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惠青，肖向东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毫无疑问，在铁凝80年代的写作中《玫瑰门》是一部代表着作家写作风格转向与特异成就的奇作。该作以“第三视角”的方式展开对于女性人性的描写，将女性人性的另一面以丰富复杂的情态展示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在对庄家婆婆——司猗纹、儿媳——竹西、外孙女——苏眉这样三代女性的细致刻写与深度表现中，不仅形象而具体地描绘了三代女性各各不同的生存境遇与复杂的心理状态，而且特异地将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她们的内心深处呈现出女性人性特有的情感纠结、性格嬗变、心理争斗与精神自救，从而揭示出女性人性的复杂面貌。

一、环境挤压——女性人性的畸变

《玫瑰门》作为一部具有强烈震撼力的作品，其最为人关注的核心人物是司猗纹，而该作在写作艺术上让人感到新奇之处则是通过一个“孩童的视角”述说了司猗纹的一生。

司猗纹的少女时代是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中成长的，这种和睦的环境不仅形成了她聪慧开朗的天性，也促使她后来积极地追求民主与革命，与革命激进者华致远恋爱，并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他，然而父亲的威慑与父权的压迫却迫使她最终接受了与庄绍俭无爱的婚姻。婚后，她希望得到婚姻的快乐，养育子女与丈夫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她忏悔着婚前的失贞，一度压抑着自己，容忍着丈夫的不负责任与寻欢问柳，甚至南下扬州寻夫，但得到的却是庄绍俭一次又一次的羞辱，这时她开始思考，女人是否也可以声讨男人，男人是否果真如此厉害?但是在男权统治的社会，女人是没有声讨男性的权利的，于是，司猗纹转而恪守作为妻子、儿媳妇的责任，抚养子女，孝顺公婆，用自己的才干管理着庄家，并一次次地解救着庄家的生存危机，但在庄家这样的封建父权王国里，是不允许女人强势的，因此她的能干、宽容等换来的却是公婆的侮辱、蔑视与指责，以及丈夫带给她的性病。

畸形的环境逐渐吞噬了司猗纹的良知，环境的挤压也终于迫使司猗纹走上反抗的道路，尤其是当她的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时，她要控告与行动了，在庄家遭受的不断的压抑与迫害，激起了她变态的报复与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在丈夫带给她性病的羞辱之后，她如同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以娇艳的风姿出现在家人面前，她开始主动出击，展开对周围人的疯狂报复，她蔑视羸弱无能的庄老太爷，并且用身体发出了对他的一次挑战，但是司猗纹的乱伦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不同，它不是情欲的无法满足，而是对男权权力的一种欲求与抗争，虽然这种抗争是以牺牲自我尊严为代价的，但从司猗纹所处的独特环境以及其特殊的身世境遇而论，其所有的改变似乎是出乎意料而又在意料之中的。

“女人在向男性世界发出一簇簇仇恨的火舌中，她的自甘沉沦业已开始，她对自己类世界的女人同样施以火焰。”［1］就《玫瑰门》中的司猗纹而言，其向同类所施展的报复几乎到了极度变态的地步，她偷窥儿子与儿媳的私生活，在眉眉受到伤害的时候，她也没有发挥母性的慈爱，安抚她、保护她，而是审问她，翻看她的日记，甚而侮辱她，加重对眉眉的伤害，还精心设计了竹西与大旗的“鱼在水中游”，使年幼的眉眉目睹了这一切，造成了她一生的心理阴影。她的母性已经消失殆尽，人性之恶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尤其当她发现眉眉与十八岁的她十分相像时，便想要把自己的人生在眉眉身上重演，为此，她开始干涉眉眉的生活，不请自来地参加眉眉的聚会，跟踪眉眉和叶北龙的香山之行，体会所谓“捉奸”的快感。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曾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309事实上就人类社会而言，任何人性格的养成或改变都离不开他(她)生活的具体环境。但“女性”就其形成的历史与文化环境而论，环境所施加于身的东西，的确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是十分显在的一种要素。司猗纹在环境的畸变与压迫下，从纯洁美好的少女变为令人害怕的恶妇，从一个权力下的受害者变为一个可怕的施害者，不是因为一般意义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一个女性在其成长过程中因为外在环境的挤压与异化，性格发生扭曲与改变，一个原本柔弱的女性，因为生存、因为需求、因为尊严、因为权力，当她遭受到“恶”的迫害时，迫使她以“恶”制“恶”、以“恶”还“恶”，最终使她自己也演变成一个“恶”的化身，而阅读《玫瑰门》，也使我们通过司猗纹这样一个特殊的“女性人性”的畸变，看到了环境怎样改变了一个女人，以及她制造的一个“世界”。“她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她也会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她彻头彻尾地观察了男人，就像贴身仆人似的。但是显然，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2］694司猗纹的身上，“恶”的色彩，无疑是“女性人性”异化的表现，但这种“恶”的背后也反映出女性的一种野性而强大的生命力量，柔韧坚毅而又丑陋鄙俗，她一生都在做着进入“主流社会”的努力，她不愿承认自己是家庭妇女，她的努力虽然使她获得了暂时的、局部的成功，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人性的丧失。

