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与湘学

2014-04-01朱迪光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4年9期

朱迪光

一何谓湘学

当下我们湖南人喜欢谈湖湘文化、湘学。那么什么是湖湘文化，什么是湘学呢？我想这个问题有许多专家做过论证，我不能也不愿否认他们的高论。但是，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来求教。

首先，“湘学”或“湖湘文化”与湖南的地理特征有关。无论“湖湘文化”，还是“湘学”，首先是与湖南的地理相联系。“湖”指洞庭湖，“湘”指湘江，这是不用论证的。从自然地理来讲，湖南以丘陵为主，北面有大湖即洞庭湖，西边多大山，境内有湘资沅澧四水，还有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简单地说，湖南有一湖（洞庭湖），一山（南岳），一江（湘江）。因此，以“湖”和“湘”来概括，就有所谓“湖湘文化”之说。以境内最著名的江来概括就有“湘学”之称。然而，湖南最著名的山——南岳却被选择性忽视了。

其次，我们从湖南的行政区划沿革看“湘学”或“湖湘文化”。湖南从历史沿革来讲，上古属楚，楚的中心在今天的湖北，湖南当时还应是未开发或者说还不太开发的偏辟之地，所以屈原被流放到湖南。后属荆湖南路、湖广行省，直至清康熙、雍正才独立建省。因此，所谓“湖湘”，所谓“湘”作为一个区域的名称均不是比较古老的称呼。从所在区划的文化特点来讲，湖南地域先秦属楚，因而《楚辞》是其代表。从南北文化的角度来讲，湖南属南方文化多信巫鬼想象丰富。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属于边缘，自古多贬谪的官员，似乎承屈原之骚而多牢愁。

第三，“湘学”的提出与湘学的特点。“湘学”之名是梁启超提出来的。民国十三年梁启超撰文从地理分布的角度谈近代的学风，在论湖南的学风时他说：

湖南自衡阳王船山夫之以孤介拔俗之姿，沈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陟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虽然，壤地偏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光大之者，其学不传。自兹以往，百余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逮嘉庆中，然后邵阳魏默深源崛起。……而善化唐镜海鉴治程朱学，著国朝学案小识。自是湘学彬彬矣。

道咸之间，湘乡罗罗山泽南与其友刘霞仙蓉共讲程朱学，以教授于乡曲，而同县王璞山鑫李迪庵续宾希庵续宜皆罗山弟子，师弟弦歌诵讲，若将终身焉。及大乱起，罗山提一旅卫乡梓。已而出境讨贼，死绥焉。璞山迪庵先后殉，霞仙赞军幕，希庵独将，并立功名。自是一雪理学迂腐之诮，而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①《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文集之四十一，《饮冰室合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77页。

“湘学”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学者，那就是钱基博先生。他撰著一书名《近百年湖南学风》。钱氏说：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②钱其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以神奇。然则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奖拔英豪，如恐不及，而择其尤，同升诸朝。③钱其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页。

梁启超并论列湘学特点，但钱基博对湖南文化的特点是作了概括的，他说：“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

二王夫之与湘学

从梁启超所述来看，王夫之船山先生应该是湘学的创始人之一。从钱基博所言来看，王夫之也是湘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因此，王夫之与湘学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首先，我们讨论王夫之眼中的“湘”及其与湘学先贤的关系。王夫之生活之时，湖南湖北还未分省，但是，他对于“湘”这一地理概念还是有一些认识。他在文章中有提到“上湘”等名称。王夫之的著作中提到过湖南这个地域古代一些著名人物，如屈原、周敦熙、胡安国，也引用过这些人的著作，但他并未特殊对待这些人。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还没有湘学一系或湖湘一系的想法。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自己反对树立门庭，因而他也不会去追求地域性的学派。他提出道统的重要，但又反对一线单传。二是在思想渊源上，他直承张载。

其次，我们讨论王船山的文化贡献。王夫之的文化贡献首先是在文化整理方面。

1.王夫之在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经典的传承与整理。王夫之在这一方面做的工作无疑令人惊讶的。

