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佳玲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播州地区改土归流作为明清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始于明末平播战役，止于清中期贵州省改流结束，是改土归流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播州改土归流是以政治军事为干预先导，以商业经济为渗透手段，以文教融合为辅助策略，以中原先进的封建地主制经济生产关系代替播州境内其它不同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系统工程。”［1］这一系统工程带来的是播州地区一系列的社会重构。换句话说，改土归流的复杂性与深刻性直接影响着此后播州地区的种种面相，这一重构实际上也是中央政权主导下汉文明与播州少数民族文明互动融合的过程。本文拟就这一变化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政权转型”问题，即国家权力、国家制度通过“改土归流”逐渐扩张并深入到西南边陲播州地区的过程，突出播州地方政治的转型。二是“经济转型”问题，即播州社会经济制度如何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过程，突出播州经济在改土归流后的发展。三是“文化教育转型”问题，即播州封闭的文化教育在遭致杨应龙时期严重破坏下的恢复和发展，以此论述播州文化教育重构的进步性。

一 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政治重构

播州政治改土归流，究其实质是一场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博弈。播州政治经历了从土司制度到流官制度的转变，实现了国家政权从依赖土司阶层向直接深入地方的下放，完成了播州地区的政治转型。

(一)改土归流前的播州政治

“播州南极牂舸，西连僰道，东西广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汉唐故为郡县，在川贵之间，亦一都会也。至唐乾符间陷于南诏，杨端取而据之。”［2］(P192)杨端取播地奠定了杨氏家族世据播州的基础。“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庚辰，思州安抚使田景贤、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请归宋旧”，［3］(P959)杨邦宪荣登土司之位则标志着播州地区正式纳入元、明时期的土司统治体系之下，从而开启了中央王朝通过对播州各民族或各部落的首领封以官职，赐给名号，并让其世袭统治播地各族人民的间接统治的序幕。

在政权关系上，土司制度存在着依赖与妥协并存的特点。中央王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足够的能力深入播州地区，权利仅能下至土司阶层，因而不得不依赖于土司阶层间接管理播州地区;而播州地方的土司阶层也没有能力独霸一方，因此只能在不丢失既得利益的基础上依附于中央王朝。土司制度成为了中央朝廷与播州土司阶层实现既得利益的妥协手段，而这种相互妥协实质上又反映了中央王朝和播州土司之间还存在接触不多、交往方式单一(主要以朝贡、赏赐、服从征调为主)和互不信任等种种弊端，正如《明实录·播州资料辑录》记载的《太祖洪武实录》中的一段资料:“……尔铿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轻听浮言，易生疑贰，故积愆日深。今大军南征……尔尝(当)以马三千，率酋兵二万为先锋，以表尔诚。符至，奉行……”。［4］(P2)最后杨应龙的反叛向我们证明:这些弊端不仅为播州杨氏土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大大加深了中央王朝与播州土司间的矛盾。

在地方管理上，杨氏土司具有较大的治理权，并且拥有一套自己的管理体制。凡在播州宣慰使杨氏土司的直接管辖的地区内，不但设有职官志中所规定的官职，如同知、副使、佥事、都事，还设置了类似于一般州县的官职。同时，播州宣慰司在审判案例方面并不单是援引朝廷的法规，更多采用“因俗而治”的惯例。土司管理体制的实质就是“以夷制夷”，因此土司治理更反映了土司阶层的意愿，特别是在杨应龙统治时期。据《平播全书·献俘疏》记载:“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益选州人子女为绣女、阉人。民间有女十三岁以上皆献之‘呈身’，须不用乃嫁之。不呈身而嫁者，罪至死。常一日而阉割三十二人，其凶残不道类如此”。［2］(P124)

总之，土司制度已经不再适应播州地方的发展。在中央，中央王朝权利无法深入土司之下的播州地区，无法掌握播地人口，无法驻扎军队，更无法掌握播州地区的赋税。在地方，杨应龙时期的残酷压迫，给播州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伴随着土司内部各自利益的不统一，土司内部混乱不堪。

(二)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政治转型

“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分播地为二:属黔者为平越军民府;属蜀者为遵义军民府。……遵义军民府凡领真安一州，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真安州复领绥阳、仁怀二县隶四川布政使司。”［3］(P977)自此，原播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已完全改变，控制播州五百多年的土司制度失去了生存的政治土壤，播州政治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管理体系。根据学术界对播州地域的定义和我们实际研究的需要，重构后的播州以遵义军民府及其所辖的一州四县为主。

