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良林，朱志霞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关于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考证

贺良林，朱志霞

（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可以确定，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10月13日在蒙自县查尼皮村召开。但长期以来，关于中共云南一大出席代表人数，许多当事人说法不一，尤其是出席代表姓名至今尚不清楚。本文依据档案资料，参考当事人或革命老同志的回忆，对中共云南一大的出席代表问题进行考证，以期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中共云南一大；代表；考证

1928年10月13日，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云南一大）在蒙自县查尼皮村召开。关于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时间、地点，通过相关文献或回忆录，是可以考证并且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关于中共云南一大的出席代表，至今尚未确定，甚至如谜一般。笔者在有限的条件下，查阅了部分文献资料，对中共云南一大的出席代表问题作一肤浅考证，并希望通过学术界的不断努力，澄清这一史实。

一、对参会代表人数的考证

1979年11月19日，《黄洛峰同志答问》中，黄洛峰说：出席中共云南一大的代表有“二、三十余人”[1]50。1980年12月31日，浦光宗同志在《吴澄烈士传略》中说：出席中共云南一大的代表有“三十余人”[2]154。

在1928年12月16日《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中说：“计到会代表：蒙自三人（农民二人），铁路二人（工人），矿山一人（工人），石屏一人（学生），马关一人（知识分子），昆明一人（学生），易门一人（教员），少共一人，旧特委二人，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二人，南区委员一人，共十七①人”[3]273。

黄洛峰、浦光宗虽然是中共云南一大的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录是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但时隔50余年，回忆录难免有失误之处，需要其它材料的佐证，比如说相关人员的相同回忆。而且两人的回忆有较大的出入，所以这个数字仅可作为参考。而《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所说的到会代表17人是可信的。理由有三：

（1）《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不是回忆录而是正式报告。且中共云南一大召开于1928年10月13日，而《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写于1928年12月16日，两者相距仅两个月。

（2）中央收到云南临委的信后，即于1929年2月回复云南临委《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信中开头写到：“云南党第一次大会决议案、临委第三次全委会决议案，少数民族大纲、全省工作报告以及□□同志函②均收到”[4]242。这足以证明，《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确实是云南临委所写。

（3）1929年6月出版的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六期刊登了1929年2月《中央指示云南第一次全省大会信》，而1928年12月16日《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作为附件同时刊登。这再次证明《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存在的真实性及其权威性。

鉴于以上分析，足可以认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为17人”。

二、对参会代表姓名的考证

关于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具体姓名，1928年12月16日《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中并未完全罗列，仅说：“蒙自三人（农民二人），铁路二人（工人），矿山一人（工人），石屏一人（学生），马关一人（知识分子），昆明一人（学生），易门一人（教员），少共一人，旧特委二人，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二人，南区委员一人”。那么，到底是哪十七位代表出席了这次党代会呢？

可以确定，中共云南一大选举出来的7位新一届云南临委委员，必定出席了会议。

中共云南一大选举出来的新一届云南临委，并在《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提请中央批准。报告中写到：中共云南一大“开会二日，通告决议案四件，选出七人，组织临时省委。……临委在大会闭幕后，已经事实上负起责任，……名单如下：陈庭羲[廷禧]，吴缉熙，张舫，吴澄，陈家铣，杜涛，杨达经。”[3]273-274之所以说这7位委员必定出席了会议，理由很简单：王德三未出席会议结果未当选为新一届云南临委委员。

王德三（1898～1930年），原名王懋廷，字正麟，云南祥云人。1922年，王德三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陕西党团创建人之一，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1927年3月任云南省特委书记，1927年12月任云南临委书记，中共六大代表。

中共云南一大召开时，王德三出席中共六大尚未回云南。王德三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了这一点：“我到云南时，云南代表会已于十月十三日开过（我到滇是十一月十一日）。”[3]279王德三的资历比上述7位新临委委员都深，只因未出席会议且因为召开中共六大未回，就未能当选，足以说明陈庭羲、吴缉熙、张舫、吴澄、陈家铣、杜涛、杨达经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她）们是中共云南一大的出席代表。那么，他（她）们是以什么身份参会的呢？确定他（她）们的参会身份，也有助于其他代表身份的考证。

最容易确定的是张舫，他不在前16位之列。张舫（1898～1930年），云南南华人。1921年赴北京求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期间担任“新滇社”广州分社组长。1928年9月由中央派遣回云南，负责军事工作，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中最早从事军运工作的领导人。中共云南一大中当选为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常委。

