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茗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创伤经验与男性形象
——试论严歌苓小说中“缺陷性”男性形象的成因

张一茗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严歌苓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带“缺陷性”的男性形象，他们懦弱、自私、缺乏责任、不敢担当，是女性拯救和保护的对象。这类男性形象的反复出现，是与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伤经验有密切联系的，实际上表达了作家对男性世界的不信任。

严歌苓;创伤经验;男性形象;缺陷性

在当代文坛，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影响力有目共睹，其创作在叙事、语言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因其如地母般博爱、宽容的特质而备受读者与文艺批评学者的关注与喜爱，与此相对的，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群体则要黯淡许多。这一现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同饱满、鲜活的女性形象相比，严歌苓塑造的男性形象往往给人一种羸弱之感，具有一定的“缺陷性”。

一

这种“缺陷性”具体体现为他们在面对种种生存及生活困境时所表现出的自我的迷失和独立人格的失落。

通读严歌苓的小说作品，从早期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到近期发表的长篇新作《妈阁是座城》，严歌苓在由数十部长、短篇小说构成的大世界里塑造了若干个性情、身份各异的男性形象。抛开种种细微的个体形象差异不谈，“缺陷性”作为整个男性形象群体的一种共性特征就显得十分突出。他们一反现实世界中处于主导地位、坚强有力的正面形象，在躯体、性格、心理或是情感态度、价值观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成为严歌苓文学世界中的弱者，是严歌苓笔下如地母般宽容、生命力旺盛的女性群体拯救的对象。

具体说来，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形象可大致分为三类:肉体残缺者，心理残缺者，以及人格残缺者。

所谓肉体残缺者，即是罹患病症，身体不健全的男性形象。包括《无非男女》中的老五、《天浴》中的老金、《海那边》中的泡和《补玉山居》中的“冯瘫子”等，其中又以“老五”这一形象刻画最为细致。老五自小患严重肾衰竭，他同父母兄妹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却又总是游走在他们生活之外。对自己短暂生命的透彻理解让他成为寂寞本身，这不只因为疾病限定了他的生命的长度，更因为疾病隔断了他与亲人的情感交流，他的精神和情感的需要被所有人有选择地忽视。默默完成了三十岁人生的所有计划后，老五独自在一家小医院悄悄地离去。疾病让老五短暂的人生显得极为孤寂和惨淡，若没有重病笼罩，对艺术有着过人天赋的老五应该是个“多美丽多骄傲”的男孩。而疾病将他死死困在一方狭小黑暗的围城里，让他对雨川给予的每一点尊重和关爱都感到深深的自卑与愧怍。透过一枚刻印着“无非男女”的闲章，别人只看到了老五“从来没走进去过，就走出来了”的洒脱，却没有看到老五“爱无能”的无奈与苦涩［1］。所谓“病残者”男性形象的“残缺性”一目了然。

所谓心理残缺者，即在面对不同生存境遇时心理状态彷徨无措、退却逃避的男性群体。在此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严歌苓笔下的“父辈”男性形象。他们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核心人物，然而在面对残酷的社会淘汰时也只能承认弱者的身份，在父权失落的精神困境里苦苦挣扎。这对于《霜降》中霸道猥琐的程司令，《一个女人的史诗》中豪爽体贴的都汉，以及《我不是精灵》中理性克制的韩凌来说没有什么不同。程司令是一位不可一世的老革命，现代社会中地地道道的“末路英雄”。他不甘心忍受被遗忘的寂寞，靠着每年固定的四五次机会维系着人们对于他革命英雄形象的记忆:种“将军樱桃”、到各地题字、参加老人网球比赛以及给中学生做红色教育报告。尽管如此，他存在的价值也逐渐只剩下靠过去的功勋庇佑貌合神离的一家人。他试图通过控制年轻貌美的女佣霜降来延缓自己生命的沉寂，但是“不可挽回的衰老”还是“活生生扯开了他与她”［2］。严歌苓就是这样捎带着同情将“父辈”男性置于人生末路的残酷境遇中，粉碎了“父辈”男性在女性心目中最值得信赖、尊重和依恋的理想男性定位。

相比心理残缺者，被金钱异化丧失独立人格的男性则更可悲。他们受制于金钱利益关系，人格的独立性及其中真、善、美的部分或被主动抛弃，或为被动丧失，人最终沦为金钱的奴仆。如《赴宴者》中为赚取车马费假冒记者赴宴的董丹，《少尉之死》中为挽回爱人芳心而盗窃军需仓库杀人获罪的刘粮库，《橙血》里被主仆雇佣关系捆绑成木偶的阿贤……而严歌苓笔下的“赌徒”形象在被金钱异化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妈阁是座城》中，严歌苓对男性的“赌徒”本质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塑造了包括段凯文、史奇澜等人在内的若干个嗜赌如命，最终妻离子散并深陷罪恶的男性形象。男人本性中的贪婪在赌博面前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表现，他们赌博时的专注，赢钱时的疯狂，负债后的邪恶，都显得那么触目惊心。随着他们负债的增多，人性、道德的底线也不断被刷新。

