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苗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22）

在叙事文学作品中，任何事件都是在一定视点范围内被描绘的，作者总是在选取一定观察点之后，按一定角度对事件进行描绘。每一种叙事技巧都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念，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聚焦不仅具有提高文本艺术魅力的功能，而且是实现作者身份意图的一种途径。“聚焦是‘视觉’（即观察的人）和被看对象之间的关系”［1］。聚焦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谁在看”，二是“谁被看”，三是“看多久”。下面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分析聚焦如何实现身份意图的建构。

1 谁在看

“谁在看”即聚焦者的问题。聚焦者的感知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属性。“除了记录外部世界之外，一个聚焦者也能够自我感知。再者，他（她）还能够反思——思考所看到的，或决定行动的方向。在作为观看者，自我观看者和自我反思者时，一个聚焦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掩盖或揭示意识内容。”［2］聚焦者并不是摄像机，他是有观念意识的，并且指导他选择和思考观看内容，根据观察人的不同，聚焦一般包括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种模式。

零聚焦是全知全能的聚焦，透视故事的一切，“这位超越时空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叙述者犹如上帝。因而这种叙述模式又称为‘上帝式’;由于这种方式事实上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点，因此可以被称为‘无聚焦叙述’”［3］210。从人物叙述来说，由于这类聚焦者无所不能，他既可以在人物内部，也可以在人物的外部，读者可以通过聚焦者的判断建构人物形象，同时也可以了解作者的意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身份意图。因为“小说本质上是作家对世界所作一种把握，不论他承认与否，当他着手截取生活并试图在一个限定的时空结构中予以表现时，意味着他已经对这些现象有了一个总体的态度和全方位的认识。”［3］221因此，在零聚焦模式下，读者可以通过文本阅读，比较直接地对人物内心和外在行动进行判断，从而把握作者意图。

中国古典小说大多数为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述，也是人物身份建构非常普遍的一种方式。介绍式方式引出人物是中国古代人物描写的一个传统，《三国演义》刘备的出场介绍:“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的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昔刘胜之子刘贞，汉武时封涿鹿亭侯，后坐酌金失侯，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玄德祖刘雄，父刘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贫，贩屡织席为业。”［4］《水浒传》宋江出场介绍:“为他面黑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必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5］94从用词的褒贬色彩来看，作者对人物身份认同带有很多大众伦理情结，以善恶来评判人物，同时也道出作者崇尚宗法王官身份的价值取向。两个人物出场都意在突出了不起的身份，刘备外貌不俗，而且按捺不住内心的倾向，直接称是英雄，并且道明了他不俗的血缘身份，为皇室后裔，以期引起当时社会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尊重;《水浒传》主要人物宋江外貌虽未必佳，为人却受人敬仰，是能救万物的及时雨，符合与人为善的大众伦理观，值得读者对其身份额外关注。而《水浒传》中高俅的出场却相反，“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破落户子弟，姓高，名俅，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辞赋;若论仁义理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5］6很明显，高俅出身低劣，没有仁义理智道德，依据大众道德伦理使读者对高俅身份持否定态度，该人物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身份。这些文本都属于零聚焦的叙述模式，叙述者掌握针砭人物的权力，直接对人物进行褒贬判断，读者因此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情感期待，而这种情感一般也是作者的情感取向。值得一提的是，人物出场叙述往往是静态、平面化的，而人物有时在故事中是发展变化的，是在行动中生存，人物身份性格常常发生改变。所以，叙述出场的静态化有时导致对身份判断的不可靠。比如《红楼梦》有一段零聚焦叙述者对宝玉的描述，“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宝玉果真如此吗，后文告诉我们宝玉并非如此，可见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话语不一定完全代表作者的意图。作者真正的身份意图需要在故事的发展中依靠更多的人物行动的叙述来实现。

