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状元光环”现象的反思与建议

2014-04-03顾月华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4年1期

关键词：高考状元光环状元

顾月华

（苏州市教育局，江苏苏州 215006）

高考“状元光环”现象的反思与建议

顾月华

（苏州市教育局，江苏苏州 215006）

“高考状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中国现象，是由我国特定的选拔性统一高考制度所决定的。在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背景下，社会对高考状元的关注和热议并未丝毫减弱。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高考状元的“状元光环”便迅速形成，其形成的原因首先来自教育系统内部，如中小学自我宣传、高校热抢生源等，其次也来自社会媒体、政府、商家多方力量的助推。这种“光环”一旦形成，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包括导致学生成长过程中教育缺失，助长教育的功利化倾向等。要从改革招考方式、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因材施教，推动大学中学一体化教育、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等方面消解其负面影响。

高考状元；光环效应；负面影响

“高考状元”现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中国现象，是由我国特定的选拔性统一高考制度所决定的。自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高考状元便与高考紧紧相联，成为高考重要的衍生品。高考作为学生迈入高等教育大门的关卡，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了“实现人生转变”的使命。要在这个知识覆盖面广，注重考查能力的选拔性考试中取胜，考生必须要有良好的应试技能以及心态。对苏州历年“李政道奖学金”①由李政道先生在1985年设立，是全国范围内唯一的一项针对高考而设定的奖学金项目，分别奖励当年度高考中苏州市各科成绩前三名的应届高考生。获得者的追踪调查发现：除去临场发挥方面，日积月累的学习经验是“高考状元”们成功的根本因素。通过高考，“高考状元”们的学习经验得到了正式的检验，也获得了体力上和心力上的双重历练，收获了如何面对挑战、接受挑战的宝贵人生经历，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高考对于“高考状元”还赋予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在未参加高考之前，他们只是千万名中学生中普通的一员，所受到的关注也并不强烈。在参加完高考之后，因为考试成绩独占鳌头，他们的头上便戴上了一顶“高考状元”的桂冠。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已经从原来的群体中脱颖而出，被加以特殊对待，外在的力量赋予了他们独特甚至神圣的色彩。成为“高考状元”的学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尤其是近年来“高考状元”的“光环效应”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越演越烈。“高考状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同的群体赋予了这个符号以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这种“状元光环”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受到教育系统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其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我们反思。

一、高考“状元光环”形成中的教育内部因素

高考“状元光环”的形成，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综合作用。它是现阶段中国教育的必然现象，其内在机理来源于现行的教育评价和选拔制度。对于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而言，高考“状元”或激励、或迫使直接涉及高考的利益相关者在现行体制下按照既定的秩序存在和运转。

（一）中小学校的自我宣传

“状元光环”形成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小学自我宣传的强烈需求，尤其是“高考状元”所就读的高中。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某所高中如果有毕业生折桂，就会连同本科上线人数、上线率等讯息一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展开宣传，向社会展示其办学成绩，以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比如，很多中学在其网站介绍中会着重说明该校学生高考录取情况，特别是“高考状元”的占有情况。这一举措对于获得更高的社会关注度，吸引优秀学生报考、提升社会声誉、获取更多发展资源等都会产生重要的推动和影响。

中小学校，尤其“高考状元”所就读高中的自我宣传，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于，证明“高考状元”和尖子考生群体的出现是学校素质教育有效实施，创新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有效运用的必然结果。其实，与其说这是学校在炒作“高考状元”，不如说是这些学校借助“高考状元”来进行自我的形象包装，包括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宣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业绩。当然，除却获取良好的社会效应，学校如此卖力宣传的根本动力还在于教育系统内部单纯以升学率衡量办学水平的评价模式的催化。教育质量评价系统在师资配备、硬件建设、资金投入、政策等方面向高升学率的学校倾斜，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从而导致了各个学校为应试而进行的各种无序竞争。

