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杭飞， 钟守满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作为自然语义元语言（以下称NSM）理论的核心释义工具，语义原词（semantic prime）在其发展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语义原词是语义释义层次结构中被称为“原子”（atom）的释义单位［1］，是简洁、不可再释义的、为人类语言所共有的语言表达形式。它可以是词，也可以是粘着词素，甚至是短语。语义原词具有不同的句法特征（包括词性）［2］，其包含的成员不仅仅是一组数目有限的词，也包括各个词语的句法特征，且各词所含有的语法特征（即组合特征）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3］。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Wierzbicka及其团队成员一直致力于通过语料搜集、问卷调查等方法展开相关研究［4］。80年代中期以来，其研究范围已经扩展到词典编纂、语法结构、词汇语义学、语言类型学等其他许多领域［5］。为了更好地描述和解释语言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干扰，Wierzbicka在1994年还提出了“文化脚本”的研究方法，随后在跨文化语用学领域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丰硕成果［4］。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针对翻译的相关研究不多见。本研究探讨NSM理论的语义原词释义给翻译带来的启示。

1 词汇层面

词汇是各民族语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特定程度的兼容性，其固定的搭配形式可以传递相应的文化和意义。词汇还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容易导致翻译过程中的缺陷和问题［6］。译者如果在心理词汇上缺乏对某个词义真实性的储备，则会倾向于凭借自身的翻译经验，根据一定的语言环境来加以揣测该词。词语本身具有多种分类，例如近义词、同义词。在不同语境下，词语又有相应的衍生义。因此，译者对词语原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在翻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语义模糊而导致的语义偏差。

从翻译操作的角度看，篇章是最后的仲裁，句子是翻译操作中的基本单位，但大部分的难点集中在词汇单位上［7］。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由于词语概念意义的认知空缺或者文化的认知空缺，需要借助书本词典或者网络词典查找词语释义。

传统的词典存在循环释义的不足;网络释义虽然内容“全”，更新快，但往往不够准确，缺乏权威性。Wierzbicka的工作从避免词义解释时的循环释义的错误开始。她根据词与词的语义关联，把英语中270多个言语行为动词分类成37组，对其意义和用法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讨论［8］。释义方法上，采用还原释义法和意义分解法。下面以动词tell为例，我们来看看她是如何用元语言释义的。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9］中tell全部释义为:

（1）GIVE INFORMATION

（2）EXPRESS IN WORDS

（3）SCERET

（4）KNOW/JUDGE

（5）DISTINGUISH

（6）HAVE EFFECT

《英语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词典》［10］中tell的其中一个义项“告诉”的释义是:

tell1

I say:X

I say this because I want to cause you to hear it

I assume this could cause you/someone to know it

通过分析发现，Wierzbicka的词典中，主张释义由一组组的成分构成，且每组成分表达某种心理方式或心理状态。释义的一部分内容在“I say”结构中，另一部分在“说话人隐含的意图”里［11］。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解释是to order or advise sb，to do sth，如果译者对 order或 advise这两个词缺乏确切概念时，需要寻找它们在词典中的定义，而词典中这两个词的定义又包含有很多个定义，如此往返，容易导致意义的误解和翻译的偏失。Wierzbicka的词典释义语言基于“最低词汇量”的标准，不受多义词或反义词的限制，即其语言表达不需要许多词汇和句法形式或者大量的多义词和同义词的参与［11］。

例如:如果有人tell（告诉）你某事，那么他可能“want to cause you to know it”，然而你也有权怀疑该信息的有效性或正确性;一旦有人“通知”（inform）你某事，说明所通知的事“不值得怀疑”。其结果是，我们不能说“He informed her again and again that X”，但可以说“He told her again and again that X”［10］。这分别为inform和tell动词释义，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了解这两个词的语义原词内容，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再如短语“an inquiring/inquisitive mind”（好探索的精神），不仅指说者询问并期望得到问题的全部答案，而且暗指说者对答案的探求至少部分源于自身的努力。Wierzbicka对该词的释义，使其隐含义更加清晰，“I assume that I can cause myself to know these things by causing someone else to say things about X．”［10］显然，译者对隐含义的掌握有助于更加忠实原文。

此外，Wierzbicka主张词典句法相似性的原则，认为其有助于反映语义相似性，使得一词多义的关系更加清楚。在词语顺序的安排上，该词典更多地考虑到语用因素，把关系紧密的词看作一类词，并放在一块。因此，译者通过查询一个词就可参考和比较这一类词，从而有助于翻译的语用关联和精确性。

2 文化层面

广义上讲，文化即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12］。狭义上讲，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其它时空观念的总和［12］。文化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一贯性和持久性［13］。作为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交流，因而交际双方需要拥有共同的文化知识，才能达到真正地相互理解。译者如果不对“文化缺省”作适当补偿，往往会使译文读者感到难以理解，甚至可能产生误解［13］。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信息在翻译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译学界已出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学派”这一名称在中国翻译界使用很普遍［14］。巴斯奈特认为，译者不能割离文化而孤立地进行翻译，他不仅要展现语言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些意义上附载的文化信息［15］。语言是一个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物的表达媒介，各个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习俗，不同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等因素，会影响人们对同样的或类似的事物的看法，导致词汇语义上的差异和语言表达上的不对等。

