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平

[摘 要]

毛泽东关于“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对上海乃至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在于其成功运用了预见性战略思维方法，从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能够超越现实、预见未来、抓住机遇、把握主动。其次，在于其成功运用了系统性战略思维方法，从而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能够统筹兼顾、抓住重点、扬长补短、推动发展。再次，在于其成功运用了联合性战略思维方法，从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能够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奋勇前进。

[关键词]毛泽东；战略思维；方法及启示；上海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11-

战略思维是指对关系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谋划，作出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作为伟大时代的伟大战略家，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诸多战略问题，其中成功推动上海第一轮大发展的实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56年5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专程到上海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1]。这个战略决策对上海乃至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就由一个旧中国的消费型轻纺工业城市，发展成为共和国的“两个基地”——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和科研基地。其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使上海在20世纪90年代一跃而成为共和国的特大型中心城市，并根据党的十四大确定的“一个龙头（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三个中心”（后来扩展为“四个中心”，即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跨世纪发展战略，正阔步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这座城市的能级不断得到提升。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作出发展上海战略决策的战略思维特点，把握其精髓，对我们今天化解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之所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于毛泽东成功运用了预见性战略思维方法，从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能够超越现实、预见未来、抓住机遇、把握主动

战略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一是预见性，即面向未来，超越客观事物实际发展，在思维对象发生实际变化之前就考察它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状态和结果，体现出战略眼光和洞察力，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够抓住它，这才叫领导。”[2]并断言：“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3]

为什么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提出“上海有前途、要发展”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的是“桅杆”还没有露出。一是上海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毛泽东曾经预见上海的解放是中国革命的一道“难关”，担心我们党管理不好大城市，还担心帝国主义会武装干涉。所以，上海解放以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集中精力管理好城市，恢复经济。二是上海一解放，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就对上海口岸进行武装封锁，还对上海的战略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上海处于反帝反蒋斗争前线。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战争阴影笼罩在新中国，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也不可能谈发展，相反地还要收缩上海工商业，把一批工商企业迁往内地。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尽管朝鲜战争停战了，但整个世界又陷入到激烈的冷战格局之中，国际形势虽然还是那样的错综复杂，但“桅杆”已悄悄地露出来了。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预见到了浩荡发展的世界潮流的新变化。

首先，新的战争一时还打不起来。毛泽东预见到：“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4]既然不会打仗，那就应该发展。对执政党来说，争取战争胜利就是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赢得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5]并且，自身越是发展和强大，面临新的战争的危险就越小；即使又面临战争，也能够处于有利而主动的地位。所以，毛泽东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以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思考。

其次，既然预见战争一时打不起来，那就要抓住机遇，努力发展自己。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处理好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尤其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所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6]

再次，尽管仗打不起来，我们可以去实现发展了，但也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去发展，必须要有在化解各种挑战和危险中赢得发展的思想准备。预测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是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并不意味着前进道路上就没有困难和问题了。我们还是要在化解各种各样的困难，排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后，才能搞建设、走向未来。当时，这种干扰源从外部来看，有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技术的全面封锁，有美国等国对我国领海、领空、领土的侵犯，对新中国的核讹诈等。也有来自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骚扰。概括地讲，我们要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但这是一些国家、一些集团和一些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会竭尽干扰破坏之能事。其实，这是难以避免的、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7]毛泽东以党和人民事业必胜、党和人民的事业必成的坚定信念，勉励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发展自己，去迎接光明的前途。那么，如何化解曲折道路的风险，又如何去迎接光明的前途呢？这就有一个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就要寻找一个支撑点。

上述各种因素一综合，为了抓住难得的和平机遇，化解危机和挑战，为了处理好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赢得发展、赢得未来，作为沿海老工业基地，作为连接世界与中国内地的“窗口”和“桥梁”的上海，当然是有前途的，要发展了。

这，走的是一步活棋。

二、“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之所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于毛泽东成功运用了系统性战略思维方法，从而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能够统筹兼顾、抓住重点、扬长补短、推动发展

战略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二是系统性，即从事物的整体性出发，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普遍与特殊等关系。在这当中，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8]另一方面，还要从矛盾的普遍性中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以求妥善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9]进而，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10]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预见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后，果断地提出了“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体现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首先，新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一穷二白”。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极度虚弱。这是因为，经过一百多年来西方列强的强取豪夺，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以及天灾人祸，我们党给接收下来的是一副烂摊子，这对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是极为不利的。毛泽东对此有着深重的危机感，指出：我们现在能够造什么？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台拖拉机都不能造。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人们就要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你有那么大的地方，搞了社会主义，又听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却什么也生产不了，那怎么行。同时，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中华民族就要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作为执政党应有的意识：追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确立了起来。

