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雅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概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由哲学研究转向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是其根据十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活动的实践及其成果进行的基本总结，亦是其以后进行理论研究活动的指导线索[1]。目前国内学界对《手稿》的研究很多，但大多着眼于对整篇手稿进行贯穿性研究，而单独针对其中的导言部分作详细梳理与解读的较少。《手稿》的内容围绕资本的本质和运作而展开。马克思能够发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背后的本质，是由于其采用哲学的方法解读经济学，亦即颠倒了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叙述逻辑——放弃“具体到抽象”的道路，选择“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手稿》导言部分首先提出了这一方法，为解读《手稿》内容以及写作《资本论》所采用的整体方法和逻辑理路做出充分解释与铺垫。

导言部分成稿于1857年8月底。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提到此篇导言未及时发表的原因：“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2]。意即此篇导言乃即将“证明的结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对导言部分涉及研究方法的部分作一番梳理和讨论极有必要，对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必不可少。

导言部分共分四节。第一节，马克思首先对物质生产进行考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古往今来无论是物质生产方式还是承担物质生产之人并无时代之分，“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3]。马克思认为，进行生产的个人并非独立存在，且越向前追溯历史越体现为不独立，生产一般也只能作为一种合理的抽象被提出。而无论是孤立个人的观点还是生产一般的观点，其产生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换言之，这些观点皆是在近代市民社会，人们通过商品、货币、生产、消费一系列行为组织经济活动以后才诞生的。

第二节讨论生产一般。马克思分析了由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再到穆勒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脉络，并将斯密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过程逐一拆解为单个环节，由外部分别讨论四者关系。他将斯密的理论称为“肤浅的表象”——“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3]。马克思将以上四个经济学范畴在现实物质生产中进行有机结合，集中讨论生产和消费、生产和分配及交换和流通三个范畴的关系。

第三节讨论生产一般与社会制度的关联。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概念，是生产在一切时代拥有的共同之处，是抽象出来的共同点。而作为贯通历史的生产条件，生产一般如何与历史政治制度相结合并形成具有历史独特性的生产制度，马克思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得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

第四节由八个笔记和第六个笔记中的一个小节构成，重点探讨艺术作品与其诞生的时代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方法，考查在一定历史条件局限之下，不同的生产方式如何规定法律、宗教、科学、艺术等一系列精神活动。但是，对于这一节马克思并未展开充分讨论，因而本文重点讨论前三节内容，从而把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方法。

二、个人一般与生产一般

（一）个人一般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批判，以物质生产作为出发点。“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3]。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理解为孤立片面、与社会关系分离的单独的个人之人学观。这不仅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与批判，也是对英法社会学家思想的批判。黑格尔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是抽象的，其以抽象主体为出发点解释现实世界，以绝对理念为基础构造市民社会与国家。当时英法社会学家对人的理解亦是抽象的（尽管这种抽象与黑格尔的抽象不同），他们认为人如同漂泊于孤岛的鲁滨逊，是孤立的个人，不依赖于社会现实而存在。对此，马克思从历史角度出发，提出相反看法——当我们越向前追溯历史，作为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体现出越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首先存在于家庭与氏族，继而存在于各种形式的公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三大社会形态中的第一类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直到18世纪“市民社会”形成，这种依赖性才转变为社会形态的第二类——物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凸显出来，这种独立性表现为私人目的出现，个人存在成为达到私人目的之手段，被马克思称为“外在的必然性”。然而，所谓“孤立个人”所处的时代，却是整个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拥有最发达社会关系的时代。

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孤立个人”是这样产生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共同体经过两次产业革命后，终被近代市民社会解构——技术革新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多余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剩余劳动力也随之成为商品。随着商品社会的扩大，人们的关系逐渐从古老的共同体体制中剥离开来，被放入货币这一计量单位进行估算，个人成为以追逐自身利益为目的之存在，且皆能以货币支配劳动产品，从而成为近代英法社会学家眼中独立的个人。此独立的个人具有自身能动性，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创造者。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事实并不如此。由于受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支配，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可能从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寻找经济现象的根源，而是从孤立个人的“天性”中引出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以说明经济现象[4]。马克思以一种颠倒的思维方式，将问题的出发点置放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制度上。“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3]。理论上讲，每个人皆有完整而独立的人格和权力，然而实际生活中，又都成为市民社会经济原则——由商品、货币以及资本构筑起来的市民社会经济形态——的承担者。没有人能够摆脱当下所处的经济形态，必须在其社会关系内按照经济规则进行生产，因而不能把和社会经济无关的感性的个人作为问题出发点，这就是马克思抽象出的个人一般。