Wierzbicka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语用差异，要描述并解释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从译者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还需要从中立的角度进行研究。Wierzbicka在研究中发现，当站在所属文化的立场上分析目标语词时，其语义分析会出现文化偏差。因此，她在1994年首次明确提出了“文化脚本”研究方法。“文化脚本”是指利用语义基元的元语言作为描述媒介，把不同的文化规约、价值和话语习俗简洁地解释出来［16］。Wierzbicka认为，“利用这样的语词构成的文化脚本能摆脱‘民族中心主义术语’的影响，避免跨文化释义时语义损失或被曲解”［17］。文化脚本法的最终目的是减少民族中心主义，使文化描述和语言描写有机地融为一体。巴巴认为，英国性的内在差异如同英国多变的气候，其天气恰恰可以成为英国民族差异的“最善变”内在标记。“文化翻译”主张每种少数族裔文化拥有民主表达文化差异的“公民权”，追求具有包容差异的文化模式，强调文化互动翻译的过程，不是着眼于具有普世性的共同规范，其目的是想充分激活来自底层与后殖民边缘的主体性，释放其积极能动的创新活力，而非用于词的释义。

陈春初在谈到文化理解对翻译的意义时指出，“文化脚本”可以为人们之前讨论过的汉英民族文化语义翻译法，如直译法、借用法等提供理论支持［18］。在实际翻译中，所要描述的某种语言中使用的术语，有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准确的对应词，而译者通过查看“文化脚本”，在了解源语的文化观念和民族心理后，通过目标语的“文化脚本”，避免翻译中的主观性干扰，从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

例如，英语与日语作为不同文化的产物，在类似“道歉”语言的表达上也有区别。“如果因为我使某人发生了坏事情，我必须对这个人这样说:‘我感觉到某事变坏是由于我的原因’。”［19］这是日本人的道歉脚本，在英文的道歉里多了另外一层的“我对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的含义，但在日语的道歉里并不包含这个意思。中国文化中的“狗”被认为不好的东西，带“狗”的词语常有贬义，如“狗腿子”、“狗奴才”等。西方文化中，尽管dog（狗）也有贬义的一面，如a dead dog（没用的东西，废物），但多数情况的dog（狗）被看作心爱之物（pet）和人类最忠实的朋友（man’s best friend）。因而英语里常出现如doglike（忠实于主人的），topdog（最重要的人物）这类词。还有dog（狗）表示中性的，如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都有得意日）［13］。不难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于狗的观念有较大区别，使得带有“狗”或dog的词语的翻译显得十分复杂［13］。翻译中译者可以借用文化脚本了解语言中特定文化的规则，分析不同情况的语义，采取变通处理手法传达被译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避免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

有经验的厨师，会将雪里蕻、榨菜、冬菜切碎后与海鲜原料同蒸（别的烹饪技法也行，但是以蒸为最宜），不仅入了咸味，这些咸菜本身的香味也为成菜增色不少。建议的做法是将咸菜切碎成末，加入油爆炒出香，淋在焯水后的原料上，上笼蒸制成熟。

3 修辞层面

作为言语的一种艺术，修辞总是与遣词用句、表达方式和篇章布局紧密相关。受主客观因素，加之不同民族思想文化，修辞在不同语言中的表层结构及含义存在差异［20］。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译者在理解语言时易出现障碍，不易翻译出源语文本的幽默性及其艺术效果。NSM对不同语言表达进行语义分解，坚持语义描写的“本土化”原则，从被描写语言的角度出发，对语言现象进行客观、准确、严谨、细致的描写［21］。跨语言实证研究证明，在释义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语义描写单位是语义原词、语义分词和文化脚本。

Goddard1在已有释义的模式上增加了隐喻释义的模式，他认为隐喻中的关键因素是“元词汇意识”，隐喻的内容即说话者的意图或暗指意义［22］。利用这点，Goddard在特定语境中确定隐喻的意义。以Unemployment is a contagious disease为例:

Unemployment is a contagious disease=

（1）EVERYONE KNOWS:

a．sometimes some people in a place don’t have jobs

b．because they cannot have jobs，no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have jobs

（2）I SAY:

c．when this happens，something bad happens in this place

d．because of this，many other people in this place can’t have jobs

（3）THIS IS LIKE:

e．when something bad happens to some people in a place

f．because something bad happens in these people’s bodies

g．（and）because of this，the same bad thing happens to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same place

