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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歌谣之觞 中国文学之幸
——评《桐城歌研究论文集》

2017-04-24文/宁

音乐天地(音乐创作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桐城歌谣研究

文/宁 汐

桐城歌谣之觞 中国文学之幸
——评《桐城歌研究论文集》

文/宁 汐

1 古歌、民谣与聚讼

“桐城歌”是流布皖中南部的民间歌谣,其源头可上溯到魏晋时期的“清商”、“吴歌”,它在明清时调受人喜爱的背景下,迅速为当时的文人所追崇。明代的“杂曲集”中收录有25首,明代冯梦龙的《山歌》卷中特以“桐城时兴歌”名之并收录有24首,这种“乡俚传诵,妇孺皆知”的民间口头歌谣的雅俗普适性在受到大家喜爱的同时,也对明清兴起的“桐城派”文学家的喜爱。方苞、姚鼐等人在从歌中汲取营养进行创作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加工润色,使之流传范围更为广泛,由此形成以桐城地区为中心而衍生至湘、鄂、浙、吴等地的、文学史中的“桐城歌谣文化带”。桐城歌谣曲调秀丽、文辞俊美、情调雅媚,其鲜明地方性特色得到了极高的历史评价,明清文人、村妇为之传唱。

桐城人非常喜爱唱这些带有浓郁乡音的民间歌谣,文化研究者、管理者们也将其进行了资料性的辑录和多种视角地传承与发展研究,1985年开始的全国性的民间文学集成和“非遗”申报工作为桐城歌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叶频、张志鸿等本土文化工作者在集成、申遗的基础上出版的《桐城歌谣》、《桐城传统儿歌三百首》、《桐城歌》、《吴楚遗韵:桐城歌》等书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桐城歌从历史走来的点滴成绩,它们既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综录,也为大众打开了眼界,为其广泛地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传承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2015年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桐城歌论文比赛”聚讼同一乐种的历史成就、形态特征及传承发展的诸多问题,这是在前述基础性研究之上再行深广度的展开,2016年10月结集出版的这本《桐城歌研究论文集》就是集中荟萃这一比赛成果的资料。

此次比赛共收到五十余篇论文,文章篇幅长短不一,长则四万多字,短则三千多字,但都以集中明确的研究视角、真诚热情的研究态度,触及了桐城歌谣的各种特色。文章或以专题长篇论文或以特定视角的短篇论文或以激情挥洒的散论等形式,涉及到桐城歌谣的历史脉络、文学形态、艺术审美、音乐特征、传承发展策略等方面,它们或综合宏观,或具体微观,方法各异,形式迥然,尤其是这种规模的研究阵势和深入程度在同类体裁的乐种研究中是较为少见。这得益于当地文化工作者的组织有方,也得益于各方学者的积极响应,它是桐城歌谣本体之觞,更是中国文学艺术之幸。其中成绩所显现的数量、质量以及深广度,堪称同类中少见之作,不能不令人击节叫好,为其它地方性乐种的研究提供了参考与榜样。

2 总论、四分与特色

文集有总论类和分论类之不同,依据研究视角和方法将论文可分为四类进行结集展示,谋篇布局依次开来,是编者熟知桐城歌研究而进行编排的智慧之见,这有助于读者或研究者选择与快速参阅作为参考,其益处值得推广。

从“综合类”中选取的9篇文章来看,方云龙的《浅析桐城歌的文学艺术特点与成因》着意于桐城歌谣的文学价值而展开,它对艺术特点及其成因的分析因势利导,论理与阐释手法相间,它是经年桐城歌文学研究的归纳总汇;张志鸿的《浅析桐城歌的艺术特色》与上篇有异曲同工之妙,又依据作者长期深入的桐城歌整理工作中的感悟而有着情感的阐发,但以音乐特点和表达方式入手,为其功能作用及价值取向的总结提供了立论基础;项文骏的《桐城歌——民间文学的一朵奇葩》带有较强的文学作品的手法,它以抒情的笔触展现了桐城歌的文学之魅;章欢的《桐城歌研究》篇幅长大,据悉是其硕士论文,它从历史发展线索及其成就出发,触及到歌谣的艺术特征分析,从体裁形式、题材内容及句式结构及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由此而对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传承提供了自己的改革之法;《浅谈家乡的<桐城歌>》之一、之四和潘世鹏《草莽山野的华丽绝唱——试论桐城歌的家国情怀》以深情厚谊阐发了桐城歌的乡野之趣与综合艺术价值,对其中暗含的桐城文化因素进行了剖析,对其中富含的家国情怀进行由衷地歌赞;刘立云、马晨的《桐城歌艺术探微》试图从艺术特征的解析入手评价桐城歌的细微特色,而郭骊的《说说桐城歌浅谈桐城歌的起源、影响与传承》则从发展脉络中寻找历史踪迹,并对传承方法给予思考。这些综合类研究设计到桐城歌的历史、文学的特色综论,它们在于多从宏观的视角对宽视域的桐城歌发展进行全面艺术特征解读与乡情韵致阐发,它对人们深入认识歌谣的整体艺术之美颇具统领意味。