其次，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是相对的。在预见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在短时期内打不起来之后，毛泽东集中精力探索和研究新中国的发展问题，这让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情有了全面的认识：“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11]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国情总体上是贫穷落后的，但也有相对发达的地方，这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它们拥有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产业基础，相对雄厚的技术优势和人才队伍。发挥这些地区的力量，对新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是极其重要的。一般而言，发展途径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从零起步，从头开始；一种是利用原有的基础，作为发展的新起点。从零起步，从头开始固然是好，一张白纸能够画出最新最美的画来，但是这需要钱，而新中国最缺的也就是钱。因此，在当时我们党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利用原有的基础，作为发展的新起点。

再次，发展上海是改变“一穷二白”国情的首要选项。以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以及战略学的视角观察中国地图，我们总会被眼前的一幕所深深震撼：从辽宁的鸭绿江口，到广西的北仑河口，中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000公里，弯弯的宛若一张张开的满弓；而由西向东，奔腾6000多公里，几乎横贯整个神州的母亲河长江，则像一支架在满弓上蓄势待发的利箭。在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端，也就是这张“满弓”与“利箭”交汇的箭头处，为一片热土，那就是有“西太平洋海岸明珠”之美称的上海。对内，它有着理想的战略纵深，能够辐射到全国各地；对外，它面向太平洋，连接着亚洲和整个世界。上海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以及开埠以来经过百年形成的相对完整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技术优势，为毛泽东所关注：“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12]并最终作出了“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总之，上海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够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且能够辐射到周边地区，辐射到全中国，带动全国的发展。

这，走的是一步妙棋。

三、“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之所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于毛泽东成功运用了联合性战略思维方法，从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能够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奋勇前进

战略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三是联合性。联合作为一种谋略形式，能够迅速增强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为战胜敌人创造有利的条件。毛泽东的联合战略思维，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3]毛泽东则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和平建设时期，联合战略思维方法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

为了让上海发展战略决策能够得到切实的实施，毛泽东从多方面进行了实践。

首先，毛泽东亲自做上海人民的政治动员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多次到上海视察，同上海各界人民广泛接触，号召上海人民为建设新上海、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55年11月5日，毛泽东视察了上海港。当毛泽东了解到上海港的百年沧桑后，语重心长地说：上海港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操纵，发展不快，现在变成我们自己的港口了，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这个港口管理好。[14]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了江南造船厂，察看了船体工场、潜水艇制造工地，与工人们有说有笑、广泛交流，要求造船工人要继续发扬忘我劳动、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指出：我们不但要学会苏联的技术与工艺，而且要超过他们，要有这种勇气。[15]1957年3月，毛泽东与到北京出席会议的上海著名科学家谈家桢交谈，勉励他：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16]1957年7月8日，毛泽东视察了上海机床厂，当见到车间里精心操作各式机床的大部分是青年工人时，毛泽东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嘱咐道：年轻人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要很好培养。工厂需要成为既出产品，又是培养人才的阵地。[17]这一切，给上海人民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永恒的回忆。

其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发挥地方党委的作用。毛泽东让陈云专程到上海传达自己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对上海工作的高度重视，这充分地调动起了上海市委的积极性。1956年7月，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确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上海工业建设方针。在贯彻这一方针过程中，上海各级党组织都积极行动了起来，落实了多种措施。全市各部门、各地区围绕发展工业生产这个中心，进一步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以及适当的改建和扩建，相继进行了彭浦、桃浦、漕河泾、吴泾、高桥、闵行、蕰藻浜、安亭等工业区的建设[18]，完善了工业布局。之后，经过三次工业大改组，不断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终于在1965年把上海建成为共和国的“两个基地”。

再次，毛泽东注重发挥上海对全国的辐射作用。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上海的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全国发展的大局，要为全国的发展作贡献。这也是毛泽东上海发展战略思想的基本特点。“一五”期间，由于上海地处东南沿海前哨，不是国家的建设重点，一度还有人提出了“紧缩”政策。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指出：“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思考。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19]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无疑是正确的。经过全面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上海发展战略，第一轮大发展后的上海，根据1979年的统计，创造了10项“全国第一”：一是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省市的第一位；二是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上海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三是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四是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0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五是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六是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七是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八是能源有效利用率为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九是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十是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超过100万人，居全国第一位。[20]上海，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战略决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这，走的是一步好棋。

参考文献：

[1]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59.

[2][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94-395.396.

[4][5][6][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85.86. 101-102.105.

[8][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2.309.309. 84-85.85.

[1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14][15][16][17][18][1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83-184.191.119.195.5.35.

[20]沈峻坡.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N].解放日报.1980-10-3（1）.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处处长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