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泰州儒学的变易诉求及其变革思想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泰州儒学以变易为宗，他们论证了宇宙中及其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活泼性、变化性特征。他们还从自然规律的活泼性、变易性特征出发，证明人性和社会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时，在变易思想的基础上，泰州儒学还提出了适应变化以权变避险的主张。此外，从变易之道出发，泰州儒学主张革弊图新。要求人们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并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需要及时进行必要的社会革新。

泰州儒学；变易诉求；变革思想

泰州儒学是对泰州历史上儒家学者思想的总体称谓。强调变易是泰州儒学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泰州儒学特别强调自然规律的变易特性。并把变易看成永久不变的通行法则。由自然的变易性又推衍到社会的变化性和人的变化性。把社会和人的发展都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同时，泰州儒学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变通趋时，权变避险。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泰州儒学还提出了革弊图新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主张。本文试以泰州宋代理学先驱胡瑗、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太谷学派集大成者黄葆年的思想为样本，对泰州儒学的变易理论及其变革思想作一初步分析，求教于方家同仁。

一、泰州儒学的变易为宗

泰州儒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自然的变动性与社会的发展性。如胡瑗十分重视“变易”的作用，他明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他把自然和社会看作是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自然和社会。“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这种变也有规律，如当事物发展变化到一定阶段，也就是“极”的时候，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胡瑗还认为，《周易》之机就在于变，正由于它有变的特性，所以它具有预知吉凶，辨别真伪，有驭天地、统鬼神的功能。当然，不同的变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就天道来说，寒暑变化而成春夏秋冬，日月变换而成白天和黑夜。从人事的变化来说，人的得与失会产生吉与凶的变化，真与假的变化会产生利与害的不同结果。胡瑗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变”是事物相交的结果。如天地变化，是因为天气下降与地气上腾而出现的阳阴变换。所以天地相交也就会带来天地万物的相应变化。当然，这些变化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无形为“幽”，有形为“明”。“明”是昼是阳，幽是夜是阴。为此，万事万物的变化也就成了阴阳之变化。从社会的变化来说，人的相交变化会形成吉凶、利害、治乱之变化。当然，尽管社会变化比较复杂，变易情形也不同，但也有一定的“变”的规律。如：当人处于丰大的时候，尤其是处于盛大的时候，常常不知约束，结果由于骄傲而遭倾覆；一个人如果过分看重物质需求，肯定会与人发生争讼之事；人们与你团结在一起是好事，但团结的时间太久了，也会产生祸端；长久安于现状，不善变化，一定会产生矛盾，矛盾长久得不到解决，就会出大的问题。

泰州学派也讲变易。比如王艮把人性之体看成天性之体，他特别强调良知的“自然”本性，而自然是不断变化的，自然变化带来事物的变化，如他说“天地变化草木蕃”[2]49，便是讲变化的结果。他说：“善固性也，恶非性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2]39也就是说，人性本来是善的，人们要保持这种善，只要通过致良知领悟内心固有的良知，就可去不善而复善之本性，进而实现成圣成贤的目标。王艮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强调了人的素质的可变性。再比如，传统观点认为，平民百姓是“无知”的“下愚”者，且这种“无知”状态无法改变。而王艮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完美的良知。当然，王艮并不否认“知”与“未知”的差别，他承认人在体认规律和办事的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异。不过，这种差异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随着生活与学习条件的改变，人的素质也会相应得到改变。其实王艮本人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他的次子王襞在《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中曾描述了王艮一生的思想变化：“愚窃以先君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天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其中也，风阳明翁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乎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天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妙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而处为天下万世师。……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是谓之大成之圣者，著《大成学歌》。”[2]217王襞此说，实际上是对他父亲思想发展变化过程的一种概括。

