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妙宽

（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江苏兴化225700）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几个问题的探讨

朱妙宽

（江苏省兴化市委党校，江苏兴化225700）

2013年2月和11月中央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意见。但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细化、量化。文章就此提出建议：对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和控制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有数量规定和时间表；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要大幅度提高；对无偿占有和利用公共资源而获得的过高收入要通过资源税加以调节；对工资外收入和公款消费的各个方面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的财务制度；全面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管理和检查监督；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共同富裕；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具体制度

2013年12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我们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1]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在当前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就成为调动广大劳动者积极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领域。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至今分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其原因之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细化、量化。

一、对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和控制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要有数量规定和时间表

《意见》第6条提出，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逐步缩小行业工资收入差距。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就此笔者提出两点补充意见。

（一）鉴于多年来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情况，在实施细则中必须有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数量规定和时间表。没有明确的数量规定和时间表，就会使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长期化、合法化；甚至是文件上讲缩小差距，实际上是扩大差距。多年来，我国的严峻现实是：不同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据报道，当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据统计，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2008年扩大到16∶1。[2]2001年，行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为2.9倍，一些金融保险业、高科技部门的职工收入已是农业部门职工收入的10～30倍。[3]有权威资料表明，2005—2010年，从98个行业大类看，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差距由7.8倍扩至11.9倍。[4]32013年，权威人士对目前收入差距的估计是，差距依然较大，比如，行业差距大，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单位工作的人年收入一般不低于10万元，而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也就2万元多一点，相差近5倍。一些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天价工资”频频出现，一些领域“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5]18把这些畸高收入、“天价工资”和大量存在的“灰色收入”、“隐性收入”、非法收入计算进去，居民收入差距就不是几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独立学者刘植荣研究表明：中国国有企事业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悬殊，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根据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在14家上市银行中，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人均薪酬最高，各为45.62万元/年、39.82万元/年和34.61万元/年，人均薪酬最低的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为13.04万元/年、14.79万元/年和15.36万元/年。而中国建筑、餐饮、编织等行业的工资约在1万元/年左右，中国行业之间工资差达到了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一差距不会超过2倍。[6]21鉴于这一现实情况，应该规定在2015年行业收入差距必须缩小到2～3倍，在2020年基本实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最大限度地消灭一切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必须实行最高工资制度，必须有明确的数量规定和时间表。有资料表明，香港特区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年薪酬一千万元，被舆论认为是世界各银行行长收入之冠，但漏了中国内地银行高管的年薪酬。据银监委披露：国资商业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总经理等高层领导，2006、2007、2008年三年，有37家银行122名高管的年薪酬在1千万元以上至4770多万元。享有4千万元以上超级年薪酬的分别是9家银行的15名高管。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已为世界之最。[7]他们这种世界之最的高收入，究竟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什么都不是，明显是一种不合理收入。现在银行的资本都是国家和人民的，银行的存款、贷款利率都是国家规定的，因此，银行的高利润也只能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决不能让银行职工、特别是银行高管获得极不合理的过高收入。不能指望银行高管自己降自己的高收入，必须由政府来限高；这种限高不能拖到5年、10年之后，也不能限在1000万、100万的水平上，而必须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挂钩。根据刘植荣的研究，国外由政府注资的企业，其高管工资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工资标准与高级公务员基本持平。8个发达国家企业老总年薪平均是本国人均GDP的2.1倍，是最低工资的5.5倍，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6]43-44国有企业应该参照国际通常差距为12倍左右的经验，到2015年应该把最高工资控制在上年全国平均工资的12倍左右；以2011年全国平均工资41799元计算，最高工资应该控制在50万元左右。对于有特殊贡献、特殊需要的特殊岗位、特殊人员可以按规定程序酌情提高。但是最高也不得超过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更不得超过世界之最。

二、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要大幅度提高

《意见》第10条提出，建立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全面建立覆盖全部国有企业、分级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国有资本收益，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笔者认为，在现有比例上只提高5个百分点，并不是适当的比例，而是事实上继续维护垄断行业的过高收益。国有企业上交红利是国际的一个惯例，许多国家上交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在我国，近几年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有企业，只有5%～15%左右上缴国家。如果再提高5%，到2015年也只有10%～20%。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20年也只有30%。这种上缴比例仍然是低的。中央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应该是全民的收益，应该将80%～90%上交给国家。因此，“十二五”期间应该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0个百分点左右，而绝不是5个百分点左右。

三、对无偿占有和利用公共资源而获得的过高收入要通过资源税加以调节

《意见》第11条提出，完善公共资源占用及其收益分配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公开公平公正的国有土地、海域、森林、矿产、水等公共资源出让机制，加强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防止通过不正当手段无偿或低价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

