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论对外汉语研究生文化课教学

李丽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自对外汉语教学“文化热”以来，文化课的教学研究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于研究生文化课教学方面的探讨成果却并不丰富、全面。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研究所预设和考虑的对象，不仅要包括留学生，也要包括研究生。但目前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议却大多属于相对宏观的“原则性”指导。既然是研究生，就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研究”或引导“研究”上。文化课教学的关键应是直接揭示出各类文化的本质，并启发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坚定的文化价值评判立场。另外，也可以根据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推广的学科特色和学生需求，开设相应的专门性文化课。

对外汉语；研究生；文化课；教学

自从20世纪8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文化热”以来，文化课的教学研究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留学生文化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策略、教材编写、课程设置、教学形式等方面，学界已收获了较为成熟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对普遍的共识。相比之下，对于研究生文化课教学方面的探讨，目前的研究成果却显得并不那么丰富、全面。然而，任何一个学科要想积极、健康、长久地发展，都离不开后续力量的培养和支援。因此，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研究所预设和考虑的对象，不仅要包括留学生，对研究生文化课教学的思考和探讨，亟待加快步伐。

一、对外汉语研究生文化课设置研究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培养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加强对外汉语教师业务素质的话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被提及。自90年代开始，国内一些高校陆续设立了“对外汉语（教学）”硕士培养方向，2000年前后又开始招收“对外汉语（教学）”博士研究生〔1〕。探讨如何更好地培养相关人才的话题也日渐多起来。如为了适应学科特点，强调一个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应该有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哲学、人类社会学等基础理论的知识储备，乃至一定的外语能力和中华文化知识以及中外文化知识背景〔2〕；对外汉语教师还须具备学生意识、交际意识、教学语言意识、课型意识、目的意识、敬业意识、搞活意识、跨文化意识、语用指导意识、培养学习策略意识、时效意识等〔3〕；从基本素质层面的构成来看，则应该包括现代汉语及古代汉语知识、语言学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理论知识和中国文化知识，以及汉语言处理能力、教学实施能力和评价与测试能力〔4〕。有的论者甚至还注意到了教师要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熟练的电脑运用能力〔4〕。

为了培养出符合以上诸种条件的研究生，在课程设置上，自然要为研究生开设诸如基础理论类、教学法理论及实践类、文化知识类、社会学、伦理学等课程。至于“文化知识类”课程，或者包括中国文化特质、风俗特征以及外国文化常识；或者涉及中外文化差异和中外文化交流〔5〕等。

但是不难发现，这些理论研究和建议虽然都很中肯和必要，却大多属于相对宏观的“原则性”指导。拿“文化课”这一门来说，以上所提及的这些“文化”知识，究竟该怎样落实在日常的教学中？面对内涵宽泛、包罗万象的“文化”，教学的内容或范围究竟该怎样划定？如何在有限的课时里，突出文化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何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掌握驳杂的中外文化知识，并形成相应的文化意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仍付之阙如。

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以及国家将发展“软实力”作为重要目标的形势下，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论者们普遍认为“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6〕，“昭示着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到汉语国际推广阶段”〔7〕。为了在新的发展阶段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相关的研讨会和研究成果也随之纷纷出炉。鉴于“汉语国际推广”的学科性质，与之前“传统的科学硕士”所不同的是，许多论者都纷纷强调，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要摒弃纯粹的学术训练，突出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特色；采取实践与课堂并重、方法与理论并重的原则，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8〕。

值得注意的是，朱瑞平撰文专门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中国文化”课教学的构想，其中课程设置包括了3个部分7门课程，分别是：文学知识方面的中国古代典籍研读、古典诗词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化考察；才艺与技能训练方面的中华传统才艺、现代教育技术方面的DV拍摄技巧与教学片制作，文章还罗列了具体的课程内容以及考核要求〔9〕。

