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琴载元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一 问题的所在：纪年的相差

《竹书纪年》西晋时期从汲冢古墓出土，其原本已散失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竹书纪年》的内容都出自传世文献的转引。虽然它没有原本，但是对于补充夏商周及春秋战国的历史还是有不小的帮助。特别是，《史记》里有关西周以及晋、魏的记录，还有些不明确的部分，对于这些缺点，可以通过《竹书纪年》来补充。其中，关于西周纪年问题是学术界持续论争的热门话题，而很多人认为它可以作为复原西周纪年的标准，并进行以《竹书纪年》为主的年代复原工作。①

然而，因为《竹书纪年》是佚文，所能看到的内容也不一定与原文一模一样，现在学术界都认同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甚至古本的有些内容还不能完全消除对其真伪的疑问。朱右曾所编的古本《竹书纪年》[1]是一种编辑资料，与原本《竹书纪年》相差很远。现在还不能完全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底本”，而需要分别考证个别条文的来历、真伪以及版本问题。

本文从《竹书纪年》中以《后汉书·西羌传》所引用的条文为例，分析与它相关的内容。先介绍《后汉书·西羌传》里的相关部分，如：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军败，伯士死焉。[2]P2871-2872

对此，李贤注曰，“见竹书纪年”、“幷见竹书纪年”，[2]P2872表明它是从《竹书纪年》所引用的。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对其进行了系年整理，说：“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三十一年)王师兵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六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1]P15-16，就认为这些所有的内容都属于《竹书纪年》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宣王4年的记事还有些疑问，需要具体思考。我们可以从《史记·秦本纪》找到同样的内容，但是这里说的秦仲死亡年度与《后汉书·西羌传》的不同。其内容如下：

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3]P178

对于周宣王的即位，《集解》引用徐广注，说：“秦仲之十八年”[3]P178，按照这一记录来推算，秦仲23年是宣王6年。即，与《后汉书·西羌传》所说的年份有两年的差异。

这两条不同的史料中，我们该信赖哪条记录？一般根据《竹书纪年》来修正《史记》的错误比较多。但是，《后汉书·西羌传》与其它《竹书纪年》资料不一样，还有些不明确的部分。首先，在一般的情况下《竹书纪年》条文都在注释里被引用，但《后汉书》注只说“见竹书纪年”，没有引用有关条文。而且，范晔撰写《后汉书》的时候有没有直接引用过《竹书纪年》，这一问题我们还不能确定。还有，《史记》三家注参考《竹书纪年》来补充或修正《史记》，但是，三家注却没有提到这些纪年的错误。如果《竹书纪年》里真的记载了秦仲死亡于宣王4年，那么为什么《史记》三家注没有发现这一差异？此外，今本《竹书纪年》说宣王6年“西戎杀秦仲”[1]P95，与《史记·秦本纪》的记录一致。当然，今本《竹书纪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它被编造的当时，作者有可能觉得《史记》的记录比《后汉书》的更可靠故而则用前者，这些事实也不可忽略。

如此，我们只考证《竹书纪年》里的一条内容，就需要考虑其真伪或版本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竹书纪年》版本问题为主，分析《后汉书·西羌传》里相关条文的异同、传承，在这一基础上，初步地考察《史记》和《后汉书》史料本身的性质与信赖性。

二 发生错误的几种可能

在分析有关问题之前，我们先分类一下对于纪年或许发生错误的几种可能。首先，可以设定《史记》的记录有错误的可能性。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说参考“秦纪”来整理战国六国的纪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3]P686如此，因为秦国的焚书政策，旧六国的史书几乎被消失，只有“秦纪”得以保存原来的面貌，所以司马迁对秦国的历史比较明确地进行记述。但是，我们还不完全确定，有没有在“秦记”里记录对秦国初期的历史。司马迁在《六国年表》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落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3]P685就这样，他在言及《秦记》的时候，只提及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以后的事实。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司马迁在记述秦国初期历史时参考了哪些资料。

