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弟娥

（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贺州 542800）

“苦茶庵法脉”的散文美学特征

刘弟娥

（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广西贺州 542800）

“苦茶庵法脉”作为周作人最为重要的散文美学思想凝结，其特点表现为对意象的精心营造、对革命的疏离与对平凡生活的关照，以及由此而营造的独特的意境。其后的继承者们，攫取一二点，遂成文学史上或隐或现的“周作人传统”。

“周作人传统”；“苦茶庵法脉”；散文美学

一、关于“苦茶庵法脉”

“苦茶庵”是周作人的书斋名，就目前所见之资料，首先将之作为一种写作风格提出来当为钱钟书，钱钟书在1981年写给黄裳的信中提及“苦茶庵法脉”（“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1〕527）。将“苦茶庵法脉”作为周作人与黄裳散文风格共同写作特点的概括。以此为起点，在当代文论界，不乏有论者跟随当代散文写作者的继承脉络而追踪至周作人，其中的代表当为孙郁，他在2001年写作的《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一文中指出，“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传统”，“相对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周氏的传统更体现在文人的书斋里”〔2〕。孙郁作为鲁研界的知名学者，提出周作人的写作传统，指出现代散文界的两大重镇之一的周氏传统并未断绝，并从周作人散文的行文方式、文情趣味以及“超功利的文化观”三个方面考察了当代文学史上的周作人传统，从而列出长长一列当代散文名家的名单，郑振铎、黄裳、钱钟书、孙犁等均列名其中。周作人写作传统在当代的被继承，为世所熟知的有张中行、柳存仁、文载道、黄裳等，而其中以张中行尤为知名，其晚年写作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就是周氏文章风格之延续。此文中关于周作人为文的特点，孙郁更为强调的是周作人散文的“情调”，而这种“情调”是什么，以及以何构造了此种情调，孙郁在此语焉不详。这一点在汪成法的《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一文中却得到更为明晰的表达，汪成法指出：“一般人在谈到周作人时都会将他与其‘苦雨斋’联系在一起”，“周作人更加喜欢以‘苦茶（庵）’而不是‘苦雨（斋）’来指称自己的书斋，一字之更，却有着不同的含义。‘苦雨’正如周作人所作《苦雨》一文所说，是‘苦于雨’，中心在‘苦’，是因偶然下雨而生的一些烦恼，当然同时也还有一丝喜悦；‘苦茶’则就是‘苦的茶’，茶之一种而已，是日常生活中可以时时面对的，其中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感情色彩。其间的区别，也就是废名在论及周作人时所说的那个意思：‘渐近自然’四个字大约能以形容知堂先生”〔3〕。将“苦茶”况味与“渐近自然”的文章风格联系起来，自然可备一说。但是，限于文章论述的重心，汪成法此文对于周作人的“苦茶庵法脉”的审美特征并无更为深入的论述，因而，对于自周氏以来的若隐若现的“苦茶庵法脉”的“茶”之一词并没有更为清晰的呈现。

对于被列为“周作人传统”中一员，黄裳并不以为然，且有相当的理由，他认为：“近来有研究者说，有一种异于‘鲁迅传统’、‘胡适传统’的所谓‘周作人传统’存在。还开出一张文化人的大名单，说这批人都是浩浩荡荡地默默地沿着周作人的思路前进，看情形未免有点滑稽。名单包括老中青三辈人，其中有钱钟书与孙犁在，因为钱有《管锥编》，孙有《书衣文录》，周有《知堂书话》，就觉得他们是走着同一条道路了。绝不顾及他们读的书是否相同，他们的研究方法，着眼所在是否一致，他们的文风有无差别。像这样匆遽地来作比较文学研究，可能有些欠思量吧”〔4〕。从写作者所读之书以及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周作人传统”的提法欠妥，显示了黄裳文章视角，从文章风格方面来论定钱、孙等人与周的文章气质不符自然也有其眼光；但是，在另一方面，相对于钱钟书的“苦茶庵法脉”的评定，黄裳却表达了有保留的认同：“他（钱钟书）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1〕327。在“苦茶”基础上突出对周作人“文字”的爱读，但是从风格上否定自己对之的完全继承性，虽然有一定时代下的言不由衷，但是，这种拒绝是否也是一种自知之明呢？周作人写作喜以“雨”“酒”“茶”“药”命名他的文集或者文章题目，甚至以之作为自己的斋名，这不但体现了周作人个人的生活之审美趣味与审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周作人散文的美学特点。本论题以周作人对大革命的态度，以及在此时期形成的文章观念，从“雨”“酒”“茶”“药”的意象分析出发，进而指向周作人本人的审美趣味以及文章趣味，最终归结到以“苦茶庵法脉”来论定周作人的散文写作风格。笔者认为，对于周作人来讲，其文章的核心美学风格可以以“苦茶庵法脉”来论定，因而，在此，要论定何谓“苦茶庵法脉”，然后在此基础上理解“周作人传统”的核心美学特征，当能理解当代散文史上的“周作人传统”。