其次是吴澄、吴缉熙，是所指的“旧特委二人”。旧特委是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特殊产物。《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对此也进行了说明：“白色恐怖来后，不唯工作的形势有了转变，就是曾经选出的临委委员已多数与党脱离。这时候林登③同志出省，仅剩赵祚传一人支持。四月内曾召集第二次扩大会议，推出赵祚传、吴缉熙、吴澄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暂时维持。”[3]273旧特委书记赵祚传（1903～1929年），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于1928年6月回家乡大姚，然而在9月27日准备返回昆明时不幸被捕。所以，中共云南一大召开时，云南特委委员仅有吴澄、吴缉熙。这次党代会中，吴缉熙当选为临委委员、常委，吴澄为临委委员。

“马关一人（知识分子）”是杨达经。杨达经又名杨立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在开化④做农运”[3]274。1927年底到文山洒戛竜开展地下活动。在洒戛竜，杨达经一方面帮助李国栋在学校里教书，一方面开办农民识字夜校，组建农民协会。1927年12月底，在严英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在洒戛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文山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杨达经当选为支部委员。杨达经说：“我是代表文山参加的”[5]100，并在中共云南一大中当选为候补委员。需要补充的是，向镇嵩在《马关早期革命先驱者》一文中说：中共云南一大召开之时，“向镇弼同志出席了会议。”[6]6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第一，文山地区出席代表仅一人，且杨达经当选为候补委员，还有其本人回忆录为证。第二，马关县第一个党支部是1929年春在八寨成立的，既无特委指定又无支部选举，是不能产生代表的。

其他人员只能凭借其工作性质以及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确定。

杜涛（1901～1929年），云南蒙自人。原名杜友菊，又名杜陶，字陶村。1919年发起组织蒙自中学学生爱国会，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随王德三等回云南不久奉调蒙自开辟迤南革命工作。1927年4月组建中共蒙自县支部，任书记。曾任中共迤南区委委员、书记等职。杜涛是蒙自人，且工作区域主要是蒙自，《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的临委委员介绍中也着重强调：杜涛“在蒙自做农运”[3]274。可以认定，杜涛是“蒙自三个”代表之一。这次党代会中，杜涛当选为临委候补委员。

中共云南一大虽然“是在党的六次大会精神尚未传达到云南和没有得到中央最近的政治指导的时期开的”[4]242。但“领导干部工人化”的错误倾向在云南地下党内已经存在。根据“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12月8日至9日，云南省特委在昆明召开的扩大会议中批判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并在上报中央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在组织上改正机会主义的影响。要从新造党，积极发展工人贫农的成分，……尽量提拔工农同志参加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会、农协等工作。”[3]169-1701928年2月8日，中央的致信中批复到：“常委须三人，最少有一工人同志。”[3]31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共云南一大的代表中就有“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二人、铁路二人、矿山一人、蒙自三人（农民二人）”。

《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的临委委员简历中介绍，“陈庭羲（廷禧），民十五年在广州入党，十六年回滇后，在迤南工作，并任蒙自县委书记，后改调铁路工运书记。……陈家铣，民十五年在云南入党，在蒙自芷村车站做机路工人，工运委员。”[3]273-274由此分析，“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二人”必是陈庭羲、陈家铣二人。这次党代会中，陈家铣当选为临委委员；陈庭羲因工人出身当选为临委委员、常委并任临委书记。

“铁路二人”是刘林元、巨柏年。浦光宗同志说：刘林元出席了这次会议[2]94。龚仁之在《革命烽火燃烧在个碧线上》一文中说：巨柏年出席了这次会议[5]183。虽然没有权威的文献为依据，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去确认：第一、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云南也是如此。1928年1月12日，龙云下令组织“清共委员会”，大肆抓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而在1927年12月8日至9日，省特委在昆明召开扩大会议就已经决定云南党的工作要从城市转入农村，工人运动以个旧锡矿和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为重点，其中，“滇越铁路，应以昆明、宜良、芷村为中心。……个碧铁路以碧色寨、蒙自、个旧为中心”[3]174。农民运动以蒙个区⑤为中心。第二、当时云南的主要铁路就是两条——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而且工作重心转移后的工人运动就是以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为重点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广泛性原则，推选的铁路工人两位代表必定分别来自于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第三、刘林元（1908～1967年），云南开远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任中共蒙自县委委员。1928年1月到滇越铁路芷村火车站工作，在铁路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6月任云南省铁路总工会主席。巨柏年（1905～1929年），祖籍四川。家境贫寒，自幼辍学，在滇越铁路昆明南站机修厂当技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个碧石铁路蒙自机修厂当技工，并做工运工作，组建了赤色工会。1928年6月1日云南省铁路总工会成立时任委员。由此可见，当年两人都是铁路工人且工作能力出色，均为云南省铁路总工会委员，不同的是，刘林元是滇越铁路工人而巨柏年是个碧石铁路工人，那么“铁路二人”不是刘林元和巨柏年又能是谁!