遵义军民府设立之初，面对“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险恶，夷汉杂居，又逼邻二大土司，时有启疆之志”［3］(P1335)的实际情况，明朝廷中不少人认为在播州“必须设官军，建屯卫，以明居重驭轻之势，而消睥睨跋扈之心。”［2］(P192)其中李化龙上疏:“应设一卫于白田坝，与府同城。指挥使一员，同知二员，佥事二员，镇抚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欲以内修戎备，外摄夷心，整肃群僚，砻服众志。”［2］(P192)明朝廷还开始在播州地区恢复驿道、驿站。“湘川驿附郭，为四路最冲，应设马四十匹，夫八十名，……昌田、砂溪止通水西，次僻，应设马各十匹，夫各二十名。”［2］(P196)明廷通过设立军官、建立屯卫、恢复驿站、招抚流民等一些列措施跳出了土司阶层的阻碍，实现了对播州军事、驿道和人民的直接控制。自此，流官管理体制在播州正式确立下来。

清统一全国后，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政治重构得以继续发展。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兵攻克遵义，继续明代遵义军民府的建置。康熙二十六年(1687)，中央责令裁去遵义军民府“军民”二字，为遵义府，所辖州县不变。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奏请“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5］，着手大量裁并土司，委派流官治理，贵州改土归流的高潮基本结束。在这一大背景下，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政治重构才基本完成。清雍正五年(1727)，以四川遵义府下一州四县改隶贵州，自此遵义军民府及其所辖一州四县归属贵州。

改土归流后，中央政权下至播州地方，中央集权得到加强。随着一系列改流政策的实施，播州地方政治实现全面转型。

二 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经济重构

播州经济改土归流，究其实质是一次落后经济制度与先进经济制度的对抗，播州经济经历了从封建领主制到封建地主制的过渡，最终实现了经济上的转型。

(一)改土归流前的播州经济

边远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成分是影响播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辞官不受赏，翻请夜郎天。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和“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6］等诗词都描述播州地区的边远荒蛮，此外，由于播州地区民族成分繁多，民族关系复杂，使得中央王朝对播州经济管理更加困难。如谭其骧在《播州杨保考》中就提出:“(播州)自唐末以迄明季，虽版籍列于职方，然专制千里，自相君臣，赋税之册不上户部，兵役之制不关枢府”［7］的观点，他认为偏远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成份是一直到明末平播止，朝廷仍然无法直接掌握播州地区的赋役的原因。那么，朝廷要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地方管理，首先要发展播地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其次要打破土司制度的隔离，完善播州地方赋税体系。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是变革封建领主制经济制度。

杨氏土司统治下的播州经济一直处于封建领主的控制之下，土司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在播州，杨氏土司既是播州土地的世袭所有者，又是播州辖区内居民的世袭统治者。土官“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8］，占有大量土地和人民。此外，“鬻田有禁”，“不得私售田土”等政策也严重束缚了播州经济的发展。在封建领主制的束缚下，虽然明朝廷对播州地方几不征税，“旧时额粮，止岁，以五千八百石输贵州，盖蛮方赋税原轻。”［3］(P1336)但土司繁重的课税摊派仍是播州人民巨大负担。特别是杨应龙后期，“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土司一取子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膏腴数百里无人敢垦”。［9］(P30)

总之，封建领主制已不再适应播州经济的发展。在封建领主制下，生产力发展缓慢，中央财政收取困难，土司阶层严酷搜刮，播州人民生活困苦，播州经济危机四伏。

(二)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经济转型

平定播州之乱以后，明中央将杨氏家族的田土、财产全部予以没收，并对没收的土地逐一丈量，分发给播州人民。“今既改流，自当纯用汉法以定田赋，……分为等则造册呈报，以定赋法。第额粮轻重，蜀无定规，……分上、中、下三等，每亩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仿之，以清播田。”［2］(P194)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播州人民结束长期为土司劳作、受土司压迫的命运，获得土地和人生自由的开始。播州土地所有权的变动彻底宣告了原有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的结束，播州经济踏上了向先进的地主制经济转变的新征程。

