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中的中国电影及海外评论

2014-03-28厉震林阴凌云

艺海 2014年2期

厉震林+阴凌云

[摘要]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成为有效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而电影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各国文化传播策略中的重要一环。近些年来，中国电影始终奉行着“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而要真正“走出去”并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家形象进行有效的海外传播，了解并且掌握海外受众的反馈情况则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权威媒体《参考消息》中的相关报道为切入点，探讨外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电影，即主流外国媒体与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认知和评价，从而试图窥察中西方文化博弈背后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参考消息外国媒体跨文化

若需了解并分析海外媒体和受众对于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的态度与评价，它的途径和“管道”很多。以翻译海外新闻为主的《参考消息》，虽然是中国官方所办，对于海外新闻的选择有着自身的原则，却也是研读和“参考”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电影以及社会的一个传媒通道。《参考消息》由新华通讯社主办，它的创刊可以追溯到1931年，迄今已有82年的历史。目前，《参考消息》与《环球时报》是中国大陆仅有的两家能够合法直接刊载外电的报纸。《参考消息》每天及时选载世界各国（地区）通讯社、报刊以及互联网上的最新消息、评论的精华，全面报道世界各国以及香港、澳门特区、台湾等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体育、文化及其对华反应等各个方面的最新情况，是一份以提供“境外的声音”为特色的国际国内时政报纸。《参考消息》对于外电、外报的翻译讲究“原汁原味”，能够获取外媒对于事件报道最为直观的信息，从而为国人提供了一个用“外人”眼光看世界和看中国的窗口。

基于如此原因，本文以《参考消息》中的相关报道作为切入点，探讨外国媒体视野中的中国电影，即主流外国媒体与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认知和评价，从而试图窥察中西方文化博弈背后的深层内涵，以期为中国电影跨文化海外传播的顺利进行提供些许启示。

一、《参考消息》对中国电影的态度分析

笔者参阅了《参考消息》1985年至2013年期间有关中国电影的部分文章，从数量和比例上不难发现，国外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是较为关注的。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关注呈现上升的态势，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文化影响力的逐年扩大。针对中国电影的报道，其态度基本有肯定、中立和否定三种。总体来说，外国媒体对中国电影的态度大多是正面肯定的，占到50%以上。其余不到50%的比例分别是中立态度和否定态度，其中中立态度又大于否定态度。当然，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参考消息》是一份选载世界各国媒体消息的文摘性报纸，不可能涵盖所有世界媒体的观点；此外，作为一份在国内公开发行且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报纸，《参考消息》有其自身选载文章的标准，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造成一些影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这些影响忽略不计，将《参考消息》视为中立客观的研究对象加以分析。

一是肯定态度。中国电影的发展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受了社会动荡的洗礼。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左翼电影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艺术水准达到了相当高度，例如《渔光曲》、《神女》等影片获得世界奖项，为中国争得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力。建国以后，国家大力支持电影业的发展，政策环境使得中国电影发展迅速。特别是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走向了产业化和市场化。在中国时代语境的巨大变迁裹卷之下，中国电影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文革”以后，中国“第四代”电影在世界主流电影节中开始崭露头角，到了“第五代”更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将获奖标杆提升到了真正的国际水准，数部中国电影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中频频获奖，开启了中国电影的一片新天地。在辉煌战绩的背后，国际各大媒体对中国电影的抢眼表现给予了较大篇幅的报道，且大多是肯定的积极态度。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中国电影第一次站在世界电影艺术的最高舞台，获得了高度评价。当时德国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参考消息》刊登了西德《斯图加特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金熊进入红高粱地》的文章，称道：

第38届柏林电影节的评奖委员会是独立的。它没有把“金熊奖”和“银熊奖”发给美国送来的重头影片，而是给了中国和阿根廷。这两国送来竞争的影片不仅在题材上，而且在电影艺术上不落俗套，这是由于它们具有有力的以及非常漂亮的画面语言。张艺谋首次导演的《红高粱》是一部水平极高的影片，其内容是生疏的，如同一个可怖的传说。但是，对于视觉是一种令人陶醉的享受。中国在制片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评奖委员会对此表示赞赏。”