（二）高等学校热抢优质生源

教育系统内部形成“高考状元光环”的另一因素是高校的“追捧”和“热抢”。先考试后填志愿的录取招生方式带来各高校纷争录取“高考状元”的情况近年来愈演愈烈。2002年的高考成绩公布后，北京大学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科状元“一网打尽”，而且均安排进入了金融、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就业热门的学科专业。［1］此后，高悬奖学金争抢各省高考状元成为各所名校每年上演的节目。［2］

“高考状元”往往意味着学生对于高考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对于自我和周围环境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在学习上勤奋刻苦、主动探究，在学习技巧、心理调适、爱好平衡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方法经验。也就是说，其被认为是具有未来潜力的高素质人才。名校之间的状元争夺战，正是通过此种“掐尖儿”模式，拼抢和垄断优质生源，进一步强化了在高等学校金字塔型体系中的地位。少数名校居于体系的顶端和核心，形成强大的名校利益集团，创造和约定着高等教育价值范式，攫取和吸附了大量教育资源、公共资源，使得其他高校成为体系的依附者、依存者，深刻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等，抑制了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和思想创新，不利于高等学校的特色化办学。［3］

二、高考“状元光环”营造中的社会因素

高考状元的“状元光环”之深层社会基础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我国千百年来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状元作为科举考试殿试名列第一者意味着从此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自古便受到艳羡与追捧。这使得“状元”承担了过多的附载价值，“状元”的符号和指代已经融入文化的一部分，社会群体的“状元情结”挥之不去。“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传统观念，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中的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群体心理中的文化心理、民族心理以及社会舆论等方面，这种交互的综合力量对“高考状元”现象的影响具有着潜在性和长期性。其二是社会分层与流动基础。功利化的社会竞争和分层流动压力强化了高考的特性。“高考状元”在教育分层过程中处于最上层的阶层，高考赋予了他们独有的教育身份。这种教育身份是个人经教育而获得的一种有地位交换价值的社会身份。［4］这种教育身份的获得意味着能获取继续学习发展的最优质资源，进而能够在毕业后的社会分层流动中抢占有利位置，即意味着潜在的权益和地位。这也反映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还是稀缺有限的，这是高考状元现象存在的社会分层基础。

具体来看，当下“状元光环”的盛行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力量的推动。

（一）新闻媒体的介入渲染

关于特定人群的角色分配或典型化，常常成为公共媒体附加于特定人群上的标示，对新闻叙事中角色安排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公众对“高考状元”这一人群的文化认识。“高考状元”每年在7月“出炉”之后，媒体纷纷以各种形式报道，或专访，或新闻，有的泛泛介绍“高考状元”等成绩优胜者们的基本情况，不涉及教育问题的讨论和生发，有的则从探讨学习策略等教育心理学角度入手，详细介绍“高考状元”的学习方法和家庭教育等情况，抓住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和经验以求给人启迪。比如，对苏州2009年某位“高考状元”的报道：她说，唱歌、写作、看电影等只要是女孩子喜欢的事情，她都喜欢，并没有刻意去培养某方面的特长，无非就是兴趣更广泛一点，感兴趣，学起来也更快些。对于自己学习的秘诀，她说，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她实在也没啥秘诀，如果非要找一个的话，“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5］

各种媒体对“高考状元”的报导，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再现”或群体素描，推动了该群体的教育和社会身份形成以及在社会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可。媒体借助特定的叙事，制造了高度类型化的公共形象，其中得到最频繁再现的形象是“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成功者形象和“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失败者形象。这两种叙事和形象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其中，“全面发展”的正面形象有助于“高考状元”群体自身主体经验的表达，促进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理解和认同；负面行为叙事和负面形象则阻碍了这一群体在社会上获得文化承认。

在报道“高考状元”时只要坚守教育的视角，站在符合教育规律的立场，讨论教育教学和人才发展的问题，都是可以探讨的，但如果仅仅为了抓住读者“眼球”，肆意“捧杀”或“棒杀”，不能客观地再现“高考状元”的生存状态，则属于低劣的新闻叙事表达。对于新闻媒体的介入和追踪，在曾经的调查中一位“高考状元”的母亲这样表达了切身感受：“当然狂轰乱炸，紧追不舍，有些媒体记者为抓素材，为发稿，漫无目的，每年都要找家长，每次都要谈一两个小时，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干扰，几乎难于应对。”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已出台了明确要求，禁止炒作高考、中考的考试成绩和相关排名，使得炒作热况有所平息。