二、“苦茶”意象与渐行渐远的“革命”

青年时代的周作人，是“文学革命”的文化领袖，其前期作品结集为《风雨谈》《谈龙集》《谈虎集》等，他的写作，是那激进一代文化人的集中体现。其后，周作人退隐成“京派”文人的文化旗手，以“苦茶”为茗，以“苦雨”为乐，以“冷酒”为友朋谈助之兴，这是周作人对“意识形态”，或者说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革命”暴力文学的拒弃，他提出“读书识字唯一在消遣”的观点，不愿以“文艺为政治之手段”。周作人曾说：“不佞不从俗呐喊口号，转喉触讳，本所预期，但我总不知何以有非给人家去戴红黑帽喝道不可之义务也。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不足当大雅一笑，这是自明的事实，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读书识字唯一在消遣之说”〔5〕。

其后，他的写作逐渐远离了对世情世事的关注，1924年他写作《苦雨》一文，与苏轼的《喜雨亭》之旨反其道而行之，所谓“喜雨”，其主旨是“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6〕之喜，是传统官吏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体现。周作人的“苦雨”，剥离了前期《风雨谈》中对社会“风、雨”的关注，而沉入到对自己内心细腻感触的描摹，“所记都是个人之事，于人生无益”，其写作别具幽怀，在不经意的描写中写出了现实中“雨”的“苦”与精神上的“苦乐”，他甚至命名其斋为“苦雨斋”，这种写作方式以及其个体精神表现之方法在其后的写作中一再出现。

关于周作人对“革命”暴力美学的拒弃态度，广为人知的当为其在“五十自寿诗”中对自己生活态度的供述。所谓“五十自寿诗”，是周作人在其五十寿辰前后写作的两首诗，诗成之后，周作人曾分赠友人，被好事者分别发表于上海的《现代》与《人间世》，并冠以“五十自寿诗”之名。在“五十自寿诗”中，引起时人言说与争辩的当是周作人本人对于生活乃至政治风云的态度，在这两首诗中，他的生活态度以及精神追求庶几可以说凝结成为“茶”的意象来进行表达。

“五十自寿诗”发表之后，周氏之友人群相唱和，同时也引起了左翼文人对之的不满，在左翼人士看来，周作人此种态度与其前期的“革命”精神相较无疑是一种倒退，与当时的社会革命氛围也是格格不入的，胡风以“过去的幽灵”一词来概括周作人的文章旨趣与生活追求。

不意当年作《小河》那样的解放的新诗的作者，如今竟然会做起这样“炉火纯青”的足配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七言律诗来，更不意当年热心地翻译爱罗先珂的《过去的幽灵》，教人注意过去的幽灵，打倒过去的幽灵的作者，如今竟然自己也变成了过去的幽灵〔7〕。