改土归流初期，面对播州地区战后人口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的状况，据李化龙《平播全书·播州善后事宜疏》记载:“播土旧民，自逆酋芟夷之后，大兵征讨之余，仅存者十之一二耳，遗弃田地，多无主人。”［2］(P195)明中央招募大批汉族移民进入，并将大批屯兵举家迁入，恢复生产，开展移民屯垦。同时，遵义军民府设立屯卫后，为了解决田土荒废和军士生活日杂费用，还规定“每军照祖制二十四亩，再加六亩为冬衣布花之费，共三十亩，即自种自食，不必纳粮于官”［2］(P192)，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的荒芜土地重新恢复生产，也使得播州战后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清前期，社会相对稳定，在新的经济政策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原播州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贸易日趋活跃。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中，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移民大量迁入播州，在带来大批劳动力的同时还给播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艺，影响和带动了原有居民的耕作水平，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到清中后期，遵义地区还成为了贵州省油桐子、白蜡、棬子等的主要产地。同时养殖技术和缫丝纺织技术迅速发展，并获得了“其茧色美质精，不下中州之产”的称号。随着农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遵义一带成为了黔北的商业集散地和贵州丝绸业生产、贸易的中心，以至于在清末贵州最有名的四大集镇“一打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二永兴(今湄潭县属)，三茅台(今仁怀县属)，四鸭溪(今遵义县属)”［10］(P389)中，遵义府所辖占了三个。

改土归流后，在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原播州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持续的发展，为今天黔北经济的繁荣打下基础，其经济影响持续至今。

三 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文化教育重构

播州文教改土归流，究其实质是边缘民族地区向中央汉族地区学习的过程，播州文化教育经历了从短暂停滞到飞速发展的历程，实现了播州文化教育的转型与复兴。

(一)改土归流前的播州文教

播州位于西南边疆蛮夷地区，文化教育基础薄弱，一直到南宋以后，受过汉族文化熏陶的杨氏土官才开始注重文治教化。土官们通过与汉族知识分子交流和派遣子弟入太学学习等方式学习中原文化，正如《遵义府志·土官志》里所记载的:“二十一年，播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帝敕国子监官善训导之。”［3］(P963)其中杨选、杨珍、杨轼、杨粲等土司都对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杨粲时期“留意艺文，蜀士来依者愈众，建庐割田，使安食之”，也因此造就了“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之大变”的佳话。

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受中原文化影响，多提倡儒家学说。其中播州安抚使杨架首次在播州修建学宫，奠定了官学的基础。杨架还十分重视家教，并制定了一部名为《家训十条》的戒律，要求人民要“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从俭约、辨贤候、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3］(P337)。在杨架为政的四十余年里，播州的物质财富、经济、文化都有显著的发展。此外，在科举取士方面，自隋唐以来，朝廷设科取士，均未涉及播州。到杨粲统治播州时期，他进行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办学，播州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快的发展，读书好学的人也越来越多。到南宋时，准播州“每岁于播贡士三人”。科举取士之风开始向播州地区袭来。

综上可知，播州地处文化的边缘地带，文化教育基础薄弱，还存在教育体系不完整，教育政策依赖土司个人的文化素养，受教育者集中于土司子弟等缺陷。但经过了唐、宋、元三代数位杨氏土司的努力俨然小有所成。然而，明代以后播州的文化教育却并未能够继续发展，如李良品教授在《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一文中指出:“宋代的科举人才主要集中在播州、黔州两地，……据统计数字显示，明代播州及乌江下游民族聚居司县属教育落后地区，……这种区域差异的奇特现象不得不发人深省。”［11］特别是到杨应龙统治后期，“自逆龙禁锢文字，寇仇儒生，坑儒燔书，祸同秦始。”［2］(P195)文化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播州的文化教育出现了短暂的停滞。

(二)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文化教育转型

万历二十九年(1601)，遵义军民府开始改流、置府、立儒学。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中央王朝对播州地方文化教育的管理得到加强，先后建立了遵义府学、真安州学和桐梓、湄潭等县学。按孙氏《遵义府志》载:“……至万历三十六年，知府孙敏政举行乡约，……考择司教，社置一人或二三人。于是遵义县始建社学一十四所，社师十四人;正安州二所，五人;桐梓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绥阳县二十七所，二十七人;仁怀县二十二所，二十二人。都社学八十七所，社师九十人。遵人文教，实开于此。”［3］(P701)此后，从儒学到各地社学，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在播州建构起来。这一体系与土司时期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平民的教育，使广大下层人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遇。正是在这一教育体系之下，遵义地区才呈现出“人知向学，深山穷谷，犹闻弦诵声。虽夜郎故地，当与中土同称”［12］的良好社会风气。

