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永艳

（富宁革命纪念馆，云南 富宁 663400）

浅述富宁土戏文物

毕永艳

（富宁革命纪念馆，云南 富宁 663400）

富宁土戏历史悠久，蕴含的民族历史文化厚重而丰满，无论是壮家人的生产生活、审美情趣、文学素养还是宗教信仰、民族风俗、社会道德等，都能从富宁土戏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并展示出独特的民族性。富宁土戏文物中的“六益戏神木偶像”“索乌减免税赋执照碑”“沈土司祠堂硬山顶山墙下碱须弥座”“古剧本《玉其宫》”就是承载壮族历史文化最好的实物证据,也是研究富宁土戏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

富宁土戏文物；戏神木偶像；执照碑；土司祠堂须弥座；古剧本

富宁土戏是云南壮剧的一个重要分支，演唱四种腔调，即〔哎依呀腔调〕〔哎的呶腔调〕〔依嗬嗨腔调〕和〔乖嗨咧腔调〕。据《云南壮剧志》载：“哎依呀”是云南壮剧最古老的腔调，源于富宁县的壮族民歌〔分呃哎〕调（分是壮语，即山歌，也有唱山歌的意思），形成于清乾隆或嘉庆年间。[1]8

富宁土戏在最繁荣的时期曾有134个戏班，近年来正常开展活动的只有35个戏班了。在各个戏班里，不仅传承着各自的唱腔特点、各自的服饰和扮相特征，还保存着一批珍贵的民族文物，这些文物随戏班起起落落，见证了土戏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演进，也再现了壮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形态。自2013年至今，在我们调查走访的戏班中，无论戏班目前是否正常开展壮剧活动，土戏文物一直被戏班的民间艺人悉心珍藏。这些文物作为土戏实物资料，对于认识土戏发展的历史面貌，探索富宁土戏艺术形态的历史成因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诸多戏曲文物中，大体可分为演出用具、绘画雕塑、古戏台遗迹、古剧本和遗存、戏曲起源5类。富宁土戏文物同样可从这五类区分。通过调查走访和分析研究，现对最近调查的部分文物作简要阐述。

一、六益戏神木偶像

六益戏神木偶像由一整块木材雕刻而成，木偶像保存完整。木偶身为圆柱形，身部削为10边棱形，较光滑，底部为10边棱圆形。通高25厘米，其中：头长9厘米，身长16厘米，底直径6.5厘米。木偶人，男性，五官立体，长耳、浓眉、高鼻梁，外眼角向上翘，嘴微笑，神情肃穆而慈祥，头顶用黑墨染黑为发。身上穿衣（已破损），胸襟为心形，于颈后系结，衣襟中间绣八角图案，由红、玫红、蓝、白四色组合，八角图案自下而上由3个大小不等的八角图案重叠而成。衣襟由一根红布条于颈后系结，系结后余留在左右两侧的布条宽11厘米，左侧长68厘米，右侧长38厘米，颈后布条起到帮助木偶固定在案上的作用。

“富宁土戏的演出习俗，有一整套的习俗仪式，其内容多为消灾祈福，驱鬼除邪，祝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之类。其习俗有简有繁，自成规矩，世代相传。”[1]313富宁土戏的演出习俗有搭台、供戏神牌位、请神敬神、启动锣鼓、大闹台、化妆、穿衣、开台、踩台、出八仙、跳加官、扫台等等。六益戏神木偶像就是富宁土戏演出习俗中请神敬神的神器，由六益同兴班使用并收藏。六益同兴班隶属富宁县剥隘镇甲村村委会，是甲村村委会创建最早的戏班，唱〔哎依呀腔调〕。六益村每年都要和广西的大乐、富宁县剥隘镇的标村、佣村、六益轮流赶陇端街，六益村是每年的农历3月27日开街，26日晚彩排前，摩公要举行迎请戏神的仪式，将戏神木偶像恭恭敬敬请出并安放于案桌上，焚香化纸，作揖敬拜，现场香烟缥缈，庄重肃穆，仪式结束才能排练。27日开街时，由摩公率二男二女四演员在吹打乐的伴随下到本村土地庙祈拜，吟颂咒语，祈求神灵护佑陇端街顺利；保护村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老幼平安。然后将戏神请到舞台上，由摩公在幕后置一供桌，上摆一米碗，一块猪肉、一只熟鸡及棕粑、米花糖、油团粑等壮乡美食，将戏神木偶像安置于米碗后，摩公开始敬上三杯酒、点三柱香，边焚纸边祈祷，请神敬神仪式结束后方可开街和演出。请神敬神仪式一是表达对戏神的敬畏；二是祈祷排练顺利、演出成功；三是请诸神驱鬼除疫、护佑村民平安吉祥。

