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常君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50）

古代皇权对官权的监督

熊常君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50）

中国封建王朝延续了几千年，而皇权的威严地位始终难以被替代。在一个皇权、官权、民权三元构成的封建社会权力系统中，皇权是如何做到能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并且不断地排除官权带来的威胁？这就是皇权对官权的监督问题。官权其实是由官性和权力等两个元素共同构成的，研究官权就应将其二元构成特别是官性分析透彻，只有这样才能厘清官权的内涵和运作方式，也才能更深刻地分析中国古代皇权对官权的监督范式。同时，这种研究，对于分析当前日益严重的官权腐败，并能从中做到有所借鉴，因而也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皇权；官权；官性；权力；监督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天下万物都归属于帝王。但是帝王的体力、精力、学识、素养等均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如果完全以一人之力来进行国家机器的运营管理，那即便他有三头六臂，也必定是无济于事。因此要使得国家机器能良好的运转，那他就必须组织一支官僚队伍，借助他人之力，才能巩固江山社稷。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封建官僚阶层。封建官僚阶层的出现，减轻了皇帝的治理负担，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确立和维持，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封建社会的稳定，使人们能投入到封建生产中。因此，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封建官僚阶层，与皇权阶层又是不同的，封建官僚阶层所拥有的权力不是自己本身赋予的权力，而是产生于皇权阶层并由皇权阶层授予而得来的。按照现在的观点，即为“授权——代理”；同时，整个官僚阶层的成绩好坏并不对其自身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毕竟国家是皇帝的，整个官僚阶层充其量是在给皇权阶层任管家。即便皇帝家产丢光了，其也还是可能到下一个朝代去任管家的。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封建官僚阶层和皇权阶层尽管总体利益是一致的，但二者利益也不是完全吻合的，二者也存在利益的差别甚至是根本上的差别。这就使得官权存在与皇权不一致的冲动与诉求，并且这种诉求往往会冲击皇权，影响到皇权阶层的利益。那么如何扼制这种冲动与诉求，从而使官权与皇权尽最大可能保持一致呢？这就需要皇权对官权的监督。因此，皇权如何有效的对官权进行监督，就成了中国皇权阶层必须重视的问题。

一、官权的组成分析

官权实质上也是一个复合体，是由官性和权力两种元素组成的，官性是灵魂，主导着整个官权，掌握着官权的运用方向；权力是主要实体，是官权最终得以实施的工具和后盾。二者缺一，都不能成为官权。

我们认为官权的这两个方面，具有两种不同的属性，官性属于主观意识方面的，权力是客观实体方面的。官权的权力是基于职位而产生的，是以封建国家机器的武力作为支撑的。同时，官权的权力也只是皇权权力的拓展，因此，官权的权力本身对于皇权来说是没有任何危害与偏离的。

但是官性本质上是属于个人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具有一成不变的特质，对于每个任职的官员而言，他们都可能拥有各自的官性，因此，官性的不同甚至变幻莫测就必定会致使官权因官员个体的不同具有不确定性。当官性与皇权的要求相一致时，那么对于皇权而言，官权就是一个重要的帮手；但当官性与皇权的要求不吻合甚至背道而驰时，那么官权就会产生非常消极的作用，严重的阻碍皇权的行使甚至威胁皇权的地位。这时，官权相对于皇权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高职位、高级别的官权而言，因为其拥有的权力资源过于庞大，因此一旦其官性出现问题，那么对于皇权的损害将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历史上很多建国的皇帝，其实在其前朝都任职高官，然而一旦官性变化，即会动用其巨大的权力资源进行谋反篡位，最终致使其当朝皇权的覆灭，像北宋赵匡胤的登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目的的，其后来之所以进行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也主要是怕重蹈前朝覆辙。[1]

二、不良官性导致官权对皇权的危害

不良官性是指以官员的个性甚至动物性为内涵的，这些内容已远远偏离了皇权的要求，它的释放和表现必定会造成皇权的销蚀，进而危害皇权家族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因而与皇权是格格不入的。不良官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危害。

第一，个人私欲膨胀，败坏官场风气。不良官性会使拥有官权的官员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无心政事，个人私欲更会瞬间巨大膨胀，官权就会被利用成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个体的逐步发展，往往会影响其它官员，进而影响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一个乌烟瘴气的官场是很难尽心为皇权服务的。

第二，官场权力斗争严重，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一旦官权被不良官性所左右，那就会使官场变成一个权力倾轧的是非之地。官员之间耗尽心思争名夺利。结党营私，利则相争，过则推诿。皇权衍生来的官权就会成为官员打击对手的工具和抬升自己的垫脚石。

第三，中饱私囊、侵吞国家资财。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利用手中的官权，大肆侵吞或贱卖国家财产，使得国家资财大量流失。在封建社会生产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家的财力增速非常有限，当官权对国家资财的侵吞超过一定程度，那么就会容易出现官强民退国衰的情况，特别是当国家出现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时，那衰弱的国力就难以应对，从而极易出现对皇权的撼动。

