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刚

一 “其功在孔孟之间”——周敦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其功在孔孟之间”，这是南宋湖湘学者胡宏对周敦颐的评价。

周敦颐，字茂叔，后人尊称“濂溪先生”。北宋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周敦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由于他为宋明理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历史上被称为“理学开山”。宋明理学的成立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了理学，传统儒学得到了更新，注入了新的精神活力，得以和佛教、道教的思想相抗衡，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宋元明清四朝的主流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周敦颐对于理学有开创之功，这是他主要的历史功绩。

周敦颐学术地位的奠定，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在周敦颐身前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他的思想并不熟悉，他的学术地位也不突出。周敦颐是二程之师，在他30岁在江西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二程的父亲程珦任本州通判。据程颐为他父亲写的《先公太中家传》所说，程珦对周敦颐非常赏识，“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二程在父亲的影响下，遂向周敦颐问学。这就是理学史上著名的“南安问学”事件。传统认为二程从学周敦颐，仅有“南安问学”一次，但实际上据现代学者（许毓峰《周濂溪年谱》、杨柱才《周敦颐的哲学思想》）研究，在周敦颐调离江西任湖南的郴县县令时，二程也跟从学习，是为“郴县问学”。周敦颐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二程之师”这一特殊背景而凸显出来的。周敦颐本人的学术思想称为“濂溪学”，但濂溪学并没有形成学派。二程的“洛学”则是北宋中后期较有影响的学派，与王安石的“新学”、苏轼、苏辙等人的“蜀学”共同竞争当时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北宋灭亡、高宗南渡以后，二程的弟子后学如杨时、朱震、胡安国等人在南宋朝廷都占据了显要的位置，“洛学”也渐渐压倒王安石的“新学”成为显学，周敦颐作为“二程之师”，他的学术地位才逐渐为世人所承认。

周敦颐学术地位的最终奠定，则与朱熹的大力宣扬有密切关系。南宋理学的传播，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建立的“湖湘学派”，此派主要受二程弟子谢良佐影响；另一派是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传承的“道南学派”。“湖湘学派”属于湘学，“道南学派”则传播于福建，属于闽学。朱熹在理学上主要师承李侗，在李侗的指点下，他很早就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等作品有了了解。朱熹在学问的发展上，受“湖湘学派”理学的影响很大，曾在长沙与张栻多次论学，而“湖湘学派”恰恰推崇周敦颐。朱熹在学术思想发展的艰辛过程中，经过反复思索，最终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依据，确立了“理先气后”的本体论学说体系。对于朱熹来说，《太极图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他敢于在与陆九渊等人的辩论中指出，周敦颐所说的“无极”，与孔子（《易传》）所说的“太极”，是“先圣后圣，同条共贯”。这就直接将周敦颐抬到了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地步。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个相当大胆而罕见的评论。

周敦颐的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思想就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这两部著作的思想来源与《周易》有关。《太极图说》的主要概念“太极”，就来自《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语。而《通书》这本书，据周敦颐的朋友潘兴嗣为他作的《墓志铭》说，最初名为《易通》，是对《周易》主题的阐释。周敦颐对于《周易》的阐释，体现了与汉唐经学家不同的风格，重视思想义理，顺着经典的脉络，发挥出与时代思潮相呼应的主题。这是周敦颐能够成为“理学开山”的重要思想依据。

宋明理学在历史上有各种评价，从清代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负面评价居多；但以熊十力、梁漱溟等人为首的现代新儒家，则主张继承发展。客观地说，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次文化创新运动，宋明理学家重新诠释了儒家的《六经》，整合了佛教哲学的高深思辨方式，复活了先秦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这与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回向希腊古典精神，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周敦颐在这一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这是他的历史贡献，也是我们评价周敦颐历史地位的主要着眼点。

二 传统意义上的湘学学统就是理学学统

湘学，顾名思义，就是在湖湘大地上产生的学术思想和知识体系。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

湘学有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湘人之学，即历史上湖南本地出生的知识分子所做出的学问；二是湘中之学，即历代流寓湖湘的外籍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原知识分子在湖南期间形成的学术思想和知识成果。“湘中之学”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在永州居住十年之久的柳宗元；“湘人之学”的代表人物，无疑就是出生于今湖南道县的周敦颐。

