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琴玲 黄 勤

1.引言

2012年由St.Jerome 出版公司出版的由Marella Feltrin-Morris, Deborah Folaron和Maria Constanza Guzman共同编辑的论文集TranslationandLiteraryStudies(《翻译与文学研究》)收录了10篇论文，旨在强化翻译研究和性别、哲学、权利、辩证学等学科领域千丝万缕的联系。该论文集围绕着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研究与认识论和翻译与诗学和政治三个主题，分析研究了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各派理论和学说，同时以此论文集的出版发行献给一直活跃于翻译研究前沿，为翻译研究的发起和规范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翻译理论家Marilyn Gaddison Rose女士。Gaddison Rose女士的翻译理论，尤其是“立体式阅读” ( stereoscopic reading)的理念丰富了目前迅速发展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该论文集的诞生。

2.内容简介

2.1 翻译与文学批评

该论文集的论文按其主题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翻译与文学批评，共有三篇论文。Kim Allen Gleed的文章 “回归到翻译中的Ithaca”(Returning to ‘Ithaca’ in translation)(7-15)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尤利西斯》的两个法语版(1929年版和2004年版)中丰富的例证探讨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翻译即方法”(translation-as-approach)。作者认为翻译即是一种有效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方法。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性英语散文，这就需要译者的批判性解读。作者认为在翻译詹姆斯·乔伊斯那些“荒诞的能指”时，翻译无疑是一种解读和理解詹姆斯·乔伊斯的有效途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一部文学作品是如何被诠释的，同时也可看到在一个作品中翻译是如何进行的。作者还认为把翻译和原文和其他译本(包括同一个目的语和非同一个目的语)进行比较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本质和它的局限性，而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原文进一步仔细地解读分析。这种“翻译即方法”准确地再现詹姆斯·乔伊斯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有趣的是，在《尤利西斯》的法语版问世之前，詹姆斯·乔伊斯坚信他的作品是不可译的；而在《芬尼根守灵》中“Anna Livia Plurabelle”一章被翻译后，他又宣称任何作品都是可以被翻译的(Ellmann, 1982: 632)。

Carol Mastrangelo Bové的文章“翻译科莱特：《克罗迪娜的小屋》中的双性恋和现代主义”(Translating Colette: Bisexuality and modernism inLaMaisondeClaudine)(16-24)分析了法国著名女作家Sidonie Gabrielle Colette的小说《克罗迪娜的小屋》(LaMaisondeClaudine)1953年和2006年的两个英译本的翻译缺陷，在为部分选摘章节提供新的译文的基础上提出该作品应该以两性关系为核心进行解读，揭示20世纪早期的法国一个双性恋女人生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新的译文让Colette小说中的女性同性恋主题呼之欲出。以Venuti的目的语文化中的性别规范研究和Kristeva的科莱特小说中精神构成研究为基础, 这种分析方法为小说《克罗迪娜的小屋》提供了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解读方法，使文本中女性的同性恋欲望跃然纸上，真正再现了原文文本中作者激进的政治立场。