（二）政府部门的积极关注

各级政府部门对高考的重视和关注，某种意义上也是推动“高考状元”们获得“光环”效应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关注形式与奖励措施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比如，苏州教育系统多年来颁发的李政道奖学金，是在李政道先生亲自倡导下设立，没有高额奖金，而是一项带有激励学生成才报国和宣传重教榜样的重要仪式，对“高考状元”个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继续深造、立志科研成才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比如我们调查中，有位“高考状元”的父亲谈到：“李政道先生在美国很有影响，写推荐信和简历的时候都写了曾获得李政道先生设立的奖学金，结果顺利地拿到了出国全额奖学金。”而有的基层政府则直接出台奖教奖学方案，对具有本地户籍并在本地中学就读的高考生中，被重点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都分别给予奖励，对被名牌大学录取的更是重奖。［6］这种做法引发了一定争议，有的人认为不妥，觉得这对“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来说是一种赞同，甚至有浪费纳税人钱的嫌疑，存在奖励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三）商家的利益驱动

每年“高考状元”产生后，精明的企业商家便蜂拥而上，对于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高关注度的“高考状元”，充分挖掘与利用他们潜在的商业价值，以迅速提升企业的品牌和知名度。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奖励捐赠等形式，积极参与了高考“状元光环”的社会建构。比如2007年某公司、基金会等各方共计68万元重奖该市的全省理科高考状元曾引起不小争议。支持者认为重金奖状元可以体现对教育的重视，激励学生争取更优异的成绩。而有人则认为重奖高考状元，不值得提倡，重奖可能导致考生竞争加剧，也助长了社会“唯金钱论”。但民间自愿捐赠奖励高考状元的行为并不违法，也没有法律法规予以禁止。虽然有弊端，但也有其合理性。［7］其实，即便没有明显商业利益追求夹杂其间的企业行为，也势必会强化“状元光环”对“高考状元”个体及社会整体价值导向的影响。

三、“状元光环”现象的负面影响

高考“状元光环”现象的负面影响本质在于高考导向功能的异化或负迁移作用，由此引发盲目的“状元”崇拜及唯分数论，对受教育者个体发展和整个教育风气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一）导致学生发展缺失

“状元光环”会影响学生的心理状况，包括学生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以及自我意识发展。这两方面影响具有潜隐性特征，但也是最基础性的影响。从学习动机和学习态度方面来看，学生受客观外部因素所左右的程度较高。适当的关注和期待有助于形成自觉的内在动机和积极的态度，进入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社会和家庭的过分关注则会使高考的“获胜者”，特别是“状元”，感到过分的压力，或者形成很强的优越感，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不利于其在高等教育阶段的正常学习和步入以后的职场生活。从对学生自我意识发展的影响来看，高中和大学时期正是其自我意识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考评价行为中的光环效应，其负面影响就在于造成了学生的自我意识成长的误区，容易形成认知失调，强化自我中心感甚至引发错误的自我估价，对今后的人际交往意识造成潜在影响。而对于其他的大多数学生而言，面对社会对高考“状元”们的大肆宣传，对他们的自信心造成一种打击，尤其对于落榜者，社会各界对他们的冷落更加可能会使他们产生挫折感，丧失进取的勇气，甚至会自暴自弃。［8］

高考状元导向过度强化了对学生个别智能的要求。美国学者H・加登纳（Howard Gardner）在其多元智能理论中提出，人类有七种主要的智能，即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不同个体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9］目前高考主要以分数的形式来对学生作出评判，而量化的分数更多地强调对客观知识的掌握，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反映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在音乐、运动、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潜能。对于“高考状元”的热捧则进一步强化了以获得考试高分为主要目标的成才导向，形成了对分数的过度追求，导致了学生在学习中语言能力与数学逻辑智能的过度强化，不利于多元智能的协调发展，对学生及早发现适合自身智能特点的职业和业余爱好也具有抑制作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学生早期创造力的发展。

