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芳

(赣南师范学院 文旅系，江西 赣州 341000)

一 现实体验与高扬的价值使命

礼崩乐坏、新旧更替、百家争鸣这是人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概述。然而，对身处其中的孟子而言，极尽的不是新旧更替、礼崩乐坏的体验，而是对时下现实社会的关注和自身作为时代个体的社会责任的思考。

一方面，在现实中极尽的是对百姓生存境遇的体验。孟子感知到弱肉强食，列国攻伐，纷纷以图霸的社会现实。各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整个国家“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百姓面临着“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的生存境遇。而统治者却“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孟子·滕文公下》)他们“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勤，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眼见“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草。”(《孟子·梁惠王上》)看似为民父母行政的统治者，却丧失仁德，不免于车兽而食人，孟子深切地体会到“民”的妻离子散，乱世流离的景象。

另一方面，社会上“处世横议”，提出了许多治国济世主张，但在孟子看来，却都是充塞仁义，不可行的。“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诸子中，杨墨之学居于主导。但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梁惠王下》)对此，孟子扬言杨氏主张不能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墨家的“爱无差等”实则是破坏“忠孝”和“仁义”，不合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