（二）生产一般

马克思所指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但综合每一时代的生产特征，人们总会发现一些共同标志和规定，马克思将这些共同标志和规定抽象为生产一般。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3]。马克思将每一种经济形态下的共同生产形式抽象出来，称为生产一般，再以这个生产一般为基准，用以分析各种经济形态的特殊性。马克思将生产一般理解为人（主体）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客体），而改造自然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进行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总是将生产一般与历史规律混同，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3]。如穆勒的分配论将生产看作一项永恒的历史规律（即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偷换为一种永恒的历史规律），认为分配才是历史的特殊项，是不同时代的人可改变的项。为反驳此观点，马克思认为应把财产和司法等对所有权的保护纳入这种分配论。生产即是对自然的占有，没有对财产的占有，生产就无从谈起；同理，每一不同生产形式都拥有其特殊的法律形式，这种联系并非偶然。

第一节末尾，马克思得出结论：个人一般总是附庸在一定社会形态下，要把握个人，首先应当把握社会制度，而将独特的社会制度组织起来的则是生产一般。

三、生产一般的具体环节

第二节中，马克思具体分析被抽象出来的生产一般，并且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的生产要素的有机结构进行阐释。马克思考查的是经济学家们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要素——分配、交换和消费。

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上述几个要素所建立的关联，并称这种关联为“肤浅的表象”，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一个线性过程，生产是这个过程的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其中，生产被规定为生产者占有、开发和改造自然，从而获得人类需要的产品；分配是基于社会出发的要素，决定人们分取产品的比例；交换是基于个人出发的要素，是人们在获得分配的基础上换取特殊产品的需要；最后，消费使得产品变成人们的占有对象和享受对象。“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建立的这种关联只存在于表面，应将其更深刻的内在关联挖掘出来。

第一，马克思讨论生产过程中的消费，认为生产和消费是同一步骤：就消费来说，产品只有经过消费才能真正称之为产品，而消费的扩大也促进新的生产的扩大；就生产来说，生产的产品是消费的对象，且是有一定性质的对象，因而消费是通过生产完成的。概言之，消费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消费，二者互为中介，具有同一性。

第二，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马克思没有像李嘉图那样把分配看作生产的结果，而是将其一方面看作生产的产物，另一方面看作生产的前提。“……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3]。这一例子中，利息和利润本身就出自资本，是资本增长的形式，因此二者实际上是指同一概念。马克思由此得出分配与生产的关系，认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3]。生产之前也存在分配问题，包括生产工具的分配和人的分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在生产过程的结果如何在量和比例上决定之前，首先取决于生产条件在无产者（雇佣）和财产所有者（资本家）之间如何分配，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产品如何在财产所有者之间按比例分配[5]。因此，对于将要面临生产的单个人来说，分配形式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规律，是先于生产存在的。

第三，交换与流通的关系。如同之前马克思所阐释的消费—生产、分配—生产的结构，在交换这一环节，其本身也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一方面，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能力和活动的交换属于生产本身；另一方面，产品的交换行为是使消费品成为可能的手段，这种交换行为也包含在生产之内；此外，从事生产活动的实业家之间的交换行为本身也是生产活动的一部分，这种交换甚至完全取决于生产。马克思从以上三方面论述了交换何以是生产的要素之一：他首先注意到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通过分工提高生产率，从而顺利进行生产；其次是社会内部分工，即个体资本流动、商品买卖；最后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产品，属于社会内部分工的一部分，而这种活动本质上也是以生产为目的，在这个环节中，不是生产决定销售，而是视销售情况促进生产。

最后，马克思做出总结：我们得出的结论不是证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同一种东西，而是证明四者是存在于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是整体中非线性的内部差别。其中，生产起总的支配作用，它不但支配其他要素，也支配生产自身。整个过程总是以生产为起点，一定的生产决定着一定的分配、交换和消费，以及它们之间的一定的关系。因此，整个生产一般的过程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线性结构，如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开始于生产，终止于生产。

综上，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些环节的具体运作过程，得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一般被资本统摄的事实。资本通过再生产的价值增殖得以存活，而再生产是雇佣工人的再生产。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资本的一般运作，是贯穿整部《手稿》的主要内容。

四、《手稿》写作的经济学方法

马克思在第三节“经济学的方法”中，首先比较了历史上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一种是由具体下降到抽象，一种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以17世纪经济学家所用的方法举例：“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3]。