德新社的一篇报道，态度更为令人惊讶，“这是自从柏林电影节举办以来中国首次获除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之外的最重大的欧洲电影节的头等奖。这部中国影片首映时令柏林电影节的观众吃惊和震惊。该片被评价为中国实行‘新的开放的证明。” 以上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都给予了发展中的中国电影积极肯定的评价，通过电影的呈现显示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所带给世界的全新感觉，也因中国电影的成功制作使得外国看到了今日中国为电影创作提供的环境，才认为是实行“新的开放”的证明，获奖行为无疑提升了中国电影的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肯定。同样身为“第五代”领军人物的陈凯歌，其扬名国际的代表作《霸王别姬》在戛纳获奖后，法新社发文评论称：“《霸王别姬》以对中国政治和文化历史的尖锐分析，对故事的隐私性和轰动效应性的出色把握和糅合而获得好评。”西方媒体在对《霸王别姬》的审视中，可以看到中国京剧作为一种面向西方的奇观性现象依旧存在而且被加以描述，并且通过“奇观”的展示最终达到了政治寓言的目的，十分合乎媒体的期待。

如果说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第五代”创作出来的电影感到惊讶，是因为画面带来的美学冲击以及中国神秘民俗元素的展现，那么，惊讶之余的赞赏则更多来源于“第五代”在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旧有体制的叛逆和抗争，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符合西方世界对于神秘东方的想象。正因缺乏了解，在西方媒体眼中，古老、落后和野性的生存状况依旧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电影中那些与封建社会体制做斗争的诠释被认为是充满勇气和力量的抵抗，这对于像美国这样的主张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国家而言，无疑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应该说，西方媒体对于“第五代”中国电影的赞赏，除了美学方面的肯定之外，或多或少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上的定势，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政治因素的考量。诚然，电影艺术其本身就不单单具有纯粹的艺术属性，还包含商业和政治等属性，因此，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电影的评价和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相比较文艺片而言，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动作武侠片的关注以及肯定无疑是不能否认的。在大多数西方人印象中，功夫、武侠就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2001年，台湾导演李安的武侠巨作《卧虎藏龙》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上勇夺最佳外语片、最佳原创音乐、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四项大奖，再次为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由此之后，以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人纷纷尝试功夫武侠片的制作，从而在一个时期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武侠电影热潮。《参考消息》援引台湾地区《中国时报》刊登的文章《李安的理性与感性》中如此评价《卧虎藏龙》：

2000年12月，《卧虎藏龙》推出后，《纽约时报》影评称，这是一部“违反地心引力的美丽武侠电影”。美国最著名的一位影评人赞许地说：“最好的武侠电影无关于打斗，而在于人性。《卧虎藏龙》是我所看过的最美妙的武侠片。”一位我在美国学电影时的女同学说：“《卧虎藏龙》是美丽的童话，而不是武侠片。”另一位德国女同学则告诉我，她觉得《卧虎藏龙》是女性电影。我问他们“竹林比剑”的那一幕是怎样拍的？所有的西方朋友都说是电脑动画。当我告诉他们是用绳索时，他们都难以相信。

大多数美国观众是不习惯看字幕。但是，李安用影像代替字幕，去吸引那些根本搞不清楚“功夫”和“武侠”差异的老美大众！结果，《卧虎藏龙》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最卖座的外国电影。……相较于纽约派的影人，李安虽出身纽约，但其实他的说故事方式是比较像古典好莱坞的电影。他的电影戏剧性强，讲情的地方动人！其实颇符合影艺学院评审口味。

可以看出，《卧虎藏龙》之所以受到美国观众及媒体的亲睐，其最重要的因素并非华丽炫目的视觉效果与规模叙事，相反却是典型的传统中国武侠范式。在影片中出现的众多中国元素，例如中国风景、建筑、功夫等都立足于写意，这也使得见惯了视觉大冲击的美国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古典文化的陌生与神秘，所以，在他们眼中《卧虎藏龙》成了“美丽的童话”，而非普通类型片意义上的武侠片。“李安用西方观众都看得懂的影视语言描摹出遥远的东方人的人情世故，满足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崇尚和猎奇心理。”