这个意见完全正确，问题是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量化、具体化。此外，笔者还要补充一点：公共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要包括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源（如社会资本、社会系统、社会网络、电网、电信网、媒体传播网等）。事实上，垄断行业、房地产业、部分矿业、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少数人收入畸高与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无偿占有和利用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畸高收入中实际上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由于科技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的科技剩余价值和社会剩余价值。这一部分价值理应通过税收归全民共享。因此，对无偿占有和利用社会资源和科技资源而获得的过高收入应该通过社会资源税加以强有力地调节，否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也会对青少年学生的努力方向产生误导。

四、对工资外收入和公款消费的各个方面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严密的财务制度

《意见》第12条提出，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全面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意见》第28条提出，清理规范工资外收入。严格规范党政机关各种津贴补贴和奖金发放行为，抓紧出台规范改革性补贴的实施意见。加强事业单位创收管理，规范科研课题和研发项目经费管理使用，严格公务招待费审批和核算等制度规定。严格控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高管人员职务消费，规范车辆配备和使用、业务招待、考察培训等职务消费项目和标准，职务消费接受职工民主监督，相关账目要公开透明。

多年来，有些单位工资外收入数额巨大而又暗箱操作，是我国分配不公、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有些单位纳入统计的工资收入并不是很高，但是工资外收入很高，有的单位住房公积金数额很高，有的单位把许多工资外收入打入医疗保险卡，有的单位以各种名目增加工资外收入。其中，各种各样的公款消费更是名目繁多，数额巨大，浪费严重。遏制公款高消费已经成为控制灰色收入、消除分配不公的头等大事，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头等大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对公款消费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要建立和健全一整套严密的财务制度，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和彻底的财务公开。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8]在公款消费上的挥霍浪费现象是“四风”的突出表现，也是少数人隐性收入的重要方面，既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重点解决，又要建立健全根除这种现象的长效机制，使这种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既不能发生，更不能发展。

五、全面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管理和检查监督

《意见》第29条提出，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全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严格执行各级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收入、房产、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的规定，对隐报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通过抽查、核查，及时纠正，严肃处理。

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包括县处级以上的，而且要包括县处级以下的，不仅要包括机关的，而且要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的；不仅要如实报告，而且要向单位内外干部群众全面公开；不仅要抽查、核查，而且要全面深入细致地检查、复查。要全方位、全天候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和考察考核工作，全面加强领导干部收入管理。考察考核的内容，不仅要看工作，而且要看生活和社交，不仅要看本人，而且要看配偶子女。有些干部的问题，从工作上看不出，从生活、社交上、从配偶子女身上可以看得出。为此，要配备足够力量，并借助群众力量加以贯彻落实、检查核实。

六、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

《意见》第32条提出，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大力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全面推行公务卡支付结算制度。

在目前，首先要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最大限度地全面实行财务公开、财务民主、财务审计、财务监督。多年来，我国许多单位财务管理不规范、不严格，财务账目不公开、不透明，做假账、小金库现象大量存在，在国有经济单位内部也有大量不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工资外收入、隐性收入、灰色收入。有些单位资财被贪污挪用持续数年，甚至连单位负责人也被蒙在鼓里。因此，完善公有制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有极大必要性。目前，必须从以下各方面完善财务管理制度：（1）完善财务公开和财务民主制度；（2）完善财务审批和财务会计制度；（3）完善财务统计制度；（4）完善财务审计制度。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N].人民日报，2013-12-04（01）.

[2]中国统计年鉴：2009[EB/OL].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2014-03-18].http://www.stats.gov.cn/.

[3]本书编写组.八个怎么办？[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49.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12：辩证看务实办[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

[5]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13：理性看齐心办[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

[6]刘植荣.85%的人应该涨工资[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

[7]国资银行高层巨额年薪[EB/OL].百度文库，2012-03-23 [2014-02-10].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k8DvtX FB3ioagvUKzVkGSuW8lQvoKDGoLMOOJ-WnfW72x3m Q7uwF_8zc4Cmw0fSGZlll7y4uB7eNOAjwNuyduzHLsBRn vFAQz-57od6iga.

[8]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京召开[N].人民日报，2013-06-19（01）.

（编辑：那张军 张雪梅）

On the Issues of Further Reforms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ZHU Miao-kuan
（Xinghua Party School of CPC Committee,Xinghua,225700,China）

In February and November,2013,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put forward guiding principle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therefore many aspects of the principles need to be refined and quantified.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a timetable and a quantitative standard should be set of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industries,and they are also set to limiting the incomes of executiv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percentage of capital gains,collected to the State Treasury,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 should be greatly increased;excessively high incomes from free possession and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should be regulated by the resources taxation;a set of strict financial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concerning extra-wage incomes and consumption with public funds;officials’incomes should be strictly and comprehensively inspected and supervised;and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should be improved.

common prosperity;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system improvement;refined and detailed policies

D 630.3

：A

：1671-4806（2014）04-0009-04

2014-05-04

朱妙宽（1941—），男，江苏兴化人，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科学发展观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