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玉文

历史上，安徽境内曾先后有两个中共皖西北特委。第一个皖西北特委，是在1931年4月皖西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为加强党组织领导，由原中共皖西特区临时委员会改组而成，隶属中共鄂豫皖特委。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同年12月，此特委更名为皖西北道委。

第二个皖西北特委，是在1935年2月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示精神成立的。在此之前，江北皖境有两个中心县委，一个是皖西（合肥）中心县委，一个是皖北（寿县）中心县委，皖西北特委就是由这两个中心县委合并而成。新成立的特委直属上海中央局，是当时江北皖境最高级别的党组织。

本文所说的就是1935年2月成立的第二个皖西北特委。其在巢县（今巢湖市）的隐蔽斗争，可以说是白色恐怖时期保存革命火种的一个成功范例。

组建于危难之时

1935年2月，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期。其时，中央红军还在长征路上艰难跋涉，鄂豫皖根据地也大部失守，中共皖西北特委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组建起来的。

说起皖西北特委，首先要了解刘敏这个人。刘敏，1905年出生于肥西县井王乡，1928年在六安师资讲习所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夏去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次年6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巡视员，到合肥、舒城、庐江、巢县指导工作。不久又去东三省巡视。

1932年10月，中共中央得悉合肥中心县委因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后，速派刘敏到合肥做中心县委的恢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考查，刘敏逐个联系上了仍在坚持斗争的大部分骨干同志。次年三四月间，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组建了以刘敏为书记的合肥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合肥及邻县党的工作。此后，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党组织和游击武装一度有了较大发展，但不久又遭到敌人的袭击和破坏，队伍损失惨重，刘敏的夫人宋继蕴也被捕牺牲。在病魔（肺病发作，时常大口吐血）和失去亲人的双重打击下，刘敏毫不气馁。他擦干眼泪，总结教训，制定和实施了一套更为严密的党员干部考查和联络制度，继续坚持斗争。

1934年8月，中共寿县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转移到合肥。两个中心县委在一起研究决定：将两县的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合并，成立中共皖西北中心县委和游击大队，并报告上海中央局。10月，上海中央局来信，要求成立安徽省委，由刘敏任书记。面对来信，由刘敏深思熟虑，觉得此时成立省委有点不切实际，随后向中央局报告，建议成立特委。中央局同意了他的意见。1935年2月，中共皖西北特委在肥西县缺牙山宣布成立。特委书记刘敏，组织部长张如屏，宣传部长李德保，妇女部长王天云。特委机关设在寿县。特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合肥、寿县、舒城、庐江、巢县、颍上、凤台等十几个县。特委领导下的游击武装合并为皖西北独立游击师，辖3个连，约400人枪。游击师师长孙仲德，政委张如屏，参谋长曹云露。

特委机关移驻巢县

在特委的领导下，合肥、舒城、六安、寿县、无为等县的党组织活动逐步恢复。刘敏还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派游击师师长孙仲德率部分武装进入大别山，与在此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取得联系，并配合红军在舒城、肥西打了几个胜仗。

1935年夏，特委委员李德保等叛变，致使特委有3名委员被捕，游击师留在合肥的近200名战士也在黄渡之战中大部牺牲。不久，孙仲德带领的游击师主力，在皖西各县国民党保安队和流亡在皖西的东北军围堵、“清剿”下，也损失惨重。

形势急转直下，刘敏据此先后两次分别在肥西缺牙山和庐江宋家小圩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保存精干，分散活动”的战略性决策。会议还对特委进行了改选：书记刘敏，副书记曹云露，组织部长张如屏，宣传部长曹云露（兼），军事部长孙仲德，农运部长张士发，妇女部长凤兆鲁，青年部长杨银声；另新增顾鸿、奚业胜、陈郁发为委员。

