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海涛

(宝鸡文理学院 科技处，陕西 宝鸡 721013)

当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要求深入研究我国多元并存的文化现象，深入挖掘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巨大力量。“语言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1]语言和文化如此紧密的关系，决定了研究文化必须注重对语言的研究。对存在于不同地域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文化的研究来说，从方言入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方言学的研究成果怎样来为提升文化软实力贡献力量，是方言学与时代现实贴近的问题，同时也是方言学如何实现成果转化的问题。

国内学者陈梅芬[2]曾对13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语言学学科进行了系统的量化分析，得出了“在我国语言学研究领域高等院校的学者一直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他们承担了大多数语言学领域科研的课题和重点项目”的结论,方言学是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者也是方言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军，高校无疑成为了方言学研究成果的主要产出地。

方言学的研究，到了二十一世纪有了它新的目标，学者卞觉非[3]认为方言学应多视角、多层面地从理论上对方言调查的成果作综合性的考察, 更深刻地揭示其中规律，构建结构模式，作出共时和历时的解释。方言的解释性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语言符号系统的解释性、语言地理类型的解释性、语言演变要素功能的解释性、语言变化动因的解释性、语言社会文化的解释性、语言心理认知的解释性。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两个解释性内容是方言学研究的拓展，关于社会文化、语言心理认知的方言研究成果也就是本文要探讨的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方言学研究成果。

一 方言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阻力

1.方言学研究成果的性质是转化的内在阻力。

与科研成果转化率较高的自然科学相比，方言学所属的人文科学有其自身的特性。“自然科学是公共知识，具有普遍性、共识性、非私人性，而且只有具有概括性和普适性时才有意义; 而人文学科往往是地方性知识，具有局部性或个体性。”[4]皮亚杰认为，人文科学有三个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 一是不可能进行实验; 二是由于缺乏通用单位而对度量的抵制; 三是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现象都取决于制约人类生命和行为的全部因素。[5]因此，方言学研究成果本身多具有“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必然性”等性质，相较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6]而言，方言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凸显出先天的不足。

2.方言研究者的研究目的是转化阻力形成的开端。

研究者在开展研究时，是以记录方言、解释现象、分析现规律为目的，还是以开展汉语史研究、丰富和扩展语言学理论、为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提供方言学支撑为目的，是为研究方言而研究，还是以研究成果最终走出象牙塔而研究，这些将决定成果转化可行性。

3.方言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制约成果转化的关键。

方言学研究的大多数对象是现存的方言现象，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直接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方言事实准确性。真实、准确的方言研究将决定成果转化可行性。

4.方言研究成果转化的路径缺失是成果转化的最大阻力。

方言学研究成果通过什么路径转化，转化的方向是什么，是实现方言成果转化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路径、方向的缺失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人文科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路径

方言学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在大环境上是依赖于人文科学科研成果转化的，因此，探讨人文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政策路径，也是方言学科研成果转化研究的前提。按照科学研究步骤实施的线性序列，可以将政策路径分为三个阶段：即预研阶段的政策支持、研究实施期间的政策支持和成果形成期的政策支持。

1.预研阶段的政策支持，即研究项目论证时期的政策支持。这个时期政策的保障状况将决定该项研究产出成果的价值，因此，政策的制定须在研究队伍的形成、研究实施条件的建设、研究内容确定的审核等方面着眼。好的研究队伍的形成除了需要按照既定目标进行的学术研究人才梯队建设外，还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的专门人才加入研究队伍，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制定有利于合作研究的政策，单位内的跨部门联合研究，将涉及不同部门人员待遇、承当任务与预期成果收益的比例、各部门内部工作量核算标准等方面；单位之间的联合研究，将涉及各单位参与人员工作量核算办法、权益分配比例、单位间协调机制建设等方面。研究实施条件的建设要重点解决研究资源共享、研究经费配比等问题。研究内容的论证、审核要制定规范的操作流程，要注重论证、审核的专家库建设，特别是将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政府、企事业单位专家纳入专家库，同时要建立公允的评价机制。

2.研究过程中的政策支持，这是确保研究能够顺利展开的重要环节，应在研究经费支配的制度保障、研究人员时间、精力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着眼。研究的支配经费范围是经费管理的重点和难点，过松的经费管理制度将带来经费的无效益开销，但也将给予研究者灵活、创新研究方式方法的便利，过严的经费管理制度有利于控制经费的合理用度，但会给研究者带来各种限制，不利于新的研究方法、方式的探索。因此经费管理制度的建设应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留下一定的空间，给予相应的监管，为研究者创造适宜的工作条件。研究人员时间、精力的制度保障体现在研究人员承担项目数量的合理约束，这须结合各单位制定的项目申报激励机制的实际，以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为最终目标。