湘学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清晰的发展脉络，但“湘学”这一词是近代才开始形成的，是一个近代化的学术概念。在理学历史上，南宋时期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在湖南建立了一个独特的理学学派，朱熹称他们为“湖湘学”、“湖南学者”，这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成型的地域性学派。但是理学“湖湘学派”和近代学术概念上的“湘学”并不是一回事。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湘学”概念的是辛亥革命前夕的湖南革命志士杨毓麟，他在《新湖南》一书中提出周敦颐和王夫之二人为湖南学术的代表，并指出王夫之的学问“自立宗主”，在当时的学术风气中，“湘学独奋然自异焉”。此后叶德辉也提出“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将湘学的历史上推到西周时期，并将屈原也划为湘学人物，同时还是强调周敦颐和王夫之在湘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湘学”作为一种有历史传统的地域性学术文化，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大体已为学术界所承认。在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专门列有“湖南”一节，主要论述清代以来的湖南学术成就，其中谈到清代嘉庆以后湖南学者辈出，“自是湘学彬彬焉”。梁启超还指出，曾国藩湘军集团中的人物多以理学为立身之本，这也推动了湘学的发展，“而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湘学概念在近代学术史上的最终确立，则以1946年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湘学略》著作的完成出版为标志，这部书以传统“学案体”的方式为历史上的湘学人物列传，对湘学的源流、脉络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述。自此以后，“湘学”成了一个在学术界耳熟能详的概念。

以上讲的是“湘学”概念的大致形成过程。

就实际的历史进程而言，宋代以前的湖湘学术，包括“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虽有一些中原文人流寓湖湘，传播思想和学术，但总体上没有出现有影响力的本土思想家，这与成型的学术体系、思想流派之“湘学”还相距甚远。湘学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传统，是从两宋开始的。两宋时期，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各种地域性学派纷纷兴起，过去理学家所标榜的“濂洛关闽”，就是地域性学派的名称。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中，湖南学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性学派。首先是周敦颐的“濂溪学”，其后则有南宋理学的“湖湘学派”。自此以后，湘学就与理学连接在一起，湖南也被称为“理学之邦”，直到清代朴学兴起，湘中学者依然重视理学，与全国的普遍学术风气表现得并不一致。

湘学与理学的密切关系，在周敦颐那里就可以反映出来。宋代以后，湖南学术史上的第一流思想家，基本上都是理学家，最为著名的是王船山和曾国藩。按照冯友兰先生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论断，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创者，而王船山则是理学真正的集大成者。理学的开创和集大成，一前一后，都是由湖南学者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宋代以后的湘学学统，实际上就是理学学统。

三 周敦颐对于湘学精神传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湖南之地，在宋代以前，基本上隔绝于中原文化之外，是偏僻的化外之地、流放官员的贬谪之乡。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都是在中央朝廷的政治斗争失败之后，才被迫流寓湖湘大地。从湘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贾谊、柳宗元等人都对湖南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有所贡献，但他们的作品都以诗赋、散文之类文学作品为主，虽然其中蕴含有哲学思考和政治、社会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化体系。湘学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自身的特色，是从周敦颐开始的。在湘学理论体系的开创方面，周敦颐有首创之功。

从北宋初年到北宋中期，儒学处于激烈的变动转型之中，儒家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种既能经世济民又能安身立命的新型儒学，一方面可以实现传统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则能够与佛道的出世思想相抗衡，追求在“名教”中安身立命。周敦颐的思想主要体现了儒学转型过程中的第二个需求，即探索天人之际，追求“孔颜之乐”，在平凡的日常世界、人伦生活中寻求个人身心的安顿。

周敦颐的哲学思想之形成，还有一重地域文化的因素。在中国学术史上，南方学术与北方学术一直有着重大的区分。先秦时期，老庄道家属于南方文化系统，孔孟儒学则属于北方文化系统。南北朝时期，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两大系统，甚至佛教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流传也各有特点。唐末五代时期，北方陷于长期战乱，南方则逐渐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也逐渐发达。在北宋初年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南方各地形成了各种地域性的学派，见于《宋元学案》的，就有《安定学案》、《庐陵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此外还有浙东、浙西的一些个别人物，这些学派和思想都在南方形成，对宋明理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体现了宋代初年南方文化的兴起。周敦颐的“濂溪学”就是在这种南方学术风气兴盛的环境下形成的，此后二程建立“洛学”，理学的重心又移到北方，这是一个南学北传的过程。