此后，中国电影扎堆拍摄宫廷武侠片，甚至发展成为一种类型电影。中国电影人跟风拍摄武侠片不能不说受到李安《卧虎藏龙》获得西方主流话语权承认的影响，中国电影人渴求得到世界认可的心从未改变过。西方媒体虽也就《英雄》、《无极》、《夜宴》等宫廷武侠巨制做过相关报道，但赞赏和亲睐的态度却并未超越李安当年的《卧虎藏龙》，这其中当然有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误读，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后来者将重心放在制造宏大视效上，而并非说故事的能力上。这种在故事模式上无法沟通西方观众的现状直接影响到评判的结果，事实上东西方文化的识别体系不同，对于事物和现象的评判标准自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讲故事不具备普世价值，则难以取得世界的普遍认可。

与西方媒体普遍关注中国电影武侠类型相似，时间走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的迅速发展令世界媒体倍加关注。近些年来，中国电影逐年呈现多元化和发散型的发展模式。中国电影人经历了“第五代”、“第六代”的承继之后，新生代导演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断续写着辉煌。大环境发生着巨大改变。在我国“走出去”文化战略的指导下，中国资本加速布局全球电影产业链。据报道，2012年中国生产电影故事片745部；电影银幕数量从10年前的1000多块，增长到目前接近1.5万块；电影票房从10年前不足10亿元，到去年票房总额超过170亿元。中国电影市场和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令众多外国电影公司对与位居全球第二大的中国电影市场合作充满兴趣。与此同时，随着影院建设的深入进行以及国内票房的节节飘红，加之好莱坞电影的强势进入，都预示着这将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可喜的是，中国电影在面对海外电影的强力竞争下，经过艰难的尝试和摸索，终于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得以看到大量新生代导演执导的低成本、小制作、接地气的中国电影出现，特别是当一部由徐峥执导的电影《人在旅途之泰囧》（后简称《泰囧》）创下新的票房纪录时，国产电影的影响力也不得不引起国内外媒体和业内专家的关注和研究。《参考消息》援引英国《卫报》文章《<泰囧>：中国的热门喜剧片“囧”在翻译中？》，文章这样写道：

“这部被称为中国版《宿醉》、成本只有300万美元的片子12月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挤下中国票房排行榜第一宝座，并且出其不意地干掉数部国产大片，称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华语影片。对于该片在美国的上映，影评人在文章中没有明说的一点是：希望由此开始，电影业的贸易风向不再从西向动吹，希望风向开始转变。”

由这篇报道不难看出，国产电影势头强劲，纵然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未必抢眼，但在国内市场上的表现着实令人振奋。像《泰囧》这样的喜剧电影能够取得如此大的票房成功，一定有它内在的复杂原因。西方媒体给予肯定，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国电影类型片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全球电影业的重要意义。

二是中立态度。外国媒体对于中国电影的态度除了肯定之外，其余大多是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其内容基本停留在对影片剧情的直白介绍和对影片影像风格的客观描述。例如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对导演王小帅执导的电影《青红》进行过详细而中立的报道：

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执导的影片《青红》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时代背景，描写了从上海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出身普通家庭的女孩青红的悲剧生活。在遥远的西南部，她那一代人放弃了以前在上海的生活，但是，从未放弃回城的梦想。王小帅说，《青红》诞生于大变革时代。在这部影片中，父亲是个暴君式的人物，残暴地对待妻子和女儿青红。父亲与妻女之间的“斗争”构成了电影的主线，但是，最后没人胜出。女儿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因为她的渴求、希望和爱情都惨遭扼杀。

按道理说，在新闻报道中保持中立客观是新闻媒体必须遵循的职业原则，但是，在现实中大多数报纸都是多少带有本报观点的，而这种观点的倾向性也往往偏爱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话语权者。因此，有些媒体的报道从表面看似乎中立公正，实则隐藏着倾向性。例如日本《周刊时事》杂志1987年11月28日题为《人们对“中国电影节”感兴趣》的文章中写道：

