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

湘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体现了这一地域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开始转向新的发展方向。以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湘学，适应时代变化，最早开始了向近代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魏源著书立说，开风气之先，提出了前人未能想到的新见解，推动湘学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堪称湘学近代转型的前驱先路，为其走向新的时代奠立了基础。他提出的种种见解突破了传统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魏源（1794-1857）系湖南邵阳人，自道光五年（1825年）开始长年担任幕僚，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方中进士，暂署扬州府东台县事，正式步入仕途。他一生喜好交游，阅历丰富，且勤于著述，所编作品达43种之多①见夏剑钦著：《魏源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70页。。魏源经历了鸦片战争，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府，参加了定海抗英斗争。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魏源在战争期间撰写了一部记述鸦片战争的《夷艘冦海记》，即《道光洋艘征抚记》。战后，鉴于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魏源撰写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在这些著作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重要主张，促进了湘学的发展。概括起来，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在思想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在鸦片战争期间，魏源开始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逐渐摆脱了传统文化的局囿。道光二十年（1840年）秋，被任为钦差大臣的两江总督伊里布视师宁波，魏源被友人邀至军中，他亲口询问了英俘安图德（P.Antrvther），了解到西方文明，涉及“英国的地理概况、物产税收、军队建制、岁饷、国都伦敦、人中、礼仪、婚俗以及当时女王的有关情况等”，②见夏剑钦著：《魏源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25页。并据此写成《英吉利小记》一文，后收入《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被道光帝发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林则徐，在镇江将自己主持翻译的《四洲志》手稿，交给来前来送别的魏源，嘱他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魏源南游，有机会赴澳门、香港等地，亲眼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除了体验西方式家庭生活之外，他目睹了资本主义商业贸易情形和驻港英军整齐严肃的军容，惊奇和赞叹油然而生。

通过这些经历，魏源开始“睁眼看世界”，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粗浅的认知，培养了自己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正是从这一视野和眼光，魏源探寻了清王朝盛衰兴替的原由，提出了诸多挽救危亡的匡时之策。根据林则徐交给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以及明以来岛志和外国地图、外国人著述等，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共约57万字。后来又增加了新的见闻和资料，作了两次大的修改和补充，最后由50卷扩增为100卷。这部恢宏巨制，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介绍西方世界最全面的一部著作，展现了魏源的目光，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最高水平。

魏源不仅向闭塞的天朝上国介绍世界，而且呼吁国人“悉夷”，即了解西方，通晓夷情，做到知己知彼。如何做到“悉夷”呢？魏源认为，“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③《海国图志》卷2，《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7页。一方面在内地设立译馆，“专译夷书夷史”，了解“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了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④《圣武记》卷11，《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99页。另一方面，广泛“探阅新闻纸”，即直接搜集阅读西方报刊。⑤《海国图志》卷52，《魏源全集》第6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418页

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们“惟知九州以内”，至于塞外诸番，荒外诸服，则“若疑若昧”，或“若有若无”。至于“声教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谈，尤易凿空”。他们将自己封闭起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⑥《圣武记》卷12，《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16页。魏源的思想和主张，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汲纳资本主义文明。这正是传统湘学以及中国旧学走向近代转型的基础，为其发展开辟了新的路途。

其二，制夷攻夷，爱国新篇。在湘学和湖湘文化中，自始便有着爱国思想传统，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传统出现了新的内涵。在此之后，国家民族的命运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威胁，对爱国思想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形势变化和时代需要，魏源认真思考这一紧迫问题，对传统的君国观念作了新的阐释，由此翻开了湘学和湖湘文化爱国思想的新篇章。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魏源提出“制夷”、“攻夷”等主张，揭橥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理念。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明确指出编撰目的，即“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⑦《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制夷”、“攻夷”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⑧《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页。开篇明义，该书怀着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忧虑，提出应付强敌的种种方案，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愤与忧”，成为天道人心之所在，“天道所以倾否而泰来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⑨《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汉学家盐谷世弘所言，“忠智之士，忧国著书”。⑩转引夏剑钦著：《魏源传》，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69页。将国家民族放在首位，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不同，是近代爱国主义最核心的内容。魏源虽未跳出忠君爱国的窠臼，但从更广的范围提出这一命题，为其转向近代爱国主义作了颇具价值的前期探讨。

在探讨中，魏源还涉及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其他各种问题。例如，关于“制夷”、“攻夷”与“师夷”的矛盾关系，魏源作了辩证的解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践履提出了理论依据。其时，西方列强是高于中华文明的侵略者，如何对待它的科学技术，是近代爱国主义遇到的一个独特的矛盾。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说明“师夷”是为了“制夷”，向西方学习是为了抵制列强侵略，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难题。他不仅阐析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而且打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为开启近代爱国主义奠立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魏源还阐释了进行近代化改革与国家安危的关系，由此揭示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另一重要内涵。同时，魏源主张依靠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体现其爱国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他把抵抗侵略的民众称之为“义民”，尤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魏源认为“各省之勇民，原足充各省之精兵”，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①《海国图志》卷1，《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1页。主张利用当地民众的力量抵抗侵略。