整个男性形象群体充斥着疾病、衰败、软弱、贪婪，“非理想”的“残缺”状态不言自明。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严歌苓将男性形象设定在“残缺”状态?笔者认为这跟作者本人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是严歌苓的创伤性经验决定了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定位。

二

严歌苓笔下大量缺陷性男性形象的产生，是与她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创伤记忆密切相关的。所谓“创伤记忆”是指人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痛苦记忆。这种痛苦记忆后来成为一种潜意识留在大脑中，影响到她对世界的评价和判断。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导论》中有这样的表述:“某种经验如果在短时期内，给大脑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应付或适应，从而使大脑能量的分配方式受到永久的干扰，我们把这种经验称为创伤经验。”［3］根据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知道，这种创伤经验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内化为一种潜意识，并在主体无意识的状态中通过主体的思想行为表现出来，进一步影响其生产生活。这里的创伤经验，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伤记忆。那么，严歌苓的创伤记忆是什么?在每个人的成长中，创伤记忆都是最隐秘的部分，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作家与普通人不一样，她的文字常常会不自觉地泄露内心的秘密，从她的文字和访谈中总能找到创伤记忆的蛛丝马迹。严歌苓成长过程中，也许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创伤记忆，但是我们这里只关注她关于男性的创伤记忆。

严歌苓关于男性最伤痛的记忆是背叛，这种被背叛带来的伤害，使她对男性世界不再信任，并开始发现自己作为女性的坚韧。我们来看严歌苓关于初恋的回忆。1972年，15岁的严歌苓在部队中同一个大她很多的军官相恋。然而早恋在当时的部队里是触犯军纪被严令禁止的，就在周围的人渐渐察觉到这份感情的存在的时候，恋人为自保背弃了她。这给了严歌苓强烈的精神打击。

最早见到严歌苓公开谈论自己初恋的访谈是在2011年。她所使用到的语言也大多是“初恋创伤”“初恋高烧”“差点被烧死”等。在这场初恋中有几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两人的年龄差异。严歌苓说对方比她大很多，具体大多少，她没说，但是对于年仅15岁的严歌苓来说一定是足够成熟，能保护她，让她有安全感的。但是成熟如他，在面对恋情被公开的压力的时候，不仅没有保护她，反而选择背叛她，求得自保。一个自己一心依恋的男人，在关键时刻做出这样的反应，对15岁初恋中的严歌苓来说，其伤害是难以估量的。严歌苓在访谈中提及此事时表示，这种伤害是潜藏于内心的，最初未曾察觉，但在下一段感情走近时，才发觉已很难调动起自己的心作出反馈。二是当众检讨的羞辱感。严歌苓回忆说自己成了不道德的诱惑者，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再当众宣读。陷入绝境的严歌苓称那段时光“最接近死亡”。

现在在采访中，我们看到严歌苓在谈论这段感情的时候，云淡风轻。但是看她对当时现实处境与心理状态的回顾，就可以知道这场恋爱给她的伤害有多深。她对男性的不信任，也深藏于心中。也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欧阳萸(《一个女人的史诗》)、孙少勇(《第九个寡妇》)、何夏(《倒淌河》)、彭瑞祥(《小姨多鹤》)等软弱、缺少担当的男性群体。

对严歌苓而言，关于男性的创伤记忆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时代。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指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现实的强烈经验唤起了作家对早年经验(通常是童年时代的经验)的记忆”，并“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又在作品中得到实现”［4］。这一理论在严歌苓的作品中表现甚为明显。

