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鹏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221）

［DOI］10.3969∕j.issn.1672-2345.2014.03.004

嘉靖《大理府志》版本源流考述

孙鹏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221）

明代嘉靖年间成书的《大理府志》是今天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现存的第一部地方志书，该志书的主要编纂者李元阳是明代大理地区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但是，限于此部志书由于历史、战乱等原因，流传至今仅剩下残卷，后世的学人对于此部志书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整理。对志书一类的古籍进行研究和整理，版本的判断至关重要，但后世的史家、学人疏于对嘉靖《大理府志》的版本进行考究，同时对此部志书的流传等问题也是各执一词。主要对嘉靖《大理府志》的版本以及流传情况进行系统的梳理，认为嘉靖《大理府志》为孤本，刻本藏于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部。

《大理府志》；版本；孤本

［DOI］10.3969∕j.issn.1672-2345.2014.03.004

在今天的大理地区，有明一代曾三次编修府志：第一次于洪武年间，由赵良彦纂辑，但“未见流传。修志事见道光‘阮修’《云南通志·艺文志》，据称：‘郡向无志，洪武间良彦官通判，始创为之’”〔1〕304。第二、三次同为明嘉靖朝，“蔡绍科修，杨士云、李元阳纂”〔1〕304，“新都杨慎为之序”〔1〕304，但“卷帙未详”。惟存赵汝濂、杨慎二人序文。今天流存的《大理府志》是李元阳在第二次编修志书的基础上，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重加编辑而成，“北京图书馆藏万历五年原刻本1～2卷（云南图书馆传抄北京图书馆所藏本，是志简端载李元阳自序，无凡例。内厘：地理、建设、赋役、兵食、祠祀、官师、人物、选举、杂志、九志，下系子目八十四。）”〔2〕220，《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3〕记载亦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又加载：“上海（胶卷），‘抄本上海存卷1，2’”〔4〕，其余皆相同。

一、嘉靖《大理府志》刍议

“方志记载面广，资料充实，内容丰富，历来认为有‘资治’、‘存史’、‘教化’功用”〔5〕，对于后世而言，笔者认为嘉靖《大理府志》“存史”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源于此部志书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部大理地区的地方志。

李元阳的祖籍虽然为“先浙之钱塘，祖讳顺者，仕元为大理路主事，恋爱山水，遂家焉”〔6〕67，但到李元阳一代，已经在本地生活历八代。况且其母亲为“董氏”〔6〕67，其姓氏中的董姓为白族中的大姓，李氏也应该有白族血统。

鉴于李元阳较其他宦滇、榆的官员、学人更为熟悉大理府的状况，其在编纂地方志时对资料的筛选上应该更为准确、详实；李元阳的学识更为后人称道，近代云南著名文人李根源先生对其学问便有“以佛入，以儒出。复性为本，济世安民为用”〔2〕1的赞许。

李元阳一生著述颇丰，天启《滇志·人物志》中曾记叙：“精研理学，所著《心性图书》，于罗念庵洪生，王龙溪畿相印可。至擒为诗文，森爽潇洒。有尘外致……所著有《中溪漫稿存稿》、《艳血台诗》等书，行于世”〔7〕。

嘉靖《大理府志》最为重要的“存史”作用便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已经亡佚，由杨士云所撰的《郡大记》。此部书在方国瑜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8〕中有详细的记述。

尔后，王叔武先生在此论断的基础上，确认其在嘉靖《大理府志》中的“地理志第一其目四”里“保留《郡大记》之名”〔9〕150，肯定“新《志》的《沿革史证》即旧《志》的《郡大记》”“给后人留下了原篇的面貌与规模”〔9〕150。同时，也对《郡大记》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郡大记》则开创了以正史为主要依据的云南编年史的先河，为后世云南方志的沿革大事定下了基调。不仅两嘉靖《大理府志》将其全部编入，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也以此为蓝本”〔9〕150。

虽然《郡大记》保存于此部志书之中，当其中“史证沿革”条目下仍有较多李氏注释性质的语言，同样也是他对于前辈学人观点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在称赞《郡大记》对于云南地方史的“特殊贡献”时，如果没有此本府志作为文本的载体进行传承，那么我们今天也不能进行有效的阅读和研究。

毋庸置疑，没有嘉靖四十二年编修的《大理府志》，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再较为完整地看到《郡大记》全貌。此本方志的编纂是在杨慎、杨士云相继故去后，由李元阳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的《大理府志》基础上独立编修而成的。从“史证沿革”条目对于其《郡大记》有较为完整的保存这点上，说明李元阳在方志编纂思想上“以正史为主要依据”进行方志“大事记沿革”编纂的方志学思想的认同，也折射出李氏对于史实审慎的态度。

二、嘉靖《大理府志》版本及流传

笔者通过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嘉靖间成书的《大理府志》可以初步判定：明嘉靖一朝，李元阳曾先后两次编修《大理府志》，第一次在“嘉靖壬寅”间，李元阳、杨士云、杨慎三人在“太守黄严蔡君绍科”的倡导下同修方志；第二次在“嘉靖壬戌”间，由郡丞江应昴首倡，由李元阳独立编修，历一年时间“遂重加编辑”而成。

