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巧红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史记笺证》是我国当代著名《史记》学家韩兆琦先生历时十二载才最终著成的《史记》研究力作，全书五百五十余万言，依《史记》篇目，共130卷，首创融汇笺注、集注、集评为一体的新的注释体例。《史记笺证》依据新的考古资料及新研究成果，校正《史记》原文的字句讹误，标注疑难生僻字汉语拼音，注明历史地名现今所在，为古代纪年加注了公元纪年，对古代度量衡单位加注现在的近似值，加入各种相关地图、历史遗迹、出土文物的图片[1]，注释极为详尽，资料极其丰富全面，可谓是当代最便于阅读的《史记》评注本。

《史记索隐》为唐代司马贞开元初年所作，与《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疏之一。《史记索隐》全书共30卷，取《经典释文》之法“标字立注”，其精于校勘、详于释义，勇于立言、长于驳辩，广引典籍，有存古之功，深受后人推重。

《史记笺证》引征宏博，对于三家注多有取资，其中对于《史记索隐》尤为倚重，在注《史记》的过程中或直接引《史记索隐》为注，或将其注文择为一说，或引其注文为证，在内容上对《史记索隐》有多方面的接受。但对于《史记索隐》注释不确之处，也予以必要的指明和纠正，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和超越。

一、引《史记索隐》为注

《史记索隐》校勘精当、释义详尽，深受后代《史记》研究者推崇，明末藏书家毛晋在《跋单行本史记索隐后》赞曰：“读史家多尚《史记索隐》，宋儒尤推小司马《史记》，与小颜氏《汉书》，如日月并照。”[2]《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亦广泛采择，往往直接引用《史记索隐》之文下注，例如：

《封禅书》：“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史记笺证》：“蒲车——《史记索隐》曰：‘谓蒲裹车轮，恶伤草木’。”[1](P1958)

案，此例中《史记笺证》仅列《史记索隐》一家之说，而且未作其他补充，可见《史记索隐》之注甚为精当，《史记笺证》完全继承其说，并引之为注。这种例子在《史记笺证》中较多，又如：

《赵世家》：“义再拜受命而籍之。”《史记笺证》：“受命而籍之——《史记索隐》曰：‘籍，录也。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1](P2796)

案，此例《史记索隐》训“籍”为“录”甚为恰切，《史记笺证》取其成说为注。再如：

《魏世家》：“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史记笺证》：“《史记索隐》曰‘按《纪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1](P3053)

案，此例中《史记索隐》据《纪年》指出“三十六年”惠王未卒，《史记》所载不确。《史记笺证》以《史记索隐》之注为是，取其成说。

《史记笺证》虽然注重根据新的文献资料、考古发现以及新的研究方法正讹旧注，提出新说，但是对于旧注精当者，不乏承袭沿用。以上诸例中皆直接引《史记索隐》为注，既体现了韩兆琦先生对《史记索隐》的高度认可，同时也体现了韩兆琦先生重视学术传承的治学思想。

二、将《史记索隐》注文择为一说

在笺注之外，《史记笺证》承前人旧注之古法，也往往选列众家之说以广见闻、以备读者参阅。此外，对于前人旧注难断正误者，《史记笺证》也往往将数家观点一并列举，不加案断。《史记索隐》注文精当恰切，常被《史记笺证》择为一说，例如：

《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笺证》：“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索隐》曰：‘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据《左传》，亦号帝鸿氏也。’梁玉绳曰：‘公孙，非姓也，黄帝乃少典国君之后，故称公孙，轩辕是其号。《汉书·律历志》：‘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轩辕氏，然则黄帝何姓？曰姓姬。’《国语》晋胥臣云：‘黄帝以姬水成。盖炎帝之所赐也。黄帝何名？曰：不可考已’。”[1](P2)

案，此例中对于“轩辕”一词，《史记索隐》及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解释微有不同：《史记索隐》以为“轩辕”既是名又是号，因“居轩辕之丘”而得之；而梁氏认为“轩辕”为号，因“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之“轩辕氏”。《史记笺证》于此两说，难断其是非，故皆录而列之，备为一说。《史记笺证》中此类文例亦较多，又如：