这种认识暗合之前宋云彬所指认的“过去有闲阶级之享乐趣味”的观点，宋云彬编写的《开明活叶文选注释（第四册）》选周作人《吃茶》一文并做题解“此篇写吃茶之意义与风味，并及其他附带条件，读之可想见过去有闲阶级之享乐趣味也”〔8〕。但是，周作人及他的朋友们并不愿意认同以上此类的这些批评，而试图发掘“自寿诗”的微言大义。林语堂在《申报·自由谈》上作文指出“自寿诗”中所体现的“寄沉痛于悠闲”的写作意味，周作人也反复申述自己诗中的“苦味”对于能够感知其“苦味”的读者亦引为同调：“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二三旧友知其苦味”〔9〕。林语堂在上文中引述周作人自己的话“……得刘大杰先生来信，谓读拙诗不禁凄然泪下，此种看法，吾甚佩服。”就连寓居台湾多年的梁实秋也认为：“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名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10〕。无疑是在平常人所看来的“喝茶闲适”的面孔之下，逗露出其写作别有怀抱，所谓“寄沉痛于悠闲”亦非过誉。他们试图连接的是“茶苦”——生活之“苦”——文章之“苦”“沉痛”中的微言大义。

实际上，无论是周作人及其友人，还是左翼文人，他们所争论的焦点都落脚到“茶”之一字上，所谓的“饮冷酒、喝苦茶”，是左翼所鄙视的“有闲阶级之享乐趣味”，但是，这恰恰是周作人所衷心向往的一种生活情调与文章趣味追求。因而，在实际上，无论是左翼的主动进攻，还是周作人以及友朋的消极防御，对于双方来讲，所有的争论都是“隔教”：左翼不能理解周作人他们的文章趣味，自然也不能认同他们对“寄沉痛于悠闲”的微言大义的解说，对于周作人一派来讲，“饮冷酒，喝苦茶”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文章美学追求，因而“寄沉痛于悠闲”可以说是以“苦茶”衍生的传统文人的“苦趣”，是他们所着意追求的一种文字趣味，甚至是一种生活理想，而这种文章趣味与生活理想在面对更为激进的革命派文人来讲，无疑是一种“落后”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应该受到“鄙薄”的。虽然周作人一派试图以自己认为激进的社会理念来解释自己的创作，但是曾经的文化革命者在面对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者的时候，其理论对创作的解读无疑会受到抨击，也同时预示着周作人对“意识形态”更为疏离的态度。他不但远离了社会革命的中心，同时也无法认同社会革命者理解文学的逻辑，“寒斋”中的“苦茶”那种“苦”味无法餍足革命文学者对“血”与“火”的追求。

三、意境营造与“苦茶庵法脉”

关于周作人散文创作实践的成就，在现代散文史上自有定论，在此需要重新厘清的是周作人在漫长一生的散文创作中，是以何来悉心营造的“苦茶”意境。

关于周作人散文的美学特点，首先是由其老朋友胡适提出来的，胡适说：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11〕。

“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是后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评定之时绕不过去的话语，为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12〕345也是周作人本人所衷心向往的美学境界，这种平淡，不单纯是一种行文语言的体现，同时也与周作人所引一系列意象是分不开的，“喝清茶，同友人谈闲天”〔13〕242是周作人在散文中所反复渲染的一种人生境界，周作人写作喜以“茶话”为其散文写作的代名，如周作人曾这样解释自己的文章标题为何标为“茶话”：“标题《茶话》，不过表示所说的都是清淡的，如茶馀的谈天”〔12〕376“酒后的清谈”。如他在《语丝》上写作的系列小文，援之前朝《茶馀客话》之旧例，以“酒后主语”题之，来表明自己写作的心情与对文章美学的追求。

在“平淡自然”的美学追求之上，更衍生了周作人散文的“清、冷”意境。朱光潜曾以“清、冷、简洁”〔14〕来评价《雨天的书》的文章特点，“清、冷”是气质的流露，是文章趣味的表现，是与其“饮冷酒，喝苦茶”的文章趣味与意境营造分不开的。

周作人善于以意象来营造一种“清、冷”的意境，1923年写作《雨天的书·序》对于“雨”的“清、冷”就加以渲染：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望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象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冬天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13〕242。