从目前现有的资料判断：嘉靖壬寅编纂的《大理府志》除杨慎、赵汝濂二人的两篇序文留存外，其余皆已亡佚。

由于此部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成书的《大理府志》从修撰到刊刻，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时间，现存的刻本、抄本、影印本同为残卷，且缺页基本相同。

此部志书仅存：目录、图考、卷一、卷二。卷一、卷二同为地理志部分。嘉靖《大理府志》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板框高18.3 cm、宽12.7 cm，双栏、双鱼尾，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八字，注文夹于正文之间。卷首、卷尾皆盖有藏书章：卷首藏书章已经模糊不可辨认，但卷尾藏书章明晰，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字样，可称为“北图本”。

《大理丛书·方志篇》影印此书，据卷首序言：此影印本“据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藏本印制”〔10〕2，但此影印本较“北图本”缺页更多：卷一部分缺“二至四十三页”，卷二部分缺“七至四十九页”〔10〕2。

笔者根据“北图本”与此影印本进行逐一比对后发现：“北图本”与“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在版式、每半页字数、所缺字数、字体等诸多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初步推断，两者应为同一个刻本下进行刊印的。在康熙《大理府志》中对嘉靖四十一年修撰的《大理府志》的版本及流传情况也略有提及：

郡人侍御李中谿元阳先后纂修之编，经丙戌兵燹，燬无余矣，徵求旧刻，仅得断简。按，明旧志一纂于洪武、再纂于嘉靖、三修于万历。凡前代之治乱抚驭，罔不依据史册，考信摭实，條分缕晰，备极观缆。至后百数年阙焉，未续又迭遭兵燹，版本残燬，即故家收藏一二遗帙，皆軼蠧不全〔10〕37。

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在纂修康熙《大理府志》的时候，嘉靖四十一年编修的《大理府志》刻版还有极小部分遗存，但缺失刻板数目及留存等具体情况已无法逐一考证。至于《大理丛书·方志篇》中概述的据“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印制”这一说法，笔者认为有待商榷。较为可靠的应该为：该书据台湾中央大学胶卷印制。

嘉靖四十一年编修的《大理府志》应该为孤本，仅藏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中国台湾地区于1996年由汉美图书馆有限公司印行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对此本方志有详细的记述，与大陆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对于刻本及抄本流传情况的记述完全一致：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抄本分藏于上海市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如果中国台湾地区留存有嘉靖四十一年编修的《大理府志》，那么很有可能是在清康熙年间在编纂志书的时候，依据寻找到的明代刻板进行刊刻，以备当时的修志之用。

云南省图书馆抄本为传抄“北图本”而成，但对于是何人、何时传抄这些问题，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阅后，也无法找到有记述“云图抄本”的史料。

上海市图书馆藏抄本，据《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的记述中得知：现在看到的抄本是在1960年据抄本传抄。同样对于原抄本是在何时传抄、何人传抄、抄于哪个版本等情况已不得而知。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为何有“藏本”？这个问题应该能在何炳棣先生的《李元阳、谢肇浙与明代云南》一文中可以得到答案，此文中对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以外的书籍流传有清晰的记述：

本文所要特别指出的是研究内陆传入最具关键性的史料是李元阳所纂嘉靖1563《大理府志》和万历1574《云南通志》，前者解放前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仅存头二卷，经美国国会图书馆制成胶片〔11〕。

从此段文字中，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为何台湾中央图书馆会有“藏本”，台湾中央图书馆的胶卷应该从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胶卷而得。

对于嘉靖四十二年编纂完成的《大理府志》在何时刊刻、是否重印这两个问题上还有诸多疑问。普遍认为此部志书于嘉靖四十二年刊刻、印刷，因为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这两部书中，都精准记述为“嘉靖四十二年刻印”，也就是修纂完成的当年便刻印，这也是符合方志编纂完成即刻印的惯例的。据笔者看到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的书影，在书函右下角明确记录有“嘉靖间刻本”的字样，这也是对嘉靖四十二年刻的一个佐证。

但在道光《云南通志稿·艺文志》中却有不同的记述：

《大理府志》，十卷，明李元阳撰《明史·艺文志·地理类》，先是嘉靖丙戌，太和杨士云与元阳同修，新都杨慎为之序。至是元阳重修为十卷，书成于万历丁丑。

李小缘先生在其《云南书目》中也认同道光《云南通志稿》中对于《大理府志》“书成于万历丁丑”的记述，同时持“原著录误为嘉靖间刻本”的观点。但为何此志书完成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却在相隔15年的万历丁丑（公元1577年）年间才成书这个问题上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以及尔后的学人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再进一步的考证工作。是何原因让此部志书在完成后又被束之高阁？