周敦颐的学术思想是典型的“湘人之学”，同时又带有南方文化的普遍性特征。我们知道，与北方文化相比，南方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好浪漫幻想和哲学思辨、追求事物本源的特点，这在屈原的《楚辞》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屈原有《天问》，无独有偶，柳宗元在永州时期也写过一篇《天对》，都是对宇宙人生的根源进行探索和追问。在周敦颐身上，也体现了南方文化的这种特性，他的《太极图说》，从宇宙论入手，最后达到人伦道德的建立和个人生命意义的安顿，这一思维方式明显是继承南方文化的特性而来。湖南在唐宋时期是佛教禅宗的大本营，许多禅宗宗派均从这里发源。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韩愈时，认为韩愈少年时在禅宗发源地广东韶州生活，感受到了禅宗的思想氛围，他的“道统论”即从禅宗的“法统论”而来。周敦颐在湖南生活了十五年，天资颖悟，对于禅宗文化亦不可能毫无感受。今天对于周敦颐与禅宗思想的具体关系已很难考证，一些历史传说也不可靠。但是周敦颐的学说重视身心修养，追求生命意义，这不能说与南方盛行的禅宗文化毫无关系。

周敦颐的思想出于南方文化，但又很快北传，演变为理学中的二程“洛学”。那么，周敦颐的思想又是如何对湘学产生影响的呢？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是由后代的湖湘知识分子在不断的历史回忆中逐步建构起来的。

湘人很早就重视周敦颐之学。南宋时期，朱熹整理周敦颐著作时，所见有四个版本：舂陵本、零陵本、长沙本和九江本。这四种版本中，有三种出自湖南，说明湘人很早就注意保存周敦颐的著作，对周敦颐之学有一定的了解。

周敦颐之后，湖南文化在南宋之初获得了又一次发展的机会。此时北方沦陷，许多学者纷纷南下，聚集湖湘之地。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胡宏的弟子张栻相继在湖南讲学授徒，盛极一时。这一学派，朱熹称之为“湖湘学”、“湖南学”，这是湖南本土的第一个地域性学派。胡宏曾经为周敦颐的《通书》作序，直言周敦颐“首启二程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其功盖在孔孟之间”。胡宏对周敦颐地位的肯定，在朱熹之先。同时，也是胡宏最早提出“北宋五子”的说法。湖湘学人最早肯定了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作用，也就同时肯定了周敦颐对湖湘学术传统的开创性贡献。

在周敦颐之后的宋元明清时代，湖南的学术风气都以理学为主，这一方面是由于理学是全国范围内的主流学术，在湖南地区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这与湖湘学人对周敦颐的历史回忆也是分不开的。在周敦颐之前，湖南地区没有出现过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因此湖南学者对周敦颐身为湘人而开启理学学统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明清时期，在湖南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周敦颐的祠堂、书院，无形中也强化了湖南学者的这种历史记忆。因此明清两代，明代阳明心学盛行，清代则朴学流行，但湘学在明清两代基本上不随全国的学术潮流而变动，依然以程朱理学为主。这里的缘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缘于对周敦颐的历史记忆。

近代湘学概念的形成也与湖湘学者对周敦颐的历史回忆有关。近现代学者在讨论湘学的历史、范围、精神特质时，有各种争议，但对于周敦颐和王船山在想学中的历史地位，则众口一词，毫无争议。李肖聃《湘学略》以《濂溪学略》开卷，现代学者的《湘学史》、《湖湘学案》等著作，也基本上将周敦颐作为湘学内在精神传统的开创者。

湘学当然不仅是理学，在历史上，清代湖南的经世之学、今文经学乃至考据学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无论哪种学术，都自觉不自觉地以理学为根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理学经世派”。周敦颐对于湘学精神传统的开创性影响，也就由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