Marilyn Gaddis Rose本人撰写的“ 为必然而喝彩”(Celebrating the inevitable)(25-31)探讨了1817年奥斯丁最后一部也是最成熟的一部小说《劝导》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多语种译本。作者采用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回译分析比较了上述几个译本在男主人公温特沃斯上校(Captain Wentworth)求婚情书的翻译中所存在的差异，并宣称这些细微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是必然的，没有一个译本背离了原文的浪漫色彩和幸福结局，而这些不可避免的差异不仅没有削减，反而进一步强化和丰富了奥斯丁小说的阅读体验，更不是对原文的背叛(Marella 2012:27)。同时，对一个双语的奥斯丁的崇拜者而言，每一个《劝导》的译本都像是奥斯丁的一部新作，一个喝彩的理由(Marella 2012:27)。作者认为奥斯丁擅长把书信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劝导》中就包括了英国文学中一封非常著名的情书，那就是在中断恋情8年之久后男主人公温特沃斯上校写给女主人公安妮的求婚宣言。情书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他写道：“You pierce my soul.I am half agony, half hope.”Marilyn Gaddis Rose 通过回译比较了不同语种对这句话的翻译：法语版(you pierce-or stab my soul.I am divided between anguish and hope.) 只是在痛苦与希望之间挣扎而已，并没有体现主人公被热情所吞噬那种强烈的情感,在信息和强度上有所减弱。德语版(you have pierced through my soul, I waver-or tremble between excruciating agony and hope.)很明显强化了主人公的痛苦。意大利语版(you penetrate my soul to the core.I am divided by an uncommon anguish and hope.) 增加了一个形容词“非同寻常的”以示强调。西班牙语版(you have pierced my soul.I am struggling between agony and hope.) 也与原文要传达的意思有细微差别。作者认为这些信息的丢失是必然的，无需任何指责，译文的读者不会被误导。

2.2 翻译与认识论

论文集第二部分是翻译与认识论的研究，共有四篇文章。Tarek Shamma的文章“元语言与意识形态”(Metalanguage and Ideology)(35-43)以希伯来语翻译文学和阿拉伯翻译文学为例研究元语言在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和 Muhammad al-Khatib的“文化链”模式中的使用。通过比较分析了元语言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意识形态在翻译术语选择中的作用。作者认为Even-Zohar翻译理论的基石是多元系统，是以多组二元对立为基础，所以Zohar对希伯来翻译文学的研究不是拘泥于译文与原文的对照而是翻译文学本身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Muhammad al-Khatib的阿拉伯语翻译文学的研究和希伯来语翻译文学如出一辙。为更好地解释西方文学形式影响下涌现的阿拉伯小说，Muhammad al-Khatib发展了他的翻译研究方法，在“阿拉伯小说的形成”一文中他提出了“文学链”(literary chain)这个概念，意指由各种相互关联的文学形式和体裁构成的复合体，其中不同的文学形式则是构成“文学链”的“套环(rings)”。这种“文学链”和哲学、历史、音乐、艺术等其他的文化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形成“文化链”。他认为“文学链”与其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发生危机时，经典规范的文学形式“被僵化”，不能与时俱进。与此同时，新的环境呼吁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文学形式，推翻抑或改进已经建立的文学链不仅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是文学发展的过程。作者认为，比较而言Even-Zohar和Muhammad al-Khatib采用了不同的术语(terminology)表达了相似的概念，但两者在意识形态上不甚相同。Muhammad al-Khatib的研究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把文学演变的过程描述成传统与现代力量之间的一场较量，文化链、政治链、社会链之间的相互交织的观点使得政治力量成为左右文坛的因素。意识形态在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中远没有这么突出。他的研究思想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物，是文学的而非政治思潮的影响。

Josep Davila Montes的文章“翻译与第四元”(Translation and ‘the Fourth’)(44-52)从辩证角度研究翻译理论中的元语言问题。作者围绕“不可译性”这个概念和充斥着翻译研究话题的传统意义上的二分法的内在比喻展开讨论：翻译要么是不可译的，要么是能“提取真实含义”的活动。在这两种极端认识之间有无数中间立场和观点。作者认为存在于任何翻译文本的可译与不可译的二分法本质上有隐喻基础，但翻译的真正本质却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起调停作用的不稳定的三元关系。作者首先区别了索绪尔符号学的二分法(所指和能指)和皮尔士符号学的三分法(符号、对象和意义)，并指出皮尔士符号学不容争议的优点之一是符号系统非静态，符号是有生命力和能动的，永远通过符号的转换在理解过程中进行调停。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隐喻本质。翻译即解释，是用目的语符号替换原语符号，这和暗喻如出一辙。翻译是一个相似问题研究，两者有连续性和转喻特征，目的语被看成是原语的延伸。对于不可译者来说，翻译是失败的指称，不过是提喻罢了，根本不能反映整体和全貌。翻译不会是完美的，它始终在可译和不可译之间摆动，这就促使我们去追寻原本并不存在的皮尔士的“第四方或第四元”(Peircean fourthness)：更多无止境地替换和转换。