中国电影正在引起人们的兴趣。在东京的电影院举行的“1987年中国电影节”盛况空前，甚至为满足观众要求而延长日期。今年举行的中国电影节已是第11届。

随着中国影片质量的提高，开始引起电影爱好者们的关注。有一种要取代走下坡路倾向的日本电影和西欧电影的趋势。

中国电影节每次都在11月举行，有七八部新片轮流上映。今年这届电影节上映了《大阅兵》、《黑炮事件》和《老井》等八部影片。原定到12月1日结束，根据观众的要求，将延期到12月7日。

一位来自千叶县船桥市的女大学生（23岁）看了《黑炮事件》之后热情地说：“我从三年前就开始来看中国电影，今年这届的影片特别好。希望以后上映更多的影片。”

电影评论家小川彻说：“中国的电影界人士在认真地思考问题，而日本的电影被商业主义占据了。”

随后《日本经济新闻》对“第11界东京中国电影节”作了后续报道：

一向主张以“友好”为目标的日中电影交流确实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两国人民对电影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多拍摄一些能深深扣动观众心弦的有趣影片。山田洋次导演说：“我惊异地看到中国的电影艺术最近出色地实现了飞跃。《老井》可以说是其典型。我们日本的电影也绝不能落后。应该通过相互竞争，向全世界退出优秀的片子。”这表明从交流过渡到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

以上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表面上看确是中立客观态度，实则处处暗藏玄机。在盛赞中国电影的背后是内心的惊讶与不甘，“大和民族是一个颇为好胜的民族，由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短缺，日本人为求得生存必然比其他民族付出更多的代价，也使他们不论做什么都要求尽善尽美，一旦自己面临被超越和淘汰，日本人会更加发奋。在中国电影走入日本并赢得日本观众喜爱的时候，日本电影人深感自身责任的重大，将中日两国电影在未来的关系定位成‘竞争。由此可见，日本将中国看成它的竞争对手。不管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显示着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将作为一个强大的对手和日本在未来竞争，日本人有着一份担忧。比起美国人与德国人对新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的态度，日本人显然将中国作为一种威胁。”

三是否定态度。由于文化、价值观以及识别体系等差异因素，在众多外国媒体对中国电影的评论中，也有一部分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陈凯歌导演的《孩子王》在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一个调侃性质的奖项“金闹钟奖”，法新社在1988年5月17日以及21日电文中描述了此片在戛纳上映时的情形：

中国陈凯歌执导的影片《孩子王》长得没完没了，这部影片使得到场观看的记者们的1/4都离开了影厅。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距可以解释这种反应：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边远农村工作的一名小学教员遇到的儿童教育方面的问题与戛纳人所关心的问题相差十万八千里。

被问及的大部分记者都承认他们在看这部影片时都徐徐地入睡了，其中有些人在睡着之前就离开了影厅。

外国媒体将《孩子王》所要表现的社会学论文式的文化反思直接简单地归结为“儿童教育问题”，且并不在“戛纳人所关心的问题”的范畴之中。显然，这部令观众与媒体“徐徐地入睡了”的影片根本不能契合西方受众的想象，他们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了解欲望远远不如对于古老中国民俗展示的欲望。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讲述者与倾听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想要彼此懂得心意显然有点困难。

另外，西方媒体在某一时期对于中国“第六代”导演的态度也与“第五代”很不相同。英国《卫报》就曾于2001年2月1日在题为《中国电影的大滑坡》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当“第五代”导演走向国际舞台时，“第六代”导演还在蹒跚学步。他们通常通过非法手段用低成本制作表达对现实不满的电影。这些作品是朋克精神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中国当代的城市被刻画成了贫穷、悲惨和令人绝望的地方。

“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也在国际影展中获过奖。不过，评委可能是出于对他们个人制作这些电影所冒风险的尊敬而不是因为观片本身的感受。这些电影单调乏味、节奏缓慢、情感冷漠。如果说观看“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像是下榻在北京的希尔顿大酒店，那么“第六代”的体验则像在简陋的招待所过夜。

