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桃，张小莹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海口 571126）

《边城》经典化生成中的“纯文学”建构与权力博弈

徐桃，张小莹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海口 571126）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的《边城》置身于被经典化“场域”中，因其契合时代精神的审美意蕴，被作为“纯文学”经典建构，成为文学摆脱权力掌控进行审美独立性复苏的标志；作者“沈从文”个人遭际折射出的历史典型性意义，也被作为形象符号的价值筹码，参与到“后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政治价值体系重构的权力博弈中。

《边城》；沈从文；经典化；纯文学；博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边城》开始被经典化，那么，为什么在文革后出现了“沈从文热”？《边城》又为何会成为热点？在“纯文学”的背景下，沈氏与《边城》被奉为经典契合了八十年代的哪些精神需要？沈从文又在其中起到怎样的文化符号作用？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分析当代社会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场域”概念：“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架。”［1］133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场通过“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新确立，就构成了一个“经典化场域”，在这里，文学场与政治权力场就争夺文化权力符号展开博弈，积累为己所用的文化话语权。在《边城》被经典化的“场域”中，因其文本的审美意蕴和作者沈从文所经历的历史波折而产生的丰富含义，尤其是针对意识形态对文化及知识分子操控的背景，使得关注于此的话语势力进入“边城”形成的经典化场域中。“边城”因其本身也在动态地参与到当时新时期的社会文化精神的构建当中，以致显得具有几分主动性。

一、《边城》经典化场域的生成过程

在现今的文学史上，《边城》已被列入现代文学经典，但在1934年出版单行本时，虽受到广泛关注并多次再版，但论者褒贬不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边城》伴随着沈从文坎坷的命运日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1953年，曾出版沈从文多部著作的开明书店通知他：“作品已过时，凡是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全部均代为焚毁。”［2］77此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本土，沈从文的作品一般作为批判的对象被提及。而“在香港，沈从文的选集出了一百多种；美国大学里，已经有四人因研究沈从文的作品得了博士”［3］，并公认《边城》为沈从文的代表作。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盛赞《边城》“是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是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她不仅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也是30年代文坛的代表作。”［4］33

文革后，中国知识界以“纯文学”的名义开始重新叙述文学史。在此背景下，借助境外“沈从文热”的影响，《边城》的文学价值被凸显出来。1981年1月，《边城》重新在上海《小说界》发表。1982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等10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沈从文的文集、选集、专集。研究沈从文创作的文章也不断涌现。在八十年代前期，对《边城》的研究还带有明显的论证性质，发表于1984年3月1日《文艺评论》“争鸣动态”栏目的《关于对〈边城〉

评价的争鸣》一文，对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评论界对《边城》的关注和不同见解做了描述，《书林》1984年第1期还对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进行了讨论。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学术界开始多方位研究《边城》的叙事模式、语言魅力、文化人格和思想意蕴，充分肯定它的艺术成就。《新文学史料》、《吉首大学学报》专门设置了沈从文研究专栏、专号，凌宇的学术著作《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沈从文传》（1989）也相继问世；1988年，吉首大学还举办了全国“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随着1988年“重写文学史”大讨论，沈从文进入了文学史教材，文学史以专章论述他的文学杰出贡献，《边城》也作为现代文学的必读篇目被节选入大学教材。

学术界的推崇加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新兴传播媒介的参与也成为新的助力。1984年，《边城》被著名导演凌子风搬上电影银幕，影片以素雅风格体现的人情纯美，获得评论界好评，并获得了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等几项大奖，成为电影的经典之作。1995年，湖南省歌舞团改编的舞剧《边城》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二十多家新闻单位和期刊作了报道或评论。

《边城》被经典化的过程还与各种文化艺术机构的评估机制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八十年代沈从文以及《边城》的经典位置得到初步认同，那么九十年代其经典地位可谓得以最终确立。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家排名中，沈从文列第二位；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一文中将沈从文排名第三；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