“保存精干，分散活动”的战略实施，首要问题是选好特委机关新的驻地。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此时的特委成员和游击武装被迫向南撤退，设在寿县的特委机关已很难及时有效地指挥全盘，必须尽快另选驻地。刘敏经过反复思考，认真比对，最后决定将特委机关移驻巢县。理由有三：其一，巢县地处皖西北特委工作范围的边缘区，同时也是敌人非重点防范区，客观上比别的地方要安全一些；其二，巢县水陆交通方便，有利于秘密工作的交通联络；其三，刘敏曾去巢县巡视过，对那里的情况有所了解。那么，究竟把特委机关放在巢县什么地方比较稳妥？刘敏想到了巢县县城卧牛山下的普仁医院，他曾在那里看过病。卧牛山是巢县县城内的城中山，山不高，但山上树木葱茏，并修有凉亭、步道，是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巢城的北大街于20世纪初依卧牛山而建，由于环境幽雅，清爽宜人，一座座深宅大院便成了当时巢县富人的闲居之所。外国传教士也在这里凑热闹，北大街113号的一座拥有70余间病房的普仁医院，就是他们的杰作。医院北邻一座两进两厢的阁楼式院落，是当时巢城生意兴隆的大米交易场所，俗称“米商大屋”。1936年4月，特委组织部长张如屏，通过普仁医院的医生魏慕华、袁冠英的帮助，以大米商的身份，在米商大屋租了两间房子，带着妻子陶静冰和大女儿张佳良，在此住了下来。这两间房子，自此成为皖西北特委机关的秘密驻地，组织部长张如屏受刘敏委托，在此主持特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隔壁的普仁医院，也同时成为特委机关的秘密联络点。同住特委机关的，还有以“老板”张如屏的伙计身份出现的特委委员陈郁发，以及进入普仁医院执业从医的两位游击师的医护人员。

特委机关移驻巢城后，其他特委委员也都在周边分散开来。特委书记刘敏去了巢县黄麓师范，边教书边养病，同去的还有特委委员、青年干事奚业胜。特委委员、青年部长杨银声，被安排到离黄麓师范不远的巢湖边的中庙小学，以教书为名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孙仲德，租了一条大船，在巢湖的通江主航道裕溪河至长江芜湖港上下跑运输，一方面为巢城米商大屋的张如屏提供大米等物资，筹取特委的活动经费，另一方面在途中各地搜集情报，并寻求与党中央的联系。特委委员、军事干事顾鸿，带领游击武装活动于庐北、巢南一带，并在无为的瓜棚，巢县的沐集、散兵等地发展党员，建立秘密通道。此时，特委的工作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指导分散在巢县、无为、庐江、繁昌等县开展活动的特委人员和游击武装。

特委机关的对外联络十分严谨。由水路来巢城的情报人员，从天河东门码头上岸，进入特委设在码头附近的米市巷秘密联系点，对上暗号，入住指定的旅馆等候，后由专人带进北大街的米商大屋，由陈郁发接待，必要时晋见“老板”张如屏。陆路进入巢城的情报人员，先要化装成伤病员进入普仁医院，与以医护身份为掩护的特委机关工作人员对上暗号后，当日或数日后由专人带进隔壁的米商大屋。由于安全保障措施得力，特委机关在巢城的活动隐蔽得非常成功。

特委在巢期间的工作成果

中共皖西北特委在巢县一年多时间内，并不只是消极地隐蔽、等待，而是通过积极的有时甚至公开的斗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而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皖中地区党组织活动的一大亮点。

特委青年部部长杨银声，于1936年秋在中庙小学成功地组建了全省第一个抗日救亡儿童团。儿童团由四、五、六3个年级50多名年龄较大的学生组成，他们利用星期日和学校放假的时间，到周边农村教农民识字，为农民读报，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儿童团成员在开展活动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爱国和进步思想的熏陶，其中有10多位同学后来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特委副书记曹云露和顾鸿等人组织了一个“摸瓜队”，专事惩治叛徒和地方恶霸。在庐江县戴家桥，摸瓜队活捉了叛徒姜必胜和恶霸地主、国民党庐江县县长汪培实的叔父汪显培。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摸瓜队公开处决了姜必胜和汪显培。这件事在巢无庐地区引起很大轰动，群众拍手称快，地方反动政府一片恐慌。