第四，祸害人民、加剧阶级矛盾。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着的。官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后盾。但是不良官性会给农民带来过多的纷扰和伤害，而黎民百姓对有国家暴力机构做后盾的官权而言，是渺小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但老百姓会把对不良官性的怨恨转嫁到与其直接对立的地主阶级头上，从而使社会各阶级之间矛盾更加尖锐，社会关系愈益紧张，逐渐动摇封建皇权的基础。

第五，亵渎国法威严、损毁皇权形象。不良官性会导致不良官员对国法置若罔闻，对君令臣命阳奉阴违，并以自身利益的满足为出发点来擅自修改各种法例、命令。这种亵渎国法官条的行为，对于皇权而言无疑是一种挑衅和蔑视。

第六，反叛格局、打造独立王国。中国历来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来各朝各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国土疆域的统一与完整。但是中国的疆域是异常辽阔的，这就致使很多地方“天高皇帝远”，皇权一时难以触及，因此，这也就客观上给那些握有地方统治大权的野心家提供了便利。因此，对抗中央、反叛割据、打造独立王国，便成了许多边远地方官权拥有者的梦想和追求，如唐朝的节度使叛变就是例子。对于一个封建君主而言，叛变谋反或闹独立，是最邪恶的官权形式，也是封建皇权绝不能置之不理、任凭发展的现象，否则皇权的威信就会荡然无存，江山社稷就会很快崩塌倾覆。

以上种种情况，官权特别是不良官性主导下的官权对皇权是存在威胁的。因此，要使皇权得以完整，皇帝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强化，那就应由皇权对官权予以监督。

三、皇权对官权的监督

既然官权是由官性和权力共同组成的，那么总体上来说，皇权对官权的监督也就应以上述两个方面进行监督。但是官性毕竟只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官性的善恶好坏，从纯粹的思想方面毕竟很难把握，往往最终还是要通过权力适用的好坏表现出来。因此，从某个角度来说，皇权对官性的抑制更有效的途径还是应该落脚到对权力的监督。因此，皇权对官权的监督之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以权制权。

但是，封建社会中皇权具有一种神权色彩，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去进行对官权的规范，否则，这就将从很大程度上贬低皇权的神圣色彩，从而极可能招致更多官权的侵犯。因此，皇权对官权的监督，需要技巧和手段，是一种深邃的权力艺术。

不过总体而言，皇权对官权的监督可以分为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直接监督主要是对级别较高、影响力很大的官员的监督，如宰相、大臣等，对于这部分官员，因为整天可以碰面议事，于是就可以察言观色，对其官性作出判断。当然察言观色只是一个很肤浅的监督方式，往往也不能成为监督的关键手段。在皇权的直接监督中，运用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恩威并重。恩就是嘉奖上次那些拥护皇帝、用心服务皇帝江山大计并有出色成绩的官员。嘉奖其实就是立一个标杆、树一个模范，让其他官员都能以其为榜样而尽忠职守、尊崇皇权、拥戴皇帝；威就是威严，一种霸气，主要是通过对滥用官权、官性卑劣的官员的严厉惩戒，以达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目的。这样，有相同或类似企图的官员就不敢轻举妄动。

皇权对地方任职的官员也会予以直接监督，只是这种直接监督的频率很低，有的皇帝一生也不会进行一两次，所以实际的监督作用并不太明显，但总的来说，这也反映皇权对于地方官权监督的重视。它主要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的到地方去巡查地方官员的工作；另一种是隐蔽方式检阅官权作为情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微服私访。像乾隆下江南，就传为佳话。[2]

间接监督，就是指皇权利用其掌控的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对官权行使监督职能，以达到对官权的间接制衡的作用。间接监督，是基于皇权对整个国家资源的垄断性和辐射力，没有任何其它权力能够操纵和动用如此众多和优质的资源来为其服务，因而这种特点也就使得皇权对官权的监督更有普遍性和经常性。这也就让皇权对于官权的监督具有了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增加了皇权对官权监督的效率，强化了皇权对官权监督的效果。

间接监督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隶属于皇权的独立监督系统。这个监督系统的特点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根据皇帝的指示来行事，以便皇帝能及时掌握翔实的官权动态，并相应作出处置。像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就具有这类性质。尽管其恶行累累，但在治理官权腐败、巩固皇权地位方面，却也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这类机构因完全听命于皇帝，因此行动方面就较为武断，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带有一定的恐怖色彩，从而对不良官性也就能产生很强的威慑作用。

第二，传统制度内的监督机构。这类机构是依国法而设立，因此监察也就有层级的系统性，会尊重常规的法例和程序。对官权的监督因此也是常态性，具体操作程序具有规范性，但是这类常态的监察对官员而言都已经习以为常，都会去进行相应的规避。

第三，利用官员之间的权力内讧。官场是一个权力斗争激烈的是非之地。在权力斗争中，深知对手底细的官员，就可能出于斗争的需要而去检举揭发行使不良官权的竞争对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皇权也就会获得监督和制约官权的契机。