在清道光年间，邓显鹤全面搜集与考辨船山遗书存轶并且作了一个目录：

《周易内传》十二卷，《发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旧本三卷，四库本四卷。《周易考异》一卷，原附《稗疏》后。《周易外传》七卷。《书经稗疏》四卷。《尚书考异》，有目未见书。《尚书引义》六卷。《诗经稗疏》五卷，旧本二卷，四库本四卷。《诗经考异》一卷，附《叶韵辨》。《诗广传》五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七卷。《春秋世论》五卷，旧本二卷。《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四书训义》三十八卷，又名《授诸生讲义》。《四书稗疏》二卷，旧本一卷。《四书考异》一卷。《读四书大全说》十卷。《四书详解》，未见。《说文广义》三卷。

凡经类二十二部。已见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见二部，无卷数。

《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大行录》，未见。

凡史类三部。已见二部，都四十五卷；未见一部，无卷数。

《张子正蒙注》九卷。《近思录释》，未见。《思问录》，《内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梦》一卷。《吕览释》，未见。《淮南子注》，未见。《黄书》一卷，《识小录》一卷。《搔首问》，未见。《龙源夜话》。《老子衍》一卷，《庄子解》三十三卷。《庄子通》，未见。《愚鼓歌》一卷。《相宗络索》一卷。《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

凡子类十七部。已见十二部，都五十一卷；未见五部，无卷数。

《楚辞通释》十四卷。《薑斋文集》十卷。卷一：论三首，仿符命一首，连珠二十五首。卷二：传二首，行状二首，墓志铭四首，记一首。卷三：序五首，书后二首，跋一首。卷四：启一首，尺牍十首。卷五：九昭。卷六：九砺。卷七：赋五首。卷八：赋三首。卷九：像赞一首，杂物赞十六首，铭十一首。卷十：家世节录八则。《薑斋诗集》十卷。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柳岸吟。卷五：落花诗。卷六：遣兴诗。卷七：和梅花百咏。卷八：洞庭秋。卷九：雁字诗。卷十：仿体。《薑斋诗余》三卷。卷一：船山鼓棹初集。卷二：船山鼓棹二集。卷三：潇湘八景词。《薑斋诗话》三卷。卷一：诗译，元附诗经稗疏后。卷二：夕堂永日诸论内篇。卷三：南窗漫记。《忆得》，未见。《薑斋外集》四卷。卷一：船山制义。卷二：船山经义。卷三：夕堂永日绪论外篇。卷四：龙舟会杂剧。旧目又有《买薇稿》、《漧涛园初集》二书，未见，殆亦诗文集也。附识其名于此。《夕堂永日八代文选》十九卷。《八代诗选》，未见。《四唐诗选》，未见。

凡集类十部。已见六部，都有六十三卷；未见四部无卷数。①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409-410页。

由以上目录可知，王船山著传承整理的文化经典，经部有六经，史部有《读〈通鉴〉论》，子部有《老子》、《庄子》及佛教经典，集部有《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可以说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大部分都涉及到了。

2.王夫之在文化传承理念、提供方法、措施与范例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于“文”与“经典”的重视，这是儒家的传统，更是王夫之所坚守的理念。中华文化必须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文化经典。唐君毅先生说：“一重气而崇敬宇宙之宗教意识，在船山哲学中有安立处矣。一重气而礼之分量重，船山独善言礼仪威仪矣。一重气而表现于情之诗乐，在文化中之地位为船山所确定，而知程子为文害道之说，不免于隘矣。一重气而政治经济之重要性益显矣。一重气而论历史不止于褒贬，而可论一事之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及世运之升降，而有真正之历史哲学矣。一重气而吾国之历史文化，吾民族创之，则吾民族当自保其民族、复自保其文化，二义不可分。”②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14页。

王夫之不仅做了一般人而没有做到的对于中华文化经典的传承与保护工作，而且还在这种传承与保护中提供可供利用的方法。从文化经典的题目我们可知，王夫之对于文化经典有“稗疏”、“考异”、“传”、“衍”、“通”、“广义”、“注”、“评”等，这些方法都文化经典整理时古人用过的方法，但王夫之除了继承之外，还有所创新，既重义理，又重考证，这就是后人所评的汉宋兼采的方法。

