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嵩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的文化适应与文化选择

陈嵩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商务英语翻译虽然属于非文学翻译范畴，但涉及许多文化因素。以翻译的“适应选择论”为理论依据，这个过程可以从文化层面被分别称作“文化适应过程”与“文化选择过程”。“文化的适应过程”可以被分解为译者对原文的语内文化适应和语外文化适应两个阶段，“文化选择过程”则可以通过文化比较与文化测试两种方式完成。译者应通过培养自身的主体意识、文化意识、文本目的意识和读者意识，提高译文的“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达到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

商务英语翻译；译者；文化适应；文化选择

商务英语翻译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紧密，是非文学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传统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已经不能满足商务英语翻译需要，影响翻译质量。

近年来，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是译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许多理论被应用于商务文本翻译，从“结构主义”翻译观下译者附属地位到“解构主义”翻译观下译者主体地位，从韦努蒂的“译者隐身”[1]到埃斯卡皮的“译者创造性叛逆”。1973年，著名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深层生态哲学理论”（Theory of Deep Ecology），为生态翻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01年，在胡庚申教授“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推动下，生态翻译学应运而生，同时也提出了新课题。

为了切实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质量，本研究首次以“文化”维度为切入点，将“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论”应用于商务英语翻译文本，探讨商务翻译过程中面临文化问题时，译者应如何进行恰当的“适应”与“选择”。

一、商务英语翻译

（一）商务英语翻译的定义及范围

商务翻译是指在具体商务活动中译者与参与商务活动相关人士之间发生的语际交际行为。在该交际行为中译者将相关人士所要交流的原语商务信息通过译语传达给使用者[2]。

商务英语文本范围很广，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翻译界对商务英语界定及分类也不尽相同。方梦之教授曾把商务英语文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文本侧重信息传播，为读者提供真实可查的信息，如产品说明、企业简介等；第二类文本侧重于劝导性，如商业广告、商品标识、产品推介等；第三类文本则侧重于法律约束，如外贸合同、产品检测报告等。

通过对商务文本的大量比对研究，发现外贸信函、商务合同、国际信用证和商品说明书等文本具有一定共同特征，即语言客观、简洁、专业术语较多且文化因素较少。而商标、广告、旅游宣传资料和企业宣传材料都是通过吸引大众注意力创造经济价值的。这些文本的语言夸张、用词华丽、文学色彩较浓并具有较强文化背景。为了更好地阐述主题，使论述更有针对性，本文主要选取商标、广告、旅游宣传资料和企业宣传资料等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文化因素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体现

商务英语翻译属于多文本类型综合性翻译。除了与法律、经济相关的金融报表、外贸合同、产品检测、药品说明之外，其他类型的商务文本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文化因素。例如，汉语经济类文本中会出现“三角债”一词，中国人习惯将一切事物的发展想象成环形结构，因此将这种循环式的欠债模式用“三角”来形容。但对西方人来说，一切事物发展都是直线型的，他们不能理解“triangle debt”，但“chain debt”就很容易被接受。

再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亚洲经济腾飞，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龙”在中国象征着尊贵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与之对应的“dragon”一词给西方人的印象却迥然不同，它原用来指一种四不像的凶猛怪兽，后来喻指飞扬跋扈之人。因此，商务文本中经常将其译为“four tigers in Asia”。

商务英语翻译发展初期，对等翻译原则占主导地位，文化因素经常被忽视或很少被考虑，为此带来不少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4万多种新产品被推向国际市场，但最终85%都会失败。国际贸易的成功是在无数营销策略和产品宣传的博弈中取胜的。在这场残酷对抗中，翻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越接近目的语文化的译文，其产品也越受青睐。