（二）助长教育功利化倾向

“高考状元”的打造和宣传成为各方谋取利益的手段。“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下，状元成功的经验、成功的轨迹这种潜在的活广告效应成为炒作的发起者借此牟利的手段，形成对高考“状元”炒作的利益链条。每年“高考状元”一产生，其学习习惯、作息安排、爱好兴趣，甚至使用的教学辅导书和日常食谱等等都受到热切地挖掘，高考状元纠错笔记、高考状元学习法、高考状元备考细节精萃等资料源源不断地出版发行，形成了一股高考文化、高考商业的狂潮。“高考状元”的成长往往具有个体独特性，推动他们获得考试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通过大肆传播和反复强调，“高考状元”的成功经验得到强化，传递出通过捷径可以模仿其成功的心理暗示。迷信与推崇状元经验，实则其更多成分是急功近利，渴望复制“状元”的奇迹。［10］

高考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几分之差往往就决定了状元称号的归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对分数的过于关注可能导致大众产生唯分数至上的看法，甚至为了得到较高的分数而不择手段，导致高考导向功能的异化。高考作为“指挥棒”强势牵引着教育方向，许多学校以在考试中占据优势为唯一目的，老师为考而教，学生为考而学。在自上而下、相互衔接现代学制体系之中，每一层级学校都成为通向更高层级学校的阶梯，高考的筛选功能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文化”“状元文化”，学生在升学过程中一步步被这种统一性、功利性所固化，“造成大多数学生被纳入竞争声誉、地位、等级、身份的轨道之中，迫使他们就范于这种组织方式”［11］165。这种评价标准单一化、功利化、片面化的风气蔓延开来，政府部门检查和监控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分配教育资源均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为主要标准，高考成绩高低影响着学校是否获评优质学校；家长和学生也以培养了多少高考状元，高考分数高低评判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优劣，衡量学校在社会上的声望，并作为择校的标准。

四、消解高考“状元光环”现象的反思与建议

高考“状元光环”最大的负面影响，即被认为是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加剧应试教育的残酷性。［12］“高考状元”只是当今教育中高考成绩的优胜者，没有必要作更多的引申，他们既不是应试教育的成功代表，当然也不一定是素质教育的榜样，更不直接或必然等同于社会精英和职场优胜者。在一项调查中，72%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职业发展与高考成绩优胜的经历没有太大关系。最终在取得的成就和社会贡献方面，高创造力的学生可能超过那些聪明、顺从、高分获得者。［13］35从评价内容和标准来看，相对高考评价来说，职场的评价更加多元、更注重实效、更关注指向成功的多种因素，而高考成功往往决定于一时的发挥，有时偶然性因素占有相当的比例，片面的拔高或贬低“高考状元”的考场成绩，都会对社会构成误导。另外从社会资本的占有角度来看，“高考状元”等高考成绩优胜者群体获得最多的是文化资本，而职场优胜者更多的是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两者虽密切联系，但毕竟属于不同的“场域”。将“高考状元”仅仅定义在高考成绩优胜者的范畴中，尊重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发展规律，才有助于消解热炒“高考状元”现象的负面影响。

（一）探索多元化的高校招生选拔方式

格兰朗德（Gronland，N. E.）指出：“要对全体学生所达到的复杂学习成就进行评估，就必须使用大量不同类型的评价方法，这是当前评价改革运动的要求。”［14］10当前单一“学术取向”的招考制度，忽视学生个性和学校差异，已不能适应多层次、多规格、不同办学形式的高校选拔人才需要，也难以实现全面推进中学素质教育的目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推进考试科目、考试制度的改革，是引领普通高中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对高等学校的招生选拔来说，可以逐步探索分层分类考试，以不同的考试科目、难度，使考生根据不同类别的考试为自己的学习内容作出合理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考生在高中阶段的压力。为此首先要下放招生自主权，由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条件和生源状况，采取多种方式，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推进特殊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其次是要改革高考内容，科学合理地考察学生综合素质，注重人才评价标准的多元化。高考“考什么、怎么考”直接影响到中学“教什么、怎么教”，要改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注重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克服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片面性，注重思想品德、心理素质、社会能力、创新精神等综合因素的考察。另外，可以借鉴境外高校的招生录取经验，比如美国大学除测试申请者的学业知识、逻辑推理能力外，还关注包括是否当过学生会主席、是否得过文体比赛名次、是否在著名报刊上发表作品、是否当过义工、是否具有团队精神、教师或校长推荐等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15］