此外，魏源还曾对“人”的地位和“仁”的内涵作出新的解析，谓：“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为贵。天子者，众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昌，人散则危，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②《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页。又说，“罪在君者，人人得而诛之”，③《书金史完颜元宜传后》，《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6—217页。等等。对“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共推乡官理事”的瑞士，魏源誉之“西土桃花源”。④《海国图志》卷47，《魏源全集》第6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313、1316页。诸如此类，无疑给他所阐释的爱国思想增添了某种民主的内涵。

以上说明，魏源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爱国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推进和发展了湘学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使之开始走向近代。随后经过不断的磨砺和锤炼，这一最具价值的湘学精神更加完善，更加充实，更加光彩夺目。

其三，经世致用，以夷为师。在思想文化领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更是石破天惊之论。自古以来，中国人自视为天朝上国，充斥着“华尊夷卑”观念，只主张“以夏变夷”，根本不会想到“以夷变夏”。魏源的这一主张，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经世致用思想，将其引向向西方学习的新阶段，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时代。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盲目虚骄的清王朝以极大刺激，魏源更做了深刻的思考。从英军的船坚炮利中，他看到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首先看到西方有比中国先进的“长技”，主张放下架子，虚心学习。在《圣武记》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⑤《圣武记》卷14，《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60页，“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⑥《圣武记》卷8，《魏源全集》第3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55页的主张。后来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更作了详细详述，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魏源对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尤为重视，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但是，魏源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并未局限于此，指出，“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⑦《海国图志》卷2，《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2页除了“强国”的军用工业，“富民”的民用工业，亦在学习之列。

进一步，魏源又提出“善师”的种种主张。所谓“善师”，除了“洞察夷情”之外，魏源尤为重视科技人才。他建议改革科举，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选拔和培养军事科技人才。能够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或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经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给予科甲或行伍出身，并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魏源还主张请进来，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楚材晋用，传授技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为了取得“师夷”实效，必须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不说空话，去虚伪，去粉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

魏源的“师夷”主张虽然还不完善，认识有欠深透，但这一主张是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主张的提出，破除了夷夏之防的思想障碍，否定了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发展和深化了经世致用学说，为传统湘学向近代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四，倡导革新，与时俱进。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支，湘学亦含有与时变易的思想，但主要限于封建范围。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遭受列强侵略，以及伴随而来的西方文明，魏源等产生了新的社会革新思想。他的革新主张，超越了传统的变易思想，体现了近代的特点，从而亦促使湘学的内涵与时俱进，发展到新的阶段。

作为一个倡导经世致用的封建士大夫，魏源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曾提出各种具体主张，其中既包括反映封建时代“除弊兴利”的要求，又含有体现近代特征的时代诉求。以鸦片战争为界，魏源的变革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后一阶段尤体现了近代特征。政治方面，魏源甚至赞颂西方民主制度，预言其发展趋势。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侵略，另一方面又由衷地赞扬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谓：美国公举大总统，四年一换，“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而“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在他看来，较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议会民主制更能代表公众利益，更加“公”和“周”。晚年，魏源甚至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耶!”虽然他没有主张立即实现这一制度，但将其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无疑说明其革新思想的近代性质。

经济方面，魏源亦吸收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提出某些超越封建制度的主张。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对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一些知识作了介绍，并明确主张发展民用工业。例如，他主张设立军、民两用的船厂和机器局，既造战船，又造商船。“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既造，即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畏风飓之险矣。”此外，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车、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之类，“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依此制造之”。为此，魏源又主张仿效外国办法，培养各项人材。

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十分重视思想观念的革新。例如，他提出改革要“利国、利民、利商”，并且重视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人者，天地之仁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人是最重要的因素。魏源又指出，工业发展须以人力、物本和知识为三要素。其中所言知识，指的是科技知识，这一观念与顽固派将其视为“奇技淫巧”截然相反。此外，魏源还接受了西方的某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他说：“地理本乎天文，由天文方知地形如何，度数如何，地面各处之所在，天下人类之差别，是以欲穷究此理，先应思地体如球，常丸转于日球之外，相距甚远，然后能悉地身与各星相关，而地理之所谓文者，乃可推测。”他以哥伯尼的日心说批驳地球静止论，谓：“日则居中，地与各政皆循环于日球外，川而不息，周而复始。并非如昔人所云，静而不动，日月各星循环于其外者也。”诸如此类的新观念，使得魏源对事物变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为其革新主张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无疑，魏源的革新思想和主张，否定了顽固派的不变论，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变易思想。这些观念，不仅促进湘学在实践中走向革新，同时又为其近代转型提供了哲学基础。总之，魏源是近代重要的思想家，是湘学和湖湘文化走向近代的源头，对中国思想史和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梁启超所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①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8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