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 130024

20世纪60年代后期，历史哲学发生了学术界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即从分析的历史哲学向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转变。历史叙事问题是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中的一个方面，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内学者在论及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时，主要讨论了历史学家波考克(J.G.A Pocock)、赫克斯特(J.H.Hexter)、帕卢奇(Stanley Paluch)和文艺理论家巴特、海登·怀特等人的观点，他们通过对历史学的术语、历史叙事的修辞特征和语言特性，以及历史话语的虚构属性等方面的研究，强调了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反击了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史学等同于科学，将科学的解释模式运用于历史学的观点和实践［1］64－78。上述学者在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位学者阿瑟·丹图(Arthur C.Danto，1923—2013)对这一转向的理论贡献。如果说波考克、赫克斯特等历史学家是在历史术语的微观层次上，文艺理论家巴特和海登·怀特是在历史话语的宏观层面上展开他们的研究的，那么丹图则在历史句子的中观层面上实现了历史叙事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丹图是“二战”后美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以艺术史和艺术哲学见长，他于20世纪60年代涉足于历史哲学领域。丹图对海登·怀特，尤其是安克斯密特等人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安克斯密特认为丹图所著的《叙述与认识》一书是“自柯林武德以来，以英文写成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屈指可数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2］241，其对丹图的赞誉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