播州改土归流后的教育重构在清代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清康熙八年(1669)，乡贤何天章、生员何元昱奏，获准在城南金钟山下建遵义县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获准招办义学，到道光时共有义学3所，光绪末时已达8所。清道光时，遵义知府平翰在《遵义府志》序言中写到:“遵义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四十八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3］(P7)此时遵义地区的文化教育已小有成就。而在应考学额方面:康熙四十八年(1709)，额定遵义县进12名;乾隆三十年(1765)，遵义县10名;四十一年(1776)，遵义学额进15名，在当时整个贵州的县级额定名额中居于前茅。同时县人的应试成绩也非常优秀，自冉从周首中进士起，至陈正酋考中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止，666年间，遵义府共有文武进士54名，文武举人438名，五贡之类还不在统计之列。由此可见，改流政策的实施与遵义地区教育的发展关系密切。

清代中后期，在遵义县新舟沙滩更是出现黎、郑、莫家族绵延数代人文辈出的“沙滩文化”现象。培养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一大批造诣很深、影响很大的文学巨匠。沙滩五代学者不仅在学术成就上涉及经学、文字学、声韵学、版本学、金石学、方志学和诗词文藻学等众多门类，而且在教育工作上也成就突出。从黎恂开始，在外为官的沙滩人都热心购置书籍，以丰富的精神食粮充实子弟，造就几代笃学人才。沙滩文化的出现源于改土归流后播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沙滩文化作为遵义县文化教育的一朵奇葩也推动了遵义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继续发展。

改土归流后，播州的文化教育告别了短暂停滞的状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一套完整的文教体系之下，播州人民告别了“不同汉俗”的蛮夷身份，走上了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道路。

当然，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还应包括播州社会的民族关系、人地关系、社会阶层、权力结构等，但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在此不作赘述。

四 播州改土归流后社会重构的积极影响

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是以改土归流政策内容为导向进行的一场战后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过程，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央地方政治治理的一体化

在中央，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实现了播州地方政权回归中央直接统治的既定目标，是播州政治从羁縻政策“不深治”、土司“自治”回归中央实行“流治”的发展过程，也是明清政治一体化的实现过程，对整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发展影响深远。在地方，把播州政治纳入了中央政治一体化的发展体系之中，改变了“以夷制夷”的管理方式，减少了土司阶层对播州的剥削和压迫，结束了土司制度的种种弊端，完善了整个播州地区的法律规范和保障体系，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出了贡献。

(二)地主经济的兴起与繁荣

在中央，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达到了改土归流运动“剪裁夷官、以增赋税、以靖地方”的最终目的，是播州经济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过渡阶段，也是明清经济共同发展的实现过程，对整个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在地方，是播州经济打破束缚，走向繁荣的重要开端，是播州人民获取土地、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减少了土司阶层经济盘剥，实现了播州经济的转型。

(三)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在中央，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弥补了由杨氏土司后期对播州教育事业的摧毁所造成的文化断层，是播州文化教育事业从短暂停滞到稳步发展的转变过程，也是明清文化教育事业共同繁荣的发展历程，对整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文化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在地方，是播州文化教育事业告别黑暗、重见光明的重要步骤，是播州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向汉族学习的过程，促进了多民族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

总之，播州改土归流是播州历史上的一大重要事件，其发展贯穿了明、清两代。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中央王权与地方政权的一场博弈，也是汉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的互动融合，更是封建地主制经济冲破封建领主制的束缚，向前发展的过程。本文通过社会重构的视角，详细论证了播州改土归流后政治重构中地方政权回归中央，经济重构中封建地主制度的发展和文化教育重构中播州文化教育的第二次发育，深刻探讨了改土归流政策的积极影响和特殊价值。播州改土归流后的社会重构奠定了今天遵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基调，为今后遵义地区的发展铺平道路。

［1］ 栾成斌.贵州改土归流源流考［D］.贵州大学，2010.

［2］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点校本)［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

［3］ ［清］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Z］.遵义市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86.

［4］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一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139卷［Z］.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校印，1982.

［6］ 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A］.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谭其骧.播州杨保考［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1).

［8］ 成臻铭.论土司与土司学——兼及土司文化及其研究价值［J］.青海民族研究，2010(1).

［9］ 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辑委员会.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10］ 贵州省遵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著.遵义县志［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11］ 李良品.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历代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J］.贵州民族研究，2004(3).

［12］ 黎铎.试论平播战役对遵义文化的影响［J］.遵义师范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