主义归因和复杂性归因。［19］不管怀疑效应造成哪种形式的归因结果，信任的“负性偏差”（negativity bias）一旦形成，就容易趋向长期存在，使得信任修复极为困难，使得社会善意更加容易受到遮蔽，造成不信任氛围的扩散。

另一方面，按照埃普利（Epley）等人提出的理论模型［20］，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表现出“自我中心主义”偏差。当涉及道德判断时，人们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往往认为自己的道德判断是客观的、正确的，而指责别人的判断是主观的、自私的和错误的。这种偏差背后源自于三种心理学过程。一是人们自动倾向于以“自我中心主义”方式解释自己的认知；二是人们自动倾向于把这些“自我中心主义”解释评估为好的或坏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支持性的或破坏性的；三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道德判断建立在前面所述那些自动评估反应基础之上。“自我中心主义”偏差的道德判断更多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受到自动化的、情感过程的影响。通过唤起人们自身的负面情感，让人们关注于自己的弱点能够成功减少“自我中心主义”偏差。而现实生活上遇到的巨大障碍是，权利本位社会日渐凸显，权利本位取向日趋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流行“权利文化”，导致基本权利义务原则的变化，人们追求个体的权利胜于关切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更加注重追求自身的正面情感，使得道德判断的“自我中心主义”偏差愈发突出，社会善意极易受到曲解或者遮蔽，而缺失的社会善意进一步导致社会信任的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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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 波］

伍麟（1975— ），男，江西德安人，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基于信任的心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3CSH0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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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068(2014)04-0050-08

2014-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