Elleen Rizo-Patron的文章“唤醒我们的内耳”(Awakening the inner ear)(54-67)旨在考查当用我们的内耳去倾听不同语境下的哲学文本和诗学文本的微妙回响与共鸣时，如何在翻译或重译过程中寻找生活理法的极限，并探究其新的可能性。文章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1900-2002)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1884-1962)的阐释学观点的比较与对照出发，引用各自的名作，如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及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和《梦想诗学》，总结并强调了他们各自的哲学观点、实践和“生活理法”的概念。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强调了在人类的经验中语言的根本性作用。他认为理解是阐释的开始，理解在根本上就是一种语言形式，理解具有语言性质。阅读和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翻译，而翻译本身则是再翻译的过程。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提出了一种倾听和思考的模式，不仅仅局限于文本语言，还要依赖于我们先前的认识和看法。他认为为了更好地挖掘文学意象的意义和生命力，我们应该去体验闵科夫斯基的现象学方法中的回响。共鸣萦绕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回响召唤我们深入自己的生存。在共鸣中，我们听见诗；在回响中，我们言说诗，诗成了自己的，回响实现了存在的转移。

Marella Feltrin-Morris的文章“隐藏的艺术：翻译即隐身”(The art concealed:Translation as sprezzatura)(69-76)把Sprezzutura的概念引进翻译研究，着重探讨译者隐身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作家和人文主义者Baldesar Castiglione的代表作《廷臣论》(TheBookoftheCourtier)以美妙的文笔虚构了发生在1507年间乌尔比诺公爵与廷臣之间的对话，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成为一名“完美的廷臣”，其中Sprennatura(英语翻译为nonchalance)是《廷臣论》中最重要的理念，也是廷臣在实践中的最高准则。Sprennatura的原意为“不关心，无动于衷”。这里引申为一种与造作绝然相反的极度自然的表演状态。Baldsar Castiglione解释说“要隐藏起所有的造作，所有的言行都要显得随手拈来而随意而发……如此一来我们便会把这种看上去不像掩饰的掩饰成为真正的掩饰。”除了不要造作之外，Cattiglione进一步将Sprezzatura理念扩展到了“随性而发”、“欲擒故纵”和“刚柔相济”三大境界。“随性而发”关注廷臣在展现自身才艺时要展现出一种洒脱和信手拈来的感觉以反衬廷臣才能之高。他还强调“演”得太多或太少都会被人看出破绽，Sprezatura讲究“适度”，否则就是做作，是不得体的，其原来的意图是隐藏造作，结果却适得其反。Sprezzutura这个理念对翻译研究有着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隐身的艺术。

2.3 翻译与写作：诗学和政治

论文集第三部分探讨了诗学和政治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共有三篇文章。Joshua Price 的文章“走进与门槛：翻译与文化批评”(Entry and threshold: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criticism)(79-89)引进Marilyn Gaddis Rose的“立体式阅读”的理念探讨文化交往的研究，尤其是不势均力敌的两种文化势力的交往。“立体式阅读” 概念由Marilyn Gaddis Rose 在1997年的著作《翻译与文学批评》(TranslationandLiterarycriticism)中提出，意指把文学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进行赏析和评价，这应该是文学批评理解和评估的基础。作者认为“立体式阅读”在文化支配的节点不仅具有解释性，而且能产生变革的影响力。换句话说，文化交往的立体式阅读和文化、语言和政治等相互作用并对其产生影响。这篇论文意在提出一种方法论的指导，提出什么是“文化翻译”，“文化翻译”又将如何丰富我们的文化体验。正如Marilyn Gaddis Rose本人所言：“如果我们不把一部文学作品和它的翻译同时进行研究，就可能会失去很多对作品丰富的理解。每一个词组、每一个句子和段落都有一个门槛似的界限，而不是障碍”( Rose， 1997:7)。作者认为Gaddis Rose生成阐释学把两种语言的临界点视作理解的通道入口而不是一堵墙。翻译使文学作品的意义更丰满而不是造成意义的缺失。Pricey把“立体式阅读”作为方法论的指导，研究的正是跨文化传递的协商过程，研究文化和政治势力不均衡条件下的跨文化交际，这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