在这篇报道中，“非法手段”、“低成本制作”、“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成为了《卫报》对中国“第六代”导演作品概括的关键词。在他们眼里，中国当代城市一定像“第六代”所说的那样“贫穷、悲惨和令人绝望”；并且主观臆断“第六代”导演在国际影展中的获奖结果，也并非是评委看中电影本身的艺术价值，可能只不过是“出于对他们个人制作这些电影所冒风险的尊敬”而已。对于已经接受“第五代”导演作品所展示出的鲜艳画面的外媒而言，“第六代”作品普遍呈现出的昏暗、肮脏、低端，加之缓慢拖沓的剧情，就变得令人沮丧甚至无法容忍。

二、《参考消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态度分析

关于外国媒体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态度，笔者主要查阅了2011年至2013年《参考消息》中刊载的相关文章，以此作为讨论该问题的主要参考。

随着中国电影的迅猛发展，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力逐渐被激活了，也大大吸引着海外资金的流入以及寻求合作的国际集团。这种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国媒体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态度变化。如果说以前以西方媒体为首的世界媒体是用不屑或者忽略不计的态度看待中国电影市场，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是太失策了。透过《参考消息》的相关报道不难看出，如今的利益集团及其各国媒体纷纷以一种取悦和迎合的姿态面对中国电影市场。

出现如此的局面源于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电影市场且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第一，其潜力的发展空间颇大。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好莱坞转过头来挖空心思讨好中国的原因。英国《卫报》在2013年5月3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中国好点儿：好莱坞冒着“艺术投降”风险取悦中国》的文章，写道：

在好莱坞，编剧威廉·戈德曼曾评论说：“没有人知道任何事情。”但如今，所有人都至少知道一件事：无论你做什么，对中国好点儿。

如果你的电影里安排了中国籍反派角色，那么就更换他的国籍；如果你的剧本里欠缺中国场景，那么就添加一个——最好是能看到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如果你的电影项目没有中国合伙人，那就去找一个；如果北京的审查者不喜欢某些场景，那就马上删掉。

向中国卑躬屈膝已成为垂涎世界第二大票房市场的演员、编剧、制片人、导演和电影公司高管的惯性思维。鉴于中国将在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剧。

……

中美电影高峰论坛主席、奥普传媒集团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肖培寰说：“现在所有人都在想，我们怎样才能拍出一部至少不会冒犯中国公众的电影？”

……

中国电影市场一片繁荣，去年票房收入上涨30%，达到27亿美元，超过了日本。中国每天会竖起10幅左右新的电影幕布，预计它会在10年内超过美国。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的管控。为了促进国产影片发展，中国每年仅允许34部海外影片上映，尽管比以前的20部配额有所增加，但仍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一部影片必须取悦或者至少不冒犯中国当局，才有机会成为这34部影片中的一部。

上述第二段中，其实已简洁地把中国电影业与美国好莱坞之间的博弈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不妨来举例回顾一下：

事件一：“去年美国好莱坞翻拍影片《赤色黎明》，其中讲的是一支外国军队入侵美国本土。起初影片里的‘坏蛋是中国军队，但在电影公映前制片方做了修改，现在，影片里的入侵者成了朝鲜人。电影制片方不想冒犯中国观众和电影审查官员。”

事件二：“去年的时空穿越影片《环形使者》在上海设置了部分情节，而且与国际版本相比，布鲁斯·威利斯的角色在该片的中国版本中于上海停留了更长时间。”

事件三：“外国电影在中国受到严格控制。有关部门每年只允许34部外国影片在中国上映，而且外国影片的制作方只能获得少部分的票房收入——一般不到25%。避开这些限制的一种方法就是与中国合作方合拍电影——索尼公司为翻拍的《功夫梦》选择了这条路。合拍片在中国被视为国产片，制作方能够分得票房收入的40%。”

事件四：“好莱坞最近至少有6部电影屈服于中国审查者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提出的修改内容的要求，其中包括《007：大破天幕杀机》和《僵尸世界大战》，前者据说是有关澳门性交易的内容遭到删减，后者则修改了僵尸瘟疫源自中国的情节。”

从以上报道可以发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业正在努力迎合中国，以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更多的利润所得。即便是对于中国的审查制度颇为不满，但因无法改变体制，只得放低姿态自我调整以期获得中国官方的通过，连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都表示考虑要与中国合拍电影并根据限制予以调整。《参考消息》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称道：

“电影《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今天说，他在考虑与中国合作拍片，但在做出决定前将不得不权衡审查和其他限制等问题。