其实，提及秦仲在位时候的记事都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收录，在这里司马迁说，“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3]P511可以知道他参考的是《春秋》和《国语》。不过，在《十二诸侯年表》里没有记录秦仲的死亡，只是记载秦仲的下一代秦庄公在周宣王7年即位了，所以我们只能推测秦仲的在位时间就在周宣王6年以前结束。[3]P519

在《史记·秦本纪》里，秦仲与周宣王的纪年混在一起，有关秦仲的内容从周厉王末年经过西戎的叛乱到秦仲的死亡被记录下来了。其内容如下：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3]P178

我们可以设定三个时间基准。司马迁说西戎叛乱的时期是秦仲三年，那时候还处在周厉王统治时期。以后在周宣王即位的同时，秦仲被赐以大夫的爵位，参与征伐西戎的战役。我们所要注目的是西戎叛乱的时间。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里确定共和元年是秦仲四年，西戎的叛乱就前一年发生，作为第一个时间基准。然后，宣王的即位可以作为第二个基准，而最后的基准是秦庄公的即位，即周宣王7年。秦国可能从秦庄公以后才确保了明确的纪年，古本《竹书纪年》说：“秦无历数，周世陪臣，自秦仲之前，初无年世之纪。”[1]P15反过来说，秦国从秦庄公以后才有历数。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史记·秦本纪》也从秦庄公时期以后就有了具体的纪年。更明确的是，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以后，在周王室与秦诸侯之间没有纪年的误差。可以说，最少在秦被升为诸侯国以后就有了和周王室完全对应的纪年，至于秦襄公以前时期，可以用追溯的方法来推算其纪年。

司马迁撰写《史记·秦本纪》，在调整秦仲的死亡纪年和秦庄公的即位纪年的时候，或许发生了错误。司马迁把秦仲三年看成为周厉王末年，然后断定在宣王即位的那一年，秦仲参与西戎的征伐，最终确定秦仲在秦庄公即位的前一年死亡。但是，秦庄公不一定在秦仲死后马上即位，如果《后汉书·西羌传》的记录没错，秦仲死于宣王四年，从此可以解释秦庄公在秦仲死亡的二年以后才即位。司马迁觉得在这两种记事之间没有时间空白，推测秦仲死后秦庄公就即位，把秦仲的死亡纪年确定为在位二十三年，即宣王六年。

其次，可以提出《后汉书·西羌传》的记录有错误的可能性，并怀疑《后汉书·西羌传》的有关条文是否从《竹书纪年》引用过来的。事实上，范晔没有说过《后汉书·西羌传》的来源，后来李贤注曰“见竹书纪年”，表明这些条文与《竹书纪年》有关。所以，我们还需要理解《后汉书》和《后汉书》注的编撰时代和背景，然后再追踪《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

范晔是《后汉书》的编撰者，他生于公元398年，而死于445年。《宋书》卷六十九《范晔列传》说，元嘉九年（432年）“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4]P1820从此到由谋反罪而狱死的13年期间，就着手撰写《后汉书》的工作。然而，徐广是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物，②他撰写《史记音义》时引用过《竹书纪年》（徐广把它称为“汲冢纪年”），一部分内容被收录在《史记集解》而传到现在。《史记集解》里的“徐广注”很多次引用“汲冢纪年”，可以知道在徐广在世的时代，正在流传被名为“汲冢纪年”的版本。范晔也是同一时代的人物，所以有可能不难找到当时流传的《竹书纪年》，而且其版本有可能是与徐广所看到的“汲冢纪年”类似或一样的版本。

《后汉书》注的编撰在唐高宗时期章怀太子李贤的主导下进行，所以它往往被称为“章怀注”。《新唐书》卷八十一《章怀太子传》说：“是时，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贤为皇太子。俄诏监国，贤于处決尤明審，朝廷称焉，帝手敕褒赐。贤又招集诸儒：左庶子张大安、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戶參军事格希玄、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注范晔后汉书。”[5]P3590根据这一事实，《后汉书》是上元2年李贤当为皇太子后不久，命当时的诸儒而撰写的。即其编撰时期是公元675年以后，比《后汉书》的编撰还晚240余年。

