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雄

（香港能仁专上学院中文系）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从城父地望看《史记》三家注中的地理资料

曾志雄

（香港能仁专上学院中文系）

《史记》三家注中有丰富的地理资料，由于注释体例不一，也不主于一家之说，三家注中关于地名的注释往往是非莫辨，地望难明，而当中所蕴含的宝贵经验亦因此多为人所忽略。《史记》“城父”三家注的注释即属此类。通过穷尽搜罗三家注关于城父的各条注释，分析三家注注释地名时产生混乱的原因，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三家注注释地名的特点，以便有效利用三家注中的历史地理数据。

三家注；地望；城父；历史地理

一、《史记》城父的地名

《史记》“城父”出现了18次，除了2次为人名外①两次的人名为:第一次是“（齐）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于北门”（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次是“齐惠公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两次都是同一人。，其余16次都是地名。这16次的城父地名如下:

1.二年冬……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卷六《秦始皇本纪》）［1］270

2.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卷七《项羽本纪》，331-332）

3.（汉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何）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卷八《高祖本纪》，378）

4、5.（陈愍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卷三十六《陈杞世家》，1583）

6、7.（楚平王）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卷四十《楚世家》，1712-1713）

8.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卷四十《楚世家》，1717）

9.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卷四十七《孔子世家》，1930）

10.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卷四十七《孔子世家》，1932）

11.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卷四十八《陈涉世家》，1958）

12.（费）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2171）

13、14.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愿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2172）

15.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2339）

16.（楚昭王二十七）救陈，王死城父。（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674）

由于《史记》在不同篇章之间采用“互见法”记述同一件事，所以遇到一件事分述于不同篇章的时候，内容往往详略不同。因此，上述16次跟城父有关的历史，可以按照记事内容加以系联，借此判断涉及的地名是否属于同一地望。根据这个原则，第1、11次属于同一史事，所以这两次的城父可以系联为一组地望①第1次的陈胜和第11次的陈王是同一个人。陈胜，字涉。；同理，第2、3次的城父可以系联为一组地望，第4、5、8、9、10、16次的城父可以系联为一组地望，第6、7、12、13、14次的可以系联为一组地望，第15次无法系联，为单独的记事。换言之，这16次城父，可以归纳成5组地名。这5组城父地名分属于不同的地点还是同属一个地点，《史记》三家注怎样注释，本文主要关心这些问题。

二、《史记》三家注的城父地望

根据第1次“（章邯）杀陈胜城父”，第11次“（陈王）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内容均为陈胜被杀之记事。由于二者为同一件事，“城父”和“下城父”应该是同一个地点的不同记述。钱穆《史记地名考》把城父和下城父合为一条，位置定于今安徽亳县东南。［2］590

第1次“城父”下张守节《正义》注云:

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亳州所理县。”

第11次“下城父”下，裴骃《索隐》注云:

按：旧以陈王从汝阴还至城父县，因降之，故云“还至下城父”。又顾氏按：《郡国志》山乘县有下城父聚，在城父县东，“下”读如字。其说得之。

第1次城父，《正义》引《括地志》谓在亳州，与钱穆的安徽亳县地望相同。“下城父”《史记》只出现1次，《正义》《集解》无注，《索隐》则引《郡国志》谓下城父在城父县东之城父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南直三）蒙城县有“下城父聚”，云:“在（蒙城）县西北八十里，秦二世二年，陈王涉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之以降秦。刘昫曰:‘山桑县有下城父聚。’”［3］1035《（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二十八（颍州府一）有“下城父聚”，云:“下城父聚在蒙城县西北。……《后汉志》:‘山桑侯国有下城父聚。’《旧志》:在县西北八十里，以近故城父县，故加‘下’。”［4］16可见，下城父因靠近城父而加“下”字以作分别。历代未见《索隐》所引之山乘县，据《读史方舆纪要》及《大清一统志》所引，《索隐》之“山乘”显然为“山桑”之字误。《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指出，山桑县为西汉所置，治所在今安徽蒙城县北三十六里坛城集，城父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七十里之城父集，为西汉所置城父县之治所。［5］209-1752据此，可知司马迁所记述之城父为县名，下城父为其旁山桑县内之一地名，因二地相近，故司马迁记述时将二地地名互用。