二、翻译的适应选择论

（一）翻译的适应选择论

在西方生态哲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生态翻译学逐渐起步。2001年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胡庚申教授为生态翻译学开启了新篇章。他第一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在此理论中“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等术语和概念应运而生。随后，胡庚申教授撰写了《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理论被提出，书中诠释了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将翻译过程分为译者的适应过程和译者的选择过程（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译者的选择）。通过从全新角度对翻译过程进行解析，论证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在“适应选择论”中，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译的三元体系，即“原文——译者——译文”。从“译者”这一中心体系入手，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胡庚申认为“译文的产生是译者适应生态环境的自然选择结果”[3]。“适应”是指译者必须适应原文，了解原文所处的生态环境。“选择”包括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的自然选择、对具体生态环境适应度的选择以及对译文形式和风格的选择。换言之，翻译应遵循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并存原则。选择性存在于译者的适应过程，适应性又彰显于译者的选择过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过程分解为两个阶段进行论证，认为“原文”和“译者”作为翻译三元体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应归属于翻译的生态环境。第一阶段，原文选择译者；同时译者要适应原文。译者要适应原文语言模式、适应原文作者、适应原文文化背景及社会价值理念等等。第二阶段，译者作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主要元素又可对译文具体形式及翻译方法进行选择。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到连接原文和译文作用。作为原文的读者和译文作者，译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信息接受者也是信息传递者。译者是翻译三元体系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一方面要接受以原文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选择，另一方面还要作为生态环境的代表对译文进行选择。译者的中心地位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适应选择论中的“三维转换”法

适应选择论中的“三维转换”法研究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过程。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指译者在语言形式方面的适应性选择。译者适应原文及选择译文的过程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层面。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指译者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交际意图决定翻译的方式和结果[4]。

文化维的适应选择转换指译者对双语文化内涵的适应与选择。基于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存在，在文本转换过程中译者尤其应注重考查和研究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既不能从原语文化出发塑造译文，也不能从译语文化出发曲解原文。

三、文化维转换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文化维”是“三维转换”翻译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把文化维转换中译者适应与选择分别称作“译者文化适应”和“译者文化选择”。

（一）译者的文化适应

译者在文化维范畴内对原文的适应过程可被定义为“译者文化适应”。文化适应对译者而言是被动接受过程，也是最艰难的适应过程。凡是和文化相关的领域都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因为文化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全部，包括思想、理念、风俗、习惯、宗教、艺术、文学、价值取向等等。译者应以原语文化背景下的生存者身份充分理解原文、尊重原文并接受原文。这个适应过程要求译者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要求译者阅读原文前掌握足够的原语文化知识，避免曲解原文。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译者要尽量缩短自己与原语文化的心理距离，从客观角度接受原文中涉及的文化内容，排除一切个人喜好和偏见。心理学家John Berry的双维理论认为对一种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文化的疏远和否定。他将保持传统文化身份的倾向性和与另一种文化进行交流的倾向性设立为两个独立维度。因此，译者有必要用包容的心态去适应原语文化。

译者文化适应过程决定翻译进程的总体方向，是决定翻译质量的关键。很多误译现象都出现在译者文化适应期。译者较低的文化适应度会直接导致译文错误。

（二）译者的文化选择

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可以将译者在文化维的范畴内对译文的选择过程称为“译者文化选择”。文化选择是翻译过程中最复杂的一部分。结束对原语文本适应之后，译者有责任根据不同翻译目的和翻译要求，选择能被特定读者群认可的文化元素塑造译文。当今社会文化多元，而且朝着更加多元化方向发展。如何在如此多元的目的语文化背景下选择适当的文化表达形式，并同时传递正确的原文信息，对译者来说是最大挑战。译者在这一阶段变被动为主动，对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具有实际的操控权和话语权。

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译者应该将目的语主流文化作为文化选择基本参照，对敏感政治、宗教、种族等文化问题，给予充分的尊重，在翻译中适当取舍，使译文被广泛接受。19世纪初，希腊哲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而希腊文学却没有得到翻译。原因就是，希腊文学思想和模式在当时不被阿拉伯文化接受。

与文化适应过程相比，文化选择过程更加复杂。虽然译者完全处于支配和控制地位，但为了得到接受度较高的译文，译者的工作会略显繁复。只凭译者个人喜好来决定译文形式，目前已是不可取的做法。尤其在商务文本翻译中，译者个人倾向不应作为选择译文的唯一要素。为更好地实现商业目的，创造更多商业价值，译者在文化选择过程中不能只凭主观臆断，应学会适当运用科学手段。例如，可以利用有效的测试、分析及评价方式，帮助译者做出客观选择。

四、译者的文化适应过程和文化选择过程分析

如下图所示，译者对原文文化适应主要经历语内文化适应和语外文化适应两个阶段，而对译文文化选择主要通过文化比较与文化测试两种方式完成。译者在整个适应与选择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一）译者文化适应过程

译者面对商务文本时表现出极强的目的性，商务文本翻译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最好经济效益。商务翻译中，译者在适应过程中一定要提高文化敏感度，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经济损失。译者文化适应过程可分为语内文化适应和语外文化适应两个阶段。

