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0)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已有百年学术史，但其本体研究却始终不够明确。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多元说，建国初期十七年受苏联影响的口头创作说，到新时期以来的民俗说，民间文学一直处于多学科公共研究的状态，迄今仍然缺乏对民间文学本体严格而规范的学术思考，也没有严密独特的学术话语。这纵然有民间文学基本话语不停嬗变，不能定于一向上发展的影响，但当代民间文学的话语建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应该说，作为一门学科要持续地蓬勃发展，话语系统的建构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历史经验为背景，提出当代民间文学话语建构的几个角度，以为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尽一分绵薄之力。

一 回归民间文学的文学性

文学性、美学性是民间文学的基础。“民间文学”在其诞生之初，与“文学”共生同构。“民间文学”不仅是文学，还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具有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这种启蒙即是对民间，对所有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民众、民权、文化等的发现和高扬，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现代化的国家无疑应该是民主的、平等的，“民间文学”在源头上之所以常用主体来做首词命名，如“民间文学”、“民众文学”、“平民文学”等，即体现出这种思想启蒙的意味和意义。并且，“民间文学”之能担当起启蒙的重任，与它的文学性和美学性紧密相连。只有文学的和美的才能轻易地深入人的心灵，凝聚人的心灵，表现人的心灵，发挥出强大的思想启蒙的作用。这正是所谓的“文学救国”。

当然，“民间文学”从“文学”中分化出来之后，尤其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进行研究，使之具有了学科的意味之后，民间文学的学术性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无论是探讨民间文学的文学性，还是探讨民间文学的民俗性，或者探讨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学的佐证资料等，都是知识分子在为民间文学定性。知识分子的这些定性又受到西方学术框架和政治时局、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建构。知识分子话语中的民间文学，不是一个固定的范畴，尤其是关于民间文学的本体，从最初的文学本体，推展为学术与文学并重，继而转型为民俗，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再回归文学框架，到20世纪80年代后，民间文学或者作为民俗学的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资料，其本位再次模糊起来，使学科发展陷入困境。这一系列的嬗变，是学者在内外动力因互动共生机制下的言说产物。无疑，困境是民间文学的、是学者们的困境，而不是民间文学的困境。

实际上，就民间文学本身来说，作为文学的组成部分，其第一位的是文学性;从民间文学担当的社会责任，以及民间文学学科担当的社会责任来说，其第一位要彰显的也是文学性。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学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民俗学加以套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们今天从事中国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艺学研究，一个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始终联系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自身的实际，提出真正具有本土化意味的问题，话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土化的学科理论，而不是热衷于简单地挪用西方的或西方化的理论话语来解决中国问题。”①事实上，民间文学在中国的位置和社会责任，“五四”学人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话语团体都看得很清楚，即民间文学作为民众的生活本身，它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特性和功能是文学性和启蒙作用。由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为开端，而共产党的根据地和解放区以“民间文学”作为群众运动的形式。在这里民间文学都有着通过其文学性、审美性而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应该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思想启蒙工作仍未彻底完成，五四时期张扬的“民主”与“科学”到现在仍是未完成的目标。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时代，这使中国的国民性中，保留了一种难以骤变的国民性，即对权力的尊崇和渴望，这无疑拉长了“民主”从口号变为现实的距离。民间文学的启蒙作用迄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由此，面对新世纪，我们需要的是信念的重建，理想的回归，意志的强化。五四启蒙时期的理论命题依然没有过时，启蒙的实践意义依然非常重大，回归民间文学的文学本体势在必行。