3.成果形成后的政策支持，这是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促进人文社科科研成果的转化应注意成果转化平台的搭建和转化的经费保障。近些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平台已经建立起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良好机制，但人文社科研究的成果的特殊性限制了其在现有平台进行转化的可能性。因此，建设适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转化的平台是促进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转化的关键。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精神层面，体现在思想文化、民俗文化、企业文化、人文艺术等各方面，在探寻城市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进程中，人文社科研究成果无疑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基于此的转化平台产出成果也将多为精神层面的非功利性的，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成果转化在衡量转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劣势必然会挫伤以追求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政府、企业的建设热情，其转化评价指标的建设也因此而更难。人文社科研究成果转化低经济效益的性质，是约束其平台建设的关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快，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逐渐被注视起来，政府应当以此为契机，积极推进文化部门、文传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构建供求平台，充分挖掘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加快思想向成果的转化。这其中转化经费的保障也是重点问题，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需要在成果产出的基础上在进一步提升、推进，这个过程的经费已超出了研究经费的支付范畴，因此，转化的支持经费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应加大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项目的支持力度。

三 方言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实路径

“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但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 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7]城市文化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涵盖了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包含了城市居民衣、食、住、行、语言、娱乐等各个方面的内容。随着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人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显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此城市文化的构建越来越成为地域文化实力提升的抓手，方言学的研究本身具有的地域性和方言承载的文化性显示出了走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建设这条道路的优势。这条路径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切入点。

1.方言与旅游文化平台的对接。地域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是天然的旅游文化平台，自然景观中的山名、水名，历史人文景观中的地名、亭台楼阁名和传说、典故都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表现载体，通过方言学的研究再现、演绎、解读这类活化石是方言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研究成果转化的直接标的。比如与当地旅游管理部门联合，通过制作与当地旅游文化相适应的方言解说光盘，将方言的保护传承以鲜活的形式实现，同时兼顾了经济效益，传播了原滋原味的地域文化。

2.方言研究与方言影视作品、地方戏曲等文艺形式的互动。信息的全球化、读图时代的来临，在延展了人民的阅读视角和加快阅读节奏的同时，悄然的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接受方式，文字的单一性制约了地域文化的传播，相比之下视听艺术的丰富性给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现实中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易得到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越来越多的被引入了视听艺术中，各地的方言及其承载的地域文化通过音乐、舞台剧、影视剧快速的占领着受众的心理。方言学在这种地域文化传播扩张形式的改变中显然落后了脚步，视听艺术表演中方言的误读和曲解、地域文化的断章取义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为方言学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对象，针对地域文化传播的新变化，方言学的研究转向及其成果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促进此类成果转化的关键。研究者通过方言学的研究，明确方言的音、形、意，廓清方言中地域文化的能指与所指，通过文化评论、艺术赏析等形式，逐渐传播正确的方言及其文化，对于城市文化乃至地域文化的构建将起到实质上影响。

3.方言在民俗文化纪录片中的一席之地。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饮食文化爆发，通过唯美的视听艺术，编者将富含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活色生香的展现在世人面前。方言做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否可以成为民俗文化纪录片的主角，是方言学者实现研究成果转化的又一途径。方言学的研究在文化保护的意义上来说有两类：一种是存活式保护，即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尽量让方言在社群的口头使用、保持、传承；二是记录式保护，对于方言特别是濒危方言的文化资料，尽可能完善地记录、保存。[8]方言学的研究成果多数以第二种方式对方言进行保护，如何利用第一种方式有效保护的方言，民俗文化纪录片是一个好的途径。研究者可以将方言研究过程中的方言语音、语法、修辞等方面的成果，与当地其他文化形式(如饮食文化、建筑文化、风俗等)相结合，通过准确的方言以纪录片的形式，留存其他文化形式的风貌，再现原滋原味的城市文化乃至地域文化。

此外，城市宣传标语、城市地名改造、城市文化名片建设都是方言学应该关注的领域，也是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方言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实途径。

从方言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实途径分析来看，人文科学研究成果难以转化的问题应从廓清研究目标开始，将构建理论为目的的研究和以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相区别，将“研究贴近地域、成果服务地方”作为解决成果转化阻力的根本抓手，将探求成果的转化问题提前至该项研究的缘起阶段来解决，通过修正研究目标，端正研究动机，从而确保研究成果向体现研究价值、实现社会效益的方面转化。

[1]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2]陈梅芬. 国家社科基金视角下语言学研究状况分析[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2(4):52.

[3]卞觉非.解释性: 当代方言学的目标[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4)：52.

[4]李醒民.知识的三大部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J].学术界，2012，8:17.

[5]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M]. 郑文彬,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2.

[6]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 卷)[Z].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761.

[7]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译本)[M].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7.

[8]黄涛.语言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方言保护论争[EB/OL].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53815.html，2008-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