此处明写雨，实写自己闲散而又苦涩的心情。“所记都是个人之事，于人生无益”。“雨”之“苦”，是生活外在的“苦”，“雨”之“乐”，是精神的深层的“乐”，是一种“苦乐”。以此，如此之类颇具情调的具有意象营造意图的笔触在周作人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如“秋季长雨的时候，睡在一间小楼或是书房内，整夜的听雨声不绝，固然是一种喧嚣，却也是一种肃寂，或者感觉到好玩也未尝不可。”“闭窗坐听急雨打篷，在这里便很有一种情趣”〔15〕。此类写作以周作人舒徐的笔调，将“雨”的情趣展现出来：第一层展示的是“乡愁”，第二层展示的是一种文人趣味，其中都有一种淡淡的“苦”，这种“苦”是从对“雨”的客观审美到对写作者本人主观的孤寂心情的把玩，从而形成了写作者在夜雨灯前的游子思绪以及“清、冷”的文人形象。

随着周作人写作风格更进一步的成熟，郁达夫在1935年给《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在胡适的“平淡自然”风格判断之后再加“苦涩”一词，可谓真得周氏之心。“苦雨”“苦茶”“苦药”是周作人散文写作中常见词汇，“雨”“茶”“药”之“苦”，是生活的外在的“苦”；“雨”“茶”“药”之“乐”，是深层的、精神的“乐”与“苦乐”，或者毋宁说是其刻意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苦趣”，“谁为荼苦，其甘如荠”〔16〕。对于其文章的“苦味”，周作人深以为得一知音之难，甚至试图以更为显豁的“药”来指明其“苦”：“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如此”〔17〕。传统文人习惯将自己的文化趣味物化，如“梅、兰、竹、菊”“四君子”的意象赋予了传统文人淡泊清雅的文化性格，陶渊明以《五柳先生》为题的写作，借由“柳”的象征意义，突出自己的个性追求。关于周作人对于“雨”“茶”“药”“酒”四类物象的写作，如“雨”并非是对自然界单纯的“雨”，也并非是社会之“风声、雨声、读书声”，对于“酒”“茶”“药”等类意象的解读也当如此。周作人的散文写作，在对自然界存在的物象的描写过程中，借由写作者情感的介入，已经赋予此类物象以感性的色彩，从而成为写作者情感的象征物。此种感情的比附，在中国传统文人中是由来有自的，《世说新语》中有一段关于竹的经典记叙。

王子猷令种竹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吟良久，直指竹日：“何可一日无此君?”

“竹”的意象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讲当不陌生，“竹”作为高洁不同流俗的文人形象在“竹林七贤”的形象出现之前就广为人知，周作人也有《苦竹杂忆》结集。与“竹”类似，周作人所写之“茶”，也是传统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作为“俭德之人”的爱饮之物，并非在于其可以解渴的功用，而在于一种文人生活情趣的体现，是一种文人生活的象征物。周作人散文中的“雨”“酒”“茶”“药”的物象的写作，最后均归结到一个“苦”字，“谁为荼苦，其甘如荠”，世人以为的苦处在他来说可能正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生活审美追求，这体现了周作人散文写作个人情感的体现，从而“雨”“酒”“茶”“药”此类物象也是其写作由物到人文情趣味的情感表达中介。

当以“淡酒”的“平淡自然”的追求，再到“苦雨”“苦茶”“苦药”，甚至“苦竹”的“苦涩”的生活理想与文章趣味，周作人对“苦”的描摹，试图以更为明晰的物象来体现自己的文章趣味与对生活理想的追求。关于用何种物象能够更为清晰地体现自己的写作追求，周作人在自己的散文写作中有过探索，在其写作的后期，周作人试图以更能体现“苦”之意味的“药”来体现自己的心境，有时也在传统物象“竹”之前冠以“苦”字，这是周作人在逐渐成熟的散文写作之时由意象加上感情体验词，从而形成自己的情感表达，进而形成的一种散文审美风格。