其次，完整的文学应该包括精英文学(作家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文学精神上又有合流，成为大众化文学的趋势。使不同文学形式可以通约的是文学性，而文学性与人性紧密相连。几种文学样式中，民间文学更靠近人性的本真表达。因为，从文学的逻辑起点来说，民间文学靠近原始文化，是其他文学形式的源头;其他文学形式是民间文学“异化”②的结果。其他文学样式从民间文学中异化出来之后，通常还有一个“传统化”的过程。如钟敬文所言:“由于从前人民的生活少变动和太过尊重因袭，他们所拥有的文学，多是偏于过去的，就是外国学者所谓‘传承的(tranditional)’文学”③。文学在传承中不断被传统化，并积累起相当的知识谱系和话语范式。当异化到一定的高度，这一文学形式就会被标本化和固定化，而且明显受到既有体系的影响，越来越丧失原初的生命力和鲜活的创造力，难以发展前进了。此时，当出现新的格局、新的需求，这一文学形式就面临解构的命运。新的文学形式、新的话语对象、新的表达形式、新的话语概念和主题出现后，前一代文学形式随之解构，新一代文学形式兴起。这种变更在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那里都有明显的体现。正如“五四”之前的传统作家文学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别，每一时代都有不同的经典文学形式和显性话语。而民间文学与精英文学、通俗文学稍有不同，虽然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反过来会影响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总体变化缓慢，相对稳定，最能体现出人性中原始、自然的要素。由此，研究民间文学，对理解完整的文学和完整的人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民间文学形式上的第一属性——口头性

回答民间文学的基本特性似乎总是和民间文学的定义联系在一起。这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典型话语的形成可以看出。对民间文学下定义作为一种概论式思维，持续到现在。作为多学科公共资源的“民间文学”，“民间”是第一个词，在当代文艺争鸣中，与“民间”相关的界定仍是热点。比如: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为“民间”的文化形态作了这样的定义:“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④孟繁华在梳理“民粹主义”在20世纪的概念演变时，讨论了民间、“民粹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民粹主义”始终以其道德形象吸引着知识分子投身到民间中去，无论是19世纪的俄国，还是20世纪的中国都是如此。“他们为这种道德感召和献身方式所吸引，并且成为他们解决个人意义世界矛盾的最好方式。”⑤邓正来等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则强调民间和西方市民社会之间的“家族相似”性，把民间描绘成与国家权力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公共空间”。⑥何学威、蓝爱国则认为:“每一个民群都有自己的民俗。这样的民俗，就成为民间人民生存精神状态的动态反映体系，构筑着他们不同于上层人士的重要精神生活形式。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民俗看成是民间性的根基所在。”“民俗性正是民间和非民间之间的核心区别，是民间的标志性识别符码。”⑦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各不相同的“民间”认知反映着“民间”正成为一个庞杂的文化集装箱，各种旗号、各种目的的话语都能在民间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民间”作为关键词成为民间文学的显性话语。但是，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是相对明晰的一种界定，以便于大家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任何概念，重要的是中心明确，边缘不妨模糊。就像谁也不能给出一个难以越界的“文学”的界限来一样。民间文学之“民间”，无论其是否总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或者是一种自足的存在，甚或是知识分子的发明，“民间”所关涉到的范畴其实是多元混沌的社会文化整合体。

对于“民间文学”的本体来说，我们认为关键词“文学”更重于“民间”。中国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得最充分的是语言性，这种特点不仅在精英文学中很突出，在民间文学中也一样鲜明，而且是民间文学与精英文学、通俗文学的质的区别所在。

书面的文学和口头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从晚清学者黄遵宪、梁启超、刘师培等发现书写的文字与日常的口语不同，主张“文言合一”;到五四先锋胡适提出口语文学(白话文学)优于书面文学(文言文学)，主张新文学应是国语的文学，白话的文学;到民间文学家胡愈之、徐蔚南、钟敬文等指出“集体性”、“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重要特点;到民间文学实践领域里各案例研究证明文本具有“变异性”特点;再到20世纪50年代的学人蒋祖怡以文字与口语的不同为出发点，提出新的文学是民间文学，也即人民的文学，是用口语白话写成的大众化的文学。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的民间文学话语已突出了民间文学在语言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当然，这种突出还停留在表象的层面，只说明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语言上的不同，运用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却没有在实质上对这种语言的特殊性作出界定。近年来，民间文学界翻译引进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伯特·洛德(Albert Lord)所开创的“口头诗学理论”，即“帕里-洛德理论”以及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的“表演理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民间文学的语言特性有着积极的学术意义。

