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兵超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大学》说理原来就采用了志与功相统一的方法，但朱熹通过自己作注，使这种方法更为完善。朱熹“不仅站在条理的立场，更进一步站在严格结构的立场，来改编《大学》并划分《大学》的篇章结构”，[1]因此他在改编《大学》并阐述《大学》义理时，便采用了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这既表现在经章内，也表现在传章内。

一 经章内的志与功相统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经章一开篇，便点明了大学之道的三纲领。但“‘三纲领’的三者之间并非平列之事，朱子也承认，从工夫之大节目上看，只有‘明明德’‘新民’两事，‘止于至善’说的只是二者之规模”，[3]朱熹自己也说“止于至善”即“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2]可见“止于至善”是“明明德”与“新民”所要达到的结果。那么，对于三纲领而言，“明明德”与“新民”就可以看作是大学之道的“志”，即所要树立的目标，而“止于至善”就可以看作是树立此目标所要达到的结果，即“功”。“虽然《大学》总的目标是明明德与新民，在朱子看来，要使这一目标真正地得以实现，更为要紧的却是‘止于至善’这一规模，无论明德还是新民，都必须‘止于至善’”，[3]这也就是说大学三纲领虽然有目标亦有结果，但必须使目标与结果统一起来，即使志与功相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学之道。

除三纲领外，经章八条目之间同样存在着志与功相统一的关系。经章反向表述八条目时，是先述功而后述志，但功与志是统一在一起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就是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功，而治国为志，功与志是相统一的。至于其他六目，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之间也都存在着这种关系，且相临两目之间都是以前者为功后者为志。正向表述八条目，则与此相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相临两目之间都以前者为志，后者为功，志与功相统一。但其无论正反表述，都是为了说明八条目两两之间存在着志与功相统一的关系。但由于八条目之间是一个环环嵌套的体系，所以两两之间志与功的关系并不是确定不移的，“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六条目，每一个都既可以在前一环中为功，又可以在后一环中为志，且每一环中志与功关系都是统一的。

这是个别分析八条目之间的志与功关系，整体而言，八条目之间同样存在着志与功相统一的关系。“《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通往最高理想的必经之道”，[4]而八条目是实现此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步骤，因此，“在‘八条目’之中，从‘格物’到‘修身’五个方面是‘内圣’，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5]内圣为志为目标，外王为功为结果，那么前五条目与后三条目之间就存在着志与功相统一的关系。志于内圣，功于外王，实现内圣外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既然八条目中前五条目属于内圣事，后三条目属于外王事，八条目从整体上看，就也存在着志与功相统一的关系。

二 传章内的志与功相统一

传之第三章，主要解释“止于至善”。开篇“引《玄鸟》之诗说明民之所止在邦畿，引《缗蛮》诗说明鸟之所止在丘隅，引《文王》诗说明文王能敬其所止，都是用来比喻能‘止于至善’”，[6]这些都是为说明止于至善的方法，即“知其所止”。知其所止是为了实现止于至善，所以，传之第三章是以“止于至善”为目标、为志。通过“知其所止”，可以达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2]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就是“功”。开篇论述志，结尾展现功，并以“知其所止”的方法贯穿二者。可见，传之第三章是以“止于至善”为志，以“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这样一种结果为功，其志与功是相统一的。除此之外，单从本章所引《淇澳》诗，也可以明显看出本章采用的是一种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如切如嗟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2]可以看作志的一面，即志于学和自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2]可以看作功的一面，即达到一种“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的结果。由此可见，传之第三章明显采用了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

传之第四章，解释本末。这一章为说明本末关系，只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呼”。这句话，可看作是以“听讼”为志，以“无讼”为功，因此，这一章虽然论证很简单，但仍然采用了志与功相统一的方法。传之第五章，是朱熹补传，解释格物、致知。朱熹补传采取的同样是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补传一开篇，便树立了格物致知的目标，即“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因此补传是以即物穷理为志。补传末尾处，又说明了结果，即“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可见是以此为功，志与功统一于格物致知的过程。传之第六章，即诚意章，同样开篇立志，即“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2]以“毋自欺”为志。为实现这种志，就必须慎独，而慎独最终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2]而这就是“功”。“这样，作者在这最后一节中，便揭示了慎独的效验”，[7]而所谓效验就是功，即树立此志所会达到的结果。所以，传之第六章仍是采用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

传之七、八章主要采取反面论证的方法，无所谓志与功的统一。但传之第九章又采取了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不过形式有所改变。前面几章，都是开头立志，末尾述功，而传之第九章，则一开始就将志与功点明了，余下部分则主要说明如何由此志出发来达成此功。“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2]可见本章志于“齐家以治国”，其功则为“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为将志与功联结起来，本章接下来用了大量篇幅来说明实现此志、达成此功的方法，即“把‘孝’‘弟’‘慈’从家族内部推广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把‘孝’和‘事君’‘弟’和‘事长’‘慈’和‘使众’联系起来”。[8]所以，传之第九章虽然说理形式与前面几章不同，但采取的仍是志与功相统一的说理方法。

传之第十章“可分为四大段：第一段反复申明絜矩与不絜矩之别；第二段就财利一目反复申述，以明絜矩与不絜矩之别；第三段就君子与小人一目反复申述，以明絜矩与不絜矩之别；第四段直言生财之道乃在于用君子不用小人，综合财利和君子小人二目，以申明絜矩与不絜矩之别。”[1]第一大段在申明絜矩之道时，志于“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2]其功则是“道得众则得过，失众则失国”。[2]第二大段论述财利时，其志为“德本财末”，而其功为“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2]第三大段论述君子小人关系时，则是以公私好恶之正为志，以“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2]为功。第四大段综合论述财利和君子小人关系时，是以“德、义”为志，以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2]为功。因此，传之第十章在说理时，也采取了志与功相统一的方法，而且是从不同的方面连续四次使用了这种方法。

由此可见志与功相统一的方法对于《大学》而言是一种很重要的说理方法，朱熹所作的注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方法更具效力。

[1]幺峻洲.大学说解 中庸说解[M].济南:齐鲁书社,2006(9):序言5页．

[2]金良年导读,胡真集评.大学·中庸/(宋)朱熹章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9):6-20．

[3]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190．

[4]郭庆祥.《大学》人生大学问[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3):38．

[5]李春尧，译注.大学·中庸[M].长沙:岳麓书社,2012(1):6．

[6]方向东，注评.《大学》《中庸》注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6):9．

[7]韩维志，译评.大学 中庸[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4):31．

[8]乔俊辰,杜玉珠，译注.大学 中庸 孝经/(宋)朱熹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