“矿山一人”是戴德明。理由有三：一是工作经历。同上所述，云南地下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的工人运动是以个旧锡矿和滇越铁路、个碧石铁路为重点。矿山代表必出于个旧锡矿。而戴德明（1909～ 1929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员，1928年在芷村区查尼皮一带搞农民运动，而且1928年8月，被调到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矿充当“砂丁”（即矿工），协助中共迤南区委书记李鑫在马拉格矿区开展革命活动。二是在中共云南一大后不久，即1929年2月当选为中共迤南区委委员。如果不是工作出色、没有特殊经历，当选中共迤南区委委员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三是有两个材料为佐证：浦光宗同志的回忆[2]94和《戴德明烈士传略》，传略中直接陈述：1928年10月13日，“戴德明作为矿工代表参加了会议。”[7]158

至于蒙自的两位农民代表，所知文献及回忆录中都未提及姓名。据分析，这两位农民代表极可能是李开文、孔发贵。因为：第一，云南地下党工作重心转移以后，农民运动以蒙个区为中心。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据点有4个——小东山、查尼皮、小塘子、倘甸。其中，小东村是党领导云南农民运动的发源地，1927年3月在此成立了迤南地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查尼皮是小东村之后党的最重要工作据点。小塘子隶属文山县。所以党代表应该从小东村、查尼皮、倘甸中产生。第二，倘甸的负责人是奎朝富，虽然他曾经因为强调干部成分在1928年4月中共迤南区第二次党代会中当选为书记，但因其工作能力有限“造成工作被动的局面”[8]25，于1928年6月的中共迤南区第三次党代会中被免职，所以奎朝富当选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可能性不大。第三，孔发贵为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理由是，他是蒙自早期农民党员（1927年入党），小东山的负责人，1927年12月当选为中共蒙自县委委员，1928年4月中共迤南区第二次党代会中当选为迤南区委委员，“小东山暴动”⑥和阿加邑秋收暴动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第四，李开文为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理由是，他也是蒙自早期农民党员（1928年入党），查尼皮的负责人，况且中共云南一大就是在李开文的家中召开的。他也是阿加邑秋收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1月19日，云南临委扩大会中还当选为临委委员。

李鑫同志肯定是出席党代会的代表之一。因为黄洛峰、浦光宗等人的回忆中都明确提到过⑧，而且李鑫的特殊经历也决定了这一切。李鑫（1897～1929年），云南龙陵人。1920年入东南大学农学系，1924年转到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经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回云南，发展党员，创建党组织。同年11月，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并任特支书记。1927年2月任省临委委员兼省农委书记。1927年底任中共迤南区委书记。1928年4月，由于中央要求各级党部必须提拔工农党员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未能继任迤南区委书记，但始终是迤南区委委员。同年化名“施鸿祥”深入个旧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矿山工人运动。所以，中共云南一大代表中“南区委员一人”就是李鑫。

黄洛峰和浦光宗都是中共云南一大代表。两人的回忆录可以相互佐证：黄洛峰说：“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浦光宗是同我一同去的。”[1]50浦光宗说：我“出席了这次会议，……黄凯（即黄洛峰）等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2]94那么这两人又是以什么身份参会的呢？

黄洛峰（1909～1980年），又名黄凯，云南鹤庆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受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委派到易门县城高等小学堂，举办第二期寒假义务学校和师训班，开展党的工作，建立秘密党团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领导组建了安宁、易门、禄丰3县特委并任特委书记。黄洛峰是以教员的身份在易门等地开展工作且任三县特委书记，所以黄洛峰就是中共云南一大代表中的“易门一人（教员）”。

浦光宗（1903～2003年），云南省昭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云南省特委指定浦光宗负责云南学运和赤色济难会的工作。马逸飞在《早期革命活动的回忆》中说：“1927年底，我离开昆明时，省学联的工作交东陆大学学生浦光宗负责。”[3]490浦光宗本人说：“我当时因负责学运，出席了这次会议。”[2]94所以中共云南一大代表中的“昆明一人（学生）”是浦光宗。

