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书写的多重记忆

2014-03-28张向辉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4年5期

关键词：眷村记忆

张向辉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24)

眷村书写的多重记忆

张向辉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024)

眷村书写，事实上是从后设的角度所作的界定与分类，它是在眷村行将消失的时候，眷村第二代为留住记忆而创作的体裁各异的作品。眷村文学不仅记录了眷村从兴建到拆除的过程，对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学具有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而且从历史、家族、文化等方面展现了与大陆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眷村;眷村文学;记忆

陈平原在其主编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序一》中阐释了记忆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名词的记忆，乃是保留在脑海里的关于过去事物的印象;作为动词的记忆，则是追想、怀念、记住某人与某事”，“将‘记忆’从名词转为动词，意味着一个人物、一件史事或一座城市有可能从此获得新生。”①

台湾的眷村文学自1975年发轫至1995年式微，其间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黄金岁月。所谓“眷村”并非一个自然地理的专有名词，而是国民党当局迁台后为安置中下层官兵及其眷属所搭建的军眷区。旅美学者张错最早给了眷村一个明晰的界定:“所谓‘眷村’，只是一个笼统名词，它表示国民党军队自大陆撤退台湾后，许多士兵和眷属聚居在散落于全省各地的军人村子里。实质上它们的存在，代表了自中国大陆离散漂流后的一种异乡暂顿。暂顿久后又成为另一种永远的家乡。但初期未融入本土之前，许多人更是一生异乡人，无法融入，他们扮演了‘外来者’的异类角色。”②

目前两岸学者关于眷村文学比较认同的界定是指由具有眷村生活经验的“外省”第二代作家所创作出来的能够反映眷村“外省人”的生活情状、情感印记以及人生影响的体裁各异的文学作品。眷村文学以小说创作首开先河并影响最大。眷村小说的创作主体主要包括朱天心、朱天文、苏伟贞、袁琼琼、孙玮芒、张启疆等有着眷村生活经验的作家。

事实上，眷村文学是关于记忆的书写，她记载了眷村从兴建到逐渐拆除的历史过程，就其内涵而言，“从因缘际会写到星散蓬飞;从一意期盼‘反攻还乡’、父老长辈的战争记忆与乡愁想象、眷村生活的眷恋，写到终究自甘老死于台湾;从琐记眷村儿女的爱恋心事、邻里是非，到辩证家国历史、反思记忆想象，甚至操演情欲政治。凡此种种，亦所以交织出半世纪的社会变迁与家国沧桑”③。

由于眷村的成员主要来自大陆各省，因此，在以眷村第二代为创作主体的眷村书写中，与大陆密切相关的记忆(父辈去台时的创伤记忆、父辈家族的故事，以及中原文化在眷村的承继等)成为外省族群的集体记忆，也成为眷村第二代创作的重要来源和动力。

一、创伤记忆

1949年国民党战败后溃逃台湾，“粗略估计，当时有近六十万军队随行。这六十万军人中陆军约占五十万，海军五万四千，空军四万五千”④。加之资产阶级及地主，与政府、国民党较有关系的人士，“保守估计当时的省外族群这些所谓的‘被迫型政治性人口转移’，总计约有110万人”⑤，将近百万人的大撤退给当地台湾社会带来的冲击不言而喻。根据《台湾历史年表》记载，1949年2月至4月，“大量飞机不断从上海飞来”，“政府要员及其家属由大陆逃出”，“各地物价暴涨，市场呈现混乱状态”。急剧增加的人口，对当时台湾本地的居民而言，犹如一场风暴;对于外省族群而言，“1949年的确像一个魔咒，是许多外省人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记忆里的一幕、一幕，尽是悲剧”⑥。

这场悲剧包含了逃离前“父亲”所难以割舍的“隔壁屋里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竹叶天井对面的不了情，还有那个年龄贪恋的学问、学位”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一瓶酱油的背后，是“故国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乡愁，是“归来寻旧蹊，父母皆不在”的永别之痛。这场悲剧也包含了初来台时“母亲”被迫“睡在人家屋檐下”时所经历的“一夜又一夜的乱梦”……

逃亡的过程固然艰辛，初到陌生岛屿居无定所的漂泊固然凄凉，然而大离散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如幽灵般蔓延在眷村的每一个角落。眷村书写中不约而同地出现的“疯癫妈妈”非正常形象深刻反映了时代悲剧对个体造成的伤害。