从“语言文学类”的19篇文章来看,张志鸿的《从<孔雀东南飞>看桐城歌“菖蒲和艾的传说”爱情悲剧》以特定的角度,集中挖掘桐城歌在文学流派上与相邻体裁的远近关系,它将魏晋长篇叙事歌谣《孔雀东南飞》与桐城歌间的关系进行了比对观照,是文学视角研究细微发展的新方向;章欢的《桐城歌对当地文学创作的影响》则从文学创作的自身素材之选中发掘桐城歌的价值;李国春的《桐城时兴歌浅谈》从文学性的历史价值剖析中展现桐城歌在当时的艺术魅力;徐庆寿的《旵冲山歌》也是从个案的微观解析中探索桐城歌的语言文学形态,将其对颇具影响力的“旵冲山歌”间的比对中,考察桐城歌这类“山歌体”古歌的文学特征;黄莉的《风情独具 雅俗交融——略论桐城歌的文化特征》与欧阳冰云的《桐城歌的文学价值和历史贡献》属于宏观地考察桐城歌文化价值的文章;陶运宗的《论桐城歌中女性声音与情感美学——以桐城派女性书写为参照》则从微观分析中解析桐城歌的美学价值;刘立光的《桐城歌情爱歌的桐城情爱生活》、高宁《探析桐城歌中的劝教思想》是从内涵思想的解读中深入发掘桐城歌的衍生性文学艺术价值,是近年来此类研究中的新发展;王安潮的《桐城歌历史形态研究》从历史中的桐城歌所具有的文辞之美的解析中,都林的《桐城歌方言词汇初探》、《浅析桐城方言ABB式形容词在桐城歌中的运用》、《关于桐城歌的现状调查及其思考》3篇论文,前两篇属于文词特征解析的视角,后篇是传承发展研究类的文章,是前两篇文章的研究落脚点,文章微观分析有理有据,展现了作者较为全面的语言解析功底;李成的《带韵的土地》、《天真、经验、思无邪》分别是读《桐城歌》和《桐城传统儿歌三百首》两部著作所写的读后感,但文章有着自己的桐城歌谣的文学价值评判,因而其读解就带有较为深入的学术深度;叶濒是桐城歌文献资料钩沉及现状调研方面成就卓著者,他的多部著作如《桐城歌》(黄山书社2012年版)已成为桐城歌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所以,他的《桐城歌我见》就带有深入浅出的文学性解析及对歌谣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厚情谊,言真意切理深,是他该领域经年研究的感悟及家国文化情感的抒发;叶芳红的《我读<桐城歌>》也是对既往成果的一篇评论,但根据自己所认识的桐城歌本体特征而对《桐城歌》一书进行了个性评析;叶进的《浅谈家乡的<桐城歌>》之二、之三以两种角度对桐城歌进行了文学、语言特征地解读。从语言文学类的论文来看,研究者多以自己认识的视角和切身感受进行了不同的解析,它们或宏观全景或微观局部,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桐城歌语言文学之魅,阐释了它作为皖中文学艺术形式在吴楚东西两种文化交融环境下所产生的语音、语调、修辞、结构等形态特征,是之前基础资料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其学术发展的意识。

从“音乐戏剧类”的8篇论文来看,徐启仁的《黄梅戏与桐城歌》、章欢的《探析桐城歌对黄梅戏音乐的影响》、汪四红与李晓星的《探源求根视域下桐城歌对黄梅戏的基因孕育价值》从黄梅戏发展的视角对桐城歌进行了音乐特征的比对或溯源,其中既有音乐间的比对,也有戏剧因素的考察,其研究是之前陆洪非、王长安等学者桐城歌与黄梅戏渊源关系研究的继续,从其中的局部比对所暴露出的问题可见,此类研究还将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章欢的《简述桐城歌在日本的发展》是之前徐元勇等学者在东亚音乐流动及其乐种关系研究上的继续,是桐城歌影响力阐释的视角之一;陆梓在新桐城歌编创方面成就颇多,他的《漫谈桐城组歌<吴楚遗韵 风雅桐城>的音乐创作》就带有经验总结意味,其中对曲调、曲辞、风格的把握诠释,将是今后此类探索较有参考价值的经验之谈;王安潮的《桐城歌音乐形态研究》是专门从音乐本体要素的解析中来解读桐城歌的形态特色的专文,不同于以往论文之处在于,它突出了专业的细微技术解析,同时,例举了较多的实证或事例,由此而使其研究更为直观可见,其结论更具可信度;潘竞的《桐城歌艺术特征研究》与徐慧俊《桐城歌音乐特征探析》从宏观解析的视角入手而对自己熟悉的乐种形态进行特征评析的专文。从音乐戏剧类论文来看,它们在数量上比之前二种要少,研究的程度也较粗浅些,更具技术含量的特征分析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因此,上述文章又具有领起音乐特征微观解析的意味,毕竟,桐城歌的音乐之美也是构成其艺术整体美的要素之重!