内聚焦模式:全知全能的上帝隐退，这就是内聚焦模式，在四大古典名著中，也常用内聚焦模式对故事人物身份进行评判，“内聚焦模式又称‘同视界式’和‘人物试点式’。在这类模式中，叙述者好像是寄居于某个人物之中，借着他的意识与感官在视、听、感、想，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3］223内聚焦同零聚焦相比，不再拥有上帝般的眼睛，他的观察感知和观念意识总是通过某个人物作出，这使他的行动有很大客观限制，而且还会受到聚焦人物身份、性别、社会地位与文化教育等影响。正是这些人物的眼睛使得聚焦带上社会身份文化符号，每一双眼睛都代表一种身份思维和情感认知。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时并不是一个人物的眼睛能够实现作者的身份意图，需要采用多个人物的眼睛观察完成，人物身份也正是在多棱镜般聚焦中，借助读者积极参与形成。《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身份读出颇耐人寻味。首先聚焦者是贾雨村，贾雨村是一个有德学士，对林黛玉的出生情况先是听闻，具有客观性:聪明清秀，读书识得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了解膝下荒凉之叹。贾雨村道出了黛玉的一重身份，但后来通过不同人物的聚焦感知获取了更全面的黛玉形象，这样就形成中国古典小说多棱镜内聚焦。林黛玉出场后，相貌举止由众人目中看出其举止言谈不俗，自有一段风流态度。而在王熙凤口中是一个“通身气派”、“标致人物”、“嫡亲的孙女”，这与其说是称扬黛玉，勿宁说是借黛玉吹捧贾母。王熙凤看重的是林黛玉的家庭血缘身份，但在贾宝玉眼中、心中黛玉则是“似喜非喜，静似娇花、动如弱柳，赛比干、胜西施的旧日相识。”神瑛侍者与降珠仙草的一段灌溉情缘身份通过宝玉的聚焦得到体现。这是其他人所不能读出的。正如脂评指出的:“若不是宝玉，断不能知黛玉终是何等品貌。”作者正是通过内聚焦角度，把林黛玉的多重身份读解出来，多棱镜般的聚焦构建的身份结构成为林黛玉在贾府行动的基础。

外部聚焦:古典小说往往采用多种聚焦模式的综合。“小说中叙述者对故事的控制存在着两个临界点。当叙述者对故事控制得最牢固时，我们得到的是无聚焦的全知型叙述;反之，当叙述者对故事的掌握达到最低限度时，我们便有了外聚焦模式。”［3］233采取外聚焦叙事，聚焦判断是有限的，人物身份判断会交给读者，整个叙事文本便充满着召唤结构，有待读者自己积极投入，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接受能力去填空。因此，这类作品中的文本可以说是作者与读者一起创造的。“作者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微缩胶卷，而是一个半成品。”［3］239采取这种外聚焦限知叙事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往往显示作者对这一人物特别重视。由于外聚焦的限知性，人物建构过程总是存有悬疑或未知点，到最后才真相大白。在《三国演义》中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茅庐”采用的是外聚焦叙述，刘玄德作为聚焦者，和读者一样，并不知孔明的家庭身份，性格能力，而是带领读者一起探路，最后烘云托月般道出孔明近妖之智，孔明的身份叙事给读者留下了不俗印象。

2 谁被看

小说故事中同一时间内，每个人物都有故事发生，叙述者不可能把所有人物的故事都叙述出来，正所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因此，叙述者必然要对所聚焦的对象进行选择。“叙事聚焦并不企图像摄影机的聚焦那样来获得一种鲜明的视觉效果，它的目的也不是发现和展示各种客观事物之间的空间联系，而是根据对象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选择，突出某些特定对象蕴含的意义。”［6］185从身份叙事的角度来说，作者选择这个人物而不选择那个人物作为主要聚焦点，是因为这个所选人物成为作者的身份寄托，能代表作者的身份意图。何为文本的主要聚焦点?一般来说，叙述篇幅比例最大，叙述频率最高的人和事即为文本的主要聚焦点。《三国演义》之所以选择将刘备作为主要聚焦点，而不选择曹操，是因为刘备匡扶汉室的行为立场体现了作者的身份价值向度。《红楼梦》中相比其他人物而言，贾宝玉、林黛玉的叙述篇幅最大，叙述的频率也最高，也是读者投入感情最多的人物，他们身上有与世事叛逆的一面，追求个性自由，追求自由爱情，等等都是古代伦理世界中的珍品，是作者真性情理想的一种折射。作者打造的主人公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贾宝玉真性情的追求一再受到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王官势力的挑战，最后还是以出家的方式来保持自己追求的那份洒脱。因此，小说文本中，作者总要借助一个人物来展示他的价值理念，而这种价值理念不会孤立的存在，文本会有多个价值理念与之并存并且竞争，作品的张力也在竞争中得以体现，作者通过聚焦选择的技巧，突出自身的价值理念，达到价值观念的传达。

