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爱兰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系，安徽 桐城 231402)

地处皖西南的桐城，是安徽省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她，山川秀美，人杰地灵，以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化，闻名遐迩的桐城文派便诞生于此。周中明眼中这个“既开放又封闭的区位” ，[1]既保留了古风古韵，又促进了文化交流。农业、渔业、商业在桐城人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雅俗并举，共同构成了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成了用桐城的方言，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反映桐城文化的方方面面的桐城歌。桐城歌作为国务院2008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更好地欣赏优秀的民间艺术，理解地方文化，探明民俗文化和民歌的关系意义深远。本文拟从服饰、饮食的视角对桐城歌的物质民俗文化进行阐释。

一 桐城歌的服饰文化

桐城歌流行于明清，其中有很多关于服饰的描写。由于它是一种民间艺术，更多关注的是底层人民的劳动生活，因此，它就成为我们了解桐城在明清及以后士庶阶层服饰文化的重要材料。桐城地处安徽中南部，为中国内陆城市，毗邻长江，交通便捷，这一地区的服饰和大多数汉族地区的服饰相类似，从桐城歌中，我们可以看出概貌。

在旧时，衣物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相对于它的装饰性和身份标识性，人们更为重视它的实用功能。酷热的夏季对衣物的要求不多，可如果在寒冷的冬季缺乏衣物，生命便会受到威胁，因此，一件厚实的棉袄常常成为人们迫切的需求，因为它意味着严冬里的一层生活保障。“袄”自短襦演变而来，最初作内衣用，名“襦袄”，后发展为“夹袄”、“绵袄”等，宋以后流行。一般为三层，中间絮棉保暖，外层常用颜色鲜艳厚实的布料做面，内缀衬里。袄是冬季御寒的重要衣物，贫苦人家最希望能够拥有一件厚棉袄，因此，大红的棉袄便常常出现在桐城歌中，成为一种理想生活的代表，富庶之家的象征：“大红棉袄穿身上，白色罗裙系腰间。”(《菖蒲和艾的传说》)[2]

有的时候，袄也成为多情女子送给情郎的礼物：“看来好似红衲袄，一番拆洗一番新。兴，多少心思在尾声。”(《私情佳味》)[2]将自己的一番情思寓于红袄之中，韵味深长，又含蓄深婉，深得中国民歌三昧。

中国服饰的一种重要形制为上衣下裳。裳在汉以后基本上为裙，“裙”在中国漫长历史中形成了繁多的名目、不同的样式品种，其中，以“罗”制成的“罗裙”花纹实，地纹虚，明暗相间，着于衬裤之外，轻盈拖曳，别有风采，尤其受到年轻女子的偏爱。桐城歌中，年轻的女子们也非常喜爱这一类美丽的衣物，他们经常这样描述女子：“八带八尺紫罗裙，九带银镯手中筒。”(《荷包情》)[2]“绸带飘飘分左右，八宝罗裙扫地行。”(《十里亭》)[2]

除了红袄罗裙，蓝布围裙罩蓝布衣褂也是桐城民间女子的常见衣着。这种由自家纺织、染制的棉布制而成作的围裙布褂，花费低廉，穿用方便舒适，适合于日常劳作，已婚中青年女子们常作此打扮。姚兴泉《龙眠杂忆》曾歌曰：“桐城好，贫妇俭梳妆。蓝布围裙蓝布褂，自家拆洗自家浆，偷空上厨房”。[3]

染织的蓝布经过长期的浆洗会渐渐腿色，而身着这种虽简陋却整洁的衣物，正体现出桐城人民表里如一，勤劳简朴的民风。

屐履鞋袜也是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制作材料不同，鞋袜的价值也就不同。有钱人家可以使用更加贵重的材料，穿得精细艳丽：“青缎鞋儿绿缎镶，千针万线结成双。买尺白绫来铺底，只要我郎来上帮，心肝莫说短和长。”(《鞋》)[2]而一般人家只能穿粗布制作的千层底布鞋，男子穿的布鞋面用黑绒布，鞋底用麻线纳制而成。“插秧就像大姐纳鞋底，一行挨着一行来。”(《插秧歌》)[2]