关于男性最残酷的记忆是儿时直击男性对女性的“迫害”，这让严歌苓的内心充满对男性世界的畏惧和疏离感，并进一步产生揭露男性罪恶、消解男性强权的强烈愿望，成为造成其笔下男性形象“非理想”状态的一个直接原因。戏剧家严凤英自杀事件对年幼的严歌苓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后谈到此事她仍心绪难平:“我总是能回忆起严凤英的自杀。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身体插满管子，针管、导尿管，那个男医生就可以把她暴露在那里，让大家都去看。她是没有穿衣服的，光着的，这样一个任人宰割的肉体，被摆在一群可以去咬她的目光里。她是个被钉在病床上的标本。那时候才9岁，我觉得很恐怖。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和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5］多年前的场景仍能清晰地反映在严歌苓的脑海里，在陈述时，她用“任人宰割”“咬”“钉”“标本”这样冰冷、残酷的词语，可以想见这样惨烈的画面对年幼女孩的心灵产生的强烈冲击和巨大伤害。医生本是拯救生命的天使，是年幼的严歌苓眼中圣洁、可信赖的长者，而面对处在极度无力、无助境地的严凤英，他却弃置职责，肆意践踏她生命的最后一丝尊严，血淋淋的现实就这样摆在小歌苓眼前，面对女性时冷漠、残忍的男性形象也由此被深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严歌苓在访谈时曾表示，最痛恨人内心里对他者(他人、小动物或是什么物品)的“迫害欲”，倘若追根溯源，大抵也应归于这番经历。而这一创伤记忆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表现为对男性罪恶的直接揭露，催生了包括侵占扶桑的大勇、算计梅晓鸥的段凯文等在内的恶者形象，另一方面酝酿出规模庞大的“缺陷性”男性形象群体，以满足个人弱化男性的潜意识心理。

严歌苓关于男性最深刻的创伤记忆是眼见父辈在“文革”斗争中人格尽失，父辈精神的幻灭直接导致了严歌苓内心父辈伟岸形象的倒塌，最终体现为作品中父权的失落。让我们大致还原一下严歌苓在“文革”时期的成长经历。1966年，年仅9岁的严歌苓同一场文化浩劫正面遭遇，这就是“文革”。当时的严歌苓还是躲在父母怀抱里撒娇的年纪，跟随父亲生活在书卷气十足的安徽省作家协会大院里。然而，随着革命形势愈演愈烈，文人的处境越来越残酷，严歌苓平静的生活被打破。看着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大院里的文人们越来越多地被批斗，看到一向被认为是自己保护神的清高的父亲在自己和大众面前永远深深地低着头，未谙世事的严歌苓纯真美好的小世界轰然坍塌。在政治重压下，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将受到极大的考验，人格、自尊等都不得不让位于生存。对这一时期父辈们的表现严歌苓在现实中保持缄默，而以文学的形式予以再现。《拖鞋大队》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在这里严歌苓设置了一个“反动文人”的女儿们集体带着礼品到农场看望父亲的情节，而这场会面的结果竟然是某位父亲主动带着“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向“组织”“交代”，导致所有父亲们不得不当众“悔罪”，见此情景女儿们只有深深地哭泣。在那个严苛的年代，女儿们筹备这样一份贴合父亲心意的礼物要克服多少困难，耗费多少心血。呈送给父亲的，不是任何珍稀的物品，而是充满爱与真诚的“女儿心”。最终，这份情意却沦落为某些父亲“邀功”的“筹码”和更多父亲被责难的“罪证”，这结果深深伤了女儿们的心。现实中，父辈的表现如此令人失望，这种创伤经验折射到创作中，就产生了韩凌、程司令这群“父权失落”的男性群体。

综观严歌苓关于男性的创伤记忆，可以看出男性给严歌苓留下的印象是不可信任的，危险的和无可依靠的，总而言之，男性本身就是“非理想”的。那么严歌苓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带有其创伤经验的投影便是自然而然的，符合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不仅如此，创伤记忆更让严歌苓深刻地意识到男性是具有强烈社会属性的群体，从人性上来说他们活得要自私、功利得多。相比较而言，女性则是感情动物，爱是她们的天性。面临同样的生存困境时，她们动用自己生命中最自然的生存本能却比男性的思虑谋划更为简单有效。因此，严歌苓尝试为被社会弱化的女性辩护，“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5］。她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个有大智慧，如地母般博爱、包容一切的女性形象，她们单纯、懵懂却踏实、乐观，是男性身陷困境中的精神支柱与心灵归宿。在严歌苓的小说世界里，软弱无力的男性同坚强宽容的女性的搭配成了“标准配置”，如:张俭和小环，孙少勇和王葡萄，大勇和扶桑，欧阳萸和田苏菲，陆焉识和冯婉喻，董丹和小梅等等。

三

创伤经验不仅直接影响了严歌苓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塑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严歌苓的创作观。对悲剧的偏好对“缺陷性”男性形象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