关于石屏代表，杨东明同志在《记蒙自查尼皮会议》中说他出席了会议[5]112。但从文中分析，杨东明参加的这次会议并非中共云南一大，而是1928年6月在查尼皮召开的中共迤南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再说，《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所说的石屏代表为学生，杨达经同志的回忆也说石屏代表是一名学生[5]100。而杨东明1927年入党前已经从石屏县立中学校的第一班师范讲习班毕业[9]184，其本人也说：“1928年春，……正准备学年开始的工作。”[5]111也就是说，杨东明此时的身份是教员并非学生。那么这位石屏学生代表是谁？《民主革命时期的石屏一中》记载：1927年冬“在昆明成德中学入党的张春旭，受省特委的派遣回石屏建立中共地下组织。第一班师范讲习班毕业生杨东明、三班学生李艺六、四班学生吴循儒入党，成立中共石屏支部，由杨东明负责。1928年苏宝鼎在昆明入党回石屏任教，后发展学生翟光熙、谢海宴、李世和、吴沛泽等入党，成立石屏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由吴循儒任书记。”[9]184石屏中学是1923年创建并招收第一届学生的，以后每年招收一班，直至1937年才有所变化。吴循儒是四班学生即1926年入学，中共云南一大召开之时其仍在校，又为石屏中学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由此分析，符合“石屏一人（学生）”条件的，吴循儒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在浦光宗等人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一个人，不得不引起注意，这个人就是朱晓光。浦光宗同志写的《吴澄烈士略传》、《回忆蒙自查尼皮村的云南省代会及龙翔街会议》中均说：“朱晓光也参加了会议。”并且“朱晓光是昆明学运负责人之一。”⑨马伯周在《杜涛烈士传记》中也认为朱晓光参加了中共云南一大[2]174。传记附言中写到：“此稿曾先后走访了当时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负责人杨青田、马逸飞、浦光宗、雷必兴、宋方、吴少默等老一辈革命同志，中共蒙自县宣传部刘文耀与汤兆文、缪弗庵以及涛侄天泽等都提供了具体材料。”[2]188几组材料相互对照，增强了朱晓光是中共云南一大代表的可信力。朱晓光是当时云南学运负责人之一，而学生运动工作是隶属于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的，所以中共云南一大代表中的“少共一人”应是朱晓光。

三、总述

总之，1928年12月16日《云南临委给中央的总报告》中“中共云南一大出席代表17人”是准确的，综合以上分析、考证，初步认为17位出席代表的具体姓名分别是：

蒙自三人（农民二人），即杜涛、李开文、孔发贵；铁路二人（工人），即刘林元、巨柏年；矿山一人（工人），即戴德明；石屏一人（学生），即吴循儒；马关一人（知识分子），即杨达经；昆明一人（学生），即浦光宗；易门一人（教员），即黄洛峰；少共一人，即朱晓光；旧特委二人，即吴澄、吴缉熙；指定参加的工运委员二人，即陈庭羲、陈家铣；南区委员一人，即李鑫；中央派来做军运工作一人，即张舫。

注释：

① 此处数字相加为16人，另外1人是刚由中央派来做军运工作的张舫。

② “□□同志函”即王德三同志于1928年12月24日写给中央的《关于云南农村斗争给中央的报告》。

③ 林登，王德三的化名。

④ 开化，即现在的文山。

⑤ 蒙个区亦称迤南区，包括蒙自、个旧、临安（今建水）、阿迷（今开远）、弥勒、石屏、靖边（今屏边）、开化（今文山）等地。

⑥ 1928年1月的“小东山暴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云南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

⑦ 1928年10月31日省临委和迤南区委领导了阿加邑秋收暴动，最终因行动暴露而终止。

⑧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三辑），第50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第155页，第94页。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第155页；云南省红河州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红河文史集粹》（上册），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1］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三辑）[C].1980.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C].1981.

［3］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C].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4］ 云南省总工会工人运动史研究组. 云南工人运动史资料汇编[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5］ 中共蒙自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蒙自县党史资料（第1辑）[C].1987.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马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C].1989.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个旧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个旧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C].1990.

［8］ 中共蒙自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 中共蒙自县党史资料（第三辑）[C].2003.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红河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红河州文史资料（第十辑）[C].1989.

Textual Research in Delegates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Yunnan

HE Liang-lin, ZHU Zhi-xia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 China)

It is sure that the first congress of Yunnan was held in MengZi in October 13th, 1928. But for a long time, it has different versions about the attending delegates, especially the name of the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is still not clear. Based on the archives material and memories provided by attending delegates or the revolutionary comrades, we engaged in extual research for this problem now. Our purpose is to restore history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he First Congress of Yunnan; delegates; extual research

D235.74

A

1674-9200（2014）05-0049-05

（责任编辑 杨永福）

2014-03-28

贺良林（1972-），男，河南信阳人，红河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