不难发现，与传统硕士文化课程的设置相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文化课确实极大突出并强调了课程的实践性和跨文化交际性，但在知识理论或是学术训练的要求上，似乎也并没有丝毫的松懈或是降低。拿“文学知识”部分来说，其“中国古代典籍研读”的课程内容就涉及了《诗经》《史记》《左传》《论语》《孟子》《西厢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考核要求为撰写古代典籍研读小论文；而“古典诗词论”一门，则要求学习古典诗词的格律和赏析，学习成果为创作古典格律诗词、课件制作等。这里值得商榷的是：其一，对于所谓“古代典籍”的筛选标准为何？中国古代典籍遍及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为何偏偏唯独研读这几部，而不是其他？其二，既然是“文学知识”类课程，为何近、现、当代的文学，尤其是与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书写当下的文学被悬置和忽略？“文化知识方面”亦是如此，其课程内容是“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文化考察。”既强调实践性，文化思想理论等也须广泛涉猎。这里“思想文化”同样仅拘囿于“古代”。我们不倡扬厚今薄古，但顾此失彼同样也不可取，否则，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精神如何被知晓和继承？

另外，虽然论者也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教学安排，将教师讲授的内容分为“概论”和“专论”两部分。但是由于“文化”本身所包涵的范围浩如烟海，难以穷尽，“概论”中所谓的一般概念、文化的特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等宽泛而宏大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又该如何有效地整合与操作？难道还是一如既往地根据教师对文化领域各自不同的学术特长和理解，随意性地展开？“专论”则涵盖了诸如“孔子的儒家思想及其嬗变”“老子、庄子与道家思想”“佛教的传入及其本土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宗法制度与家族制度”“科举制度与人才选拔”“学术思想与学术传统”“汉字、汉语与汉文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人的姓氏和名字”“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民俗文化”“家庭观念的演变及现代社会家庭状况”“饮食文化与和合思想”“茶、酒与人生”“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问题”等20多个专题。这些专论在内容的安排上由表及里、有浅有深，从物质文化、行为规范、民情风俗、历史沿革、各类艺术、制度文化到哲学智慧、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想观念等都有涉及。

但正如论者自己也认识到的，中国文化课的学时安排只有一学期的36节课，除去最后两节课的考察或考试，以及学期中可能出现的小长假停课等情况，也许最终真正用来上课的学时仅有32节，即16次课（每次100分钟），加上文化考察和技能培训，教师如何在极其短暂的教学课时里灌输如此庞大的内容？学生又何以在如此有限的求学生涯里吸纳并掌握如此驳杂多元的文化和技艺内容？另外，根据教育部、国家汉办2007年公布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学生所要学习的课程包括了公共课（政治、外语）、必修课（汉语语言学导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导论、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课堂教学研究）、选修课（包括语言类、教学类、文化类、教育类、方法类）。可见，文化课只是其中平分秋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面对数量如此之多，差别如此之大的课程，学生又该怎样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况且，汉教硕士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制仅为2年，即便是延长到了3年的学生，也需要花费至少1年以上的时间参加国内外教学实践。加上学生还必须腾出时间来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其花在听课和学习上的时间，更是显得少之又少。

二、对外汉语研究生文化课教学的本质和目标

想要让学生巨细无遗地了解和接受文化知识的想法固然美好。然而，一旦落实到教学环节，教师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实践的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师生如何在规定的时间里相互配合，完成教学目标的要求？文化课究竟该教什么？

作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研究生文化课教师中的一员，在没有明确具体纲目指导的情况下，我曾经以各类现成的文化教材为本，试图从物质、风俗、制度以及观念4个层面展开文化教学，但这引起了不少学生的不满。他们表示，既然是研究生，就应该将教学重点放在“研究”或引导“研究”上；他们甚至强调，所有关于文化知识类的介绍，无论物质、行为、风俗、制度、国情等，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相应的书籍典藏自由阅读，老师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阅书目即可，大可不必占用宝贵的课堂时间。况且，他们都是通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经受了层层筛选之后的精英，早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掌握了相当程度的文化知识。这一反馈对我来说，曾是莫大的触动和打击，我必须否定和放弃所有已经准备好的自以为丰富的讲义，诸如“中国的饮食茶酒文化”“中国服饰文化的流变”“中国人的姓氏和名字”“中国民俗文化”和“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培养方案中指出，对外汉语教学方向的研究生须更注重学术研究和专业知识的继续深造。然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同样要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不论是学术型还是应用型研究生，都是未来高水平对外汉语教育师资储备。因此文化课教学在“原则上”各有侧重的同时，在教学实践中，都应该对学生予以高标准要求。

