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变中的追求与坚持

2014-03-24徐信华张奇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4年3期

徐信华++张奇

[摘要]《新青年》宗旨经历了从“辅导青年修为”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再到“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的演变。这种演变背后隐含着救国救亡的坚持和终极关怀。如今梳理《新青年》的宗旨演变和不变，可以告诫后人：研究《新青年》需要考察具体的时空环境，不可因人废言；亦不可因《新青年》宗旨的演变而否定其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青年》；宗旨；演变；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18-04

《新青年》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各种阐释层出不穷。其自身的宗旨的演变尤为加剧了后世史学家对其评价、定位的争讼。从历史进程上来描述《新青年》宗旨的变化，探寻其隐藏在这种变化之后的坚持与追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宗旨的变化、给以其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一、《新青年》宗旨之“变”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随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直到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杂志以中共中央党内理论刊物的“身份”终刊。在这期间，“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的发展路径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运动中逐渐成型。”[1]同样其宗旨也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过显著的变化。然而，在显性变化的背后，《新青年》杂志隐然延续着其最基本的立场、精神和终极关怀。

（一）“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青年杂志》创刊之时，并没有发刊词。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通告以及陈独秀发表的几篇文章，大体体现了其创办《青年杂志》的本意。

在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中，《青年杂志》非常清晰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这是一本以青年人为目标群体的杂志。其所设想的几个方面都集中于青年的培养。《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2]尽管陈独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试图通过影响青年人——具体地说是塑造“新”人，来完成社会改造的任务，但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却实实在在想要从思想、学术、精神上来改造国民，以此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础。《青年杂志》在《甲寅》上刊登的广告，如实地展露了这一设想：“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享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平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盖本杂志之主义——实欲与诸君共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诸君所充任。则本杂志者实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3]

因此，当“读者”王庸工来信中要求《青年杂志》就当时国体问题表态时，陈独秀在回信中明确地指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既然根本之觉悟尚不具备，那目前的工作只能是开启民智、提高觉悟。因而，“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5]所以《新青年》最初刊登的文章、著述大都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刊发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是体现这一宗旨的重头戏。虽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青年修养”六大原则还显得有些空泛[6]，但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杂志创刊初衷的一次尝试和努力。陈独秀在1916年10月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写道：“今日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国家处武人乱政、社会腐败、游民盗贼充斥之状，“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7]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而欲改变这种现状，陈独秀所做的主要努力便是借助《新青年》，对青年、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这也是《新青年》最初的宗旨。

（二）“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1917年，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在停刊4个月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在北京复刊。这时，因北大同人的加盟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为关注“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1917年7月11日，陈独秀在《答顾克刚》的信中写道：“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苦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8]例如1918年后，《新青年》特辟《随感录》专栏，发表文章批评时政。此外，还有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书本走向现实，给那些苦苦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可能。

1918年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指出，“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然而如陈独秀所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9]的确，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格局下，当国家主权遭受侵害，救亡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之时，书斋式的思想启蒙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新青年》应该更多地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

（三）“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布《本志宣言》，渐渐与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靠拢，直到1920年9月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样，《新青年》的宗旨由批评政治、注重启蒙渐渐演变为了在坚持思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说道，“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这是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段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10]这都说明了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要编辑者，其思想开始偏向社会主义，而他思想的变化也引起了《新青年》宗旨的随之变化。

《新青年》从第8卷1号开始，设置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其内容也以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研究为主。之后，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大革命，是现代最足以惹世界全人类注意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颂祷他的、咒骂他的，欢迎他的，恐怖他的，都不能不认识他的价值”。[11]这既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也指引了当时中国的出路，即学习苏俄、推翻反动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在这一时期，《新青年》尽管还发挥着其思想统一战线的功能，但总的发展趋势还是清楚的，即学习苏俄社会主义道路，践行马克思主义。

（四）“‘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一直到1926年7月20日不定期刊终刊，成为纯粹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目的的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发表瞿秋白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指出，新青年曾为中国思想革命的先驱，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党报党刊“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2]因而在这一期间，“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已经不再具有思想界统一战线的性质，它的历史使命和宗旨更清楚、更明确——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俄革命建设，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指导。”[13]

二、《新青年》之未变

尽管《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几经变迁，但其内在精神和终极关怀却并未变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最根本的奋斗理想。

（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出发点是希望给国人以思想启蒙，从而达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国内，他看到恢复帝制的逆流弥漫，全国反袁声势也是愈演愈烈。这一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各界反对，屈从日本，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复古逆流和奇耻国辱的阴云下，陈独秀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繁荣富强的影响，他意识到当时中华民国不过只是一块形式上的招牌，难经风雨，不要多久这块招牌将不复存在，还得再来一次政治革命，而要进行这场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新青年》的宗旨也几经变化，但无论是最初致力于思想启蒙，还是后来关注时局，还是最后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杂志开办的目的始终都是希望达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