第2、3次为同一事件，这两次《正义》皆注云:城父，亳州县也。

《正义》此注与第1次城父注释相同，可见，第1、2、3、11次的城父都是亳州城父县，为同一地望。

第4、5、8、9、10、16次作为同一事件之地名，三家无注。

第6、7、12、13、14次作为同一事件之地名，第7、13、14三次无注；第6次“太子居城父”下，司马贞《集解》注云:

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预曰：“襄城城父县。”

《正义》注云:

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故城在许州叶县东北四十五里，即杜预‘城父，楚北境’；又许州襄城县东四十里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父城，楚北境’，乃是父城之名，非建所守。杜预云（言）成父，又误也。《传》及郦元《水经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谓今亳州城父县也。”按：今亳州见有城父县，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颍川有父城县，沛郡有城

父县，此二名别耳。［6］159

此段注释，《集解》引杜预认为城父是襄城城父县；《正义》则根据唐初《括地志》指出，许州叶县东北有城父故城，许州襄城县东有父城故城，又认为杜预提到的“成（城）父”为“父城”之误，最后引《十三州志》所云，判断“太子建所居城父”之城父为亳州城父县。即《正义》认为此次之城父与第1、2、3、11次的城父均为亳州城父县，其结论跟《集解》认为是襄城城父县有所不同。

至此，三家注城父的地望问题开始展现。我们看到，连上述第1次的城父在内，《正义》最少提到亳州城父县、许州叶县东北城父和襄城县东父城等三个不同的城父。此外，《正义》在城父问题之外还提到《地理志》有颍川父城县和沛郡城父县，前后涉及三个城父县和一个父城县；至于“太子建所居城父”的地望，《正义》和《集解》又有不同的看法，情况相当复杂。

第12次“使建守城父”下，《正义》无注。

《集解》注云:

《地理志》颍川有城父县。

《索隐》则云:

本陈邑，楚伐陈而有之。《地理志》颍川有城父县。

这一次的注释，可以看到，《集解》和《索隐》都认为“使建守城父”的城父为《地理志》的颍川城父县，在《正义》三种城父县的说法外又增加了颍川城父县这一说法，问题更显得纷乱。尤其是在这次注释中，《集解》的说法似乎又异于其在第6次的注释。在第6次注释中，《集解》认为“太子建所居城父”为晋杜预之襄城城父县，而本次注释，则认为“使建守城父”之城父为《地理志》颍川城父县。这样，在《史记》三家注中，城父前后出现不下四种说法。这些情况，使人迷惑。

在此，我们首先疏理《集解》的两种说法——颍川城父县和襄城城父县。

按，《地理志》（即《汉书·地理志》）的颍川郡为秦始皇十七年（前230）置，唐初改为许州。天宝元年（742）复为颍川郡。干元元年（758）又改为许州。［5］2585①详细沿革如下:“颍川郡为秦始皇十七年（前230）置，治所在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市）。西汉高帝五年（前202）改为韩国。六年（前201）复为颍川郡。辖境相当今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新密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地。三国魏黄初二年（221）徙治许昌县（今河南许昌市东三十六里古城）。西晋以后辖境缩小。北魏徙治长社县（今河南长葛市东北）。东魏天平初为颍州治。北周为许州治。隋大业三年（607）改为颍川郡。唐初改为许州。天宝元年（742）复为颍川郡。干元元年（758）又改为许州。”杜预时之襄城县为秦置，属颍川郡。治所即今河南襄城县，西晋时为襄城郡治。隋属颍川郡，唐属汝州。［5］2945以此看来，所谓《地理志》之颍川郡城父县与杜预之襄城郡城父县实为一地，只是时代不同，所属州郡名称有异罢了。又《正义》在上文第6次城父注释中的许州为北周大定元年（581）置，隋大业三年（607）改为颍川郡。唐武德四年（621）复为许州。［5］1129②详细情况如下:“许州为北周大定元年（581）置，治所在长社县（今河南许州市）。隋大业三年（607）改为颍川郡。唐武德四年（621）复为许州。辖境相当今河南许昌、漯河、舞钢、鄢陵、扶沟、临颍、舞阳、郾城、长葛等市县地。”可见，《集解》上述两种说法的城父，跟《正义》的许州叶县东北城父和襄城县东父城，又实为同一个地望，位置在今河南宝丰县东。［5］1752③又许州襄城县的父城可能因为迁徙的缘故而有不同的名称，它与《史记》的城父可能没有太大关系。颍川、襄城、许州、汝州不过是同一个政区在不同朝代的不同名称而已，《史记》三家注中颍川、襄城、许州这三个州郡的城父县其实可视为《史记》记事中同一个地望的城父。