首先，从文本来说，作家作品一经文字出版，进入流通，文本就大体固定了。而民间文学则不同。民间文学作为活态的口头文学传统，随时处于变动之中，正如顾颉刚通过大量的孟姜女故事文本所证明的:民间文学的文本不“定于一”，没有一个“固定的体”。国外的田野调查对此也有有力的证明。特别是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曼·帕里和艾伯特·洛德在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在南斯拉夫所做的史诗田野工作，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当地穆斯林的史诗演唱传统中，他们没有发现两次相同的表演。即使是同一位歌手的同一曲目的两次演唱，彼此间也有差别。每次演唱的，都是a song(某一首歌)，而又是the song(这一首歌)。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即使是同一个主题，每次的出现都是有变异的。⑧以美国学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为代表的“表演理论”进一步指出，被讲唱的故事在每一次的讲唱中都会陆续补入新的事件，事件补入的原因是在讲唱者和听者以及环境之间有一个互动关系，这使得每一次的讲唱都是一次表演，讲唱者每一次的表演都会情不自禁加入一些自己的创造。⑨由此，民间文学的文本不能固定，而在一定套式的基础上发生变异就非常自然了。

其次，即使活态的民间文学被搜集记录，以书面文本形式固定了下来，与书面文学作品的文本仍然有很大差别。细察这些记录下来的文本，可以看到，它们通常有着结构性叙事单元、程式的复现和典型场景等特征。母题或故事范型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结构法则。这与作家文学作品力图避免程式化的原则是不同的。

再次，从主体来说，书面文学注重创造性和个人性，注重词语的调遣和编织，也即是注重一个一个的词语，由此组成有意味的意象。有学者通过大量的田野作业证明，口传史诗的歌手在学习演唱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没有逐字逐句地记诵史诗文本，而是学习口传史诗创编的“规则”，他们需要大量地掌握结构性的单元——有时表现为程式，有时是更大的单元，即“典型场景”或是“故事范型”。⑩这与学者理念中的“词汇”是不同的。

总之，从文本和主体来说，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都是不同的。文本的“异文性”是民间文学与其他文学形式质的区别所在。而文本的“异文性”又是由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决定的。

虽然自20世纪20年代初胡愈之就提出民间文学“口头性”的特点，但是这一特点却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反而多年来学者都用研究书面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脱离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情境。这自然也有所贡献，但却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民间文学。比如，仅仅面对一个记录下来的文本时，人们往往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也很难从相关的语境关联中去切近文本背后的深层涵义。而事实上，民间文学，除文本之外，语境也同样重要。可以说，是演唱文本和语境共同创造了民间文学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过于侧重文本的分析，套用作家文学的原理来解释民间文学，必然会使民间文学陷入误区。钟敬文以及近年来不少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学者还提出要积极从书面范式向口头范式转型⑪。但是，在实际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当前的民间文学要么仍受限于传统的阐释模式，要么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很难在立足田野的基础上建构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话语。我们认为，要步出目前研究的误区，需要高度重视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充分重视起民间文学的第一属性是“口头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用“口头文学”来代指“民间文学”甚至更有优势。“民间文学”这一名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才被广泛使用，逐渐成为学科的名称，但是，“民间”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一个变动的范畴，在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再以“民间”主体来确定民间文学的范围已经难以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民间”在当代已成为一个需要多向度界定的概念。相反，如果从文学创作与分享的形式来区分文学的形式，也即从口头创作和现场分享来划出民间文学，那么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知识积累的高度和文学内容、精神意涵上有合流的趋势，但通过“口头”创作与分享仍然界限清晰。而且，网络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间性，但不属于“口头”创作，二者之间也是界限分明的。因为“口头文学”不能无限扩大范围，把凡是口头创作、现场分享的都称作“口头文学”。这里讲的“口头文学”仍然有一个口头传统，是“集体”创作的，在历史中流传的文学。它既包括了既有的民间文学范畴和范式，还具有未来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⑫