从“传承保护类”的13篇论文来看,其视角选择多较为相似,即:从现状的调查入手,进而结合时政要素并结合自己对桐城歌的认识,从而提出自己的发展建设目标。如黄剑敏《桐城歌传承保护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张志鸿《浅谈美丽桐城歌的传承保护》、陈高潮的《略述桐城歌传承保护之概况》、徐慧俊的《桐城歌传承发展现状及其成因探析》、马卓周的《桐城歌传承现状初探》、吴惠平的《试论桐城歌的保护与传承》、陶家韵的《桐城歌的保护与传承》、徐慧俊的《桐城歌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等。不过,也有的文章选择了不同的切入角度,如胡堡冬的《试论“桐城歌”的特点以及保护和利用》从本体特点切入的保护研究就较为有针对性,崔磊的《数字化视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以“桐城歌”为中心》与许淳熙、杨韵华的《桐城歌与世界非遗》、孟雪锋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桐城歌发展模式及其推广可行性分析调研报告》从“非遗”环境的利用入手所阐发的发展方法就较为有时代性些,而桐城师专图书馆的程大立馆长的《全媒体环境下桐城歌文献的整理与利用》从其工作的感悟中触及到全媒体语境下桐城歌文献发展问题就较为有务实感,潘捷的《当代桐城歌研究概观——来自CNKI的研究报告(1960——2015)》从数据分析入手,对规避传承发展研究中的重复性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此类文章的情况来看,虽然传承发展研究仍将是今后工作的中心之一,但基于艺术实践的深入细致考察者不多,也就使此类研究相似性、重复性观点居多,上述研究仍有进一步引发延伸、开发的必要与空间。

3 成就、不足与期望

从上述文集的成果可见,通过比赛而集中挖掘出的成果是桐城歌研究进程中少见的景观,是其研究中史无前例的,它在引发更多人喜爱、关注桐城歌及其相关乐种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也将发人深思地方性乐种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而更具艺术创造性的实际、实践问题。桐城歌在历史上成就突出,为桐城歌文学、皖中民间戏曲等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它能否继续发力,从而影响时代语境中的各种新型的文学艺术形式,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本次比赛及其相关成果必将彰显其应有的价值。

诚然,文集也暴露出此类研究的某些问题,一是“人云亦云”的重复性内容较多,研究者彼此孤立而没有交流,自然对一些共性内容重复应用,尤其在认识上有无深展或新近,这就使阅读者极易产生乏味,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出版资源;二是“浅尝辄止”的一般性评述较多,这些研究者在各自研究角度虽有一些情感,但没有相应的能力与之匹配,从而使其空有一腔热情而深度推进,这也是同类地方乐种研究的通病;三是“水平参差”的差异性较大,很多基层文化工作者因其视野、掌握资料所限,因此,研究成果的水平相差较大,有些文章具有极高的学术深度与高度,有些则是一般性的评论报道,很可能就是休闲类报纸的文化品读,笔者的 “历史形态”、“音乐形态”两篇文章已经分别在核心期刊《交响》、《艺术百家》上,有些文章估计则很难进入一般报纸的取材视野,这种水平参差的研究状况也是同类研究的弊端,既然发起大众研究之路,就必然欢迎广泛参与,而组织者可能错误地认为“参与者多也是传承良策”,其实不然,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杂陈同举之法易于诱导鱼目混珠,或将消减读者的热情,消减高水平研究者的参与度。

俱往矣,固然本文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精进或低水平研究的混杂,但它将和既往“桐城歌”相关文献一样成为历史的、阶段性的成果;固然本次比赛创造了客观规模的学术效应,但它必将是桐城歌既往历史效应中沧海一粟,它达不到影响文派、早就戏种的艺术影响力;固然全国性的学者参与到桐城歌的研究中来,但客观地说,它产生的学术深广度仍未超出以往学者如叶频、陆洪非、周玉波的研究论域太多。那么新的研究如何开拓,使其不再是那些重复性的劳动,浅层次的随想,无关痛痒的表面化铺陈?宏观的科学性的规划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就要求桐城歌研究中心或本土文化工作者从顶层设计的理念中去全面审慎,去深入规划,去有效布局。如此,我们将为叶频、叶来应、张志鸿、沈佳鸣、郭骊等文化工作者的辛勤而创造性的劳动,热烈地鼓上一掌!这才真是桐城歌谣本体传承发展之觞,更是中国文学艺术挖掘复兴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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