苏伟贞的小说《旧爱》和《离开同方》里面均出现“癫疯母亲”形象。《旧爱》中程家有一儿两女，大儿子留在大陆，两个女儿随父亲来台，本来正常的家庭来台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母亲“来台后，和父亲感情不知怎么变淡了，据说缘由环境失调症”，并且行为举止变得越来越怪异，“成天定坐屋内，不做任何家事，偶尔打扮整齐穿着旧式仍见质料的衣装出门，无非出去走走或看看电影”，“完全不搭理任何人而周遭尽是诧异的眼光”。“她在屋里时，则像一株静静的莲花，太阳出来后枯去，绿树底下是不死的池水。”

《离开同方》围绕五个家庭，以叙述者“我”带着母亲的骨灰回到同方新村开始，讲述眷村发生的悲欢离合故事。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是非正常的，不仅有经历奇特的“疯癫李妈妈”(逃难时遭人奸污、婚后受人诱骗、离奇失踪、意外走红)，过度干涉女儿婚事而导致疯狂的“方妈妈”，而且整个村子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是正常的”:袁家伯伯风流成性，妻子在世时处处留情，妻子去世后更肆无忌惮，最后被自己的疯儿子刺死;段家叔叔(佃农的儿子)与其妻席阿姨(名门望族的独生女)在大陆时身份悬殊，致使来台后对婚姻生活毫无安全感而精神分裂，最终家庭破裂，走向彻底的疯狂;连最正常的奉家也有一个终日东家走、西家荡的儿子阿跳和一个爱说谶语的儿子狗蛋。小说的恩怨故事最后在“大家都疯了，场面完全失去控制”的互相厮杀中落下帷幕。“作者对这些病态人物的刻意描写，并非搜奇猎怪、寻求刺激，而是要借以表达对眷村乃至整个时代社会问题的深刻观察。”⑦

以“疯癫妈妈”为代表的非正常人物的精神病变与曾经离乡别亲、饱受战乱之苦有关，如果没有当年的背井离乡，没有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两地相隔，每个人都按照正常的生命轨迹生活，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种种变故。同时，也与无法落地生根的现实焦虑以及眷村本身的压抑氛围有关。失根的眷村笼罩在恐惧、阴森的环境中，让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想逃离，“尤其是眷村第二代，基于各种奇怪难言的原因，没有一人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的念头，书念得好的，家里也愿意借债支持的就出国深造，念不出的就用跑船的方式离开;大女孩子念不来书的，拜越战之赐，好多嫁了美军得以出国”。时代的悲剧已深深影响到眷村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二、家族记忆

对于外省第二代而言，“几乎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清明节的时候，他们并无坟可上”。“他们在追索身世、建构自我生命史的过程中，鲜有旁系亲属的参照，也没有祖先的历史可以系联”，“他们唯一可以诘问、可以探寻的对象，唯有父亲这一辈”⑧。因此，书写父亲、探寻父辈的家族历史就成为眷村书写的集体记忆。

由于父辈在大陆的家族故事并非眷村第二代亲身经历，而是来自父辈所经受，所口传，因此家族是他们想象的结果。在眷村书写的家族叙述中，他们总过分夸大父辈的家族故事，且这种家族故事都具有某种相似的结构和模式，比如每个家庭在大陆或有显赫的家世，或有非凡的功绩，或有一段凄美的恋情，“眷村的背景是那样一场流离变乱的时代而大江南北来此汇集了，每一扇日常琐碎的背后，没有一段不是可以伴着三弦唱进弹词里”。

夸张再现父辈的家族故事成为眷村书写的集体性特征。“每个父家母家都曾经是大地主或大财主(毛毛家有的牧场甚至有五六个台湾那么大)，都曾经拥有十来个老妈子一排勤务兵以及半打司机，逃难时沿路不得不丢弃的黄金条块与日俱增，加起来远超过俞鸿钧为国民党搬来台湾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本来’都有着一个显赫的家世。且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共军围城(或渡江)的最后一刻，才糊里糊涂地翻墙逃走”。