所以戏神的存在，与壮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相符，六益戏神木偶像就是六益村民们敬畏的戏神并被保存至今。

二、索乌村减免税赋执照碑

索乌村隶属富宁县剥隘镇者宁村委会，该村于2005年百色市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时搬迁至新址，随之搬迁的还有一块减免税赋执照碑，现安置在新建的老人亭内。石碑坐北朝南，通高87厘米，宽70厘米，厚10厘米，半圆额，青石质。额部自右至左横书“执照”二字（楷书），二字间镌刻属地官方印章纹。正文竖排阴刻共十七行，335个字，其中可辨309个字，从右至左，自上而下阅读。内容为富州沈土司颁布减免索乌寨大堂更鼓、鼓房鼓手、小差三项税赋项目的官方文书。石碑清楚的标明是道光三年（1823年）八月初二立。

《富宁县志》载：沈氏家族第26任土司沈佩与于嘉庆17年（1812）承袭，道光26年（1846）佩与死。[2]534很显然，这块执照碑是沈佩与在任土司期间颁发的，至今已近200年的历史。壮族相信“灵魂不死”和“万物有灵”，由最初的自然崇拜发展到图腾崇拜、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3]25沈世土司是古代富宁壮族地区有权有势的世袭土官，现在很多壮族村寨都把沈世土司作为祖先来崇拜。执照碑是第26代世袭土司沈佩与颁发的，索乌村就把沈土司颁发的执照碑安置在老人亭内作为本土神灵供村民世代供奉祭拜，索乌村的大小祭祀活动都在执照碑前举行。“索乌同乐班是富宁土戏演唱“哎依呀”较早的班社之一。”[1]286富宁土戏班演出时都有请神敬神的演出习俗，虽然执照碑内容跟壮戏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但由于石碑年代久远，是村民世代供奉的本土神灵，所以索乌村赶“陇端街”时，索乌同乐班都要演出土戏，戏班都会在演出开始前，由摩公率领小生小旦各一人（金童玉女）在吹打乐的伴随下到老人亭执照碑前举行请神敬神的祭祀活动，焚香化纸、祈祷祭拜，奉请沈土司神灵保佑陇端街开街顺利、不生事端，戏班演出成功；护佑本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安康。可见沈土司颁发的执照碑在村民心中的重要地位，也同样体现出土戏在壮族人民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

三、沈土司祠堂硬山顶山墙下碱须弥座

沈土司祠堂位于富宁县归朝镇后州村。《富宁县志》载：“富州土司肇于元初，盛于明清，败于清末，替袭24代，28任，625年”；“清乾隆间，迁后州村建衙门，称土富州，隶广南府。”[2]532由此可见，沈土司祠堂就是清乾隆年间建造的，具体建造日期待考。现存祠堂于2004年按原状重修，尺寸、方位和布局均未改变，只是在砖瓦和木作等用材上有些许变化。坐南朝北，砖木结构，硬山顶，开三间，通面阔 13.5米，进深 10.2米。该祠堂属于硬山顶的建筑，宗祠屋面以中间横向正脊为界分前后两面坡，但屋面不悬出山墙之外，左右两面山墙高出屋面，故为硬山顶型建筑。

沈土司祠堂硬山顶前廊东西山墙下碱均置放通高52厘米，长52厘米，宽50厘米方形青石质须弥座各一方。须弥座是由佛座演变来的，一般多用于宫殿、庙宇等重要建筑物上。每方须弥座现三面，须弥座的上枋下枋均无雕饰，上枭和下枭均无伏莲饰；每面束腰中的壸门均刻有不同形态人物的浅浮雕图，蕴含不同的寓意，每面壸门左右分别刻有两台竖形叠加的月牙作饰。现对东西两方须弥座束腰中6面壸门内的浅浮雕图逐一介绍如下：