太谷学派以易为宗，以希圣、希天为祈求修持的目标，讲求天人之学。黄葆年也受这种学风的影响。他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但在他的语录、文章里有不少关于易学思想的见解。黄葆年对周太谷比较崇拜，多次颂扬周太谷在《易经》研究上的成就，如他说：“太谷生道光之际，言易成于道光，而太谷与四圣并生也。”[3]37又说：“由孔子以至于太谷两千五百年有余岁矣，太谷以象观辞，以辞观象，合四圣而一之，而易始成焉。易成之而太谷之道成，太谷之道成而四圣之道俱成，故曰太谷与四圣并生也。”[3]38他说《周易》到周太谷这里“易始成”，说周太谷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并生，实际上言过其实，有点夸大。但他肯定了太谷之道是以易为宗的。当然，黄葆年也不固守太谷之道，他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学派发展的需要，对早期太谷学派思想不断地进行改造，也促进了太谷学派思想的不断变化，自己也最终成为太谷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比如早期太谷学派的思想是杂糅佛道、炼丹、禅修和神怪玄密学说，黄葆年作了纠正，他以儒学为宗，学风平实，不走玄怪神秘的路子，其学说以儒家学说为主。再如，他在对佛道阐发方面很少，阐发一点也只是帮助说明儒学的道理。比如他说：“老氏明天道焉，彭氏明地道焉，圣人明人道焉……孔子之窃比老彭也，合天地之道而一之者也，距老彭而道不明矣。”“儒道合而道明……儒道分而道晦。”[3]85黄葆年这里说佛道也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孔子之道包容会通诸家的特点。事实上，到了黄葆年的时候，太谷学派的神秘主义倾向已经淡化了，在民间也已经渐渐彰显了其儒学形象。李根源拜访黄葆年时，问黄葆年是不是还在秘密教弟子，黄葆年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孝弟而已矣，他无有也。”[4]102可见黄葆年已经以正宗儒学进行讲学传道了。这说明，黄葆年是主张变易的，也是勇于推进学派变易发展的。

二、泰州儒学的避险权变

由于泰州儒学讲变易，所以泰州的儒者们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变易规律，灵活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以避免各种风险。比如在胡瑗将大易之道与天命之道统一起来，他在一方面强调顺应自然，另一方面又主张根据变化采取变通之策。当然，这种变通之策有个前提，这就是顺应天道变化的规律。这个规律，不仅圣人君子必须遵循，天下每个人都要遵循。因为人一旦掌握了天道变化的规律，就能预见到凶事，那么就会小心谨慎，遇到情况能躲过危险，获得平安。为此，胡瑗认为，要做到权变避险，就要懂得大易之理。当然，胡瑗也知道，“人之生愚夫愚妇者甚众，其性昏蒙，憧憧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举动之间，虽有凶咎悔吝之事，而不知自止”，所以他主张广泛进行大易教育，让社会上所有人都能懂吉凶忧患，以便“趋其善者，舍其恶，向其吉者，背其凶”。[1]系辞上当然，胡瑗也知道，《周易》的易理，不是每个人都能弄懂的，有的人“其性昏蒙，憧憧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举动之间，虽有凶咎悔吝之事，而不知自止”，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教育，让其懂得大易之理。[1]系辞上

王艮认为，“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都是因为顺应了变化规律。人的“应变之权固有之”，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应对变化的本领。[2]102-103应对变化重在权变，王艮的权变思想极其丰富，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王艮讲“知本”、“知止”，实际上也是讲权变，而“知本”、“知止”则是对人的一切行为要求。他认为易经中所说的“仕、止、久、速”，强调的就是“变通趋时”。而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能使“身安”如“绵蛮黄鸟，止于丘隅”，“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无不得。“所‘止’矣，‘止至善’也。”[2]11他在《答黎洛大尹》书中还说：“当拟议则拟议，是故拟议以成变化”，“昔者尧为民上，而有九年大水，使禹治之，而后天平地成。汤有七年大旱，能以六事自责，大雨方数千里。此人事变于下，而天象应于上也。”[2]52王艮这里所说的当拟则拟，拟成变化，讲的就是要有权变思想，而禹、汤之功，正是权变的结果。当然，权变也要把准事件的发展情形。比如他主张进行均田改革，但他不主张盲目推进，他说：“三代贡、助、乇之法，后世均田限田之议，口分世业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师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渐，则变通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见其扰矣。”[2]64所以权变要有较强的观察与判断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权变也是这样，有人问他：“处人伦之变如何？”他回答说：“处变而不失其常，善处变者也。”[2]20王艮这里谈权变，不只包括“止于至善”的要求，其处变不失其常已经是一种权变的心理要求。可见，王艮的权变思想也是极为深刻的。