通过该例可知，传统范畴中的类比隐喻内容能够被系统、直观地呈现出来。Goddard将隐喻的释义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即以“EVERYONE KNOWS”为起首表达的相关背景知识、以“I SAY”为首的隐喻发生机制、以“THIS IS LIKE”为首的隐喻域中的潜在类比。通过这三部分的解释，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隐喻的真正内涵和用法。隐喻释义的可行性从侧面反映出其他修辞如讽刺、反语和双关等存在的释义模式。此外，还可以运用自然语义元语言创造出不同的释义模式来解析各国的习语、俗语和俚语等等。因而，译者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可以参考Goddard的隐喻释义，增强对源语和目标语修辞方面知识的准确理解，从而更好地了解本族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

译者在翻译的思维过程中可以参考这一释义模式，分析和理解目标语中出现的新修辞，提高翻译质量。总之，自然语义元语言在隐喻释义中的运用有助于交际翻译的实现，使源语言文本的意义理解更加准确，为实现翻译的高效性提供新途径新思路。巴巴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内部人口流动最为频繁、向东方侵略扩张最为积极。原有的邻里和亲族认同遭到了破坏，剩下的空白被新的民族认同所替代。这一过程中邻里和亲族认同的失落部分被转化成了隐喻，用于沟通新的更为遥远的距离，进而跨越多种文化差异，并通行于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共同体的广阔空间之中［23］。

4 结语

NSM理论的原词释义研究在“语义共核”和人类语言及思维共有“简单观念”的两大前提下不断发展前进，相关研究成果备受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尽管该理论成果中存在着语义解释过于庞大、难以穷尽多样文化的释义等不足，但其对词义的系统描写和精确分析及该理论释义观的可信性、灵活性和强大的解释力等优势不容忽视。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与翻译活动有着一个相通的目的，即为了让不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实现顺利交流。因此，密切关注这套普适性的语义描写体系所带来的最新成果，有助于开拓译者的翻译思维。

本文通过阐述该理论的相关成果，即NSM理论的“还原释义法”、语义描写单位中的“文化脚本”及Goddard的隐喻释义模式，从词汇、文化和修辞三个方面探讨其给翻译带来的启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查找《英语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词典》这样的词典来准确理解文章中的“关键词”，再经过反复推敲，从而有效避免或减少译文中的差错。此外，“文化脚本”在翻译中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实现正确的跨文化交际，隐喻释义模式的出现也给译者在遇到修辞类翻译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诚然，译者对一些关键词的准确理解有利于实现翻译的忠实性，而文化脚本的提出能提醒部分译者，使其在思维上有所意识，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但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时若要真正运用语义原词的释义方法，还应考虑以下几点:词义在译者概念化过程中产生的个体差异;NSM的原词存在假定性和脱离语境性，因而不能表达所有的意义;还原释义作为一种翻译的形式是不可能达到穷尽性和普遍性的［24］;如何从译者自身文化的角度出发和从中立的角度进行研究的问题尚未解决。

［1］Goddard C．Semantic Molecules［C］．Ilana Mushin，Mary Laughren．Annual Meeting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 Society．St Lucia，Australia:University of Queensland，2007:2-7．

［2］Wierzbicka A．Bodies and their parts:An NSM approach to semantic typology［J］．Language Sciences，2007，29（1）:19．

［3］Goddard C．Semantic primes，semantic molecules，semantic templates:Key concepts in the NSM approach to lexical typology［J］．Linguistics（Special issue on“Lexical Typology”，edited by Maria Koptjevskaya-Tamm），2012，50（3）:711-743．

［4］李炯英，赵文薇．文化脚本: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语义学方法——波兰语义学派研究之四［J］．外语学刊，2008（4）:60-61．

［5］李炯英，李葆嘉．NSM理论的研究目标、原则和方法［J］．当代语言学，2007，9（1）:68．

［6］刘鸿庆，苏鹏．论翻译中词层之上的对等［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2）:117．

［7］Newmark，P．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1．

［8］王传经．言语行为理论的拓展——评 A．Wierzbicka的《英语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词典》［J］．外语教学，1994，15（2）:1．

［9］陆谷孙．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816-1817．

［10］Wierzbicka．A．English Speech Act Verbs——A Semantic Dictionary［M］．Australia:Academic Press，1987:286-303．

［11］钟守满，高乾．语义、概念、认知——语义问题多维视角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94-95．

［12］林庆扬．走进翻译——认知、体验、思索［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90．

［13］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76．

［14］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97．

［15］Bassett，S．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14．

［16］倪盛俭．义元理论的认知观及其对国内英语教学的启示［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3（5）:62．

［17］蒲冬梅．自然语义元语言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前景［J］．外语学刊，2012（4）:48．

［18］陈春初．自然语义元语言视角下文化理解对翻译的意义［J］．科技信息，2012（4）:201．

［19］张积家，姜敏敏．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内容、发展和面临的挑战［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25（2）:105．

［20］邱文生．认知视野下的翻译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69．

［21］钟守满，孙崇飞．隐喻释义及其释义模式［J］．外国语，2012，35（2）:54-57．

［22］Goddard，C．The ethnopragmatics and semantics of“active metaphors”［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4，36（7）:1211．

［23］Blumczyński P．Turning the tide:A critique of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from a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J］．Translation Studies，2013，6（3）:262-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