三 民间文学内容上的第一属性——日常生活属性

有学者指出:“现实生活中流行的各种民俗事象，并非仅仅局限在下层的乡民、陋民中，古代的帝王将相、现代的总统首相、主席总理、教授学者，在生活实践中，往往也是普通民众的一员，与凡人一样难以随心超尘脱俗。古今中外非乡村的城市居民，也是民众的一个阶级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流行民俗。……民俗意义上的民众，是相对于官方立场而言的宽泛的人群概念。即使是官方人员，群体的属性有其二重性，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民众的一员。”⑬也就是说，“民间”并不是不可通约的，各个不同的阶层都统一于“日常生活”这一范畴之中。我们认为民间文学具有“日常生活属性”，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勘查:

首先，民间文学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文化传统。“习得”，指参与一种生活，在生活中自然获得一种技能的过程。比如母语、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的文化和价值取向，这些都是习得的。习得的对立面是学习。“学习”，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获得一种特殊的技能为其目的，需要特别的训练，付出一定的努力，而且需要传授。比如书面语、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事物、高级的技能、文化、哲学等都是通过学习得到的。学习是一种后天的作为，是习得的异化。民间文学是民间大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父母亲朋言传身教自然习得的，而不是进入学校通过专门的学习、训练获得的知识或娱乐资料。民间文学作为一种习得的文化传统，来源于日常生活。

其次，民间文学彰显的是自然人性。与学习相比，习得的东西和人的天赋本性更为相关。民间文学流露的自然人性，体现出人的一种激情本质。激情不是别的，“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的活动的激情”⑭，这在民间文学的诸种体裁和活动中均有表现。创作和传承民间文学的是普通百姓，所着眼的多是生活本身，它通俗易懂，体现出人们的期待和向往。就如神话或者民间的故事大多并不真实可信，但人们还是争相传诵，怀着对生活的激情和向往，希望它就是事实或者有一天神话变为现实，就出现在自己身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功能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于人生的手段和工具，而且是一套意义和价值的象征符号体系，包涵着人生价值追求和人生意义。文化要求人按文化原则来生活，而文化的创造最终服务于人的本性与需要，满足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民间文学于此可以说体现了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民间文学所彰显的自然人性，是主体社会化、历史化同时又审美化的原因和结果，体现了人作为类存在物由异化向自身复归的途径。