根据对外汉语或是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特色，加上已有的课堂教学经验，我认为文化课教学最关键和必不可少的是，教师应直接明确地向学生揭示出中华文化或外国文化的本质，并以此为中心，结合教师自身的学术特长生发开去。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欧洲文化，乃至美国文化等等，它们都是博大精深的。遗憾的是，我们在学习吸纳各种地域文化知识的时候，往往忽略或很难给出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换句话说，中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这是十分难把握的，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答案。作为文化课老师，其任务不仅仅是传播中外文化知识，照本宣科永远不是一个称职的大学老师该做的事。在驾驭丰富的文化知识，并形成相对严密思考的基础上，提炼出不同国别地域的文化本质，进行中外文化对比，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文化的“本质”该如何寻绎和提炼呢？还是要回到“文化”的概念中来。由于文化内涵庞大、形式多样，对文化的界定一直尚无定论。我们虽无法说出它“是什么”，但我们能确定它“有什么”。因此有人从不同角度给文化分类，有大写字母C文化（简称大文化）和小写字母c文化（简称小文化）的分类；有从表层文化、中层文化、深层文化3个不同深度层面的分类；还有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4个部分更加详细的分类……。观念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的思维习惯、价值判断以及最深层次的潜意识，往往掩藏至深难以觉察，因此它是文化结构中最稳固、最本质、最隐性、最深层的部分，是控制着整个文化系统的内核。鉴于此，从中外思想文化对比的视阈着手，梳理并阐释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的发展、流变和特点，是文化课教学所不可或缺的。由于思想的出现，才能有文化的产生。现今世界各国文化的不同，导源于思想的差异。至今在文化课的教学中，导致各国文化面貌迥异的根本渊源——思想因素，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作为文化的“本质”，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体现在思想和语言的密不可分。对外汉语的教学主体是语言教学，但语言文字和思想文化是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人类为了表达思想而产生了语言，语言是思想的反映和承载，没有思想就不会有语言。正是因为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才产生了独特的象形文字——汉字，并且沿用至今。反过来，一旦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产生之后，又会对思想产生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语言记录并建构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意识世界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壮大。我们通过学习语言，可以了解到这个意识世界，可以明白我们的祖辈是如何思维的，而这种学习本身，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毕竟思想是以语言和文字进行的。因此，思想创造了文字，文字又影响着思想，影响、制约和规范人对世界的认识。语言文字建构的一套话语系统和我们的思维系统一直都处在积极互动的状态中，从没分开过〔10〕。

既然抓住了“本质”，如何围绕这个支点进行生发衍展，则相对容易了。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理解判断来安排内容。具体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念、文化类型、思维方式、文化立场、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宗教情感和民族性格等方面的差异较明显。比如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坚持“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而西方人则强调物我两分、主客对立；中国人思维重主观联系的直觉感性，西方人思维重精析细剖的逻辑推理；中国人看重直观实用的实践理性，西方人看重纯粹思辨的抽象理性；中国文化因血缘而情感本位，西方文化因地缘而契约本位。又如在宗教情感上，中国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入世”文化，西方是以宗教为核心的“出世”文化；中国文化体现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具有人本的价值尺度；西方文化则表现出对超越的彼岸世界的向往，在价值上以神为本。例如在文化体制上，中国人崇礼，倾向于克己复礼、德主刑辅；西方人倡法，倾向于维权奉法、权利平等。再如在文化模式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态特征就是由“儒、释、道”三位一体所构成的进退互补、刚柔相济、自给自足的生态；而西方文化建立在上帝预设的基础上，以“神人合一”为模式，上帝、理性、个体，是西方文化生命的基本结构。

思想文化层面知识的阐释比较，尤其是差异表现最大的中西思想文化的阐释比较，一方面可以深度把握各自不同的文化本质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学生学习的兴奋点。将中外思想，尤其是中西思想予以梳理比较，应该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教学设计。

三、对外汉语研究生文化价值立场培养的重要性

在揭示了文化本质后，启发并引导学生形成正确、坚定的文化价值评判立场，亦是同样重要的。也就是说，需要用怎样的心态来评价中西方文化。这多少涉及到了跨文化交际的领地。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是所谓文化迁移或者文化依附的现象，说到底，就是文化立场或是心态的问题。对外汉语或是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可能都会面临不同文化的碰撞。如何深入看待并正确处理各种文化问题，也是研究生必须具备的素养和能力。