《赵世家》：“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史记笺证》：“错臂——《史记索隐》曰：‘以丹青错画其臂。’吴师道曰：‘既言文身，则画臂为复，错或袒字之误。’鲍彪曰：‘两臂交错而立，言无礼容。’”[1](P2965)

案，此例中共列三家之说。《史记索隐》以为“错臂”乃“以丹青错画其臂”，与吴师道、鲍彪两家之说皆不相同。《史记笺证》难断其是非，故止于择《史记索隐》为一说，而不下案断。

除以上两种情况之外，《史记笺证》也往往广列诸家观点，相互证成，以增加注释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例如：

《乐书》：“太一贡兮天马下。”《史记笺证》：“《索隐》：‘按《礼乐志》贡作況，況与贡意亦通。’王叔岷曰：‘案《御览》五百七十引贡作贶，义同。《尔雅·释诂》：‘贡、贶，赐也。’《释文》：‘贶，本或作況’。況、贶古今字。”[1](P1716)

案，此例中，《史记笺证》列举了《史记索隐》的观点，指出“贡”与“況”意义相通，又列举了王叔岷《史记斠证》中引用的《御览》《尔雅》《释文》等诸家观点，指出“贡”又做“贶”，“況”“贶”为古今字，各家观点相互证成，增加了考证的充分性，又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文献资料。

以上诸例都将《史记索隐》的注文作为一种观点列举，不论是由于难断是非录而列之备为一说，还是使诸家观点相互印证以增加注释的准确性，都体现了韩兆琦先生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

三、引《史记索隐》注文为证

《史记笺证》对《史记》的每篇文章皆首载正文，分段解说大意，分段注释，然后广集前人评议，之后再以“谨按”的形式引出作者对全篇之评论，融汇笺注、集注、集评为一体。在注释过程中，虽擅长运用前人旧注，但更多的是直接下注，再援引旧注以佐证其说，其中以《史记索隐》注文为证者最多，如：

《魏世家》：“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罃立，是为惠王。”《史记笺证》：“武侯卒——《史记索隐》曰：‘按《纪年》，武侯二十六年卒。’现代战国史家多从此说。此句应移入‘武侯二十六年’下。”[1](P3045)

案，此例中《史记笺证》以为武侯卒于“二十六年”而非“十六年”，故应将“武侯卒”移至“武侯二十六年”下，并引《史记索隐》“按《纪年》武侯二十六年卒”以佐证其说。又如：

《韩世家》：“愿大国遂肆志于秦，不榖将以楚殉韩。”《史记笺证》：“以楚殉韩——意即要和你们韩国同生死、共存亡。《史记索隐》曰：‘殉，从死也，谓以死助韩’。”[1](P3105)

案，此例中《史记笺证》释“以楚殉韩”为“要和你们韩国同生死、共存亡”，并引《史记索隐》之注以佐其说。

《韩世家》：“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史记笺证》：“子文侯立——韩文侯史失其名。《史记索隐》曰：‘《纪年》无文侯，《世本》无列侯。”[1](P3098)

案，此例中《史记笺证》以为史失韩文侯之名，并引《史记索隐》“《纪年》无‘文侯’，《世本》无‘列侯’”以证其说。

韩兆琦先生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说明，编著《史记笺证》是为当下的《史记》爱好者、初学者以及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当代注本。对于初学者和爱好者来说，直接下注显然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此，先直接下注，再引前人旧注作为佐证，既增加注释的可读性，又体现出了作为一部注书的文献学价值。

四、申补《史记索隐》之注

《史记索隐》之音义训释精当详尽，深受历代学者肯定，程金造先生曾给予其极高的评价：“盖欲精研《史记》，通彻《班书》，唯有参诸《史记索隐》。”[3]但是经历了一千多年语言文字的发展以及山川域名的历史变迁，难免会有一些注释稍显古奥难懂，对此，《史记笺证》往往加以补充说明，以方便当代初学者及《史记》爱好者研读参阅。例如：

《五帝本纪》：“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史记笺证》：“《索隐》曰：‘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若水：今四川西部之雅砻江。”[1](P10)