再次，民间文学体现闲暇的思维特征。关于人类的思维特征，从古典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eller)的“万物有灵论”，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巫术论”，列维 -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互渗论”，到现代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文化观”等，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文化与思维的问题。尤其是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指出“原始思维”是一种“原逻辑思维”，其主要特征是它具有我们不能运用逻辑法则理性地去解析的神秘性和不可理解性。在自然民族中，个体意识对集体意识绝对服从，以致意识不到个体意识的存在，是一种“集体表象”。同时，原始人的智力活动是集体的智力活动，“互渗律”是这种集体智力活动的特有的规律。互渗是指原始人的一种信仰，认为在两件事物和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部分同一或相互之间有一种直接影响，尽管它们之间并无空间上的联系或明显的因果关系。互渗本质上是单向的，自然不存在要与人“互渗”的问题，而是人要与“自然”互渗。它是人对客观自然的一种精神投射，是人赋予自然而不是自然赋予人的，而且也是人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情感渗透。这种“物我同一”的互渗并不存在合乎理性的联系。由此，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与现代人的思维是不同的，思维类型的不同正如社会类型的不同一样。⑮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的原始文化学说之后，受到启发，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的思维与原始思维相近。比如钟敬文在《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中，就把“原始文学”作为“民间文学”的注脚提出⑯，在《加强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中，又把“原始文艺学”、“民间文艺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以同等地位并举。⑰可见在“原始文学”与“民间文学”的概念与关系上，有点模糊不清。这是钟敬文留学日本，受到原始社会文化史著作影响的结果。这一点钟敬文自己也曾明确指出。⑱实际上，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是不同的。二者的思维特征有相近处，因为“原始”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也和现代人有同样的思考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原始人的心灵和文明人的心灵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区别。现代人优于原始人的是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是由世世代代的先辈花了巨大的劳动从痛苦中获得的。人的心灵是受历史局限的，每一种文化只能被理解为它是一种历史的成长过程所决定的。可以说，思维是历史的产物，文化具有积累的性质，在现代人的思维中凝结着历史上思维发展的结果，在现代人的思维形式和文化形式中发现与原始人的思维和原始文化的相似性并不奇怪，两者之间有着继承性。由此，民间文学中有着某些原始思维的表现，是很常见和自然的。这并不能说明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学可以等同。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思维，民间文学还具有自己的思维特征，这便是闲暇思维。闲暇思维是相对于严肃著述或类似工作时的精密思维而言的。民间文学的发生地点和流传的时空通常和日常生活相关，日常生活使这种文学思维具有闲暇特点。闲暇的思维具有随意性、不精确性。由此，民间文学的内容是程式化的，在主题清楚的情况下通常会横生枝节，加入许多临时的想法或者本地风光。可以说母题或故事类型成为民间文学的基本结构法则正是这种思维活动的结果。闲暇思维并不因其简易和随意性而意义缩小，相反，闲暇思维最能体现人的真性情和本质。即使在现代社会以及未来社会，或者人类思维更进一步发展时，闲暇思维仍然比需要许多修饰或高度凝练、抽象的精密思维更能体现出人的本质状态和真实向往。而民间文学的这种思维特性正是其日常生活属性的表现之一。

当然，“日常生活属性”所具有的丰富学理内涵，尚待学界做进一步的探讨。

四 结语

在新的世纪，回归民间文学的文学性研究意义重大。在文学性的指引下，民间文学形式上的“口头性”和内容上的“日常生活属性”不失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经验下本土话语建构的有效维度。民间文学是“口头文学”，其“异文性”、“表演性”以及通过“习得”的文化传统，以“闲暇思维”的方式彰显出“自然人性”，体现了人由异化向自身复归的途径。可以说，民间文学就是生活本身，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与“日常生活属性”相互生成、依赖，构成了民间文学异于其他文学形式的根本特性。

注释:

①郑元者:《中国问题、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②异化(aIienation)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异化阻碍人的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反动，尤其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事物发展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有人则认为异化是发展的中介，或者是人类发展的高度。本文所指的“异化”即异于自然，从之产生又与之不同，且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异化之后的优劣评判持中立态度。

③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17页。

④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⑤孟繁华:《民粹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艺争鸣》，1996年，第1期。

⑥贺桂梅:《批评的增长和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42-250页。

⑦何学威、蓝爱国:《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⑧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年。

⑨参见［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中华书局，2004年。

⑩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0年。

⑪刘宗迪:《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学科独立》，《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⑫名称的使用具有偶然性，正如“民俗学”成为现在民俗学的名称，在源头上来讲，与此内涵接近的还有“风谣学”、“民情学”等称呼，但在中山大学成立学会之时，特定的人物特定的语境选用了这个名称，逐渐被广泛接受并正统化之后，“民俗学”成为理所当然的名称。但是，名称的使用并不是绝对的和命定的，若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人物所处的格局有所不同，或可有采用其他决定的可能，名词及其所包含的意涵和范式也只是偶然事件被经典化、传统化后的结果。

⑬陈勤建:《中国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9-20页。

⑭［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9、129页。

⑮［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⑯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⑰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⑱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