事实上，外省人第一代被称为“老芋仔”，处于台湾社会的底层。他们青壮年时期遭遇战争而逃难，到台后饱受思乡之苦，加之国民政府反复强化“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复国神话，使得外省第一代“过客”心理普遍存在，“他们当年相信回家之期指日可待，许多人家里连家具都只买最廉价的藤制品，更何况不动产如房屋或土地，也因此，他们大多数被抛在台湾经济迅速起飞之外”⑨。他们没有多少机会打造自己的理想，实现自我的价值，毫无例外地成为社会的弃儿。“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是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⑩于是，他们编织虚幻的家族故事和奇特的个人经历以饗儿女，在大陆显赫的家族史就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传奇”，成为他们能够拿出来反复宣扬的传说，也成为他们向子女证明自己价值的一种手段。

戒严之后，本土论述兴起，台湾意识与认同形成，使得省外族群在认知上呈现失调的状况。“外省族群由于在认同上的摇摆，加上身份已被逐渐污名化，使得他们在台湾的生存空间逐渐被挤压。”⑪尤其进入80年代后，省籍冲突激化，外省人往往背负着“不认同台湾”的原罪，外省人逐渐从主流走向边缘。“外省第二代”被视同“外省人第一代”，“国民党既得利益者”，“压迫本省人政权的同路人”。以外省第二代为创作主体的“眷村文学”“便自然而然地被意识形态的追逐者贴成浅俗的政治标签，遂也沦为另一种‘不解、恐惧的冷漠’的对象”。然而他们的“不认同”，“不是不认同，而是不被认同”，既然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同，眷村第二代宁可自行剖解“‘从未把这个岛视为久居之地’的眷村视域，是如何在党国机器的摆布、操弄之下失去对土地的承诺，也失去‘笃定怡然’的生命情调”。宁可从父辈虚幻的大陆家族传奇中寻找慰藉，“曾经有过如此的经历、眼界，怎么甘愿、怎么可以就落脚在这小岛上终老?”

和白先勇关注“在台外省人”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遗老遗少的辉煌大陆记忆不同，眷村第二代关于父辈的家族书写不仅有怀旧寻根意图，也隐约流露出对“今不如昔”现实的感慨，隐喻了外省人在台的畸零处境。

然而，眷村第二代关于父辈的家族故事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荒诞的、不真实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眷村的孩子和本省的同学熟知，逐渐明白了他们总是笃定怡然的原因后，对父辈所编织的家族神话产生了怀疑，“村里的孩子，或早或迟跟她一样都面临、感觉到这个，约好了似的因此一致不再吹嘘炫耀未曾见过的家乡话题，只偶尔有不更事的小鬼夸耀他阿爷屋后的小山比阿里山要高好几倍时，他们都变得很安静，好合作的一起假装没听见，也从来没有人跳出来揭穿”。张启疆《君自他乡来》中的张老爹，每天黄昏，都像根木椿，钉在村口的篮球场，以陀螺般的叙述方式，向四周的晚辈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自己所参与的那场战争以及该战役对全村的重大意义。然而，他用了半辈子营造的那段野史私传的苦心，在晚辈甚至全村人看来比空白的银幕更不真实，大家感觉他描述历史事件的口吻、腔调像是假的。

外省第二代关于父辈家族故事不仅在内容上突出了传奇性，而且在讲述方式上也延续了传统的“说故事”模式，张大春《城邦暴力团》采用了武侠小说的传奇风格，《寻人启事》也采用“掌故”写法来讲述看似平凡人的不凡人生。这些传统故事的讲述方式“藉由故事的传奇层次，达到小说的高度故事性，而使小说回到它的‘本色’以及纯粹的阅读性”⑫。

三、文化记忆

由于眷村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眷村内的居民被外界视为单一的族群，其内部的复杂性被泯除了。其实在眷村内部，其本质是一个“拼装”式的世界。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移民的文化和生活元素在台湾或者说在眷村内部交融碰撞，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同时整合大陆各省及台湾当地文化生活元素的眷村文化。眷村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始至终就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眷村里最大的特色有两个，一是南腔北调好像联合国;一是南米北面、泾渭分明。”⑬

“语言是存在的家”。眷村文化独特之处体现在语言上，是形成了独特的外省腔国语。“他们的父母一口乡音，他们关起门来和父母以籍贯上的言语对话;出得家门，在巷弄学校里和邻居孩子们讲各地方言(他们很早就学会其他人的母语，且乐于以此沟通卖弄，这使得他们其中大部分得以训练得口条麻利……);出得村门，他们讲国语客语或台语。很小，他们就像活在外国。”张启疆也曾把他生活过的眷村比作“声音的迷宫”，他把南腔北调的声音比作一叠密码永远缠绑着乡民的灵魂，而正是这些“南腔北调，吴侬软语，唤起了每个省份、三川五岳、大城小镇的形貌。这些不协调的对话成为他们回忆故乡时唯一的回声”。