历经波折的《边城》在经典化过程中，又引出这样的问题，经典真的是由时间自我显现的吗？《边城》的经典意义究竟何在呢？

二、契合时代精神的“纯文学”审美意蕴

文学经典体现的权威性和引导性特质，向来是政治权力关注的重点，《边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新被“发现”就体现了这一点。经历文革政治禁锢的文学批评，就是要通过对《边城》所承载的审美特质的关注，努力脱离政治干预而树立新的评价标准，从而表征某种美学意识觉醒。八十年代推崇的“纯文学”是“人们设想存在另一种‘纯粹’的文学，这种文学更加具有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5］23说到底，“纯文学”就是要摒弃政治干预，回到文学本身。这种文学宣言，蕴含着明显的“反政治”性。钱理群在回忆八十年代提倡“纯文学”的初衷时坦承：“当时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那种政治性的反抗”［6］。

就沈从文而言，他本就是一个颇具经典意识的作家。在他看来，“生命个体虽不免死亡，保留下来的东西却可望百年长青。”［7］137这种用文字故事重造生命的写作，不仅带给个体生命以安慰，还“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8］139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沈从文明白文学不单是心灵的安栖之地，他“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文字方能奏效的。”［9］486他的创作就是对新生命以及人性美的发现与张扬，以重造经典、重构民族文化。

沈从文自我经典化的努力以及审美趣味，与八十年代“纯文学”追求的“文学性”、“人性”、“审美”等标识可谓不谋而合。在《边城》经典化过程中，各种推崇性评论都摆脱了单纯的政治分析视角，通过审美的分析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感受进行阐释。在八十年代前期，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是朱光潜，他认为，《边城》“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10］4此后，汪曾祺、金介甫、凌宇、吴立昌等作家或研究者开始从民族精神构建、人性美、艺术美的角度对沈从文以及这部小说的成就进行了评价。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界进一步从文化视角对沈从文的小说进行研究，并将《边城》作为“纯文学”的代表文学形式——乡土小说的典范之作进行了高度肯定。赵学勇在《鲁迅·乡土文学·“生命”》［11］中，把沈从文和鲁迅相提并论，阐述了沈从文小说中生命学说的价值和意义；王晓明则在《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12］中认为《边城》诗意牧歌式的描述能勾画出人生无常的虚幻感。

八十年代后期，人们凝练出这样的结论：《边城》是牧歌抒情特质的典范之作，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象征重塑民族形象、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无可奈何的破灭。牧歌、抒情、悲剧、象征，这些抽象的表述蕴含的隽永的审美趣味，让《边城》俨然成为八十年代“纯文学”的代名词。相对于杀人、情色这些颠覆

传统审美趣味的小说，《边城》最符合中国传统文本的范式，更符合“纯文学”的审美要求。

三、“沈从文”形象符号与权力的博弈

沈从文及其《边城》在文学史上的遭遇，让文本与作家的关系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下成为荣辱与共的连体，《边城》被称为“纯文学”经典后近30年，读者对沈从文的评价与《边城》论调一致：唯美、出世、纯精神性。“场域”理论认为：“艺术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空间存在的生产场，信仰的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能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品的价值。”［13］276沈从文对创作自主性的追求，对与政治、商业绝缘的审美独立性的坚持，以及他自身经历所蕴含的文学殉道精神，为文学界提供了绝好的符号权力筹码。这让文学界在“新时期”与政治权力场域的博弈中，通过有的放矢地推崇和回顾沈从文的文学成就，让沈从文成为文学独立的符号性表述，也成为定位“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政治地位和构建其价值体系时树立自身话语正当性的筹码。

在文学创作中，沈从文注重作家的“独断”性：“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的独断！”［14］1按照沈从文对文学的理解，独断性是作家独立人格的保证，《边城》写于1934年，那时中国内忧外患，矛盾繁杂，人们急于改变现实，使得非此即彼、敌我分明的实用思维模式盛行，审美趣味与文学观念则变得粗放和单一，在此背景下，沈从文超然地创造出自己的“边城”，这也是沈从文享有作家“独断”权力的结晶。反观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环境，文学长时间受到政治的高压，对急于摆脱文革带来的极端意识形态的作用、企图构建独立精神和权力话语的文学界而言，沈从文从创作实践以及理念层面支持了“新思潮”启蒙阶段对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的追求，肯定了无政治羁绊写作的必要性。