幼年的创伤记忆和痛苦体验浸透严歌苓的生命与创作，造就了她对人性的敏锐洞察力，并促使她建立起一种偏好悲剧的创作观，这直接导致了其作品中“缺陷性”男性群体的产生。“文革”时期是严歌苓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整个国家经历的磨难让严歌苓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当时的情况充满了深深的困惑。“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10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6］对苦难的追寻与思索让严歌苓认识到，在极端的环境中，人性中的善与恶都会被无限放大，因此，她大胆断言:“有人的地方，有人之痛苦的地方，就是产生文学正宗的地方。”［7］简而言之，“文学正宗”源于“人之痛苦”。在这种文艺观指导下，严歌苓进一步将文学创作定义为由作家借助对生活的强烈敏感将体悟到的痛苦转化为艺术审美的过程，并在个人创作中积极实践，最终孕育出诸多动人心魄的悲剧经典。即便如《赴宴者》这样充满调侃，用语诙谐的作品也是透着挥之不去的哀伤情绪的黑色幽默。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8］因此，严歌苓作品中的一系列“缺陷性”男性形象不能不说也是其悲剧创作的直接产物。正如严歌苓本人所说:“我对社会上的输者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9］

移民者形象因其绝对边缘身份而自带有一种强烈的悲剧色彩，成为“缺陷性”男性群体中的突出代表。可以说，在异乡的土地上，每一个移民到此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社会中的“边缘人”，甚至是整个人类世界的“边缘人”。对移民的境遇，严歌苓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emen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它为‘错位归属’。”［10］在移民群体的塑造上严歌苓倾注了很多心血。《扶桑》中保护同胞反抗民族压迫的大勇和《阿曼达》中在美国社会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杨志斌且不细说，只看《少女小渔》中十年前的全国蛙泳冠军，在美国却只能靠卖一身力气赚钱，不得不忍受内心强烈的嫉妒与痛苦送女朋友小渔去与外国老头儿做“夫妻”拿绿卡的江伟;《栗色头发》中身材矮小却要每天扶一个身高两米的残疾人走路来挣每小时七块钱的工钱，和女朋友感情浅淡却为降低生活费用索性选择结婚的李豪;《茉莉的最后一日》中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忍着饥饿卖力推销，最终导致了老太太茉莉心脏病发身亡，赶回家又面临妻子大出血生死未卜的残酷结局的郑大全……对异域中艰难求生的移民者来说，在他们的人生中除了努力生存下去、努力找一种方式让他人理解自己之外已没有什么所谓的“大事”，爱情、婚姻乃至生命在社会边缘的生存状态下都成了无谓的存在，没有什么是不能舍弃的了。

严歌苓源于个人创伤经验的对悲剧的偏好确实成为其个人创作的重要影响因素，并直接作用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非理想”“缺陷性”的男性形象群体同作家创伤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显而易见。

四

除了个人创伤经验的深刻影响，作为一名女性作家，严歌苓势必将女性群体放在创作的主体位置，与之相对的男性自然而然就是客体，“抑客伸主”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不仅如此，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处在弱势地位，她们内心有消解男权主宰地位的需要，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品中男性形象的定位。但由于这两点原因属于女性作家创作的共性问题，在这里不再赘言。

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丰满、鲜活，往往因其由内而外散发的母性而显得光彩夺目，让人印象深刻。相比之下男性形象则要逊色得多，甚至沦落为一种“陪衬”的存在。尽管如此，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形象仍旧以他们残缺的特质在一个个故事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谁也无法否认这样“残缺”的“他们”也是作者艺术创作的结果。男性群体在困境中的挣扎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正是因为不完美，他们才具备艺术感染力。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喜欢写不得志的人，写有很大缺陷的人，我觉得动人的人都是有缺陷的。”［11］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创伤经验化成一种潜意识心理渗透在严歌苓作品的字里行间，让她执拗地把她笔下的男性形象置于种种生存困境之中，表白他们的不完美，隐藏其后的则是严歌苓尖锐的社会批判和入木三分的人性批判。整个男性群体洋溢的悲剧美，同严歌苓笔下生动、完满的女性之美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具有鲜明作家特色的、厚重、多彩的严氏文学世界。

［1］严歌苓．洞房·少女小渔［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41－71．

［2］舒晋瑜．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作家［M］//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47．

［3］［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M］//车文博．弗洛伊德文集．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160．

［4］［奥］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M］//张唤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36．

［5］曹雪萍．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N/OL］．(2006－04－29)．http:www．gmw．cn/content/2006－04/28/content．411790．htm．

［6］孙小宁．严歌苓:我到河南种麦子［M］//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61．

［7］严歌苓．主流与边缘［M］//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12．

［8］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M］//鲁迅全集:卷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

［9］刘易．严歌苓:性感也没了是彻底失败［M］//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65．

［10］严歌苓．错位归属［M］//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15．

［11］韩莉．女作家严歌苓:翻手苍凉覆手繁华［N］．河北日报，2012－02－24(11)．

责任编辑:庄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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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673－0887．2014．05．04

2014－09－04

张一茗(1990—)，女，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