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几乎任何民族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西方民族，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更是明显表现出文化优越感，往往以自己的标准衡量、评判各类文化现象。大哲学家黑格尔曾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幼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并认为历史的发展刚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样，从东方到西方分为东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波斯、西亚一些古国和埃及），希腊，罗马和日尔曼世界（西欧大陆中世纪以来的主要国家，特别是普鲁士王朝），这些国家分别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这个过程呈上升发展趋势从低级到高级，体现了世界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到了日尔曼各国，世界历史进入了老年时期，从此，“精神”在这里固定，不再向前发展了。也就是说，日尔曼世界（特别是黑格尔所在的普鲁士王朝）是世界的老年时期，是历史发展的终点。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但精神的“老年时代”却充满了成熟和力量〔11〕。同样，声名显赫的马克思·韦伯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大力鼓吹新教伦理加上资本主义的近现代世界文明的“理想类型”。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落后挨打的屈辱，与西方人不同的是，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反传统。“五四”以来，胡适、陈独秀等对中国文化更是全盘否定和彻底抹杀，为了建设新文化，自然要用最彻底、最偏执的方式“打倒孔家店”。直到如今，仍然有一些学者在进行中西方文化对比时，表现出相当的义愤填膺和痛心疾首，他们毫不留情地荡涤自己的文化，说中国的文化如何落后，西方的文化如何进步。如有人拿中国男人的长袍马褂、女人的小脚，与西方人的洋装革履比较，艳羡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偏见，源于中国现在发展的相对落后，那么文化自然也不如别人，这种“价值预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交汇互动的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研究生将来往往需要面对很多来自异族文化的质疑，如旧中国女人的“三寸金莲”，由于它象征了中国文化的畸形、愚昧，很多教师对此讳莫如深、避而不谈，但正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又绵延数代的陋习，不少外国留学生对此饶有兴趣，对此，逃避终归不是办法，直面尴尬、合理解释、化解疑问，才是教师能力的体现。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教师完全可以大方地介绍缠足的历史，但更不可少的是，教师还要秉持客观、冷静、成熟的价值观，引领留学生思考其形成的文化根源。之所以其发生在中国，也许是因为中国是土地广袤的农业大国，人们的生活安逸稳定，从而营构了发达的男权社会，而地位处于绝对优势的男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独占女性贞操的目的，自然会千方百计地限制女性的活动范围，女性没有了社会交往，只能老老实实地在家延嗣后代。正因如此，缠足文化不会发生在以冒险和拓进生存空间为表征的希腊文明中。但同时，缠足文化与古代统治阶级帝王和士大夫“病态”的审美观也不无关系。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如今看来“病态”的审美观绝不独为中国所有，教师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外国学生，中西方都曾出现过的“束腰”之风就是明证。教师甚至还可以借题发挥，教育学生在文明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应该持有宽容、豁达、理解性的眼光来反观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

另外，像留学生问到诸如在中国看到公共汽车上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在公共场合不排队、乱扔垃圾、不遵守交通规则、夏天不穿上衣等种种不礼貌、不文明的现象，从而否定中国已不再是儒家所倡导的礼仪之邦时，教师也须不愠不火，在客观承认这些不良现象存在的同时，将其放置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予以观照，让留学生明白中华文化的主流还是健康积极的，目前很多的弊病与体制建设还在探索和不完善有关，一些人的觉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教师还可以从文化本身的特点入手，指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瑕瑜互见的，人类的进步便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不应该因为某种文化里含有了一些负面因素而排斥或者轻视它的价值传统。

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对外汉语教师，科学成熟的文化价值立场和心态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教师本人的价值存在。文化沙文主义不可有，文化虚无主义更不可取，而这种文化价值立场和心态的形成，需要建基于对文化本质的参悟与把持上，也需要文化课老师的培养和训练。教会研究生如何思考远比思考什么更为重要。有了对文化本质的参悟和文化立场的把持，看似棘手的文化问题自然可迎刃而解。