乡野女子多穿花布鞋面的布鞋，区别于男子的黑色鞋面。走街串巷的商贩便大声歌唱：“买根针，买束线，买尺花布做鞋面。买根大针纳鞋底，买根小针穿花线。”(《小姑娘出来瞧一瞧》)[2]

裹脚也叫缠足，是旧时中国的陋习。明清时期，一些稍微正统些的家里，女子有裹足的习俗，她们穿的鞋子常被称为“三寸金莲”，多为绣花鞋，形状尖长。“金莲只有三寸大，又端又正又尖生。”(《十里亭》)[2]因此和男子的鞋子区别很大：

郎的鞋儿圆头子，

奴的鞋儿柳叶尖，

明明鞋儿放两边。——《送郎》[2]

衣裳鞋袜是服饰的主要内容，通过桐城歌，我们大略可以了解到当时桐城普通民众的服饰习惯，为我们了解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地区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二 桐城歌的饮食文化

中国人自古便道：民以食为天。[4]饮食即饮品与食品，它是人的基本物质要求，却又不仅仅止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孔子曾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庄子有著名的《养生篇》，至于后来对食品的种类、制作技巧、调味等的发展，乃至形成著名的八大菜系和各类专门的饮食理论和著作，共同构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中国的饮食文化具有地域性，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和习俗各不相同。桐城地处内地，位于安徽中南部，属北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降水丰富，温度适宜，地理环境优越。桐城境内有山有水，田地肥沃，水域广阔。据《康熙桐城县志》卷二“田赋”类记载，当时有“田三千九百四十顷三十九亩七分三毫，额塘一百六十顷二十一亩六分五厘七毫。”[5]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桐城发达的农业和渔业，“中鋪以東……鱼族繁衍，眾罶罾筍，日夜漁獵，無遺餘力。又兼舟車絡繹，稻米騰湧，殷富奢靡。”[5]农业、渔业的发达，适宜于动植物生长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生活资料异常丰富，地方的方物出产便又直接影响了桐城的饮食文化。总体而言，传统的以五谷作为主食，蔬菜和鱼肉作为副食的饮食结构同样适合桐城。桐城歌中大量关于地方饮食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当地的方物出产和饮食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以大米作为主食是桐城人最基本的饮食习惯。桐城出产优质大米，勤劳的桐城人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希望获得好的收成，于是桐城歌中随处可见人们于稻田中躬耕的场景，随时可感喷香的大米饭对于人们的意义。《唱支山歌暖心间》唱到：“粑儿好吃磨难挨，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好吃网难开，樱桃好吃树难栽。”[2]而丰收的景象成为人们劳动的动力：

架起牛轭犁起田，

扶着犁梢调深浅，

翻出田土泥香味，

田肥稻子黄鲜鲜——《扶着犁梢调深浅》[2]

桐城地理环境优越，适宜动植物生长，农作物品种多，除了大米外，常见杂粮、蔬菜都有种植，杂粮如芝麻、玉米、大豆、高粱等，蔬菜如白菜、辣椒、茄子、黄瓜等。智慧的桐城人将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物都唱到歌里，结合着农耕的经验，一代代流传下来，如：“芝麻收时拿棍打，玉米收时把衣扒，大豆高粱收粒子，棉桃开口只收花，只收花，花生收时连根拔……黄瓜小时刺满身，丝瓜老时皮包茎，冬瓜老时上白粉，西瓜老时心内红，心内红，蒿瓜无籽又无藤。”(《种好庄稼方为上》)[2]

各类家种的、野生的瓜果，营养丰富，美味可口，也是人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瓜果既可作闲暇时主食的辅食，提高生活质量，又可以作为人们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桐城歌中也多有体现：“七月杨桃八月楂，九月毛栗笑哈哈。姐妹二人打毛栗，半夜起来说上山。”(《打毛栗》)[2]“小枣树，靠屋檐，结出枣子一串串。哥哥抱我摘一个，吃到嘴里比蜜甜。”(《比蜜甜》)[2]

