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小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3）

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视角

曾小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3）

人力资本提升是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其人力资本状况能够对人口红利延长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和提升空间的视角，探讨人口红利延长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并缺乏提升的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等环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延长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快速增长、比重大幅提高，人口抚养比率明显下降。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这样的人口结构被有效地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但近些年来，中国劳动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下降趋势，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低于发展中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仅有0.4%。因而，蔡昉等认为中国已经达到或超越“刘易斯拐点”，在2015年左右由于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将结束，人口红利也随之将结束。[1]但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等从人力资本提升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人口红利未来十年依然存在”[2]。以上两种观点争论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提升能否弥补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规模超过一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和城市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3]在将来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中国城镇化进程对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能否抵消将来劳动力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人口红利延长，是值得思考的课题。目前分别探讨人口红利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却很少有文献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角度出发，研究人口红利延长问题。因而，本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和提升空间的视角，探讨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

所谓人力资本，指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身体健康状态和思想品质等四个方面，其中教育培训因素易于观测和度量，且是当前主要的构成因素，本文主要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状况来分析其人力资本现状。

通过统计1985—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可知，农村居民初中阶段的受教育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其近些年增长的幅度都很小，说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已经基本实行到位，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100%。中高等教育的比重也一直在上升，但其所占的比重一直比较小，目前只有17%左右，且近些年其上升的趋势和幅度并不明显。由此可知，在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并且将长期停留在初中阶段，农村居民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比重一直很小，且缺乏上升趋势，因而，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存量低。

此外，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专业设置不合理，一味追求全面而忽视教学质量；师资数量难以满足需要，且素质不高；资金严重不足，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4]

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都已经得到提升，但绝大部分也只完成了初中教育，其中仅将近18%的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5]新生代农民工的正规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一直处于低水平，从而对其所从事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相对较低，难以促进人口红利延长。

二、人口红利延长中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障碍

除人力资本存量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空间也是影响中国人口红利延长的关键。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后，通过再教育或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主要受到其工作环境的影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在城市的社会融合度。为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的能力，本文分别从收入状况、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度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低收入水平阻碍其接受再教育的积极性

人力资本和经济收入相互促进，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得高收入的基础，而高收入则进一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的积极性和能力。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加之城乡就业政策不统一，城市不能为其提供有效的平等就业机会，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遭受与城市市民同工不同酬的不平等待遇，且在行业分布上也属于弱势地位。84.32%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在工业（43.51%）、建筑业（13.78%）、商业（11.35%）和其他服务性行业（15.68%）工作，[6]这四个行业具有工资低、劳动强度大与危险性高的特点，比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与环境更差。由于工作行业和薪酬的不平等待遇，农业流动人口的收入也远低于城市间流动人口的收入，若再考虑城市人口拥有农业流动人口无法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不仅低于城市市民，同样也低于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缺乏工作经验与专业技能，再加上离职率高和缺乏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1316.58元，是第一代农民工的81.96%。目前全国农民工每月的平均支出是450元，[7]再扣除每月寄给家里的钱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每月可支配余额都所剩无几，再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往往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因而其在城市的生活更加拮据，基本没有进行再教育的经济基础和动力。

根据工资、劳动生产率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较低的工资水平阻碍了其人力资本的提升和人口红利的延长。在低工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将难以实现充分积累和提升，从而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阻碍人口红利的延长。

（二）现存社会保障制度削弱其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和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难以得到有效的社会保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长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处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都难以被享受；再者，中国当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保险，其统筹层次较低，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难以实现，与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不相符；其次，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就职于城市社会保障和劳动法律等难以覆盖的非正规部门，社会保障难以真正落实，且维权意识薄弱。

在社会保障落实方面，根据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的调查显示，39.0%的流动人口未加入任何社会保险。此外，76.6%的流动人口未参加工伤保险，50%以上的未参加医疗保险，77%的流动人口未参加养老保险。且除医疗保险外，在其他参保比例上，农民工都要低于非农业流动人口，其中工伤保险低13个百分点，养老保险低32个百分点，失业保险低17个百分点。在维权方面，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还有待加强，还有仅有14.9%的农民工知道应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知道企业应该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为25.0%；了解劳动合同签订和保险缴纳方面相关法规政策的仅有42.2%。[8]

城市社会保障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保障范围，使其在城市中不能享受社会保障服务，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户口所在地的社会保障也不能被新生代农民工享受，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农村与城市社会保障都不能发生效用的“真空”位置，使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客观上不能获取改善自身身体健康和知识技能，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机会。此外，城市社会保障的缺失还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无法降低，始终保持“最终将回家务农”的观念，对现在工作的岗位和企业没有归属感，进而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主观上接受职业教育和提高工作能力的积极性和动力，从而使其人力资本提升和中国人口红利延长受到影响。

