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静

（中国海洋大学基础教学中心，山东青岛266100）

环境伦理学缘起于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传入中国，为广大学者所接受并加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为“显学”，学术成果汗牛充栋，研究力量逐渐壮大，环境伦理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表面的繁荣难掩其在应对现实问题时的贫乏无力。源于此，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就是摆脱原有的照抄照搬西方已有研究成果，不再拘泥于对西方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述评的研究模式，而是从中国实际、中国国情出发，研究适合我国实际的环境伦理学。

一、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相关概念解析

1、本土化

本土化指这样一种致思路向：所研究的理论不满足于对他理论的照搬照抄、机械挪用，而是在引入过程中充分挖掘本土文化传统、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方面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理论加以修正，从而创造出适合并有利于本国相关方面有序、健康发展的理论。

本土化的核心成分即是凸显出人类生存方式的具体性或现实性，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对人类文明整体的不同的体认空间。体现的是学科对现实生活的理性关注。

2、环境伦理学本土化

我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诉求由来已久[1]，这点同其他许多学科的本土化要求在目标指向上是一致的，即主张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要贴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具体来说，则是强调环境伦理学研究中要有本土化的定向，应当与自己的文化精神和人们的价值心理相契合，在对本土社会有更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增强在本土社会的应用性，形成具有本土特色（话语表达方式、价值理念、教育和实践路径等等）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也就是说，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致思路向是：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照搬外来的研究成果，而是将关注的视角投向自身；它不满足于“外激型”的发展轨迹，而秉持自我认同和个性张扬；它也并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出发对他国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予以无端贬损或否弃，而是强调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思路和自主创新精神[2]。

二、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现实推动力及迫切性

环境伦理学自传入中国以来，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无论是研究力量还是研究成果都称得上是蔚为大观。这一点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描述，即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五种社会形态而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尽管我们极其不愿，但还是难以避免重蹈覆辙。环境问题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现其阻碍作用，这样迫切的现实需求，使得环境伦理学在我国得以迅速发展。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国家政策的着力点，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逐年上升，至今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应地，我们也陷入到自己营造的环境负效应中难以自拔。全球环境问题中我们国家均“名列前茅”，“世界加工厂”（Made InChina）的称号已成为中国烙印在世界人民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象。盲目追求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在获得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

伦理学的本质是利益问题、关系问题，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学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分支，旨在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营造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使人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环境伦理学首发于西方，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产物，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正面临着物质资源丰富、同时环境恶化、人民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反观现在的中国，无疑成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继承者，正面临着更加严重的问题，环境伦理学由此兴起。辩证唯物主义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西方的环境伦理学被直接用于治理中国的环境问题，因其所产生问题的社会条件、传统文化背景、人民生活习惯、语言方式等的迥异，必然会造成盲目移植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因此，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1、环境伦理学产生的经济条件不同

西方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后大力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于无节制地开采、使用化石能源（煤炭、石油），造成了诸如雾都伦敦的严重污染情况。当时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伦敦市民的正常生活，甚至有人为此丧命。

而我们国家的发展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放开经营权，在积贫积弱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良性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使得我们没有能力发展清洁能源与环保设施，才导致我们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2、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底蕴不同

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国家的侵略本色就显露无疑，崇尚物质利益的西方国家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迅速开始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优先发展的国家总是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取环境红利，环保无国界，当然污染也是无国界的。当时的中国还没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发展中国家自顾不暇，更无力进行经济建设，也就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西方国家乘机大搞经济建设，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攫取了巨大的环境效益。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究和文化，天下大同，利益共享。在环境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我国正在进行战后恢复，无暇顾及经济建设，也就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但是哥本哈根峰会后达成的协议规定，在这一全球温控的最低标准下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设立发达国家强制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展开自主减缓行动[3]。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承担了本不应属于我们的巨大减排量，彰显大国风范。

3、中国与西方国家执政方式、管理体制不同

西方国家多党派轮流执政，对较大经济体有很强的依赖性，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必然产物，这样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势必会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企业各自为政，政府缺乏应有的统筹与管理，产能盲目增加，超过环境承载力，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产生。

中国实行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议政的执政方式。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仅有30多年，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奉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国家层面上对环境保护有许多政策措施。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难以避免。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方式不同，粗放型经济占有较大比例，这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水平，文化传统、执政方式及对经济体的管理体制与西方国家差别甚大，因此环境伦理学在进入我国后理应适应这里的“水土”，即从中国国情出发，符合中国实际，进行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

