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章，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110819

在现代性话语主导下，事实与价值分立、主客体二分俨然成了公共行政的主导叙事。主体与客体界限分明，客体不能越雷池一步，客体在主体的裹挟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主体的附庸，从此树立了主体的权威①此处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不仅仅是在方法论意义上，更主要的是指公共行政过程中，“客体”被“主体”边缘化、虚无化。。同质、规则、统一、等级、权威被视为公共行政的主要理据，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论证皈依于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然则，当政治与行政“二分”逐渐淡出公共行政视野，公共行政之根基及其自我确证，成为了一个“大问题”［1］416－423。尤其当社会的单一性(单向度、单面性、同质性)渐为多元社会(多向度、多维度、异质性)所取代，面对多元的社会现实和价值祈求，公共行政应如何“自处”，又应该有何种理论“自觉”，“使多样性有意义”［2］16，多元社会中的公共行政的“德性”向度，这成为了行政伦理学中的一个“大问题”。库柏检讨了美国进步时代的过于简单(all－to－easy)的公式:同样地对待每个人就是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他认为，考虑20 世纪末和21 世纪初的现实情况，这个过于简单的“公式”已经难以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需求和偏好。“在一个确定的多元社会和公共组织之间的矛盾中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伦理问题，我们有时候试图同等对待每个人，而有时候为了实现公平，我们又需要对不同的人加以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