太谷学派同样讲权变，如黄葆年在阐发“礼”的思想时说：“甚矣，礼之本诸人情也，君子不恶人，亦不见恶于人，则必以人情为准则矣。”[5]38他还举例说：“先王之制丧也，因天道顺人情为盛世不易之则。”[3]958也就是说对于“礼”的理解和“礼”的实践要看“人情”而定，不能死守教条，这实际上也是黄葆年权变思想的一种体现。在黄葆年看来，天道与人情是并行不悖的。他解释说：“圣人之道所以与天地参也，故曰人情而已矣。”[5]982意思是，圣人之道是根据人情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能参天地。黄葆年很重性情，要求一切以性情变化而变化。他认为，“自尽其性情而自无不中”。[5]974应该说，黄葆年的性情说体现了他的权变思想。不过，在思想观念方面，黄葆年趋于保守，权变不足。比如，在文学方面，黄葆年主张复古。他推崇先秦古文尤其是儒家诸子文章阐发的伦理道德、教化天下的功能。而对秦汉之后的杂王霸之术，多为反感，甚至对为文不合乎儒家忠恕原则的屈原、司马迁亦多有贬斥。当然，黄葆年虽然总体上推崇先秦古文，但对后世文章也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他对八代文章就进行了公允的评价。他说：“斯文丧而后又史汉，史汉微而后有六朝，则谓八代无文章可也。”[5]9除了文学上的保守以外，黄葆年在接受新知识方面也较保守，不知顺时而变，比如，黄葆年强调国文的学习，反对学习西方知识，就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三、泰州儒学的革新除弊

变易、权变强调的都是一个“变”字，在客观的自然与社会面前，面对“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被动的适应，这就是顺应；一种是主动的适应，这是能够用变化的眼光预测发展趋势，主动革新图强。泰州儒学在适应变化问题上，强调主动适应，要求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需要及时进行必要的革新。胡瑗是十分重视革新除弊的。什么是变革？他认为，“革者变革之义也。”[1]卷8变革的核心是要革其弊端。他认为，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可能出现退遁现象。以井为例，不管是什么样的井，也不管这口井如何之好，时间长了，再好的井也肯定会有损坏，所以要对井经常进行淘泥去秽等维修。同样，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包括制度等也应该注意推陈出新。只有通过变革与创新，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不至坏败。如就法鼎来说，“法之久则必弊，弊则物有所不通，法既不通，则人情多至怠惰而有厌倦之心”。[1]系辞下胡瑗此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法律制度也要及时变革，否则时间长了，随着“天地之变化”，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会出现弊端。这就要“法效天地之变化”进行变革。当然，变革与创新不是一次简单的活动，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他说：“大易之道，穷极而复变。变极而必通。天地生成之道、人事终始之理无行限极。周而复始，无有穷际”。[6]213-214胡瑗这段话既阐述了变的永恒性，也阐述了变革的永恒性。不过，变革是有规律的变革，不是盲目的变革。所以胡瑗认为，革之必得其道。也就是说，变革创新要符合变革的规律。