（一）东面山墙下碱须弥座

1.正面束腰：高22厘米，宽35厘米，左右分别刻有两台竖形叠加的月牙作饰，高22厘米，宽5.5 厘米（以下所有月牙石饰尺寸同上）。束腰正中的壸门高22 厘米，宽24 厘米，壸门内刻浅浮雕人物为一执扇“小生吟诗图”，面损，长袍，戴帽，似“书生”扮相，背对观众，右手执扇藏于身后，左脚半蹲，右脚向前伸，似书生吟诗行走状，一副逍遥自在、悠闲自乐的形态。令人称奇的是，须生手中仅约2厘米见方的手中扇面竟微雕“乐琴书以消忧”六个字，字迹工整，笔锋遒劲；人物左旁饰树一株。“乐琴书以消忧”出自东晋时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2.左侧束腰损毁严重，人物图案仅可看其戴帽，长袍，旁边没有花鸟树枝纹饰。

3.右侧束腰：高22厘米，宽26 厘米（含月牙饰），外侧仍刻有两台竖形叠加的月牙作饰，壸门高21厘米，宽20厘米，壸门内刻浅浮雕人物为“武生佩剑图”，武生扮相，长袍，戴将军帽，长须，腰间佩剑，左手持剑柄，右手捋胡须，袍绣祥云海水纹。五官较清晰，眼睛炯炯有神，形态威武。

（二）西面山墙下碱须弥座

1.正面束腰：束腰高22厘米，宽35厘米，左右仍分别刻有两台竖形叠加的月牙作饰，壸门高21厘米，宽24 厘米，壸门内刻浅浮雕人物图案为“须生吟唱图”，须生扮相，身高13.5厘米，面对前方，嘴大张，长须，戴官帽，左手向后高举扇子，右手捋须，袖口宽大而飘逸；同样，在仅约2厘米见方的手中扇面微雕“坐乌台而攻书”六个字；人物右侧刻有假山、花卉纹饰。人物仰面捋须举扇亮相，生动而夸张，嘴张开仿佛正在演唱，形象栩栩如生，神情生动。“乌台”可能源自苏轼的“乌台诗案”影响，意指：御史台。此句重点在于“攻书”，寓意勤勉读书。

2.左侧束腰：束腰高22厘米，宽26厘米（含月牙饰），束腰内壸门高21厘米，宽20厘米，壸门浅浮雕图案为“渔翁垂钓图”，图内渔翁身高14.5厘米，头戴草帽，渔翁侧身，目视左前方，炯炯有神；右脚半蹲，左脚向前伸，左手在胸前捋须，右手手持鱼竿举过头顶，鱼竿垂鱼线，在鱼线下端刻一鱼，口含鱼线，冒出水面，渔翁袖口半卷，阔腿裤，腰前系围腰。水波粼粼，鱼线晃动，垂钓的愉悦之情映入眼帘。持杆捋须下蹲的形态恰似土戏表演中的亮相动作，真实而夸张，令人扼腕惊叹。

3.右侧束腰：束腰高22厘米，宽26 厘米（含月牙饰），束腰内的壸门高21厘米，宽20厘米，壸门内浅浮雕为“书生赶考图”，书生身高14.5厘米，五官损毁严重，戴帽，衣袖飘逸，袖口宽大，衣袍有简单纹饰；前身稍向左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左手执扇于胸前，右手拿伞，左肩斜挎包袱一个，不禁让人联想到土戏《柳荫记》中梁山伯赶考的土戏形象。浮雕图右上角有祥云图案，扇面文字损毁，疑似刻“□□而祛□”。

从祠堂2方须弥座束腰的6面壸门8幅浅浮雕图案来看，沈氏土司受中原文化影响，通晓古典文学和史书，且将之与壮文化相融合；从浮雕人物的神态、服饰、站姿和扇面文字等观察，既有汉族文化内涵，又有壮民族艺术元素。将图案刻在祠堂须弥座中，可能借以表达对知识和古人的尊重，同时也能看出当时的富州土官对艺术的喜爱。8幅浅浮雕图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1. 不管是须生、书生、武生还是钓翁，他们的服饰、道具都具有富宁土戏的服饰特点，特色浓郁。2. 微雕技艺高超，“乐琴书以消忧”“坐乌台而攻书”非常人所能。3. 人物形态各具个性：“小生吟诗图”的逍遥自在、悠闲自乐；“武生佩剑图”的威武雄健、坚毅伟岸；“须生吟唱图”的风流倜傥、浪漫飘逸；“渔翁垂钓图”的潇洒夸张、豪放张扬；“书生赶考图”的清高儒弱、平静淡定，每一幅都像表演一出土戏剧目，无不让人回味无穷。4. 人物动作大方夸张：“小生吟诗图”背手执扇吟诗行走状；“武生佩剑图”持剑捋须；“须生吟唱图”仰面张口捋须举扇；“渔翁垂钓图”伸脚半蹲捋须举杆；“书生赶考图”执扇握伞侧身回眸，每一幅的动作恰似土戏表演中剧中人的定场和亮相，戏曲特征浓烈的不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联系到“清乾隆间，迁后州村建衙门……，”沈土司祠堂在此期间建造；祠堂内供奉沈氏世袭土司牌位和戏班祖师爷牌位，牌位正对门外十米开外矗立着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岁次庚戌仲冬越朔望陆毅旦沈毓栋之志”等23个繁体字的石灯柱。到此，是否可以说乾隆间建造的沈土司祠堂、沈毓栋立的石灯柱和沈土司祠堂硬山顶山墙下碱须弥座就是云南壮剧形成于清乾隆或嘉庆年间的实物佐证？或者说他们共同见证了云南壮剧形成和发展的成长历程？不管怎么说，沈土司祠堂硬山顶山墙下碱须弥座就安安静静地置放在沈土司祠堂硬山顶前廊东西山墙下碱之中，凝望着世事的无尽变化和富宁土戏的坎坷和沧桑，这是不争的事实。