最重要的是，眷村文化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对“敬老爱幼、善尽睦邻之责的传统美德”的承继上⑭。由于国民党对眷村实行食物配给制以及“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原则，导致眷村的居住空间相对隔离，加之配住人口多属同一服务单位，村民同构型高，人情味浓厚，邻居犹如亲人，整个眷村就像一个大家庭。眷村人“几乎没有亲戚却有很多邻居，他们的亲人认知是从邻居开始的”⑮。

传统文化中的敬老爱幼在眷村得到很好的传承，苏伟贞的《有缘千里》写高奥的母亲高老太太从大陆辗转来台，比船期早两天，高奥就频频打电话询问，生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时间临近，便携带家人提前赶赴台北打探消息;见到母亲“感到从来没有的小，一路都紧牵母亲的手，不舍得放掉，坐车也好、走路也好，怕亲娘热到了、饿到了、再累倒，从来没有的细腻”。高太太回到致远新村，受到了全村人的热烈欢迎，邻居闻风而来，至晚才散，高老太太的到来，不仅是高家的大事，更成为致远新村的大事。

《离开同方》则是通过奉家、袁家、李家、方家、段家等五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反映时代变化的沧桑。其中，奉磊妈妈作为一村之长，充当了类似家长的职责，不仅对村上的事恪尽职守，秉公办理，而且对每个需要帮助的家庭都尽其所能:对袁伯伯的风流成性几度规劝、训诫;对李家姐弟两人尽力照顾;对方阿姨和余叔叔的私奔也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对段家叔叔的变态心理也适时疏导……

当然，眷村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仅表现在“敬老爱幼、睦邻友好”等积极方面，而且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等的消极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眷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眷村浅门浅户的建筑结构(一排八户六户不等鱼鳞瓦排比的房子，一根主梁串联如传声筒)尽管有利于邻里之间的来往走动，但个人的隐私权却无法得到保障，可以说，眷村没有个人隐私空间，没有半点秘密可言，公众的舆论成为监督个人行为规范的唯一手段，“一句婴啼、一声狗吠、一阵摔盆砸杯劈板凳，都引起整个村子的竖耳参与”。苏伟贞《离开同方》里每个家庭的故事背后都有一双窥探的眼睛，席阿姨和段叔叔婚后无子的奇怪现象在阿跳的窥探传播下大白于村里;方姊姊的未婚先孕以及随后和余叔叔的私奔像一出连续剧，自始至终都在刺激着全村人的好奇心，无怪乎当方姊姊再度回到村子，面对一院子围观的人，禁不住诅咒:“你们围在这里做什么?苍蝇叮死猪肉一样，这么多年了，情况难道一点都没改变?这到底是什么心态?”然而，无论是怀念中的默默亲情，还是回望中的怨怼之气，对于“别人写的是生活，他们写的是生命”的眷村子弟来说，他们在眷村的日子“不一定是快乐甜蜜的，可是都是自己的”。

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眷村及其所代表的眷村文化，不仅记录了外省人这一特殊族群在台湾社会落地生根以至逐渐弥散的历史足迹，而且也在传统礼仪、生活方式以及邻里关系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原传统文化深厚的血缘关系。

注释:

①陈平原、王德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②张错:《凡人的异类离散的尽头——台湾“眷村文学”两代人的叙述》，《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4期，第49－62页。

③梅家玲:《八、九〇年代眷村小说(家)的家国想象与书写政治》，收入陈大为、钟怡雯主编:《20世纪台湾文学专题Ⅱ:创作类型与主题》，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42页。

④王德威:《老去空余渡海心·序二》，《最后的黄埔——老兵与离散的故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⑤⑧⑪⑫转引自陈国伟:《想像台湾:当代小说中的族群书写》，台北市: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49页，第289页，第246页，第334页。

⑥⑬刘台平:《眷村》，江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4页，第58页。

⑦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291页。

⑨张嫱主编:《宝岛眷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⑩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51页。

⑭朱双一:《近20年台湾文学流脉:“战后新世代”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