1.语内文化适应。语内文化适应是指译者在语言层面对原文本文化的认知和适应。译者主要应该注意原文语言文字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尤其对那些不同于目的语文化的文字信息应更为敏感。

例如，美国饮料品牌“7-up”里的数字“7”在西方人眼里代表“喜庆”，中国服装品牌“九牧王”中的数字“九”在中国代表“长久”。数字“7”和“九”属于原文本的语内文化。中国很多产品的品牌叫“东风”，因为中国是内陆国家，太平洋上吹来的东风潮湿温暖，使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东风”深受中国人喜爱，它的文化意义与英语中的“西风”等同。

再如，一则美国蛋糕广告的宣传语是“Nowyou can eat your cake and diet too.”英文有句和它结构相近的谚语“You cannot eat your cake and have it.”表示人不能得到所有好处。这个宣传语在语言层面向译者透漏了一定文化信息，告诉译者不要将它简单地翻译成“现在你可以一边吃蛋糕一边减肥了”。

译者对语内文化的适应过程实际上是对文化差异的认知过程，这个过程要求译者具有良好文化素养和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验。

2.语外文化适应。语外文化适应是指译者超出语言层面之外对原文本文化的认知和适应。这里的语言层面之外通常指社会政治、宗教、经济政策和价值取向等。这些文化信息通常不会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而是隐藏在文本背后。但往往正是这些隐蔽的文化信息影响着经济收益。

例如，汉语广告秉承东方文化的集体主义精神，主张内敛，倾向于将个人感受融入到他人及民族感情中。西方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英文广告个性张扬。“Make yourself heard（爱立信）”；“Obey your thirst（雪碧）”；“Just do it（耐克）”；“Fit you well（锐步）”等英语广告词背后向译者展示了西方人崇尚自我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化信息是超出语言层面表现出来的。

语外文化认知和适应对译者来说更具难度，稍有疏忽就会造成译文失误。例如，耐克进军香港时，其著名广告语“Just do it”最初被译成“想做就去做”。香港作为华人社会，思想较为保守，并不喜欢美国人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处事方式。许多消费者抗议，认为该广告对青少年有不良影响，会诱导青少年为所欲为的行为方式。因此，后来广告词被改成了“应做就去做”。

而爱立信的“Make yourself heard”的译文“理解就是沟通”则成功地将西方个体价值转化成中华文化崇尚被他人理解的集体价值，而且突出了手机可以促进理解沟通的功能。此译文是译者成功适应语外文化的典范。

语外文化适应是超越文本而存在的，没有固定的、可参照的模式，也没有既定的、一成不变的规则。其影响因素多，可变性强。译者的经验、视野、文化素养和判断力是这个适应过程的主导因素。译者应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尽力理解原语文化，才能在原文和译文间选择最恰当契合点。当然，文化适应过程也是译者自我提升的过程。译者必须在学习和工作中进行不断的知识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由此可见，语内文化适应和语外文化适应是商务英语翻译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阶段。译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既应该以包容的心态面对原语文化，又应对语言层面所渗透的文化差异具有敏锐的辨别能力。译者文化适应过程是整个翻译过程的基础，决定译文成败。

（二）译者文化选择过程

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文化选择过程较为复杂。译者要在接受原语文化、弄清文化差异后对译文翻译形式进行选择，决定译文文化倾向。为了更好地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必须在原文本文化和目的语文化间做出选择，或选择以何种方式使译文更接近目的语文化，使产品在异国受到青睐。译者文化选择过程可分为两种方式进行，即文化比较和文化测试。

1.文化比较。文化比较是指译者经历文化适应后，根据翻译目的将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进行比较分析，为译文选择最适合的文化形式。文化比较对译者主观判断能力要求较高，译者需要根据现有文化知识做出正确选择。

例1：沃尔玛公司企业文化宣传册中有一段文字：

Every associate’s opinion is respected.Managers are considered“servant leaders”who help new associates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through training,praise and constructive feedback.An“open door”management philosophy encourages associates to raise questions and concerns in an open atmosphere.