Maria Constanza Guaman的文章“翻译拉美文学：读译者档案”(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 Reading translator's archives)(90-100)以从事拉美文学英译的三位北美翻译家Gregory Rabassa、Suzanne Jill Levine和Sergio Waisman为案例分析探讨了译者的观点、看法、对翻译活动的反思及其对译者身份的认识，并进而提出“译者档案”的概念。翻译在20世纪拉美文学“爆炸”(Boom)期间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文学文化产出的过程中，译者毫无疑问是核心的中介。他们的翻译活动和对翻译实践的反思将推动或挑战当时的文学思潮。作者探讨的是译者的生平、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译者对自身在语言文化交际中中介身份的认识等，重点是译者本人的翻译思想和主张。所有相关的书面文件、翻译作品和翻译家自身的生平经历等一起构成了“译者档案”。作者认为对译者档案的考查将直接反应译者的自我认识和影响他们翻译实践的理论框架。本文把三位拉美文学英译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他们档案中的很多相同之处：如三位翻译家都出生于多元文化家庭，都集作家、翻译实践家、翻译理论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都翻译了依然在世作家的作品并在翻译活动中不时与作家本人沟通对话等。

翻译家Betsy Wing的文章“翻译/关系：单词/世界”(Translation/relation:word/world)(101-111)是对自己的翻译作品，即Edouard Glissant的《关系诗学》(PoeticsofRelation)英译的反思。她从Glissant的理论出发，提出翻译就是不断地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是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联系和沟通的过程。翻译活动为译者和目的语文化揭示了一个新的世界，但译者首先必须要是一个探索家，穿越要翻译的作品留下新的轨迹。作者认为Glissant笔下的Relation并不是指代两个特定的人或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Relation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一种涉及多种语言的多边行为，一种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互动形式。随着跨文化交流的飞速发展，新奇的事物(newness)瞬间从四面八方涌向我们。Glissant(1997)认为只有认识到这种新奇事物不可削减的力量，摒弃使用单语的冲动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他认为意义是无穷尽的，它的力量就在于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稳定性(Glissant meaning slippery)。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有意义的缺失，但更多地却是无法预见的收获：新的意义的出现使原文的语言更丰富。他劝诫译者不要指望能穷尽原文的意思，要去做一个语言的强迫者(forceur of language)，即要求译者尽力用自己的语言去挖掘新的含义。用Glissant的话来说，就是“你的语言所描述的风景就是世界的风景，但边界是开放的” (Glissant , 1997:32)。

3.简评

总的说来，该论文集对译学界和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翻译之于文学和比较文学的重要性

把“翻译即方法”——翻译即是一种有效理解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方法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模式纳入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一部文学作品是如何被诠释的，同时不同译本间的比较将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原文做进一步的解读，准确地再现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因此，作为对Eugene Nida在1947提出的构想的补充，即翻译会增加，减少或者曲解原文的信息，Marilyn Gaddis Rose提出翻译也可以淡化或者强化，集中或者分散原文的信息，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注定要时不时地，甚至是同时体现这些做法。这些译本间不可避免的差异不仅没有削减，反而进一步强化和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原文作品更富有生命力，当然更不是对原文的背叛。例如《红楼梦》的英译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红楼梦》的两个经典英译本“霍译本”和“杨译本”皆为文学翻译史上的典范。译者秉承各自的翻译原则，创作出各具特色的译文。尤其是对于原著中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处理，两种译本通过对译名、译文的不同选择，分别在充分照顾读者的理解困难与尽量传达原著的本真风貌方面达到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两个译本风格迥异，可供相互参阅，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难能可贵的资料。

