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韧 焦新平 敖 峰 梁晓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化从封闭、单一中艰难启程，不断走向开放、繁荣。从总的方面来看，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形势基本良好。但是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各种思想文化的大碰撞。这种态势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学习借鉴世界有益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国也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强势影响，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战略，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我们应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保持中华文化的旺盛生命力，这维系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维系着国家的安全和命运。

当前文化安全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软实力较量的重中之重。文化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专家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安全主要是指一种文化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完整性并不断传承和发展的状态(邓玉荣、罗德芬 2012)。而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一国在文化、精神生活方面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控制或同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刘静波 2006)”

文化安全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安全、民族文化传统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雁翎、南东风 2011)。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一个民族历史延续和文化独立的标志。语言虽不直接等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但是语言优势可能被用来传播价值观念，谋求国家利益。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信仰、信念、礼仪、风尚等，对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而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所谓意识形态，是反映国家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观体系，是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的核心力量。

国内文化安全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文化安全的概念是由我国学者率先提出来的，而国际学术界在涉及文化安全研究时，往往是内涵于“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文化例外(cultural excep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等概念中(唐圆梦、谭培文 2012)。林宏宇1999年发表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是国内最早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文章。胡惠林撰写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2005)一书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文化安全问题的专著，初步建立了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刘跃进主编的《国家安全学》(2004)是对文化安全最早的比较集中的论述。目前国内文化安全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全球化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威胁及对策、我国文化安全战略的构建和实现路径、互联网给文化安全带来的新变化等议题。

为了更好地推进文化安全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文化安全：挑战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在湖南长沙召开。此次会议由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主办，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语言文化研究所承办。会议在充分调查文化安全研究现状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确定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语言与文化的战略”、“国防话语研究”、“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网络安全与文化安全”、“文化安全与院校教育”、“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七个议题。来自美国和国务院新闻办、浙江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国家部委、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围绕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加深了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拓展了文化安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对于深化文化安全理论研究、加强文化安全实践指导、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受邀参加大会的外籍教授从多个视角阐述了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理解。美国夏威夷大学的Dharm Bhawuk从文化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问题入手探讨了文化安全问题。他指出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异质化的趋势将超过同质化的趋势。他认为维护世界各地文化的本土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强迫其趋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Michael Prosser对亚洲和中东的社交媒体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亚洲地区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而中东地区的社交媒体发展情况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和亚洲，但应用却日益广泛，不仅在良性互动和公民交流层面，也包括了网络恐怖主义。他指出社交媒体对于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美国华盛顿学院的Joseph Prud′ homme认为现有安全政策的悖论就是从孩童爱国主义的培养和兼收全球差异的开放心态的矛盾中衍生出来的，因为早期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实际上阻止了人们对不同文化观点的真正理解。然而，这个矛盾是可以通过美学的力量解决的，即在规划总体安全形势上整合美学鉴赏的训练。他指出Hans Georg Gadamer的美学观点可以为解决当前安全理论的悖论提供一个解决方法。同时这也彰显现今的安全政策领域对人文探索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Mitchell Green则从跨文化语用学视角研究了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即无法推断一般语用原则的会话准则。他首先概述一般会话含义的生产机制，其次考虑会话准则面临的跨文化有效性的挑战，并讨论这些挑战的局限性。