四、“苦茶庵法脉”与散文写作

当我们在指认“周作人传统”的时候，需要厘清的是，关于“周作人传统”的范畴所指，同时也要指明与“苦茶庵法脉”的关系如何。如前所述，当孙郁从文章的表现形式方面来回溯文学史上的“周作人散文传统”时，这种极为个性化的写作，并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表现形式的写作，更为根本的当为一种文章趣味的体现，孙郁自然注意到了周作人无功利的审美追求，汪成法甚至也指出“苦茶庵法脉”作为周作人散文的核心审美对后继者的影响，但是，对于何为“苦茶庵法脉”语焉不详，所指模糊。本论题认为，“苦茶庵法脉”从三个方面实践了周作人的为文与为人主张：第一，对个人生活情趣的赞识远离了“革命”时代的喧嚣；第二，以“雨”“酒”“茶”“药”“竹”等意象实践了自己对“苦”趣的追求；第三，在对上述意象的不断描摹中，塑造了悠然自得而又惆然不欢的写作者形象。如果从写作方式的层面来讲，以书话为范，以抄书体为特征，那么在当代散文史上，的确存在着“浩浩荡荡”的散文写作群体，沿着“周作人传统”前进；但是，如果从文章趣味以及生活趣味层面来讲，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将要缩减大半；再一深层，如果就“苦茶庵法脉”的美学特点来讲，那么对周作人传统的继承者则寥寥无几。

作为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重镇，无论是毁之者还是誉之者，周作人均是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么，作为一个后代研究者，我们面对这一遗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厘清其在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史上的影响，而不是加以回避。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此论题以为周作人散文的核心美学为“苦茶庵法脉”。尽管在其后的散文史上，有人自认为周作人传统的当然继承者，也有人对之加以排斥，但是作为一种散文美学，“苦茶庵法脉”作为在传统与现代交接时代由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文人所建构的美学观念，其有着浓厚的传统气息，这种气息不但表现在其表达方式上，同时也表现在其文章趣味上，更重要的是，本论题认为，在周作人的大量散文写作中，其采用了传统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意象来建构自己的美学思想，也同时塑造了散文中的写作者形象，这种散文美学思想，在所谓的“周作人传统”中，继承者寥寥，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一种美学思想，乃至于其利用传统有自的意象来表达，也是毋需要继承的，作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自有其价值，而其风格的继承者，也当深知“学我者死”的道理。

〔1〕黄裳.珠还记幸〔M〕.上海：三联书店，2005.

〔2〕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J〕.当代作家评论，2001（4）：7-14.

〔3〕汪成法.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3）：91-94.

〔4〕黄裳.来燕榭文存〔M〕.上海：三联书店，2009：151.

〔5〕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六卷〔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6.

〔6〕牛宝彤.唐宋八大家文选〔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467.

〔7〕胡风.胡风文集：第四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1.

〔8〕宋云彬.开明活叶文选注释：第四册〔M〕.上海：开明书店，1933：278.

〔9〕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八卷〔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26.

〔10〕《梁实秋文集》编辑委员会.梁实秋文集：第四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344.

〔11〕欧阳哲生.胡适文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3.

〔12〕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四卷〔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3〕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三卷〔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4〕朱光潜.朱光潜批评文集〔M〕.商金林，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2.

〔15〕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73.

〔16〕周作人.苦茶随笔〔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17〕周作人.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

（责任编辑 党红梅）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yle of Bitter Tea

LIU Di'e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Hezhou Universtity，Hezhou，Guangxi 542800，China）

The Style of Bitter tea，the most important aesthetics condensation of ZHOU Zuoren's prose，is characterized in delicate image，alienation from revolution，concern of ordinary life，and unique artistic conception.His successors continued with one or mor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orks were thus called the ZHOU Zuoren's tradition.

ZHOU Zuoren's tradition;The Style of Bitter tea；aesthetics of prose

I207.6

A

1672-2345（2014）03-0032-05

10.3969∕j.issn.1672-2345.2014.03.008

贺州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HZUBS201306）

2013-09-15

2013-12-27

刘弟娥，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