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腾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一 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脉络

经世致用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儒家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最大，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注国事甚至救国于危难之际的使命。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自西汉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汉儒通常主张通经致用，具有相当的入世与积极精神，这也逐渐演变成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可以说经世致用一词的正式使用与汉儒的通经致用有关。此后，历代儒生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抱负，经世致用思想逐渐演变成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

宋明时期，起初宋明理学家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做了一定贡献。他们虽然致力于“内圣”之学，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但程朱派和陆王派都没有放弃儒家经世的宗旨，他们所注重的是通过内圣的途径达到经世的目的。一方面他们继承汉儒的通经致用观念，认为要经义与治事并重，走所谓外王之道;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内圣外王成为经世致用的最高境界。但是宋明理学到其末流逐渐流于空谈，这种空虚的学风“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此后，不断有学者批判程朱、陆王，极力提倡“治国平天下”的实学。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想高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鉴于明人空谈性理，束书不观的学风，主张通经致用，以期贡献于社会。顾炎武强调“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认为熟悉古代的经书是为了“今用”，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黄宗羲再三强调“经世应务”精神，反对空疏无用之学，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迁儒之学”。所以说，“顾炎武、黄宗羲等做学问是学、思相结合，为救亡而读书”。［1］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倡导下，尽管经世致用思想曾一度勃兴，并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这一思想后来又被乾嘉考据学所埋没。直至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想再兴。由于继承明末清初的经世务实精神及乾嘉考据余风，这些早期的经世派学者们开始关注国内的政治社会秩序，尤其是边疆问题。

二 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启蒙作用

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想与此前有着明显不同，它“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2］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中国先进的经世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开始有了变化，他们从关注中国内部社会问题转而开始关注西方，尤其是西方的船坚炮利。他们开始努力地了解西方，寻求西方知识，探索救国富强的途径。所以，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在继承传统经世思想的同时，又增添了西学的内容，体现了传统经世思想在近代的变异与延伸。而经世致用思想的演变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促使着国人开始从新的途径寻求救国良方，推动着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当时，这些先进的经世派人物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尤喜经世之学，秉承与时俱进的精神，他的经世学说逐步增加了学习西方的内容。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法制和时事的知识”，二是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知识”，［3］尤其是西方军事之长技，他曾多次向皇帝建议创办近代国防工业。林则徐提倡学习西方，这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声，为后来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创造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而继承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并使之具体化的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是一个变革性的进步。经世致用思想由之前的“通经致用”慢慢演变为“学习西方”，影响日益扩大。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船，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4］提出学习西方长技为我所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以抵抗外国侵略者。总之，魏源的思想大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他用较早的近代意识，启迪人们去认识和接受西方先进国家的新鲜事物，为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林则徐、魏源等继承前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并赋予其时代色彩，光大了经世致用思想，使其日益为世人所重视。他们不仅把眼光投向充满矛盾的国内社会，同时也转向了国人陌生的的外部世界，积极探究西方新知，继而传播西学，以求学习西方以维护中国社会秩序。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主要是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做了精神准备。虽然他们的主张“未能实现，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5］他们的开放思想“启迪了此后的洋务大吏和维新派”。［6］在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启蒙下，才会有经世派洋务官僚正式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实践。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车轮姗姗来迟。

三 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作用

林则徐、魏源等推崇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启蒙作用，为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提供了思想准备，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经世派洋务官僚则在这一基础上慢慢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实践，是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者。

在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洋务派人物，不管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执掌军政大权的官僚，还是郑观应、薛福成等洋务鼓吹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讲求经世致用。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经世致用的理念和他们的务实趋向促使着他们学习西方，以求改变现状并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他们在继承前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体西用”思想，开始了自觉或不自觉的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实践活动—洋务运动，开启了被动艰难的中国近代化历程。

经世致用思想的践行者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改革的序幕。洋务派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近代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面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经济方面，促进了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近代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创办了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等众多新式工业，大量引进西方机器设备及先进科学技术，不仅使中国由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开始向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得到了一定发展。总之，洋务派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先河，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推进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在政治方面，秉承经世致用思想的洋务派这一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中国政治的近代化打下了阶级基础;洋务运动中近代国家机关如总理衙门的设立，使中国政治的近代化有了权力保障;而近代外交观念的出现，则为政治近代化提供了思想保障。可见，洋务派发动洋务运动，在政治与外交上实行“新政”，为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军事方面，曾国藩、左宗堂等洋务派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创者及奠基人。创办近代军工企业，大量购买西方先进武器，推进了中国军事装备的近代化;传播西方军事思想，采用西法练兵，有利于近代军事人才的培养;此外，洋务派提出近代海防思想，加强海军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也促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在文化教育方面，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开始萌芽，渐而形成了“中体西用”的近代教育思想体系，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经过一系列的近代化变革，中国近代化的车轮慢慢开始启动。

经世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还仅是起步阶段，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化还很遥远。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变革过程，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为中国近代化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330.

［2］葛荣晋.晚清经世实学概说［J］.清史研究，1994，8(6):2－5.

［3］萧致治.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75.

［4］魏源.筹海篇三［A］.海围图志(卷2)［M］.长沙:岳麓书社，2000:127.

［5］夏东元.洋务运动［M］.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68.

［6］冯天瑜.试论道咸间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J］.近代史研究，1991，5(2):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