《后汉书·西羌传》里有些条文或许真的是从《竹书纪年》引用过来的。但是，只有可以证明《后汉书》注所提到的《竹书纪年》是与范晔所看到的《竹书纪年》（或“汲冢纪年”）一样的版本，我们才能相信《后汉书·西羌传》记录的真实性。不过，到目前为止，因为史料的限制，而且没有《竹书纪年》原本，我们没法证明这两种史料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所以还不能信赖这些史料的来源。实际上，古本《竹书纪年》在传承和流通的过程当中，经过屡次被添加或删除以及委曲，其可信度逐渐下降。关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资料初步地分析，《史记》三家注就是可以与《后汉书》比较的最佳资料。其中，《集解》的编撰时期基本上与《后汉书》一样，而《索隐》和《正义》的编撰时期比《后汉书》注稍微晚，但可以当成是同一时代的著作。根据这一些，分别追踪各时代不同《竹书纪年》版本的形成背景和流传过程，可以初步地理解《后汉书》和李贤注所含的不同特点。

三 《竹书纪年》版本的形成背景与其信赖性

我们再回顾一下在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如果《竹书纪年》里所提及的纪年与《史记·秦本纪》的有些差异，那么为什么《史记》三家注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对此，我们可以推测两种可能。第一，《史记》三家注所参考的《竹书纪年》与《后汉书·西羌传》所引用的版本原本不同。第二，本来《竹书纪年》里没有记载与《史记·秦本纪》相差的纪年，或者《后汉书·西羌传》根本没有引用过《竹书纪年》。

首先探讨第一种推测的可能性。在《史记》三家注当中，《集解》是最早撰写的。在《集解》里引用的注释中，徐广注对《竹书纪年》引用得比较多。徐广是东晋末、刘宋初的人物，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处于同一时代。如果范晔真的引用过《竹书纪年》，这可能与徐广引用的版本一样或很类似。然而，《集解》里的徐广注都没有提及《竹书纪年》，而把它称为“汲冢纪年”或“纪年”，因此，东晋末、刘宋时还可能存在不一样的《竹书纪年》版本，也许以后经过再编辑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参考藤田胜久的研究，他在《史记·晋世家》与《魏世家》比较研究的时候，发现徐广注所引用的“汲冢纪年”只见于《魏世家》，而不见于《晋世家》，因此，当时的“汲冢纪年”的形态有可能不完全，是以魏国历史为主而再编辑的资料。[6]P70-72这样的见解值得参考。根据他的意见，在范晔编撰《后汉书》的当时，“汲冢纪年”里没有记录周宣王时期的记事，所以范晔不可能引用《竹书纪年》。

《索隐》和《正义》都在唐开元年间陆续被撰写，比《后汉书》的成书年代稍微晚一些。然而，与《索隐》直接引用《竹书纪年》相反，《正义》主要对《括地志》里所引用的《竹书纪年》进行再收录，《正义》的作者张守节好像没有亲自看到《竹书纪年》。《索隐》就在参考《集解》的基础上，再次添加《竹书纪年》的内容来补充《史记》的缺憾。就是说，徐广引用“汲冢纪年”时看到的内容以外，唐代流通的“汲冢纪年”里还有更多的内容。那么，司马贞明明参考《竹书纪年》，那为什么没有发现《秦本纪》与《竹书纪年》之间的误差？《索隐》里提及的对于“共和”的解释③，跟秦仲的死亡只有20年的时差，所以司马贞会容易看到周宣王时期的纪年。

可以整理一下以上的内容。《集解》徐广注和《索隐》里所引用的是不一样的《竹书纪年》版本：徐广利用的可能是自西晋至东晋、刘宋传承的南朝系列的版本；司马贞在《索隐》里利用的是自西晋经过五胡十六国、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北朝系列的，它与北魏时期的《水经注》里所引用的“竹书纪年”以及《隋书·经籍志》里提及的“纪年”④有些一贯的继承关系。就这样，当时在南北朝形势的政治情况下，可能大概形成了两种系列的版本。[6]P76-77那么，《后汉书》的有些记录来自于《后汉书》注里提及的《竹书纪年》，这样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而且东晋、刘宋时期流通的“汲冢纪年”与隋唐时期流通的《竹书纪年》完全一致，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因此，本文比较大胆地提出，在上面所提及的推测当中，第二种推测比较妥当。即，《后汉书·西羌传》本来没有引用过《竹书纪年》，起码可以说它引用的有可能是“汲冢纪年”这一版本，而不可能是与《后汉书》注所提及的《竹书纪年》一样的版本。而且，《后汉书》注曰“见竹书纪年”并不意味着《后汉书》的句子与《竹书纪年》一致，而可能只是指出内容的类似而已。还有，《索隐》也没有提及对于秦仲死亡的纪年问题，所以怀疑在《竹书纪年》里有没有提到秦仲死于周宣王4年。