（三）城市社会融合度低恶化其提升人力资本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指其能够与当地社会进行良性互动，获取当地社会的身份认可。社会融合是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其所在社会网络或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拥有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个人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获取工作机会和低息贷款等资源。社会融合等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与发挥人力资本效用起着决定性作用。[8]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虽然有“农民工”的称号，但绝大部分是直接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进城从事工作，对农业活动所知不多，对农村的“乡土观念”不如第一代农民工浓厚，对家乡的认同感逐渐淡化。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希望融入城市，但城市社会往往采取“拒绝”反应，他们被限制在“移而不迁”的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歧视：农民工在城市不能与城市人同工同酬；不能获得各种基本保障；虽然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不能享受市民待遇等。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合度低，处于农村与城市的双重“边缘化”位置，进入社会认同丧失与重建的艰难状态。国家人口计生委2009年对重点地区调查发现，只有17.6%的农民工打算在城市购房，10.4%的农业流动人口会选择在城市养老，农民工对城市没有归属感。[9]

社会融合与人力资本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融合能够帮助其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促进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9]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严重阻碍了其人力资本提升和作用发挥，进而影响到人口红利延长。

由上分析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对中国将来30年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其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社会融合等方面却表现出五低、二差的特点,即职业声望低、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程度低、标准劳动时间低、社会融合度低、工作行业差、居住条件差，这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和人口红利延长。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于农村地区的收入、营养和教育状况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仍然相对较低，这阻碍了中国人口红利延长。且新生代农民工缺乏提升人力资本以促进市民化的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和社会融合等空间。基于以上结论，为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延长人口红利，本文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一）加大农村非义务教育投资力度

农村教育可以分为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年教育。通过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开展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农村广大青年劳动力和大龄劳动人口的职业素质和技术水平将大幅提升，与市场需求相符合。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成年教育，需要政府、培训机构和农村居民等多方面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政府是农村职业教育与成年教育发展的主体，需要增加教育设备、人员的投入和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以为农村职业教育与成年教育的发展提供保障。培训机构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与成年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培训机构应该树立现代教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开展多元化的教育项目，开展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职业培训，创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农村职业教育与成年教育的发展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促进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红利延长。

（二）逐步完善和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健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克服农民工流动性强、工作环境差、社会保障自我参与意识低等缺陷。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以维护农民工基本权利为宗旨，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当前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包括：确保社会保险项目中最基本的工伤保险实现全面覆盖；制定相关法规，对企业与农民工各自应该承担的保险费率作出明确规定，费率制定上应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低收入现状；基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应加快社会保险跨区域转移的机制研究；建立相应的法规及机构，加大维护农民工在城市的基本权益，打击非法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健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降低农民工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提高农民工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支出幅度，加快推进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和延长人口红利。

（三）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排斥和文化背景差异。在制度上，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对外来农民工的态度由“管理”转向“服务”；推进维护流动人口权利的法规建设，将农民工在务工城市享受的基本权利制度化。在文化上，为促进农民工对城市日常生活知识的学习，政府应与媒体联合建立专门的“城市日常生活学习”电视卫星频道，通过全国卫星频道向农民工传播城市文化，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在观念和文化上的差距。此外，加大教育与宣传力度，提高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尊重。城市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提高对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认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应从单纯利用转为包容性互助。

（四）促进农民工就近就业

农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目前生存型消费占主体。农民工进行储蓄的主要目的也在于保证将来的基本生存，很少用于发展消费，其用于发展型消费的金额受到货币收入量、生存型消费支出量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等三方面的影响。在工资难以快速提升的条件下，可通过降低农民工的生存型消费支出，促使其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型消费，提升人力资本。为降低农民工的生存型消费支出，国家需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为农民工就近就业创造机会。由于中西部消费水平较低，且就近就业可以使农民工同时充分利用其家乡的土地资源进行耕种，来维持基本的食物消费，这样农民工的生存型消费支出在总货币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大大下降，用于发展型消费的资金将增加，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和作用发挥，进而延长人口红利。

[1]蔡昉．超越人口红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王庆．未来十年，人口红利仍在[N]．南方周末，2010-10-21（01）．

[3]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2——“十二五”时期挑战：人口、就业和收入分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李勋来，李国平，李福柱．农村人力资本陷阱：对中国农村的验证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5（5）：17-22，80．

[5]杨菊华．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J]．人口研究，2010（2）：44-53，55-56．

[6]钱雪飞．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情况及影响因素[J]．当代青年研究，2010（3）：15-21．

[7]张春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J]．求索，2011（9）：73-75．

[8]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报告——基于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J]．人口研究，2010（1）：6-18．

[9]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2002（4）：10-17．

（编辑：张薛梅 张雪梅）

The Human Capital Barrier to the Extens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An Analysis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ZENG Xiao-long
（School of Economics,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430073,China）

The increase of human capital is the key to the extens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therefore,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the extension is the increase of the human capital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s they are the main power of enhancing economic growth.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human capital enhancement,this paper probes the possibility of demographic dividend`s extens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low and has no conditions for enhancement because of their low incomes,weak social security and difficulty in integration with the urban societ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making policies to increase the human capita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human capital;extension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F 241.22

：A

：1671-4806（2014）04-0021-04

2014-04-16

曾小龙（1990—），男，苗族，湖南邵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