3.2 术语统一问题

传统译学研究认为在研究同类问题时术语应该尽量统一。论文集中以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化链”模式比较研究为例的元语言和意识形态关系研究文章让我们对术语是否应该统一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术语的选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翻译研究中术语的多样性，即使是解释类似现象而呈现的术语的多重性不是片面和支离破碎的，而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同时，这一观点的提出也让我们对翻译领域的很多经典二分法的提出如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以目的语为中心和以原语为中心等有了非常合理的解释：这些术语的提出在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其意识形态上有所侧重，并不只是同一问题的简单重复的劳动。

3.3 译者身份问题研究

把“译者档案”的概念引进翻译研究领域，即译者的生平、翻译思想和主张、对文化交流中中介身份的认识等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者的翻译实践活动。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以文本为中心的译学思想是个严重的挑战，同时也证明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此外，把Baldesar Castiglione的代表作《廷臣论》中的核心理念Sprezzutura引进翻译研究，着重探讨译者隐身的问题。Sprezatura讲究“适度”，作为一种隐藏的艺术， Sprezzutura能帮助译者在译文中掩饰自身的存在而让目的语读者忘记正是译者在精心制造他们的错觉。就此而论，隐身并不等于卑微地接受译者的“边缘地位”或者拒绝承认“译者中心地位”。恰恰相反，隐身是一种巧妙的策略，译者一方面暗暗地操纵着原文，同时还掌控着目的语读者的情感，能够塑造一种目的语读者和真正隐身的原文作者之间人为却又自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上说，译者的隐身正是译者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的有效举措。

3.4 名著重译问题研究

不管是Betsy Wing笔下的文本意义的开放性理念，还是Rose的“立体式阅读”抑或Josep Davila Montes所倡导的翻译的隐喻性特征和本质上的相似问题研究等都无疑促使我们对文学作品的重译，尤其是名著的重译有了新的思考。文本的意义是无穷尽的，是开放性的，不稳定和不明确的，而翻译就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名著重译无论从社会还是翻译本身都有着合理性和必要性。社会的变化带来人们观念的变化，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力不断提升。时代的需求就是重译的前提。翻译的忠实不仅反映在语言上，还体现在译文的时代性。名著的重译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不仅让读者对作品有更丰富深刻的解读，而且这些新的译本就像是一部新的作品，会吸引更多的读者群，拓展延伸文学作品的活力和生命力。正如朱生豪当年翻译莎士比亚时的豪言：“它是一部名著，我也会还它一个名著。”当然，我们也应该尽量避免名著重译市场表面繁荣实则浮华的现象。名著重译重在超越，而不仅仅是在现有译本的基础上的删改、拼凑和简单机械的重复，否则粗糙的《红楼梦》译本必然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外国读者眼中平淡无味，而生搬硬套的《红与黑》也必然不能成功传达人物的心理、对话和典型性格，中国读者当然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于连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了。

4.结语

通览全书，我们不难看出编著者以跨学科视角比较集中地探讨了翻译与文学批评、翻译研究与认识论、翻译与诗学和政治等的关系。译例丰富并具有代表性，研究的话题广泛且涉及多语种，就译界学者经常关注的话题提出了很多新的视角和阐释，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学翻译研究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此外，该论文集还在书末附录了编著者对翻译理论家Rose的采访，采访中Rose肯定了Nida对翻译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她告诫译界学者要尽快适应翻译的网络化教育这种便捷高效的在线教学模式等。这些皆对翻译研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Ellmann,Richard.1982.JamesJoyce[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lissant,Edouard.1997.PoeticsofRelation[M].Betsy Wing trans.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arella Feltrin-Morris, Deborah Folaron，Maria Constanza Guzman.2012.TranslationandLiteraryStudies[C].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Rose,Marilyn Gaddis.1997.TranslationandLiteraryCriticism[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王琴玲：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生；

黄 勤：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