浙江大学施旭做了题为“涉中国防学术话语研究”的大会发言，以近年来一系列外国有关中国国防、安全、军事领域的学术期刊文章和研究报告为对象，以“文化话语研究”为框架，从话语对象、话语基础、话语观点、话语视角、话语修辞、话语主体、话语渠道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剖析相关国际社会、军事组织对于中国国防力量的关注度、观念、意图和态度。国务院新闻办舆情研究所的李新中在会议发言中分析了网络安全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利器，提出应当创建属于中国的网络空间体系，实现自主网络空间安全。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尽快将互联网管理纳入国家整体战略布局；学习借鉴美国治理互联网的成功经验；加快网络安全立法，加强网络执法；提高网络安全监控与预警能力；把掌握网络核心技术提升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高度予以重视和投入；开展网络综合治理，坚定维护我国的网络主权，等等。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李健做了题为“从认知到行动——美军网络空间四大框架”的大会发言，从美军对网络空间的总体认知入手，以美军保持网络空间战略优势的系统论思想和经营网络空间的方法论为主线，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军在“认知框架、战略框架、行动框架、技术框架”四大网络能力框架下建造与使用网络能力的行为过程。他认为美军在网络空间中的网络行为体也与其他行为体一样，遵循着“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么做？”这一行为循环，从而构成了“从认知到能力框架搭建，进而完善具体能力”这一行为过程。来自东方锐眼风险管理顾问公司的郑刚深入阐释了欧美财团垄断控制全球主流话语权的机制与手法，进而针对精确舆论攻击这种特殊形式的话语权操控手段进行了重点剖析，并就我国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几位学者也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参与讨论。国防科技大学的梁晓波做了题为“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的大会发言。他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实力的提高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已经进入新的阶段。面对新的形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施者们既要大力发扬中国文化的强有力的优势，也要正确认识到中国文化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不足。他认为，在战略层面，应该从交流与传播理论、热点地区和国家文化以及自身文化等领域加强研究；同时应该在加强中国文化自身的强力建设、中国文化话语体系构建、文化“走出去”多方位实践等领域加强战略建设，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伟大战略的实现。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龚双萍从2014年香格里拉对话中美日三方发言人的演讲语料着手，从冲突话语的视角进行了国家身份建构的策略研究。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庞超伟介绍了美军建立了融前线部署分队和后方支援机构为一体的人文地形系统，指出人文地形系统是美军在非对称作战中建设的新型力量，对我们深刻认识未来作战行动的特点和规律，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有效提高部队战斗力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本次大会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文化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性的研究领域。与会代表从文化、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军事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既有讨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宏观研究，也有从话语等细节入手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例如剖析文化安全在具体话语(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媒体话语等)中的体现并探讨如何更好地运用话语来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第二，将文化安全研究与军事需求相结合。与会论文中与军事直接相关的论题有：各国军队文化安全、美军人文地图与军队院校学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话语与国防、军事外交、电影与战争、军校学员文化价值取向、战争文化心理、军队形象构建、网络空间的舆情监测、美军战略传播等等。这些论题的研究可以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经过本次大会的讨论，与会代表们普遍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深化我国的文化安全研究：第一，加强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性。目前很多文化安全研究以实践应对为主，即从目前我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和挑战出发，提出对策和建议。但是这些研究提出的对策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而且重复性较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对文化安全内部结构的系统认识，加强文化安全理论体系的建构。第二，加强文化安全的微观视角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可以体现在大众传播、高等教育、跨文化交流等多个具体的社会活动领域，而当前文化安全研究大部分以宏观层面的分析为主，极少针对某个特定领域的文化安全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尽量把宏观和微观视角结合起来，既要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也需要适当加强细节分析。第三，加强文化安全的多学科研究。我国学者虽然广泛地探究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保护、发展和繁荣问题，但研究的学科基础比较薄弱。文化安全的研究除涉及政治学外，还应当涉及文化哲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研究的全面性。第四，加强社交媒体与文化安全问题的关系研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给社会生活和秩序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但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仍然是网络与文化安全的关系问题，对于新兴的社交媒体给文化安全带来的影响和冲击还不够关注，有待进一步广泛考察和深入分析。

邓玉荣、罗德芬，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构建[J]，《求索》，2012年第2期。

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林宏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J]，《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8期。

刘静波，《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唐圆梦、谭培文，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综述[J]，《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雁翎、南东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文化安全浅析[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张 韧：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焦新平：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敖 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梁晓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