福布斯《小说面面观》中提到，人物包括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是性格更为丰富，并有发展变化的人物。聚焦对象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圆形人物居多，包括方方面面的特征。作者须对同一人物不同聚焦面进行选择，来表现身份意图。以《三国演义》曹操为例。在董卓被杀之前，曹操是匡扶汉室的正统身份，后却成为汉贼奸雄，是因为后来曹操与汉献帝对立，汉帝的实权由曹操操控甚至连名分也被盗，而且后者是曹操人物的主要聚焦点。试想如果我们将主要聚焦点转移到曹操正面事件的叙述时间，表现曹操的智慧、韬略、胆识，求贤若渴，那么曹操也将不再是奸雄。史书《三国志》证明了这点。《三国志》是一部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其中《魏书》三十卷，而《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武帝纪》中重点写了曹操举义军攻打董卓、平定黄巾军，以及与刘备、袁绍等战争的光辉故事，突出了其军事才能和谋略，对曹操的一些“不义之举”也略写，“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二十二年夏四月，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7］只几十个字概括，从整个文本看起来，一切待遇由曹操因功而得，并无窃取之意。因此，《三国志》对曹操作出很高的评价，“太祖运筹演谋，鞭鞑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名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7］人物也是发展着的人物，有些人物出场不是令人欢迎，尔后逐渐传达了阳光的一面，比如《卡门》，或者《这个杀手不太冷》之类的电影，由于对主人公内心揭露逐渐加深，情感投入也渐强，人物形象因为感情的聚焦度越来越浓而丰满起来，里面体现的价值理念也得以彰显。由此可以看出，人物的身份形象正面与否是聚焦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作者价值取向的体现。

3 看多久

聚焦时间就是人物在文本中的叙述时间。叙事作品涉及两种时间即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所谓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所谓叙事时间，则是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6］132叙事时间能够体现作者的叙事意图，在对事件处理上的快叙、慢叙、省略、停顿等等都折射作者的价值取向。“叙事时间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的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人作为叙事者的知识、视野、情感和哲学的投入，成了左右叙事时间速度的原动力。”［8］叙事时间的多少同样可以反映出作者身份构建取向。在《西游记》中保护唐僧取经的徒弟有三个，但几乎在每一难中，相对于八戒和沙和尚来说，孙悟空受到聚焦的时间是最长的，比如说第五十九回至第六十一回，过火焰山，三次借扇都是孙悟空亲身而为。孙悟空是大徒弟，行侠仗义，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正统身份，代表作者内心的身份诉求，聚焦更多是为了突出孙悟空的身份地位。

在文学创作中常有详写和略写的问题，详略得当才能成其文。从单个文本来说，只有聚焦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比例，才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深地体念人物身份的意义，否则太过平面化。不仅中长篇小说如此，短篇小说也是如此。比如莫泊桑的《羊脂球》，聚焦时间的配比让我们了解一个妓女的心灵之美，而那些具有高贵身份的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反而猥琐。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也是通过聚焦时间配比，突出了作者的身份价值观念取向。但是衡量人物身份的聚焦时间长短并不是以个别事件或时间段为标准，而是该人物在整个文本叙述中所占比重。比如《史记》在讲刘邦时，项羽就可能聚焦时间短些，但项羽却是作者的一种价值取向，于是会在其他故事中进一步丰富项羽的形象以便实现作者内心压抑住的情感表达。