特委还在巢南等地组织群众开展扒粮斗争，既解决了群众生活的疾苦，同时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扒粮”，类似于中央红军在江西、湖南等地的“打土围子”，就是打下地主恶霸和土豪劣绅的庄园，让群众进去扒走粮仓中的粮食。在扒粮行动前，特委将参与扒粮的群众编成大队和小队，小队以一个村庄为单位，大队以支部为单位。行动开始后，小队在大队的指挥下，依次进仓扒粮。粮食扒到手后，特委的武装负责护送。为了保护群众免遭报复，特委要求参与扒粮的人都头戴一顶马虎帽，只露两只眼睛在外。扒粮斗争首先拿庐江大地主宛新如、季大功开刀，百余名群众在两家粮仓扒出粮食500余担。接着，巢南的卜庙、高林、槐林、坝镇的农民也都纷纷行动起来。扒粮斗争随后席卷整个巢无庐地区。为了及时将群众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特委在组织扒粮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坝镇、沐集、丁家庄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宣传团结抗日，组建人民武装。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号召各阶层人士，制止内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示精神，1936年10月中旬，特委军事部长孙仲德、军事干事顾鸿等15人，化装成学生，在巢无庐3县交界地六凤山，借当地赶集唱戏的场地，向前来看戏的群众散发传单，并由孙仲德登台演讲，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台上孙仲德慷慨陈词，台下数千群众情绪激昂。演讲结束后，当场就有百余名青年报名，要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些人连同游击师的剩余人员，后来成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一部分。此外，负责情报和联络工作的孙仲德、顾鸿等人，联系上了在皖西北战斗中的一部分失散人员，使他们重新回归革命队伍，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找到了党中央，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特委工作的正确方向。

特委成员应召奔赴延安

1936年夏，特委跑上海交通的薛汉章叛变，致使特委与中央局的联系中断。在此情况下，刘敏抱病赴沪，得知中央局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同时从报纸上获悉，党中央已经去了陕北。11月刘敏回巢，旋即召开特委会议，通报了这一最新情况，并决定委派孙仲德去陕北寻找党中央。1937年4月，孙仲德辗转到达陕北，向中央汇报了皖西北特委两年多来的活动情况。5月，孙仲德返回，向特委传达了中央要求特委成员分批去延安学习的指示。6月，中央组织部派宋天觉代表党中央来巢县接收皖西北特委。随后，刘敏、曹云露、孙仲德、顾鸿、杨银声、奚业胜等第一批奔赴延安。行前，刘敏自筹1500块银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央。8月，张如屏、陈郁发等第二批去延安学习。皖西北特委在巢县的光辉历程，至此终止。

由于皖西北特委机关在巢县的活动极其严密，当地几乎无人知晓。值得庆幸的是，到过巢县的特委成员，多数都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穿越过来，解放后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张如屏在延安学习后，曾任中央军委组织部干部科长，解放后历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人事部第一副部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孙仲德在延安学习后曾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七师参谋长，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顾鸿在延安学习后曾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二营营长，解放后曾任华东军区第十六步兵学校校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杨银声在延安学习后被分配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解放后于1951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六十五军一九五师政委，回国后曾任总参二部政委、二炮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奚业胜在延安学习后被分配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工作，解放后调入国家外贸部门，曾任中国驻锡兰大使馆商务参赞、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代表（大使级）等职。陈郁发在延安学习后曾在山西、湖南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南局财委副主任，广东省财委副主任，湖南省总工会主席、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特委书记刘敏当年在赴延安学习途中到达陕西三元县时，接中央指示，被转派河南，重建省委，此后又被派往徐州巡视，并参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1938年4月因病调回延安休养，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在转移途中的陕西临县三交镇病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党史的资料征集工作渐成气候，而此时原特委成员的多数老同志尚健在，从而揭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题图为巢县卧牛山麓的普仁医院——中共皖西北特委机关秘密联络点旧址）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