王艮处于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的转型期，在这种特殊的社会时期，如何既推进社会变革，又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王艮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论述。王艮认为，他所处的社会百弊丛生，道德失序，社会失稳，比如他在《王道论》里所说：“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糜。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2]64面对这些问题，王艮期望通过变革制度，整顿社会秩序以救民于水火。比如王艮竭力主张土地改革。他说：“今欲民得其养，在去天下虚縻无益之费，而制用有经，重本抑末，使巧诈游民各皆力本。如此，则生者众而食者寡，为之疾而用之舒，而财用无不足矣。其三代贡助彻之法，后世均田、限田之议，口分世业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师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渐则通变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见其扰矣。”[2]64所以他尽力主张均分田地。他还作了均分草荡的试验——“本场东西长五十余里，南北阔狭不同。本场五十总，每总丈量一里，每里以方五百四十亩为区，内除粮田、官地等项共计若干顷亩。本场一千五百余丁，每丁分该若干顷亩。各随原产、草荡、灰场、住基、灶基、粮田、坟墓等地，不拘十段二十段，有散坐落某里某区内，给与印信纸票、书照，明白着落本总本区头，立定界埻，明白实受其业。后遇逃亡事故，随票承业，虽千万年之久，再无紊乱矣。”[2]66当然，王艮的变革思想也不限于改革土地制度，他还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如，他向官府提出了省刑罚的改革建议。他对“刑不胜刑，罚不胜罚”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刑之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杀谓之虐。”[2]9所以他要求统治者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实现“刑措不用”之治。[2]48此外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王艮的“变革”思想是建立在改良思想基础上的。如王艮主张变革，但反对“革命”。他认为，要让百姓“安身”，就要减少社会振动，所以他不主张采取“革命”行动。

太谷学派的黄葆年对于“变革”也有深刻的理解。他解释“革”的含义说：“革犹格也。敬授人时，尧之所以格天也，万世之法也。诞敷文德，舜之所以格顽民也，亦万世之法也。言格民而格物统诸此矣。言格天而格亲、格君统诸此矣。孔子以治历明时明革，盖满招损、谦受益。”[3]303黄葆年这一解释，从尧舜格天之法，延伸到格物致知。可见黄所说的“革”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这里仅就政治制度改革而言，黄葆年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建议。比如他对世袭制提出了改革建议。他说：“天下不可为私家也，此天心也，此民命也，此万世之法也。……惟唐虞之传贤，足以全中国于万世，而无陆沉涂炭之忧。”[6]593“天下非贤莫理，传贤万世之心法也；传子必拔其贤，亦传子之家法也。……呜呼，嫡长子之说胜，桀纣立矣。”[3]143黄葆年对“传贤”咏之再三，即使传子亦必择贤，反对嫡长子继承制。还有，黄葆年的“革”不同与王艮的“革”，黄葆年的“革”具有“革命”的意思。比如，就臣子如何对待君上的问题，黄葆年是这样说的：“其君仁，则顺之而已矣。其君不仁，则谏之而已矣。谏而不听，则去之而已矣。顺之，义也；谏之，义也；去之，亦义也。皆性之德也。”[3]482黄葆年这里说的“去之”，便是通过“革命”推翻其政权统治。当然，革命也要有前提，这就是在顺之、谏之不听的情况下，才能采取革命手段。

[1]胡瑗.周易口义[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1986.

[2]陈祝生.王心斋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3]方宝川.太谷遗书第一辑（四）[M].扬州：广陵书社，1997.

[4]李根源.雪生年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

[5]方宝川.太谷遗书第二辑（三）[M].扬州：广陵书社，1998.

[6]徐建平.胡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编辑：张雪梅）

Taizhou Confucianists’Pursuit of Change and Thoughts of Transformation

ZHANG Shu-jun
（Tai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Taizhou 225300,China）

The mission of Taizhou Confucianists was to pursue change,they proved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and world is active and changeable.They also proved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 change.Meanwhile,they proposed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by?contingent hedging based on thoughts of change. In addition,they advocated discarding the old and introducing the new,asking people to look at problems from the view of change and take timely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ings.

Taizhou Confucianists;pursuit of change;thoughts of transformation

B 222

A

1671-4806（2014）03-0100-04

2014-01-25

张树俊(1957—)，男，江苏姜堰人，教授，副校长，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