第一种方法之所以是“下降的”，是因为这种方法总是从复杂而宏大的概念入手，渐渐抽象出单纯简单的概念，同理，第二种方法则是从单纯的规定向复杂的规定“上升”。第一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威廉·配第，他通过比较当时欧洲各国的综合国力，包括人口、领土、产业、军事等一系列要素，确保英国如何制定政策以保障不被他国所超越，保证其欧洲霸主地位。配第认为，为了制定合理的政策，需要保证财源；为保证财源，就必须振兴商业。所以他推崇重商主义，而商品的生产需要雇佣大量工人，以及货币积累。由综合国力的各个要素向下推出抽象的雇佣劳动和货币，这是一条呈下降形式的推论。第二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首先从分工的概念入手，展开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后来在论述国民财富时提出了剩余生产物用以制定和保障合理的国家政策，这是一条与配第截然相反、由理论到历史的上升的分析方式。斯密的这种经济学分析方法得到马克思认同。“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同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3]，运用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要求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详细分析具体对象，暂时舍去与本质规定无关的方面，从表象中揭示出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把握经济运行规律[6]。马克思认为，从简单上升到复杂这种思维过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也符合人们探究历史的方法。“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3]，这些关系在历史上的存在，往往是先于这些关系发展为某个具体的范畴。

为了证明其观点，马克思以劳动为例——斯密将所有种类的劳动皆抽象为劳动一般，“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3]。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在人们所经历过的私有制历史中最完善、最丰富的社会形态，它囊括了以往经济发展形态中的一切生产关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下，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3]。这里的“劳动一般”，就是对以往各种经济形态下的劳动范畴的抽象。马克思认为，这种劳动一般才是解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这也是其在写作导言第三节时运用的一种“以高级解释低级”的方法——“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3]。换言之，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最抽象的范畴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只有将这些抽象范畴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人们才能返身来理解这个范畴的一切历史内涵。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是逻辑性的，他认为，人们通常有意无意地将各种经济学范畴按照历史的先后出场次序来排列，这样的排列是错误的。次序不是由发生时间而是由这些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的，而这些关系表现出的次序与前一种排列方法得出的次序恰恰相反。马克思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或否定了历史，反而是其承认历史的一种表现，因为只有在这种历史的关系中,才能看出抽象的一般概念所具有的历史性。每一个抽象的范畴都是由事物的共同点组成的，而在这些共同点之外，是因时代不同而造成的范畴差异。没有这些差异，抽象的范畴也始终只是空洞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才说明了一切范畴都是历史性的，因此，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以抽象的范畴为起点不仅是逻辑性的，更是历史性的；既是思辨的，又是分析的和批判的[7]。

在第三节末尾，马克思按照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分篇：第一篇是有关一般的抽象规定，如同文中规定的那样“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3]；第二篇是有关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社会结构，以及这些结构之所以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依据，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乡村与城市的形成过程及其成因，三大社会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流通和个人的信用事业；第三篇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资本主义国家的“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和向外移民；第四篇有关国际生产与国际生产关系，包括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以及汇率；第五篇是关于世界市场和危机。可以看出，这样的分篇正是运用第三节中的经济学方法以逐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资本的运作。

五、结语

马克思的这篇导言诞生于150多年前，就当时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形势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尚处于向外殖民扩张与不断上升阶段，世界尚未被资本纽带连成一体。对比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局面，已对世界市场和全球范围经济危机做出分析和预警的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马克思写作《手稿》，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背后的原因。为了解决危机、加速资本主义社会走向解体，马克思利用这种方法，发现了资本运行背后的秘密（即剩余价值），从而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建立了适用于机器大工业出现后资本主义社会迅猛发展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体系虽然诞生的年代久远，但对于当今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依然具有很大的重合度和应用价值。

《手稿》导言部分提到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马克思应用于《手稿》正文部分——以分析货币的产生为出发点，阐释从货币流通到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重点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但这仅限于《手稿》本身，有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仍然可以结合其《资本论》的写作以及当今世界以资本为主导的全球化现象加以分析，以当代视角解读之，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同时也有益于我国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化问题。

［1］施正一.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是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J].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报,1983(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李志远.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所完成的革命——学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导言的体会[J].经济研究,1961(10).

［5］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吴锦华.政治经济学方法探析——重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J].当代经济研究,2010(6).

［7］郭艳君.“经典表述”的再阐释——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J].哲学研究,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