三、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对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指导价值

任何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都应该是其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实践价值。环境伦理学的使命就在于引导人们从伦理学角度出发，理性看待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行为是否恰当，并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最终达到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间的公平。

1、加快环境伦理学本土化步伐、使其最大限度地贴合中国实际

中国的环境问题最终需要中国化的措施来解决，环境伦理学要想在中国的环境问题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充分研究中国实际，在中国现有国情的背景下自我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也应理智地看到：这与我国的人口红利是分不开的，且经济总量只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从人均收入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仍不容乐观。此外，这样的经济总量是过度消费不可再生能源换来的，且存在过度消费环境资源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不合理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为了盲目保护自然环境而搞“荒野政策”，不能因噎废食，自然环境需要保护，但归根究底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探索适度开发的路径，而不是禁止开发。我们国家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这个国情要求我们不能停下经济建设的步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我们最终要追求的目标。环境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要在保证经济建设持续进行的前提下缓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使得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人类社会真正达到可持续发展。

2、国家层面上出台扶持政策，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实现代内公平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秉持着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态势并不断前进。随之而来的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这绝不是政策设置的初衷。有鉴于此，国家逐步推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以及中部崛起计划。但是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来看收效甚微。这就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改革初期，内陆省市低价输出本省能源用以支持沿海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难免对本省环境造成危害，但是现在来看，东部沿海省份反哺力度远远不够，造成内陆省份经济欠发达，环境污染严重。如一直因空气质量问题被诟病的煤炭输出大省山西，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且开发过程中污染严重，建国以来，山西一直遵循国家政策输出煤炭资源，为其他省份送去温暖和光明，造成了自身环境恶化，人民生活质量严重下滑。地区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不平衡是难以避免的，但不应使其进一步扩大化。国家层面上应在内陆省份转型跨越发展道路上给予政策倾斜和大力支持。内陆省份人民与沿海人民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享有环境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别让经济发展的差距成为造成事实上不平等的推手。

1、加强环境伦理教育，使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实现代际公平

以人为本中“人”的这种主体性地位是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体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核心。人与人的关系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了人的本位性,人既是自然的保护者又是受益者[4]。科学发展观强调：努力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努力使当代人的发展不影响后代人获得发展的权利。中国目前大量使用的能源如煤炭、石油等都属于不可再生能源，且对环境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应在学校、社会、企业各个维度对社会成员进行环境伦理学教育，使大家明了环境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子孙后代的重要性。地球是我们大家赖以生存的星球，不因代际交替而更新，作为当代人，我们有义务保护共同生活的星球免受污染，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下一代。

环境伦理学渗透于学校教育中，可以使学生在校期间就深刻认识到环境污染对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危害，借此树立环保观念，从意识上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予以抵制，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成为环境保护的后备力量奠定坚实的基础。企业特别是对环境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进行环境伦理学教育，可以对当前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产生及时的抵制作用，在环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2、加快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好环境保护后备保障力量，实现国家间公平

如前所述，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盲目搞“荒野政策”，超越现有国情谈环保。环境保护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环境保护只是空谈。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化作为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趋势席卷了世界上每个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要想守住自己的地位和应有的权益，发展经济是必由之路。一个经济极度落后的国家是没有发言权的，更谈不上环境保护权益。

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不能各自为政。作为全球性的问题，正如大气环流会让每个国家都受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危害一样，每个国家都在同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经济，雄厚自己的经济实力，为抵御环境负效应储备足够的物质力量。

环境伦理学以其广泛的应用性备受关注，在我国理论界的发展蒸蒸日上。但我们不能只从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关注，更应关注其实践价值，充分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环境伦理学，使其应用价值达到最大化。环境伦理学本土化不仅可以丰富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内容，还可以拓展其实践向度，为环境保护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注 释

[1]李培超.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十大热点问题.[J].伦理学研究，2011,(11).

[2]李培超.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应有视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

[3]程平.环境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评哥本哈根峰会中的博弈[J].理论与改革,2010,(4).

[4]滕兆梅.论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J].前沿，2010,（17）.

[1]李培超.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十大热点问题 [J].伦理学研究，2011,(11).

[2]李培超.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应有视域[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2).

[3]程平.环境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评哥本哈根峰会中的博弈[J].理论与改革,2010,(4).

[4]滕兆梅.论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J].前沿，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