（二）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实施因材施教

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在保证质量理念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基础之上，人才质量观也在向多层次、多样化、多规格的方向转变。克服“状元光环”效应的影响，要树立基于因材施教的理念，推进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和不同的个性特点，坚持发展性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充分挖掘和激发每个学生的潜能，在人才培养上体现知识结构的综合性、广博性，在教学活动中体现出研究性、探索性，在育人的目标上体现发展性、创造性。［16］课程是教育教学的主要载体，课程设置科学与否直接影响教育教学的质量。在课程观念上要体现以人为本、注重能力培养，课程目标应追求多元性、时代性和可操作性，课程结构更强调均衡性、综合性和可选择性，在课程体系上着眼于开放和创新，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综合实践能力为宗旨，通过构筑多样化课程体系和内容，打破校内和校外、课堂内和课堂外、专业内和专业外等界限，突出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建立有利于各类创新人才成长的弹性培养模式，为学生探求知识、服务社会、发展自我做好准备。

（三）推动大学与中学教育有机衔接

大学与中学分属两个阶段教育，但在人才培养上具有目标的一致性，无论是学校管理方式，还是课程设置，都是互相影响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协会通过“八年研究”计划，重新审视原有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认为应建立两者的有机衔接。目前我国高校除师范类院校与中小学联系较多外，其他高校和中学基本上是脱节的。中学关注的是如何提高升学率，并不考虑所培养的人才是否能够符合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大学生活；大学关注的是如何招收到更多的尖子生，也并不了解高中毕业生的发展需要。要破解制约中学和大学教育衔接的瓶颈，需要高校和中学在课程建设、师资培训、教育科研等方面加强合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互动，以使中学逐步从重课堂教学知识的传授转变为重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17］通过对教育目的、管理体制、学校结构、课程体系等问题作出有效协调，构建“大学—中学”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四）营造高考及“高考状元”的良好舆论环境

“高考状元”引发的热议，根源于大众对这一符号赋予了过多的传统情结，使其承担了超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无论是中小学的自我宣传，高校的强势争夺，政府的积极导向，商家的追捧，都需借助媒体的力量。媒体本身也出于吸引受众的需要，放大了各个利益集团的诉求。媒体应当自觉规约自身职业行为，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大众提供客观公正的报道，不应与相关利益者合谋为吸引眼球过度渲染、夸大、炒作“高考状元”，传播不健康的价值观，而应当立足于教育视角引导社会文化系统对于“高考状元”的解读，积极发挥正面导向功能，从“高考状元”所具有的原有象征意义出发，宣传状元们在学习中刻苦努力、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引导大众多关注其隐含的进取意向，引导大众以平和的心态对待高考中出现的状元现象。这样，社会才能真正为高考改革的实施和素质教育的推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1］骆潇.当高考状元遇到专业选择［J］.职业，2002，（10）.

［2］秦晖，黄茜.奖学金翻番北大清华“抢”状元［N］.文摘报，2008-06-19.

［3］杨旭，李剑萍.高考的文化使命与政策选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5）.

［4］陈振中.论教育身份［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5］奚晓平.艺术头名王苏嘉：特长是全面［N］.城市商报，2009-06-25.

［6］刘克梅.政府热捧高考状元不合时宜［J］.法治与社会，2006，（8）.

［7］高考状元获68万重奖［J］.成才之路，2007，（26）.

［8］付康.由高考状元热现象之众议引发的思考［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9］宋兵波.从多元智能理论看素质教育［J］.基础教育研究，2001，（12）.

［10］高考状元是否该受到特别关注？［N］.苏州日报，2011-07-04.

［11］米歇尔・福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2］黄全愈.动一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中国素质教育之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