作者是如何延长聚焦时间达到表达自身价值观念的目的呢?聚焦时间长，就能通过情感认同或情感谋略，使读者接受作者的叙述意图。在《小说修辞学》中韦恩·布斯以简·奥斯汀的《爱玛》为例，论述有关情感认同问题。爱玛是个缺陷很多的女性，然而读者却去容忍她，“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对自己的缺陷才会有容忍。只有不成熟的读者才会把自己真正认同于作品中的人物，失去了一切距离，从而也失去了艺术体验的一切机会。然而，我们对涉及爱玛的每一个时间的感情反应。我们当代的意识——这些‘感情‘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感情并非相同的——容易使我们看不到这样一种事实，即审美形式可以通过模式化的感情建立起来，正如可以通过其他材料建立起来一样。”这种情感模式是如何获得的呢?“简·奥斯丁通过持续使用同情的内心透视掌握了使有缺陷的女主人公和读者产生一种类似的感情反应的最成功手法之一。”［9］所以，尽管爱玛有很多缺陷，但作者的叙述意图不是嘲讽，而是使读者和爱玛一起爱，一起恨，一起流泪，最终理解并喜欢这个人物。人都有同情心，读者在阅读中往往会感同身受。当曹操俘获关羽，惜才，而款待他，并且尊重他，最后放他回到刘备身边，这一壮举是普通人做不到的，震撼了读者，曹操的惜才赢得了读者的部分情感，读者的情感是大众型的，关羽重情重义，读者没人舍得他死，而曹操的惜才之举超出了读者的想象，迎合读者的爱惜关羽的情感，因此曹操和读者的情感在这件事情上达到了共鸣。后来，当曹操走投无路时，关羽义释曹操，本来因为这一举动读者肯定痛恨关羽，曹操是奸雄，是刘备的死敌，除去他也是关羽的事业目标，但是从情感上关羽还了曹操曾今的惜才之情，赢得读者的同情和理解。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个杀手不太冷》、《卡门》、《泰坦尼克号》等电影小说都通过聚焦的手法，来改变主人公的形象。一般情形下，人物的聚焦时间长，该人物行动就更多，与读者交流的内心世界情感也更为丰富，更易被读者认可。

《三国演义》中大量篇幅是叙述蜀汉的故事，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统计，《三国演义》百二十回的二百四十个对句，就有一百四十个对句直接关系着蜀主、蜀将和蜀事，占百分之六十左右［10］。《三国演义》描述三国鼎立，按说各国的叙事篇幅应是33%左右的比例，可作者花了超出一半的笔墨放在了蜀汉，说明作者对蜀汉情有独钟。《西游记》前十二回唐僧是取经队伍的领导者，按顺序本应先叙述唐僧，再叙述孙悟空的经历，这是从时间上来排列他们的叙述顺序。但是从叙述频率来看，孙悟空是用了七回来叙述，唐僧只是用了一个附录，还有第十一回和第十二回来叙述，而猪八戒和沙僧只在“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提到，可见，叙述幅度大小充分显现了故事人物的重要性，原本作为猴妖身份出现的孙悟空要想进入正统身份行列，需倾注更多的笔墨，使读者在情感上逐渐接纳认同。所以，通过人物聚焦时间的控制可以实现作者的身份构建意图。

总之，聚焦是中国古代叙事作品技巧的一个重要策略，作家们在作品中融入了浓厚宗法身份观念［11］，要突出人物身份，往往会通过聚焦者、聚焦对象、聚焦时间的选择等途径，实现中国古典小说文本身份意图构建的意图。

［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2．

［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46．

［3］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4］罗贯中．三国演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2．

［5］施耐庵．水浒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6］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7］陈寿．三国志［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35．

［8］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42．

［9］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259．

［10］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69．

［11］许勇强，邓雷．近20年《水浒传》作者研究述评［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34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