此外，我们认为，在第12次的城父注释中，《索隐》把“本陈邑，楚伐陈而有之”的城父和“《地理志》颍川城父县”混为一谈。只要翻查春秋时楚国伐陈的历史，便知道“本陈邑”的城父和“颍川城父县”是两个不同地点的城父。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记载:“秋，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杜预注:“焦，今谯县也。夷，一名城父，今谯郡城父县。”［7］467谯郡为东汉建安末魏武（曹操）析沛国置。治所在谯县（今安徽亳州市）。［5］2824据此可知“楚国伐陈而有之”的“陈邑”即陈国之夷邑，也即城父。《左传·昭公九年》（前533）记载:“二月，庚申，楚父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昭公九年经》只称夷，不称城父。杜预注:“此时改城父为夷。……城父属谯郡。”［7］1457杜预以城父为当时旧名，夷为新名，因此陈邑之城父实即亳州城父，与颍川城父并非一地。《索隐》此注显然混同了两个不同的城父。

厘清了《集解》颍川、襄城的城父与《正义》许州的城父为同一地望之后，自然看到，《正义》主张“太子居城父”的城父为亳州城父县，与《集解》《索隐》认为“使建守城父”的城父为颍川城父县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点。问题在于“太子居城父”的城父是亳州城父县还是颍川城父县？

在先秦，《楚世家》的“使太子建居城父”（第6次）和《伍子胥列传》的“使建守城父”（第12次）为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伍子胥的出逃和楚国的几乎覆灭，所以《左传》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并且记述了两次。第一次在《昭公十九年》（前523）记载:

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第二次在《哀公十六年》（前479）记载:

楚大子建之遇谗也，自城父奔宋；又辟华氏之乱于郑。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乃求复焉。

从《左传·昭公十九年》寘太子于城父“以通北方”，《哀公十六年》记太子建遇谗被追杀，自城父奔宋，后又往郑，此城父应该位于楚国北境，而且偏近楚北之宋郑等国；这样的地理条件，非颍川城父县莫属。所以，《集解》《索隐》认为“使建守城父”的城父为颍川城父县，自然比《正义》认为是亳州城父县更符合文本的内容。同时，由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取焦、夷”的记述，可知亳州城父县原为陈邑，第4、5、8、9、10、16次的城父虽然无注，但内容都到“伐陈、救陈、在陈”等事项，因此这些城父的地望自然离不开与“伐陈而有之”有关系的亳州城父县，不能与颍川城父县混为一谈。

至于《正义》在第6次“太子居城父”的注释下引《地理志》颍川有父城县，沛郡有城父县，今《汉书·地理志》颍川郡有父城县，班固云:“父城，应乡，故国，周武王弟所封。”［8］2295《水经·滍水注》记载:“滍水东径应城南，故应乡也。”［9］723可见应乡即应城，在今河南平顶山西，白龟山水库内［5］1306，与父城县皆在汉时颍川郡。又，第12次“使建守城父”下，《集解》和《索隐》都提到《地理志》颍川有城父县，然而今本《汉书·地理志》颍川并无城父县。对此，杨伯峻（1909—1992）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左传·昭公十九年》“若大城城父”下杨伯峻注云:

春秋同名异地者多，城父亦有二，昭九年《传》之城父，本陈国夷邑，汉于此置城父县。此城父（引案：指昭公十九年之城父）则本属楚之邑，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四十里，汉以避同名故，改名父城县，今名曰父城保。段玉裁校本、王引之《述闻》，孔广森《校经录》、江永《地理考实》、沈钦韩《地名补注》皆据《汉志》、《晋志》、《水经·汝水注》诸书说汉以后地理者谓此“城父”为“父城”之误倒，实难依据，况《史记·楚世家》及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并亦作“城父”耶？惟顾栋高《大事表》谓楚有两城父，甚确。《史记正义》引服虔说亦作“城父”。［10］1402

以杨说观之，则颍川之城父县与父城县为一地异名，乃由于汉人为避免颍川城父县与亳州城父县混同而将之改名为“父城”也。鉴于《史记》一书未见父城之地名，我们认为，颍川城父改名为父城，应该在司马迁之后。

另外，《汉书·地理志》沛郡有城父县，班固云:“城父，夏肥水东南至下蔡入淮，过郡二，行六百二十里。莽曰思善。”《补注》云:“（王）先谦曰:陈夷邑，楚取之，见《左·僖传》，后改名城父，见《昭传》。章邯杀陈胜于此，见《秦纪》。刘贾屠之，见《项羽传》。”［8］2378-2385按，楚取陈之夷邑，已见上引《僖公二十三年》传；夷改名为城父，已见上引《昭公九年》传，《汉书补注》认为沛郡城父县为陈胜被杀之处和刘贾所屠之城，也即上文的亳州城父县，并非太子建所守之城父，与本文所论相同。

最后，第15次城父作为独立事件，《索隐》注云:

在汝南，即应乡。

《正义》注云:

言引兵而会城父，则是汝州郏城县东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郏城县东［南］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许州华［叶］县东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预云‘襄城城父县’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误也。《左传》及注《水经》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谓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说，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颍川父城县，沛郡城父县。据县属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错乱。”［6］185①文中方括号为该书校订意见。

《索隐》之“应乡”在颍川郡，上文已言；《正义》之郏城县，隋大业四年（608）改辅城县置，属襄城郡。治所即今河南郏县。唐属汝州。［5］1509可见《正义》此城父亦即杜预之襄城城父县，与《索隐》所说之地望一致。第15次《史记》原文云“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此城父既在鄢郢之西，则不可能是鄢郢以东之亳州城父县。故《正义》《索隐》之说殆无可疑。

三、《史记》城父的地望

在上面，面对三家注的纷纭说法时，本文先绕过令人迷惑的历代地名瓜葛，利用事件的同一性把涉事地名系联起来，然后追溯城父所属州郡名称的沿革，作为佐证，最后把《史记》的16次城父三家注地名的注释整合为两组:亳州城父县和颍川城父县。第1、2、3、4、5、8、9、10、11、16次的城父为一组，属于前者；第6、7、12、13、14、15次的城父为一组，属于后者。于是再顺藤摸瓜，条理自清，还看到汉人鉴于二地同名，曾把后者改名为“父城县”，以避免混淆。根据历代沿革，前一组城父在注释中又称为“亳州城父县”（例如第1次《正义》）、“沛郡城父县”（第6次《正义》）、“谯郡城父”（杜预注）；后一组城父在注释中又称为“颍川城父县”（第6次《正义》）、“襄城城父县”（第6次《正义》）、“许州城父县”（第6次《正义》）、“汝州父城县”（第15次《正义》）等。两个城父地点，在三家注中出现了六七个不同的解释，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主要原因。

顾祖禹（1631—1692）采取与本文不同的路径，他根据史事并配合州郡沿革，对这两组城父的历代政区归属作了疏理，也得到了与本文相同的二地区分，可以作为本文的佐证:

城父城 （亳州）东南七十里。春秋时陈邑。《左传》僖二十三年：“楚伐陈。遂取焦、夷。”襄元年：“晋以东诸侯之师伐陈，遂侵楚焦、夷。”昭九年：“楚迁许于夷，实城父。”三十年：“吴灭徐，徐子奔楚，楚城夷而处之。”三十一年：“吴伐夷。”哀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师于城父。”盖夷后为城父也。秦二世二年，遣长史司马欣、董翳击盗，杀陈胜于城父。汉五年，刘贾军从寿春屠城父，至垓下，寻置城父县，属沛郡，高帝封功臣尹恢为侯邑。后汉属汝南郡。晋属谯郡。刘宋侨置浚仪县，属陈留郡，以城父县并入。后魏因之。梁普通六年裴邃拔魏郑城，魏元琛赴救，军于城父，不敢进。大同初遣将元庆和攻东魏城父，高欢遣窦泰据城拒之。太清初侯景围东魏谯城不下，还攻城父，拔之。后齐亦曰浚仪县，隋开皇十八年复曰城父，属亳州。唐因之。中和末，以朱全忠父名诚，改县曰焦夷。光启初秦宗权寇亳、颍，朱全忠败之于焦夷是也。五代梁龙德初，又改焦夷曰夷父。后唐复为城父县。宋因之，仍属亳州。元初省入谯县，寻复置。明初废。［3］1066

父城 在（河南郏县）县西四十里。春秋时楚邑，亦曰城父。杜预曰：“昭十九年，楚费无极言于楚子‘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即此城父也。故二十年，无极谓楚子，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史记》“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破楚鄢郢，引军而西，与蒙恬会城父，楚人随而破之”，即此。汉置父城县，属颍川郡。光武攻父城不下，屯巾车乡获冯异处也。班固曰：“颍川有父城，沛郡有城父。”晋亦为父城县，属襄城郡，后废。司马彪曰：“父城西南即巾车乡。”［11］2443

四、结语

从上面三家注对《史记》16次城父地名的注释看到，三家注在注释《史记》地名时，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第一是同一地名，各次注释所引用的资料驳杂而不统一，亦不主于一家或一时；第二是在注释引用的资料中，有关的地名如果历经改变，注释者不会交代地名的变化沿革情况。

这两个特点，往往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注者也身陷混乱之中。例如《索隐》混同了两个不同地望的城父；《正义》和《集解》对于同一事件的城父地望也出现过不同的看法。如果不经过细心核按，爬梳地名沿革，一般人真不容易解决这样混乱的地名问题。特别是秦汉之后政区屡有改革，而三家注只是随文施注，没有严格的体例，注释地名时引用的旧说又往往不只一种，不拘一说，于是令人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所从。面对这些问题，这些同一地点的不同州郡属地，是令人造成纷乱的最大原因。不但今人容易迷惑，即便古人，也在所难免。《正义》在注释第15次城父时说:“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多错乱。”很明显是把因果关系颠倒过来。不过，《正义》在注释地名之余，还是总结出了“据县属郡，其名自分”这样的有用的经验［1］2339，给予治历史地理者重要的启示。

我们认为，上述顾祖禹根据郡县的隶属关系从源流上理清出两组城父，和本文的结论一致，正是《正义》所说的“据县属郡，其名自分”的具体运用。不过，《正义》这两句话如果改动一字成为“据县属郡，其地自分”，就更适合在历史地理学上应用。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钱穆.史记地名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一［M］.贺次君，施金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4］四部丛刊续编（史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第七册卷一百二十八［M］.上海:上海书店，1985.

［5］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K］.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唐］李泰.括地志辑校［M］.贺次君，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东汉］班固.汉书补注［M］.［清］王先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卷二十汝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M］.贺次君，施金和，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责任编辑王炳社】

Issues of the Location of Chengfu in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TSANG Chi-hung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 Nang Yan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Hong Kong）

There are plenty of ancient geographic data in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Due to the inconsistent layout of the commentaries and the differentmaterials that the annotation had cited，the content of the commentaries is not easy to read.And henc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lie hidden in the commentarieswas ignored by the readers.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s that cause the confusion in the commentaries by checking the full annotation of Chengfu in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in order to reveal the features of the commentaries and let the readersmake use of the data for ancientgeographical studies.

The Three Commentar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location；Chengfu；historical geography

K207

A

1009-5128（2014）18-0005-06

2014-08-24

曾志雄（1948—），男，广东中山人，香港能仁专上学院中文系客座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文字、《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