二、生存逼迫——女性人性深处的争斗

人性的善与恶常常是一念之差，人性虽因社会环境的影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人性的嬗变最根本的原因却是人的欲望的永无止境以及人的生存的需要所使然。人要生存，就需要融入社会，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为了欲望，就要争斗，而女性作为社会的弱者，她们的生存不仅表现在与男人的斗争上，同时也表现在与同类的争夺中。此在《玫瑰门》中，可谓是充分而展露无遗。

小说中司猗纹几乎是一个“为生存”而活着的人物，她为了使自己跟上不断变化的时代节奏，也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在受到庄家的种种迫害之后，她不得不开始以独特的“恶”的方式而存在，而为了生存，其人性中与人争斗的本质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如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作为革命的次对象，她被动而又主动地参与了这场革命，为了保护自己，她颇有心计地让出了“北房”给罗大妈住，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与场景中，阶级斗争开始演变成两个女人的明争暗斗:她一面嘲笑着罗大妈，另一面又对其阿谀奉承，姑爸与罗大妈争吵，她暗暗为小姑子叫好;姑爸死后，明明看着罗大妈将一地的金镏子带走，却只能装作不知道，仇恨越积越多，直到抓住大旗与竹西偷情的把柄，才瞄准机会对罗大妈发动猛烈的攻势，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司猗纹与罗大妈的这场战争中，司猗纹极显了一个女性人物性格的两面性，即一方面显现了作为弱者为生存而斗争的特性，另一方面其斗争的内在本质又超出了一般意义的生存所需，而更多地带有女性人性中好斗的本性，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她们之间必然要展开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玫瑰之战。

更为独特的是，司猗纹这种精力旺盛的争斗不仅仅表现在外部矛盾中，在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内部”，她也处处表现出与“他者”争斗的秉性。与竹西斗，她不惜偷窥其私生活，与眉眉斗，她极力控制着眉眉，想要将她改造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在其内心深处，她甚而与自己斗，“如果她的灵魂正厌弃着什么，她就越加迫使自己的行为去爱什么。她不能够在厌恶这张桌子的时候就离开它，那就像是她的逃跑她的不辞而别。现在她需要牢牢地守住这桌子，守住她的狼狈，继续喝她的糊豆浆”［3］55。由此可见，生存环境的扭曲与生存困境的逼迫，极大地扭曲了司猗纹的人格与生活形象，为了生存，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为了自己的欲望，她内心深处的争斗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这种争夺中，司猗纹一步步丧失了自己正常的人性，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女人受压抑、受迫害、受欺辱，她们绝望、痛苦、挣扎，但当她们与男性展开抗争并试图改变自己的处境时，她们同时又将对男性的仇视与敌意转向自己的同类，小说动人心魄之处，正是在于通过司猗纹这样一个独特的女性人物内在人性中的争斗本质，向我们描述了“生存的本相”，生存困境及其环境逼迫，是怎样一步步激发了一个女性人性深处的争斗欲与生存感。女人通过毁灭“人性”来获取生存的价值与自由，进而争取自我的空间，其结果却是毁灭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这样的现实，其实意味着生活的残酷与人性的极端，然而在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无论如何挣扎与努力，她们依旧冲不出男权的包围，男权依然在这片巨大的历史时空中掌握着女性的命运，决定着女性生命的走向。

三、宿命挣扎——女性觉醒后的自赎与自救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有着无法逃避的生存痛苦，但是，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显然要比男性更多一些。在男权文化的压迫之下，她们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是男权统治的受害者，她们挣扎着、沉浮着，长期的生活压迫与附属性的社会地位，促使她们开始思考自身的命运与处境，寻求着觉醒之路，《玫瑰门》即真切地描写了以司猗纹、竹西、苏眉等为代表的一个家族三代女性觉醒后自救的过程。

作为庄家第一代女性的司猗纹，是一个生在封建大家族而又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现代女性，她受过五四文化的影响，希望追求个性自由，个人意识的觉醒，使之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并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然而进入婚姻生活后，却一次次受到庄家上下的压迫，这种压抑使她反向地采用了偏激的斗争方式，即用变态的扭曲的心理，疯狂的行为，既虐待自己又虐待别人，而这种不正常的反抗方式却一步步地加深了她人性的毁灭，造成了她的悲剧命运，“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又是对她自己灵魂的践踏”［4］。最终她的反抗与自救归于了失败。