案，此例中，《史记索隐》止于说明若水在蜀，《史记笺证》则进一步补充说明若水为今四川西部雅砻江。又如：

《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史记笺证》：“《索隐》曰：‘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按：当时之‘大阳’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南，即晋献公‘假虞灭虢’之虞。”[1](P38)

案，此例中《史记索隐》指出“虞”为古国名，在“河东大阳县”，但是这里的“河东”“大阳”均为古地名，当代人大多不知其所在，因此《史记笺证》对其加以进一步的补充说明，指出古之大阳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南，非常具体。再如：

《封禅书》：“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史记笺证》： “‘侵寻’：《索隐》曰：‘即浸淫也。’如水之逐渐浸透。”[1](P2004)

案，此例中《史记索隐》释“侵寻”为“浸淫”，《史记笺证》则进一步解释“浸淫”即像水一样逐渐渗透。

从以上诸例可见，《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注释不够详尽或者于今人来说较为古奥难懂的地方，都加以补充说明，既增加和完善了文献资料，也有益于当代读者对史文的深入理解。

五、校订《史记索隐》之误

《史记笺证》旨在“注” “评”，而非集录前人旧说，因此在选择前人旧注时取舍甚为严谨，对于其中错误乖驳者多直接舍弃，不予引录。因此，《史记笺证》直接批驳订正旧注者并不多见，校订《史记索隐》之误者亦偶尔有之，兹举两例如下：

《吴太伯世家》：“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史记笺证》：“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史记索隐》曰：‘寿梦是仲雍十九代孙也。’案，自太伯至寿梦，共十九世；寿梦乃仲雍之十八世孙，《史记索隐》说误。”[1](P2151)

案，此例《史记笺证》以为“寿梦乃仲雍之十八世孙”，而非《史记索隐》所说之“十九代孙”，以《史记索隐》说为误。

《魏世家》：“魏侈之孙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知伯，分其地。”《史记笺证》：“韩康子——名虎，见《韩世家·索隐》，此文之《史记索隐》曰‘名虔’者误。”[1](P3030)

案，此例中《史记笺证》以为韩康子名虎，并指出《史记索隐》以为名“虔”者，误。

综上可见，《史记笺证》对《史记索隐》有直接引用、择为一说及引之为证等多种汲取方式，也偶有对《史记索隐》之误予以考校订正者，其受《史记索隐》影响可谓深矣。另外，《史记笺证》在引用《史记索隐》时，往往根据行文的需要对《史记索隐》具体的注文有所取舍和改易，概而言之有全引《史记索隐》注文、节引《史记索隐》注文、约取《史记索隐》之意三种情况，其中全引《史记索隐》注文者较多，上文所举诸例多属此类。“节引《史记索隐》注文”即《史记笺证》在引用《史记索隐》时，对其中所罗列引用的部分前人旧注舍弃成文，仅取其中之精意，例如：

《高祖本纪》：“岁竟，此两家厂折券弃责。”《史记笺证》：“折券弃责——意即毁弃借据，免除债务。……《史记索隐》曰：‘古用简札书，故可折。至岁终总弃不责也。’”[1](P652)

案，此例中《史记索隐》原文为：“周礼小司寇云：‘听称责以傅别。’郑司农云：‘傅别，券书也。’康成云：‘傅别，谓大手书于札中而别之也。’然则古用简札书，故可折。至岁终总弃不责也。”[3](P344)《史记索隐》引用了《周礼》、郑司农、康成三家之说，稍显芜杂。《史记笺证》在引用时舍弃了《史记索隐》所引用的他人之说，仅节取其自注，以使行文简洁顺畅。

“约取《史记索隐》之意”是指《史记笺证》不引《史记索隐》注文，而取其大概意思为注，例如：

《五帝本纪》：“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史记笺证》：“治气以教化——制定阴阳五行的原则以教化人民。”[1](P12)

案，此例中《史记索隐》的原注文为：“谓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也。”《史记笺证》之注与《史记索隐》近同，显然秉承《史记索隐》之意，而为行文方便又不引其成说，仅易而改之，约取其意。

总之，《史记索隐》作为《史记》注疏的经典文献，对后世《史记》考释类著作有着深刻的影响，韩兆琦《史记笺证》不仅汲取了《史记索隐》的多方面成就，还对其有所突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