虽然存在政府控制和盗版等问题，但好莱坞已经开始认真关注中国，这反映了将更多钱花在电影院和减少购买盗版碟片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迅速增长这一事实。

……

卡梅隆说，他不得不考虑审查等问题。‘我来这儿考察合作拍片的可行性，搞清楚会遇到什么限制，需要遵从何种内容方面的指导，会有什么经济利益，并予以权衡。”

面对如此变化，可以说中国电影行业新曙光已现。即便外有进口大片的诱惑，内有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电影复兴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应该看到自身具备的优势——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电影观众群，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的发展空间都极为宽广，加之政府刺激投资以及对电影工业的大力扶持与保护，均为中国电影产业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才使得在美国本土扩张已出现疲软饱和的好莱坞迅速展开了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希望可以最大化的占有中国市场，从而获取比在国内更多的利益。同样，中国希望向好莱坞学习，掌握先进的制作电影的技术以及打造商业成功电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好莱坞的合作共赢也就变得顺其自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也始终关注“走出去”的实施进度。去年5月，中国大型企业万达集团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AMC公司。“对于万达集团来说，收购AMC公司使其获得了进入全球最大的两个影院市场的渠道，也使其在与渴望拓展飞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公司谈判时具有更大影响力。”“收购AMC符合中国的战略，即与美国企业结盟，增强其国产娱乐业的实力以及扩大全球影响力，或者说‘软实力。” 事实上，“走出去”一个最直接的方式便是植入广告。多年来，中国企业一直想方设法的将广告植入国产电影中，有时植入广告所带来的收益占电影预算的三成。但是，国内电影中的植入广告已经接近饱和，于是中国公司纷纷将眼光投向更具有魅力的好莱坞英语电影。中国公司的目的就是博人眼球，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加产品的国际知名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自己在好莱坞电影中露脸可以激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这样做会提高公司的销售额。在2011年上映的《变形金刚3》中，举止怪异的华人科学家在电梯里大声地吸着一盒伊利舒化奶，还说‘让我先喝完舒化奶，这句台词为中国的网络热词。去年舒化奶的销售额增加了12%。”

近些年来，好莱坞大势“侵占”中国电影市场的目的已是众所周知。的确，起初好莱坞进入中国市场对于本土电影的冲击很大。尽管存在进口配额，但是，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票房中依旧占主导地位，本土电影在好莱坞和本国审查制度的双重挤压下步履维艰。好在随着国产片情节和制作水平的明显提高，好莱坞电影一览独大的局面得以逐步改观。

从外国媒体的视域中看中国电影，一方面可跳出主观视角了解旁观者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以此作为文化和产业参考，从而指导中国电影今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俗话所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应该从外国媒体评论中国电影的角度了解西方的识别体系和价值观，从而获悉世界的声音用来指导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需要中国电影创作者的集体努力，如同斯皮尔伯格所称：“中国不仅作为国际电影的一个市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作为一支创造性的力量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此，希望看到真诚、充满良知以及美学爆发力的创作者，运用平视冷静的姿态讲述故事和描绘人生，让普世价值之光照亮中国和世界观影者的内心。

（责任编辑：蒋晗玉）

参考文献：

[1]参见《金熊进入红高粱地——西德舆论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载于《参考消息》1988年2月28日。

[2]参见《金熊进入红高粱地——西德舆论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载于《参考消息》1988年2月28日。

[3]参见《李安的理性与感性》，载于《参考消息》，2005年9月27日。

[4]厉震林：《电影的转身——中国电影的现代化运动及其文化阐释》，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5]参见《<泰囧>在美票房因何变囧》，载于《参考消息》2013年2月15日。

[6]参见《美报介绍戛纳电影节中国参赛片<青红>》，载于《参考消息》2005年5月21日。

[7]参见《第11届东京中国电影节盛况空前》，载于《参考消息》1987年11月29日。

[8]参见《日报说日中电影竞争时代已来临》，载于《参考消息》1987年12月19日。

[9]厉震林：《中国国际获奖电影的国家形象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10]参见《戛纳：面向未来的国际电影盛会》，载于《参考消息》1988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