尊重每位同事提出的意见。经理们被看作“服务型领导者”，通过培训、表扬及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帮助新的同事认识、发掘自己的潜能。使“开放式”管理哲学在开放的气氛中鼓励同事多提问题、多关心公司。

这个文本中的“servant leaders”如何翻译？“servant”一词在英语中有仆人、佣人和公仆等含义。Dr.Robert K.Greenleaf在1960年提出“Servant leaders”的概念。他认为这类领导人的动机是服务于他人，而非权威式领导，他应把别人的要求、利益放在个人之上，并在服务过程中改造追随者，使他们成为更健康、更聪明、更自由、更自立自主的人。这类领导者应被称作“公仆领导”还是“服务型领导者”？在美国文化中，“公仆”是指有偿服务社会公众事务的工作人员，而在汉语中“公仆”指在政府供职的公务员。美国企业文化重要特点是尊重个人，通过尊重个人，建立企业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尊重。对比中西企业文化特点，译者在文化选择中倾向了原文本文化，将“Servant leaders”译为“服务型领导者”。既避免中国消费者的误解，又突出了沃尔玛特有的企业形象。

例2：英特尔奔腾处理器“Intel Pentium”的英文广告词是：

“Intel Inside.”

西方人的表达方式直接、坦率。他们喜欢在产品广告中简单明了地告知产品的特征、性能等。因此，这则广告以非常简洁的方式将产品的技术特性展现出来，这是符合西方人思维模式的。但译者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意识到中西方人思维方式差异，如果选择尊重原文文化，将其译为“英特尔在里面”，中国人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中国人比较喜欢含蓄的表达方式，同样是推销产品，他们也希望方式婉转，语言优美。因此，在最终文化选择中，译者更倾向于中国文化，将其翻译成“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

2.文化测试。文化测试是指译者经历文化适应后，根据翻译目的将原文译成多种形式，在目的语文化背景下进行应用测试，最终选择一种接受度最高的译文版本。文化测试过程比较繁琐，不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也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市场测试与调整，适用于有较长商务规划的案例。

例3：Exxon埃克森（美国石油公司名称）

美国Standard Oil Company耗资1亿美元只为给公司选择一个无具体实意但又可以有效地通过公关促销将企业形象推广出去的名称。为了避免文化冲突，赢得较好的企业知名度，公司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从上万个自造名中选取了Exxon。这个名称经过了169种语言和方言使用状况的对比检测，不具有任何消极含义和文化冲突。经过几轮应用测试，译者决定选用“埃克森”为译名，因为它沿袭了英文名称的高度个性化特征，悦耳响亮，预留出意境阐发空间，最关键的是避免了文化冲突的可能性，有益于扩大企业知名度。

例4：CALIFORNIA PRUNE美国普乐梅（美国加利福尼亚梅果产品）

美国加利福尼亚梅果产业协会聘请福莱—灵克国际传播公司将其产品名称CALIFORNIA PRUNE译成中文。并希望中文品牌名称有助于产品销售。

翻译人员首先对中国市场销售的同类产品进行走访调查，搜集了所有产品中英文名称、促销材料和样品，并对中美双方雇员进行调查走访，论证该产品在各自国家消费群体中的影响及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和群体特征。随后推出一大串可供选择的产品“译名”，将这些译名分为四大类：即非同寻常的中文品牌名称、健康果品名称、特色产品的品牌名称和动听美妙的品牌名称。

经过几轮讨论评估，翻译人员提供了12个可供选择的品牌译名及其各自含义。随后又召集部分中方消费者座谈，从12个名称中筛选出3个他们最喜爱的译名，分别是“美国黑护士”“美国普乐梅”“加州阳光梅”。后来，由于考虑到“美国黑护士”可能带来种族敏感问题，加利福尼亚梅果产业协会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美国普乐梅”和“加州阳光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市场测试。销售结果显示“美国普乐梅”更受消费者青睐。这样，经过多轮的评估与测试，最终确定产品译名为“美国普乐梅”[5]。

从以上两个案例不难看出，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文化选择过程也可以依赖评估、测试等更为客观的手段进行。译者可以将选择权交给目的语文化中的消费者，这样经过测试的选择结果会更客观、更具有说服力。

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无论译者最后如何处理文化因素，都需要在文化适应的前提下做出文化选择。如果文化适应出现偏差，那么文化选择也会出现问题。

译者不仅要适应商务文本语内文化因素，也要适应语外文化因素。并且采用不同翻译方法对文化因素进行比较、分离与取舍。译者文化适应与选择过程是商务英语翻译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环节。译者文化适应是为了更好的文化选择。良好的文化适应过程可以帮助译者作出恰当合理的适应性选择，有助于译文成功。