除了以上素食外，桐城饮食中也不乏荤腥。由于桐城旱地、水地兼备，所以各类家禽家畜都能畜养，且水产丰富，于是各类肉食都能备齐，最典型的当属鸡鸭鱼肉。然而，无论是素菜还是荤菜，普通人家在日常生活中都很少食用。为了节省开支，大多以下饭的咸菜或便宜的脚料做菜，“早上雪花菜，中午菜雪花，晚上还是一碗烂豆渣。”(《长咀头上的伙计做不得》)[2]清贫守成的人家，大多只有在重大节日、宴会待客和红白喜事的时候才会好好吃一顿。这时候，桐城人民就将他们精巧的厨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小小钢刀七寸长，

一宰猪来二宰羊。

宰得猪来猪成对，

宰得羊来羊成双。

截肉要截斧老块，

剁鸡要剁骨牌邦。

烙鱼要烙两边黄，

香荩炖出老鸡汤。

粉圆熘得光漾漾，

鱼肉做的比鳖强。

忙得山珍并海味，

端上桌子扑鼻香。——《新婚絮祝》[2]

中国传统的饮品为茶和酒。酒是待客的必须品，也是各种仪式中的必备之物。在桐城歌中，酒作为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出现其中。招待客人的时候，“一盘香蛋桌上摆，筵席之庆把酒斟。”《新婚絮祝》[2]做买卖的，当然少不了卖酒，“娇姐住在长河边，又卖烧酒又卖烟。”(《快快活活赛神仙》)[2]农家人丰收之年，也会自酿些甜酒，“花棍打，九月九，家家糯米吊甜酒。”(《花棍歌》)[2]更不用说在重要的祭祀场合，酒是必须的祭品，“我把此酒祭龙腰，子子孙孙戴纱帽；我把此酒祭龙尾，子子孙孙在朝里。”(《葬仪》)[2]

桐城产好茶。采茶歌是桐城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和酒相比，茶在桐城歌里出现的频率更多，它是桐城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出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三餐饭要就着茶：“三餐饭儿要人煮，一盏黄茶要人烧，”(《一日歌》)[2]渴了累了要买上一杯清茶：“过路的大哥都来买，一杯清茶一袋烟。”(《快快活活赛神仙》)[2]想着心上人的时候会喝茶：“远望大姐上楼梯，手捧茶盏笑嘻嘻，”(《大家关门守老娘》)[2]和心上人调情的时候正好有茶：“斟不出茶来把口吹，壶嘴放在姐口里。”(《茶》)[2]操办婚事的时候少不了茶：“别人斟茶我不喝，新娘斟茶我喝双。”(《新婚絮祝》)[2]婚后侍奉公婆的时候更要用茶：“儿媳清早起来厨房里蹲，烧壶黄茶先润润婆婆心。”(《劝书文》)[2]似乎随时随地都和茶联系在一起，茶是桐城人生活的一部分。

桐城的饮食文化和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既有相通之处，又别具特色，正如桐城歌唱道：“炖蛋底，煎蛋边，萝卜圆，辣椒尖，冬鲫夏鲤鲥鱼鲜，四月樱桃八月枣，酒头茶尾腰叶烟，桐城乡风岂虚传。”(《桐城乡风岂虚传》)[2]

民谣学专家郗惠民曾说:“探索与把握民歌的规律，必须及时研究与之相关的种种民俗事象。”[6]民歌本身是地方风俗文化的一部分，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文化的捷径。我们通过对桐城歌的梳理，不仅加深了对这种优秀艺术的鉴赏理解，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桐城的地方民俗和地方文化，以进一步挖掘它所蕴含的桐城地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1]周中明.桐城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7.

[2]叶濒，张志鸿.桐城歌[M].合肥:黄山书社，2012：4,610,173,11,67,199,171,43,66,59,198,194,35，90,126,100,78,74,80,93,54,31 .

[3]徐庶，叶濒.桐城民俗风情[M].合肥:黄山书社，2002：167.

[4][汉]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627.

[5]康熙《桐城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M]. 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1，67.

[6]郗惠民.西北民族歌谣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