最后，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不管在《竹书纪年》里有没有记载秦仲死于周宣王4年，《竹书纪年》本身作为修正秦国的历史的资料还是有不当之处的。众所周知，《竹书纪年》出土于战国时期的魏国境内，主要记载自夏商周至晋和魏国的历史，秦国的历史只是对此补助的信息而已，所以这里提到的秦国历史有时会不正确。实际上，《后汉书·西羌传》与《史记·秦本纪》相比，其信息量少，而且有些记载没有《秦本纪》正确。可以举一个例子，如：

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2]P2871

我们还需要注意“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这一部分，据此可以解释当时秦仲之族居住在犬丘地区。但是，根据《史记·秦本纪》，可以知道那并不是事实。《秦本纪》对此说，“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3]P178，表明居在犬丘地区的不是秦仲之族，而是大骆之族。对这些疑问，我们参考《秦本纪》里的前一段条文后就能解决。比如：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洴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3]P177

由此，可以知道大骆族和秦嬴族的区别。原来，秦嬴族属于大骆族，以后从非子的一代被封于秦邑，就开始成为独立的一族。以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3]P178，秦嬴之族传承到秦仲的一代，那时候的大骆之族还居于犬丘，明确是与秦仲之族不同的另外一族。但是，《后汉书·西羌传》混淆了这些不同的族，对秦国的初期历史记载有误，《史记·秦本纪》却补充了这一缺点。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可以看到的资料当中，《史记》对秦初期历史还是最可靠的资料。《史记》里的秦史部分没有受到秦帝国焚书政策的破坏，基本上都利用接近于原型的资料。因此，我们研究秦史的时候不得不依靠《史记》，难以用别的资料来替代它。虽然《史记》对秦仲的死亡有些不正确的部分，但是这里的误差也是通过根据前后的事实推测证明出来的，可以说是误差界限很分明的小错误。即，通过《史记·秦本纪》我们可以知道，秦仲的死亡在西戎的征伐与秦庄公的即位之间发生，误差发生的可能范围都在这两个时间段之内。

总的来说，我们不能确定《后汉书·西羌传》里的相关条文来自于《竹书纪年》，所以还不能以这些资料来修正《史记·秦本纪》的错误。而且，《竹书纪年》不是针对秦史的资料，不足以替代《史记·秦本纪》。所以，我们还要信赖《史记·秦本纪》，充分肯定其本身所含的史料价值。

注 释：

①可以参考以下的研究：吴晋生、吴微微，《夏、商、周三代纪年考辨――兼评〈竹书纪年〉研究的失误》，《天津师大学报》，1998-1；王占奎，《〈古本竹书纪年〉与西周年代》《考古与文物》1999-4；曹书杰《〈古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的五个时段及年数推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3；张富祥《〈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的比较研究》，《史学月刊》2006-1。

②《宋书》卷五十五《徐广列传》：“元嘉二年，（徐广）卒，时年七十四。”那时候，范晔是27岁。

③《史记》卷五《周本纪》第144页：“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索隐》注曰：“若汲冢纪年则云，‘共伯和干王位。’共音恭。恭，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

④《隋史》卷三十三《经籍志·史部》，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纪年十二卷’汲冢书，并竹书同异一卷。”

[1]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范晔.后汉书·西羌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二版)[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梁]沈约.宋书·范晔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宋祁,欧阳修.新唐书·三宗诸子列传·章怀太子贤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藤田胜久著,曹峰,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