第四，利用老百姓对官权的不满来制约官权。当官员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势必引起广大百姓的不满。这样，百姓的呼声即可通过一定的途径为皇帝所知晓，皇帝可以展开调查，惩治不法官权者。

第五，通过安插线人来摸清官权的情况。当皇帝对某一些有分离倾向的官权者不太放心时，即安插一些卧底来获得关于官权动向的点点滴滴，以掌握确凿信息和情报，并可在皇权与官权的斗争中先发制人。

第六，通过官权与地主阶级的冲突来监督。尽管官员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二者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二者在某些层面上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现实中，关系的核心是利益，不良官权也无非是为了争夺到其本分之外的利益，而地主阶级作为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也必定会非常关切利益格局的变化。当不良官权的行为侵夺或潜在威胁其利益时，就必然会表达某种不满或做出反抗，而皇帝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龙头大佬，也就必然会被认为是诉求的最佳对象。

第七，通过分权，防止官权的集中。尽管封建王朝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但这种集中，更多的是基于皇权牢牢掌握政权的需要。至于官权，其实是有分权的倾向和考虑的。像原来的由宰相一个人掌握大权，发展到三省六部制来取得其绝大部分权力，这就使得宰相的官权大为削弱，因而使得宰相的官权也就无法对皇权构成足够大的威胁。

第八，通过不断的调换官职，来削弱官权积聚势力的能力。一旦官员在某个地方任职的时间过长，这就必定会积聚相当的人脉和影响力，势力从而变得强大，这也就会给皇权造成一定的压力。因此，官员的任职往往是不断变换着的，特别是掌握军权的官员更是频繁调动，严防坐大。

第九，通过对官权者家族的绑架和威胁来制约官权。尽管这种绑架和威胁不是明着进行的，但是实质上对于拥有大权的官员却普遍的给予了这方面的待遇。很典型的，很多官权者自己在外地做大官，但其妻室、子女、父母等却不能同行，必须留在京城享受皇权赋予的福利。表面上这是皇帝的恩惠，但是当外地任职的官员一旦出现问题，如起兵谋反等，那么其家人就成了皇权对抗官权的资本。

第十，通过宗教迷信来培养官权对皇权的膜拜，以抑制不良官性的出现概率。宗教迷信之所以为皇帝所认可，就是因为其有愚弄苍生、神化皇权的神奇功能。这种愚弄，也就使得官权这种非神化的权力和皇权相比就显得难以有所作为了，这也就客观上使得官权对皇权不得不臣服，因而降低了不良官权的产生机会。[3]

四、皇权对官权的监督的意义

皇权对官权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维护封建王权不受侵害的权力干预行为，其出发点并不具有充分的正义性可言。但在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皇权总体来说是一种正义的主导性力量，因此在构建社会正义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皇权对官权的监督，固然有捍卫皇帝个人私权的自私目的，但对于国家而言，这种监督也使封建王朝体系内各种权力能以皇权为中心有序地构成一个复合的权力系统，而不致出现权力的紊乱无序状态。一个有序的权力系统，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营与组织都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社会发展与进步也就无从谈起。

皇权对官权的监督，也有利于维护中国庞大版图的相对完整。在封建社会，不像如今信息这样开放通达，一旦某些官员拥权自大，那么就极有可能造成国家的分裂格局。因此，只有皇权对官权加以监督，才能有效抑制和预防分裂事件的发生。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我们今天如此辽阔的疆域领土。

皇权对官权的监督，尽管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秩序，使整个官僚系统牢牢的束缚于皇权的威严之下，但是这在客观上却又使大众百姓的利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关照和保护，有利于满足老百姓的公平正义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官权一旦失去了制约，就极有可能肆无忌惮的践踏老百姓的利益，使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只有皇权对官权有监督的效应，至少有一种象征性的监督，那么官权才会从某种程度上体恤百姓的疾苦，才会为百姓去做主和想出路。

[1]丁小芹.南宋绍兴年间学术与皇权、相权之争[J].文教资料, 2010（3）：114.

[2]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60-68.

[3]王瑞来.皇权再论[J].史学集刊,2010（1）：13.

On Ancient Imperial Power’s Supervision to Officials Power

Xiong Changjun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Guangzhou Guangdong 511450)

China's feudal dynasty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and the majesty of imperial power was always difficult to be replaced.How did the imperial power keep the core position and avoid the threat brought by continuously eliminate the officials’power?That is the supervision problem of the imperial power to the officials’power.In order to take a deep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s’power,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nature and right deeply,which can make clear its connotation and operation mode,and can probe into its supervision paradigm.At the same time,the research is of high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valu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increasingly serious power corruption.

imperial power;officials’power;officials’nature;power;supervision

DF09

A

1671-5101(2014)03-0061-04

（责任编辑：丁忠甫）

2013-12-01

熊常君（1981-），男，湖南常德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