四、对外汉语研究生文化课设置的几点建议

最后再谈谈对研究生文化课名称和设置的建议。正因为文化概念的宽泛，很多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识见，对文化课的内容有不同程度、各种各样的期待。然而，众口难调，如果一门课程没有具体的教学名称和纲要，在教学中是相当难操作的。如有的研究生对少数民族文化感兴趣，认为其理所当然地包括在“中华文化”课的内容中；有的对各地的民俗风情又颇为好奇，认为老师也应在课堂上予以介绍；有的认为文化传播课是否也要加入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内容；有的认为中国古代诗词赏析和现当代经典选读也很重要；还有的强调才艺技能的传授和文化实践也不可缺少……在有限的课时里，如何能整合出让学生都能满意的文化课内容？况且文化课教师也并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全才。

因此，建议不要设置笼统模糊的所谓“中华文化”课之类让人觉得无所不包、抓不住边的课程。在我看来，“中外思想文化比较”远比“中华文化与传播”更加清晰、集中。教师可以围绕“思想文化”的轴心有的放矢、展开教学，研究生也可以心中有数、厘清边界。另外，还可以根据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推广的学科特色和学生需求，开设相应的专门性的文化课，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民俗文化”“中国古代诗词赏析”“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作品选读”和“汉语跨文化交际”等具体、有针对性的课程。

毋庸讳言，我院从事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的老师，其学术背景大多为中国古代或现当代文学，在不断的学习积累中增加文化知识的储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若能充分调动各位老师的学术优势和特长，来共同完成某些文化课的教学，也应该是值得提倡的。如中国文学课可以分成古代和现当代两部分，古代部分可以让学有专长的老师教授古典诗词赏析，并带领学生进行诗词创作实践〔12〕；现当代部分也可以选读一些经典作品，并进行适量的中外文学比较，给学生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国际性视阈和眼界。

随着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除了学院体制内培养的专业硕博士外，还会逐渐出现大量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国别的汉语教师，包括汉语教学志愿者、海外小、中、大学汉语教师等等，有论者便详细罗列出来源不同的7类国际汉语师资〔13〕。这些不同层次的师资力量，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教学对象、要求、环境等都不一样，其业务水平的要求和侧重自然也有所不同，因而对其进行文化培训的内容也应因人而异、灵活调整。但这已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还有待学界作更进一步的推进。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是一个驳杂而庞大的工作，这是文化的性质早已注定了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停下探索的脚步，每一次探索和努力都是一个积极而有意义的推进，都是对文化教学真谛的又一次靠近。

〔1〕程爱民.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模式〔M〕∕∕焦晗，宋立文.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7.

〔2〕陈绂.谈对外汉语教学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J〕.语言文字应用，2005（S1）：2-5.

〔3〕李泉.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的理论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5）：87-93.

〔4〕张和生，鲁俐.再论对外汉语教师的素质培养〔J〕.语言文字应用，2006（S2）：163-167.

〔5〕王玲娟，李璇.对外汉语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0（4）：150-154.

〔6〕赵金铭.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代序〔M〕∕∕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研究书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8.

〔7〕张和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的回顾与展望〔M〕∕∕焦晗，宋立文.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

〔8〕陈青妮.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的课程设置〔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8，27（5）：118-121.

〔9〕朱瑞平.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班“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及相关思考〔M〕∕∕焦晗，宋立文.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9-180.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41-45.

〔11〕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6：154.

〔12〕王学松.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中国古典诗词”课探析〔M〕∕∕焦晗，宋立文.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9.

〔13〕邱庆山.面向不同来源的国际汉语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初探〔J〕.大理学院学报，2012，11（11）：97-100.

（责任编辑 党红梅）

On the Graduate Culture Cours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I Li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Chinese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Since the culture craz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of culture courses began to receive more and more attention，but the achievements for graduate culture courses are not rich and comprehensive.The objects of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courses should not only include abroad students，but also graduate students，however，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mostly belonging to the relative macro guidance“principle“.Since graduate students，we should focus on research or guiding research.The key of cultural teaching should be directed to revealing the essence of culture，and inspiring the students to form the correct value judgment and firm culture position.In addition，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needs of students，we should offer corresponding special cultural courses.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graduate student;culture courses;teaching

H195

A

1672-2345（2014）03-0078-06

10.3969∕j.issn.1672-2345.2014.03.019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YETP0037）

2013-12-30

2014-01-06

李丽，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