四、古剧本《玉其宫》

《玉其宫》剧本为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抄。原始书籍长23厘米，宽22.2厘米，纸张17张。2007年征集入富宁革命纪念馆，油纸封面，内页为绵纸，年久保护不善，书籍本体出现虫蛀、变薄、发黄等现象。采用古籍修复方法修复该书，修复后长28.2厘米，宽24.1厘米，厚0.3厘米，重0.15千克，纸张17张，依原书为线装本。

剧本为自右向左，自上而下书写和阅读方式，每页均为11列，全书约4000字。全文用毛笔书写而成，断句处用红褐色标示，全文楷书，用古壮字书写台词，书写整齐。

古剧本《玉其宫》是富宁县剥隘镇百鹅动乐班至今常演不衰的剧本，用〔哎依呀腔调〕演唱，是讲述唐朝名将尉迟恭的故事，根据壮族说汉话时吐字不明的特点，“玉其宫”应为“尉迟恭”。“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剧本中最早的一个剧本”[4]326。该剧本以尉迟恭为主角，以尉迟恭、梅氏、宝林一家三口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该剧目与其他地方的《白良关》《小尉迟认父》《梅秀英》等在故事情节上略有不同。《玉其宫》最突出的一点在结尾处：夫妻相认时，梅氏斥责尉迟恭而取得丈夫谅解，这种结尾的剧目在少数民族戏曲中很少，体现了很明显的男女平等观念，展现了壮族群众清晰的社会道德观。此外，剧本距今有157年的历史，保存期间历尽坎坷，但土戏老艺人都能悉心珍藏，可见土戏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态，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一个灵魂伴侣。《玉其宫》能保存至今，是因为这本书的沉甸来自于历史的积淀和民族的智慧。

以上4件富宁土戏文物，仅只是云南壮剧文物中的一部分。由于壮剧民间艺人的悉心珍藏，还会有很多的壮剧文物深藏在民间，我们将极尽全力去挖掘它们、发现它们、接近它们、保护它们，届时我们还将会把那些珍贵的壮剧文物介绍给大家，和大家一起共同传承壮剧、保护壮剧。

［1］ 何朴清. 云南壮剧志[G].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

［2］ 云南省富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富宁县志[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3］ 玉时阶. 壮族民间宗教文化[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4］ 黎方，何朴清. 云南壮剧史[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A Study of Relics of Funing Folk Drama

BI Yong-yan
(Funing Revolution Memorial, Funing 6634000, China)

Funing folk drama contains strong and dense minority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long history, which is fully revealed not only from daily life, esthetical interests, literature background but also from religious beliefs, customs and social morals. “Liuyi puppet of God of drama”, “Suowu license stele for reducing or exempting taxes”,“Jianxumi pedestal under the separating wall of Yingshanding-style house in Sheng Tusi temple”, and ancient script“Yuqigong” are the best material evidence containi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ality and important material proof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ning folk drama.

Relics of Funing folk drama; puppet of god drama; license stele; Xumi pedestal in Tusi temple; ancient script

K875.5

A

1674-9200（2014）05-0007-04

（责任编辑 杨爱民）

2014-09-22

毕永艳（1984-），女，云南临沧人，富宁革命纪念馆馆员，主要从事文物调查与鉴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