王夫之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也非常突出。王夫之不仅在文化传承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文化创新方面的贡献巨大。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形态，先秦儒家，两汉为经学，到北宋以后又有所谓的理学或叫道学思想的称呼，王夫之不是简单地承理学传统，而从张载学说为途径全面继承儒学而有所突破，正是他自己所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从理学来讲，他宗张载，承程朱，斥王学，吸收佛道思想，兼采西方新观点，融汇成一种源于儒学、理学，而又有别于儒学、理学的新的理论体系，重气、重物、重器、重用，又理气一元、道器合一、体用不二。既有深厚传统理论积淀，又有常常对旧有体系时有突破。

从重气、重器、重用的角度讲，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无疑是唯物的。从重“动”，重“变”的角度讲，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中又有辩证法的思想。这种唯物的辩证的结合形态的古代哲学形式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所以被有的学者称之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峰。这种研究或视角有一些偏差，王夫之哲学思想远不止所见到的这些。但这种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们理论自信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就有了朴素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就有了不可忽视的传统。

王夫之除了重气、重物、重器、重用以外，还重理、重心、重道、重体，或者两者兼重，因而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王船山哲学为唯物论。

王夫之在精神信仰与道德建设方面也有贡献。王夫之不信佛也不崇道，不佞鬼神也不寄希望于来世，他的精神信仰是什么呢？船山重气，气为永远长存于宇宙，气化而为人，人归而化为气，仁人志士之气由此而长存。宇宙的本源是太虚中的絪緼之气，气聚而生成人物，人物死而散为气而归于太虚。“存神尽性，全而归之”。善气归于善气类中，恶气散归入恶气类中。“存神尽性”就是归入善气。民间所谓“浩气长存”与此相类。这就是一种信仰，没有肉体的长存，没有来世期盼，但仁圣之气永在。

王夫之在伦理道德理论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伦理道德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船山把气之本体称为“诚”，并且认为四气便是四德，阴阳便成五性，仁义便是阴阳，气自身便是德的根源。（2）伦理道德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3）伦理道德的个人修养与群体建设。

王夫之在执政理论与治国方法等方面的贡献。简单地说，王夫之执政理念有所谓重理、重民、重势、宽简为上等，反对申韩之术，重教化。张西堂说：“由先生之政治思想，虽并重仁义时权情礼，而‘仁天下也’四字尤为其本根，则其基本概念，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仁矣。”①张西堂：《王船山学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17页。这种研究比起谭嗣同、梁启超仅以“民权”二字论之要深刻得多，也合理得多。由“仁天下”的根本观念自然会重民，张氏说：“先生之政治思想，植本于仁，仁以自爱其类，则秉国政者，当以民为重，此不待言也。”②张西堂：《王船山学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21页。

第三，王船山对于湘学的影响。王夫之是湘学的精神领袖。邓显鹤除编印整理船山著述的贡献外，而且还给予船山高度评价。他说：“船山先生于胜国为遗老，于本朝为大儒，志行超洁，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黄黎洲、李二曲诸老相颉颃，而世之鲜知者。”③邓显鹤：《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05页。《湖南通志》称因邓显鹤而“王氏学始盛传世”，“大旨在发潜阐幽，力以楚南文献自任。鄞人沈道宽比之全祖望《鲒埼亭集》，盖定论云”。④《湖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九，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3750页。更重要的是《湖南通志》，还谈到邓显鹤与湖南风气之起有关，云：“其卒时，粤寇已起，湖南士民首先治兵平贼忠勤辈出庙祀天下，盖气机已先见，抑皆其风声所起也。所撰《朱子五忠祠传略考正》及《五忠祠续传》、《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召伯祠从祀诸人录》，皆大有关于风教，不独大湖以南掌故所系也。”⑤同上。因邓显鹤的提倡，湖南重本土先贤，重节义，重忠勤国事，重慷慨赴难而形成近代湖南特有的风气。从这种风气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船山的影响。

王夫之的理论著述，是湘学的理论示范。唐鉴、曾国藩、郭嵩焘把船山思想当作理学蓝本，谭嗣同当作新学理论来源。刘人熙将船山思想当作复兴国家之本。刘人熙在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中云：“方今朝政昏暗，前途正未可知。亦莫非传播船山学说，为兴起中国之种子。所可为者，如斯而已民。”杨昌济把船山思想当作伦理学、新民族主义创新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