五、译者与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

（一）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

“整合适应选择度”是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提出的。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6]。一般来说，翻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越高，译文质量越高。

根据这个概念，可以将译者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称作“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高低，取决于译者在“文化适应”与“文化选择”过程中的作为。译者对语内文化和语外文化认知越透彻、对文化差异的比较越彻底，其文化选择的准确率越高。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作用的发挥也决定“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高低。译者发挥的主体作用越大，其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就越有助于提升“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

（二）提高“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的途径

除了具体的方法策略之外，译者要有意识地进行适应和选择过程。

1.译者主体意识。许钧认为译者的主体意识包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自觉的人格意识和创造意识[7]。译者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认识到翻译尤其是涉及到文化问题的商务英语翻译实际上是一门创造性艺术活动。译者是原文和译文的控制者，必须在语言形式、文体结构和文化选择上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在文化适应和选择过程中积极主动地争取空间，才有利于提高“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

值得注意的是，主体意识绝不是译者在翻译中毫无原则，为我独尊地“乱译”。任何翻译结果都应该有理有据，掌握好“度”。

2.译者文化意识。译者文化意识包含文化自觉意识和多元文化意识。

（1）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方向[8]。译者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译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还要理解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以便在各种文化冲突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商务英语翻译中，无论译者来自原语文化还是目的语文化，经过文化适应过程，和其他文化建立一个平等对话、互利互赢的语言交流模式是根本职责。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译者在商务翻译实践中要增强文化平等对话的自觉意识，避免不经推敲，完全“归化”或完全“异化”的极端翻译方式，同时也要避免忽视翻译目的、无视经济利益的盲目翻译方式。

（2）多元文化意识。上个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强调一个特定社会中存在多种文化体系。此后，关于多元文化的探讨日益深入。多元文化是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是在人类社会日趋复杂，信息流通日渐发达，文化更新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它的出现预示着各种文化的发展将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译者要从尊重多元文化事实出发，了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差异中找到契合点或找出信息传达的有效途径，知己知彼，才能减少或消除文化之间的偏见和误解。因此，有意培养多元文化意识，是商务翻译中译者的重要责任。有利于多元文化背景下译者的文化适应和文化选择过程，有益于实现双赢。

3.文本目的意识。根据功能翻译学派的目的论，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翻译目的是否完成。翻译目的对于整个翻译行为有决定性影响。

译者在商务文本翻译中，首先要明确翻译目的，因为它对“怎么翻译”与“为谁翻译”有着直接影响。文本意识强的译者会根据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调整自己在文化适应与选择中的方法策略，有助于译文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缺少文本目的意识，译者选择过程势必会带有盲目性，对译文质量有很大影响。

4.读者意识。奈达曾经提出译者的读者意识。“翻译适应选择论”也将“读者反馈”作为评价译文“整合适应选择度”的三个参考标准之一。由此可见，读者意识是翻译过程不可忽视的，译文不能脱离读者而独立存在。

对商务英语翻译而言，读者意识是指译者对目的语读者的价值观念、文化需求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注和了解。读者群不同，译者在翻译中的文化适应与选择也会不同。吸引读者、创造价值的译文形式往往随着读者群的变化而改变。但不论读者群如何变化，译者应始终服务于目的语读者，尽量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译者缺乏读者意识就会使商务翻译的目的难以实现，使译文失去应用价值。

六、总结

本研究以近年来新生的“生态翻译学”中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依据，以“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了译者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面对文化问题时，应如何进行文化适应与文化选择。并对译者如何提高“文化整合适应选择度”，提高商务英语翻译质量提出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范围的扩大，文化差异一直是商务英语翻译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本研究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提出商务英语翻译中译者的“文化适应”和“文化选择”的命题。主张译者在翻译商务文本时，首先应进行有意识的语内文化和语外文化适应。其次，结合商务文本创造经济价值的翻译目的，译者再进行文化选择。文化比较与文化测试都是较为可取的文化选择方式，都可为更高的“文化整合适应度”服务。译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文化选择方式。

［1］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王建国.当代商务英语翻译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3］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5］吕和发,任林静.全球化商务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6］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7］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

［8］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H059

A

1672-3805(2014)01-0078-07

2013-08-26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的论’视角下非文学翻译之策略研究”（12534096）

陈嵩（1977-），女，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翻译、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