诚然，陈独秀最初创办《新青年》确实也有迫于生计的需求。当时，陈独秀因为参与“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1915年6月因妻子高曼君患重病而回国，陈独秀此时毫无经济来源，却要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因而也催生了他通过创办杂志来创收的动机。然而从陈独秀此前此后的社会革命实践来看，他还是希望杂志能起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陈独秀曾经办过《安徽俗话报》，后来帮助章士钊办过《甲寅》，这些办杂志的经历一方面使他获得了经验，另一方面也让他明白了办杂志的艰辛和风险。因为毕竟《甲寅》及其他一些杂志被查封过，更有一些编辑和撰稿人被当局判刑或杀害，如果陈独秀仅仅是想赚钱，他大可不必去办这耗费精力却充满风险的思想杂志。事实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基于一种期待，“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4]

（二）《新青年》的主办人、实际的主控人一直是陈独秀，《新青年》的精神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保持一致。《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休刊，陈独秀一直是这个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这期间，《新青年》编辑部紧随陈独秀的足迹辗转于上海、北京和广州，形影不离。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虽然瞿秋白任主编，但是作为创办人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依然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方针的指导者。

近现代著名思想史家郭湛波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5]的确，《新青年》的精神是与陈独秀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最初，陈独秀本人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独立思想，向往法兰西文明，而反对传统孔教与封建落后思想，最具代表的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而这一时期《新青年》的主要宗旨也是开启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具体的就是宣扬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批判我国传统封建思想。后来，因为世界局势和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动，世界大战硝烟弥漫，国内连年军阀混战，又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丑闻，一系列的现实政治问题摆在眼前，因而陈独秀不能再沉浸于书斋式的思想启蒙运动了，他意识到必须关注时局，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例如他亲自走上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等；而这一时期《新青年》的宗旨也转向了关注时事政治，这从《新青年》上刊载的文章对启蒙思想的弱化、而逐渐加重刊发与时政紧密联系的文章可以看出。此后，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加之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等的传播，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百花齐放，而陈独秀渐渐倾向于社会主义，例如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等文章来阐发他对社会主义的青睐；而这一时期，《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加重比例刊发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对此胡适曾抱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6]最后，陈独秀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总书记，成为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而后来《新青年》改组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综合以上阐述，《新青年》的精神始终与陈独秀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

（三）《新青年》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化，即坚持了与时俱进。《新青年》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变更自己的办刊主旨。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切人与事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新青年》的宗旨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陈独秀等人的实践而随之变化的。《新青年》由最初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发展到兼容五彩纷呈的各路思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归宿，它始终代表了当时文人墨客思想的最前沿。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是《新青年》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大批思想界的巨星的原因所在。例如当时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的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击了封建的堡垒。”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美国友人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所有这些都说明，《新青年》不断追寻着救国救亡真理，随时代需求而不断变化，从而才能对青年才俊产生深远影响。

三、若干启示

（一）注重研究《新青年》发展的过程，但不能据此而忽视《新青年》的开拓意义。当前很多学者都很注重研究《新青年》发展的过程，即它如何由一个普通刊物而演变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而忽视了《新青年》的开拓意义。《新青年》从一开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宣传西方先进思想而批判本国封建落后思想，并张扬人的理性，这都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大解放。《新青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思想文化杂志，它总结了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化的成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新纪元；而它自由讨论、自由选择、勇于介绍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神和运作方式，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正如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17]尽管这是《新青年》人的自我认定，但也说明了《新青年》极具开创意义。

（二）《新青年》研究应该全面、科学、客观，考察《新青年》发展历程和思想演变需要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具体的历史环境。《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其宗旨的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紧密联系。当前学界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和传媒史等多个角度对《新青年》进行了剖析与解读，阐释了《新青年》对现当代政治、思想、文学、传媒、社会的重大意义。然而，有人以追寻历史真相的名义，截取《新青年》发展演变中的片段，忽视《新青年》的创办意义、编辑方针转变的必要性。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因而我们在考察《新青年》的变与不变，不能离开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否则《新青年》研究，将走向历史虚无主义。

（三）对《新青年》造成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新青年》也如此。当前有些学者对《新青年》影响力的描述有失偏颇，例如“《新青年》一发行，当时便引起国人的关注”。事实上，在其创刊之初，它的名气并不大。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有“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而《新青年》声名远扬则是在同仁杂志时期[18]。因此，对于《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应该根据《新青年》自身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给以描述。既不可由于《新青年》后世偌大的名声，就先入为主认定《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就声名鹊起；亦不可因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影响范围有限就否定其开拓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上）[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10.

[2][4][5]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J].1915.9.

[3]甲寅（第1卷第9号）[J].1915.9.

[6]王奇生.新文化是怎样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考察中心[J].近代史研究，2007（1）.

[7]新青年（第2卷第2号） [J].1916.10.

[8]新青年（第3卷第5号） [J].1917.7

[9]新青年（第5卷第1号）[J].1918.7.

[10]新青年（7卷1号）[J].1919.12.

[11]李守常.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J].新青年（9卷3号）.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7.

[13]徐信华.《新青年》功能的演进与变迁——以《新青年》（1919年5月-1926年7月）刊载文章类型为分析对象[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