道光《云南通志稿》与李小缘先生的论述，笔者认为也有其合理性：万历丁丑为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更为后人熟知、称道的万历《云南通志》于万历四年杀青，刊刻于大理，李氏在编修万历《云南通志》这一过程中应该还会对先前成书的《大理府志》进行必要的修改等工作，尔后再随万历《云南通志》进行刊刻，这样似乎更能合理地解释“书成于万历丁丑”以及“原著录误为嘉靖间刻本”这样的论断。

但我们不能武断地肯定此观点的正确或者失误，根据目前现有相关李氏史料和后人整理的《李中谿家传汇稿》中也没有较为有利的证据来佐证此本《大理府志》于万历四年首次刊刻或者再次刊刻这样的信息，这仅仅是笔者依据现有的史料进行的一个推测。

但笔者肯定的是：嘉靖四十一年编纂的《大理府志》，在尔后编修的清康熙《大理府志》这一过程中，修志人在今天的大理地区寻得了此志书明代的部分残缺刻板。也就是说，此部志书的极小部分刻板一直在今天的大理地区得到保存，并流传至清朝的康熙年间，但保存的具体情况囿于史料限制，值得再进一步探讨。

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理府志》在康熙《大理府志》编纂完成后，限于没有明确的史料以及相关的史实的佐证，至近代的流传情况以及何人在何时把此部志书带到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等具体的情况，更是不得而知。

笔者推断，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此残本《大理府志》很有可能是在搜寻到明代刻板之后，于此时再一次刊印后备修志之用。诚如前文中的“于序”以及清康熙年间太和知县张泰交的序文中也提到在修志的准备过程中对于旧志的查访后，只得到部分刻板且“竹简缃帙散轶灰飞”。

可能在清康熙年间，此部志书的纸质版本已不可见，惟留存明代的部分刻板。如果当时能得到前朝的府志，此时的修志人也不会退而求其次寻找旧刻板，这也说明了明代先后编修的三部《大理府志》纸质版本在此时业已相继散佚。为了给当时编纂的康熙《大理府志》提供相关旧志的参考，再一次刊印明嘉靖年间的府志也是可能的。在“北图本”的第一卷中出现错简的情况一次，也有可能是在重新装帧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在《大理丛书》的影印本和“北图本”的第一卷的五十页至五十二页都出现了字迹模糊的情况，这也可能是明刻板中的刻字由于时间较长、保管不善等原因，版面磨损严重后出现了原刻字迹模糊的情况，不应该为纸质版本流传时间较长后造成的脱落或者模糊的现象。

“北图本”的板式依旧是明代中期刻本的样式，对于清康熙年间又依据寻访而得的明代的刻板残版后再进行刊印，这仅仅是笔者根据有限的史料以及能看到的原刻本的具体情况而进行的初步的判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因为板式只是版本源流考察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笔者认为应该能通过原刻本的纸张及材质等诸多细节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能得到更为精准的结果，已确定今天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刻本是明代印刷或者清代再次印刷。

关于上海图书馆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抄本以及云南省图书馆藏抄本，笔者认为这两个版本对于校勘的参考价值不是很高。因为这两个抄本都源于国家图书馆藏的刻本（“北图本”），而且上海市图书馆为1960年再传抄原抄本而得，而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为抄国家图书馆本刻而成。抄本的弊端在于：在传抄的过程将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错漏或者传抄人肆意添加、改动等情况。

《大理丛书》中的影印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此影印本残缺部分更多，且与“北图本”为同一刻板下刊印。

1982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根据存于云南省图书馆的抄本进行重新标点、分段、繁简转换后出版了嘉靖《大理府志》，这是目前在国内笔者能看到的此本志书的唯一简体刊印本。

综上所述，通过对现有相关史料的查阅以及对刻本、抄本、影印本的粗略判断后，笔者认为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刻本是祖本且为孤本，此本应该是目前能看到最为完善、距今最早的版本。

〔1〕李小缘.云南书目〔M〕.云南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校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2〕李元阳.李元阳集：散文卷〔M〕.施利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3〕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下册〔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23-26.

〔4〕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84.

〔5〕黄苇，巴兆祥，孙平，等.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374.

〔6〕方树梅.滇南碑传集〔M〕.李春龙，刘景毛，江燕，点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7〕刘文征.滇志〔M〕.古永继，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472.

〔8〕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453.

〔9〕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增订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150.

〔10〕杨世钰，赵寅松.大理丛书：方志篇：卷四〔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11〕何炳棣.李元阳、谢肇浙与明代云南〔M〕∕∕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云大历史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364.

（责任编辑 杨斯斐）

Origin of Dali Government Chorography Composed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SUN P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221，China）

Dali Government Chorography composed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and only existing chorography in Dali Bai Minor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today.The main author LI Yuanyang was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writer in Dali region in Ming dynasty.However，due to the reasons of history and war，the chorography is incomplete and lacks of systematic sorting and study. The study and judgment of different versions are crucial tohistorical chorography;however，later historians and scholar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to this chorography.We believe that the Dali Government Chorography composed in the Jiajing period of Ming Dynasty was a unique copy，whose carving copy was preserved in the ancient book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Dali Government Chorography;version;unique copy

K928.6

A

1672-2345（2014）03-0012-04

2013-11-04

孙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学和地方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