在文学本质上，沈从文认为文学必须与政治和商业绝缘，他自1939年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批评文学“被在朝也在野的政党所看中”、“与政治结合为一”［15］81-82的倾向；他相信人性，认为文学与政治、商业结缘，必定会产生两种结果——文学“清客化”与“商品化”，从而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甚至在1948年11月的文艺界座谈会上，他仍强烈反对政治指导文学。文学的独立性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诉求，沈从文“纯文学”的观念、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态度，让“后文革”时期文学界找到了“文学独立宣言”最好的代言人。

《边城》解放后的经历，成为文学场被噤声和迫害的标本，而沈从文则成为现当代中国文人与政治复杂关系的代表。在新中国建立前，左翼就已经开始着手对现代作家性质的鉴定。1948年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刊登《斥反动文艺》，直接对旧中国文人清算，郭沫若在文中点名批判了沈从文，钱理群认为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评论”［16］33。求同排异，是大一统政权建立后思想统一的指导方针，文学界在“纯文学”的推崇中有目的地通过“重写文学史”等方式去解构这种指导方针的合法性。“‘纯文学’的强大历史效应并不在于它如何表述自身，而是在于它替代自己所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17］40

沈从文遭遇政治批判后表现出的对政治的决绝姿态、解放初的自杀意图，以及放弃文学创作转入文物研究，这些都成为沈从文作为文学精神殉道者的注解，成为文学与政治抗争的理念化身。这样，给沈从文正名也就成为八十年代文人为自身价值证明的寄托点。作为“沈从文热”的始作俑者之一，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评价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最杰出的、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8］165除开对作品和艺术成就本身的评价，夏志清对沈从文人品的点评尤为重要：“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18］166这是国内对沈从文遭遇政治坎坷所表现出来的气节的最提纲挈领的解读。在当时尤为引起社会关注和反响的是朱光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在1982年沈从文选集《凤凰》序文，称“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另一篇是1983年1月《湘江文学》发表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此后，文学界关于沈从文文品、人品的评述以及各种传记类文章不断涌出。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一个多星期大陆媒体都没做相应的重点报道。对于这个曾被政治权力左右过的作家，当局的态度显得有些犹豫。为此，巴金等老作家纷纷发文质疑，巴金激愤地写道：“那么他的讣告是不是也来迟了呢？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应当用什么规格？”［19］24直到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眷念乡土多名作，饮誉中外仍寂寞——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为题报道，关于沈从文的纪

念活动才正式大规模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开始出面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此时，人们对沈从文文学成就及品行的推崇也达到高峰。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20］71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20］71在官方肯定的观照下，沈从文经典作家地位及其精神价值，文学与政治正式达成共识。

沈从文解放后远离文学也远离了与政治的纠葛，这被解读为“智者”保持其精神独立性的自觉意识，《边城》中所具有的乌托邦性质的世界，也就成为他这种精神内核体现的绝佳范本，作家作品二者都成为中国文人在“新时期”意图构建政治价值体系中的经典。《边城》经典化场域展现了“新时期”文本经典的确立是逐步脱离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并利用“纯文学”的方式策略性地对政治权力的权威性进行了一定的否定。就一个文本而言，《边城》自身审美意味的复杂和象征性，使得读者、学者、政治掌控者都能在其中进行诠释和定性。“后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推崇其暗合的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及审美趣味，完成自身在“新时期”下的精神塑造及其定位。由此，在改革开放后的权力“场域”博弈中，《边城》获得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和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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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 Construction and Power Game of “Pure Literature” from the Canonization of Border Town

XU Tao,ZHANG Xiao-ying
(Hai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aikou 571126,China)

In the 1980s,Border Town by Mr.Shen Congwen was exposed to the classical field.Because its implication fit the aesthetic spirit of the time,it was regarded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pure literature”,and as the sign of the aesthetics freeing itself from power control to gain independence.The misfortune of the author reflects the typical historical significance,which was symbolized as the value chips in the power games of the“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era”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system.

Border Town;Shen Congwen;canonization;pure literature;power game

I206.09

A

1008-2794（2014）05-0057-04

2014-03-14

徐桃（1982—），女，江西九江人，讲师，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批评；张小莹（1986—），女，黑龙江克山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