竹西作为庄家第二代女性，在小说中是一个极为鲜亮的人物，她健康、自然、率性，敢于爱憎，在她的身上，铁凝倾注了对女性“人性美”的一种礼赞，她对生命的肯定、自信和自赏，对爱情的勇敢追求都是其觉醒的表现。在与她的第一任丈夫庄坦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包容着丈夫性格上的懦弱、自卑以及由此产生的性无能，然而丈夫并不能给她幸福。庄坦死后，为了追求一个女性本应有的完整的爱，她与大旗一度结合，但当后来发现她与大旗之间没有爱情，而她真正爱的是叶兆北时，又毅然和大旗离婚，主动地追求叶兆北。这种不受社会舆论影响，大胆地追求真爱、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坦率而坦荡，我行我素，正是女性追求自我完善、肯定自我的真实表现，尽管限于世俗，叶兆北的大男子主义使之无法接受竹西这样的女性，而竹西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悲剧性结果，但在这一人物身上所表现出的女性对于未来命运与生活希望的探索精神，却显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命辉光。其对于女性自救道路的艰难探求，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无疑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苏眉是庄家的第三代女性，也是一个在新的时代里取得了事业成就与女性地位的新女性的代表。尽管她是在“文革”的狂乱和具有旧式思想的婆婆的双重阴影下战战兢兢地长大的女孩，但是舅妈竹西的坦率照亮了她的童年，竹西健美的躯体唤起了这个过早地离开母亲的小女孩对自己肉体的觉醒，“她挺起胸来，走到穿衣镜前不厌其烦地照着自己的侧面，侧面的胸前那一道陌生新鲜的小弧线使她特别想跑到街上去走一走”［3］299。她为自己的发育而自豪，这是一个女性在意识上的觉醒与自我发现。生理的成熟自然也带来了苏眉心理上的变化，因此，当苏眉14岁那年，在婆婆的算计下，亲眼目睹了竹西与大旗的欢娱场面后，她决计摆脱家庭之笼的束缚，连夜带着自己的妹妹逃出了充满算计与阴影的响勺胡同，这种不想受人摆布与操纵的行为，预示了其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昭示了其开始逐步走上了女性自救道路的端倪。经过了童年的阴暗岁月与后来岁月的磨练，苏眉健康而顽强地生活了下来，她积极地追求艺术之路，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画展，事业上的成功，使她在以男性为主体的领域里，取得自己的位置，与男性比肩而立，使苏眉这样的优秀的女性终于为自己的生存赢得了施展自身才华的空间，显示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潜在价值，她的成功，显现了现代女性在与社会结合上所具有的新的生活走向，也意味着女性挣脱宿命而希望自救的一种精神诉求!尽管小说也描写了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安定，以及与司猗纹外表的相似性，还有刚出生的女儿额角上的一弯新月形的疤痕，这些，似乎暗示了女性宿命的某种轮回——男权社会压迫的无法改变和女性自身的人性的弱点——即女人一出生其命运的阴影便如影随形，但逃避宿命，争取出路，还应从女性自身的觉醒做起，苏眉的形象与命运的改变，无疑蕴涵了铁凝所寄寓的这一热切的期冀!

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由于封建文化的压迫与影响，性格被不断地扭曲与改变，成为封建文化的牺牲品与祭品，《玫瑰门》中的司猗纹即是这样一个极为典型的活化石。在《玫瑰门》这个女性王国里，陷身其中的女性们始终无法躲避与抵挡男性社会所显示的权力与致命的诱惑，为了生存、实现自身欲望或争取地位与权力，她们每个人都表现出不同的抗争命运的生命方式，但在其抗争的道路上却铺写着一帧帧血泪的历史痕迹。《玫瑰门》在拷问社会的同时，通过对三代女性命运的诠释，对她们从“人性”的层面进行了层层剥啄，不是以同情的笔触去写她们悲苦的命运，而是以“反向”的写法，着力揭露她们“女性人性”中的另一面:狭隘、猥琐、卑劣、龌龊、自私、阴险、丑恶等等特质。铁凝在揭示这些女人之“丑”时，正如鲁迅对待阿Q的态度，既蕴含了对这类女性的深刻批判，同时也寄寓了期望她们自我反思、自我净化、自我扬弃、自我提升的殷切之情，而这也许是铁凝写作小说《玫瑰门》的真实用意所在!

［1］ 李文杰．叩问女性之门:对《玫瑰门》中女性生命历程的一种解读［J］．现代语文，2006(12):90 －91．

［2］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铁凝．玫瑰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4］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铁凝篇［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