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堪称美国文学史上最特立独行、风格迥异的作家。其诗歌才华从最初仅为少数亲朋好友知情欣赏，到如今誉满全球；从生前仅约10首诗歌公开发表，到离世后近1800首诗歌、1000多封信件的发现、编辑、出版、研究和翻译；从在世时“遁身”世外，堙没无闻，到死后名声鹊起，声名显赫；从名不见经传的“家庭主妇”到堪与惠特曼比肩争锋的美国经典诗人1，狄金森已成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1890年第一部狄金森诗集出版，随后100余年的狄金森研究追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欧美及世界文学批评保持协调同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1.序曲：从“圈内”到“圈外”的出版历程

一个多世纪的狄金森研究肇始于其身后非同寻常的诗、信出版历史。其作品历经从“圈内”到“圈外”的出版历程。狄金森诗、信的发现与整理、编辑与出版，与诗人的家庭社会关系、当时美国的社会历史语境、审美观、编辑的动机、个人旨趣和阐释等息息相关。从某种程度而言，狄金森诗信的出版即是一个改写、再创作的过程。因诸多主客观因素，狄金森研究离不开对其诗信文本出版历史的了解、不同版本形成的相关背景、以至不同版本选择依据的追本溯源。这一点在1955年以前的狄金森出版历史中尤显必要。

狄金森生前仅约10首诗歌公开发表，且基本是匿名或化名。其它诗歌书信作品则都是诗人身后由亲朋好友编辑出版。自1890年由梅布尔(Todd Loomis Mabel)与狄金森生前多年的笔友、评论家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合作编辑出版第一部《艾米莉诗集》起，狄金森诗歌、书信作品相继问世。50多年后，狄金森作品的出版从最初被亲朋好友等“圈内人”掌控交至非圈内人手中。1955年约翰逊(Thomas H.Johnson)编辑出版三卷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ThePoemsofEmilyDickinson:IncludingVariantReadingsCriticallyComparedwithAllKnownManuscripts)，共1775首。这是狄金森作品出版史上的里程碑。自此，约翰逊编辑的狄金森诗歌引用都是以J伴随诗歌序号的书写形式。1967年富兰克林(Ralph William Franklin)版专著出版，约翰逊在狄金森出版领域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随后，富兰克林编辑出版两卷本《艾米莉·狄金森手稿本》(TheManuscriptBooksofEmilyDickinson1981)。1998年，富兰克林出版修订的集注版三卷本《狄金森诗集》(ThePoemsofEmilyDickinson,VariorumEdition),该版本新增诗歌17首，被誉为“标准版”的《狄金森诗集》。这个两卷本的诗集共收集诗歌1789首。富兰克林版诗歌引用一般采用Fr诗歌序号形式。时至今日，约翰逊与富兰克林两大版本依然最具权威，广为接受，被公认为狄金森研究的“圣经”。

2.回眸：经久流传的交响曲

伴随诗、信集的陆续出版，狄金森研究拉开帷幕。从最早的狄金森诗歌评论至今，已一个多世纪。美国和全球对这位女诗人的研究经久不衰，研究视域亦不断拓展。狄金森研究的目光从最初聚焦对诗人生平故事的好奇、想象和建构，转向对诗歌文本的细读和评析。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延进和更新，世界范围的狄金森研究视域愈趋宽阔，呈现多元化态势。

诚如詹姆斯·伍德雷斯(James Woodress)所言：“如今，在美国文学领域，学生或教师在研读狄金森诗歌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紧跟整个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飞速发展和变化”(Messmer 1998:299)。全球范围的狄金森研究一直追随着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发展步伐，不同时期的批评关注焦点和热点也随之变化，呈现出较清晰的发展轨迹。批评各有侧重，或为各自理论寻找文本依托，或从新视角挖掘诗歌的新寓意、新关联。国内的狄金森研究尽管起步较晚，但一直追随国际狄金森研究的洪流，驶入多元化的研究轨道。

从历时的角度回溯，一个多世纪的狄金森研究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30年前因圈内人士编辑出版狄金森诗歌，狄金森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性到崭露头角，作为诗人地位的基本确认；1930年到1955年，对狄金森的关注和研究从评价形式过渡到评论形式，狄金森开始步入经典文学的殿堂；1955年至1970年末，狄金森研究开始与整个严肃文学批评理论同步接轨；8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理论呈多元化、跨学科、超文本数字化趋势拓展。期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化交相辉映，视域更宽广，形式更多样，研究更深入，全球性的狄金森研究交响曲经久回荡。

2.1 19世纪60年代早期至20世纪30年代：声名鹊起

最早的狄金森诗歌评论是希金森以“公开的文件夹”(An Open Portfolio)为题，为诗人最初发表的诗歌所写的介绍，发表在《基督教联盟》杂志上(Higginson 1890a：392-393)。两个月后，在与梅布尔共同编辑的《狄金森诗集》写的“前言” (Preface)中，希金森全面介绍了狄金森的诗歌风格，指出诗歌中大量出现的不规则语法、韵律、音步及省略等变异现象，他淡化“偏袒”诗歌不规则的语法和拼写等形式问题，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诗人新颖独特的诗歌才华。他写道：带着“雨水、露珠和泥土”的诗歌“闪烁着对自然和生活清新独特与深邃的洞察和见解”。希金森还振振有辞地为看似不入流的诗歌形式，却蕴含丰富思想和哲理的诗歌内容进行辩解：“毕竟，当一种思想令人感到惊讶时，语法便显得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了”(Higginson 1890b：iii-vi)。2其对狄金森的推崇之情跃然纸上。

当时评论界对狄金森诗歌的尖锐批评，使原本奉行传统美学的希金森大受影响，一度不愿继续此事。显赫的银行家、早期超验主义者爱默生和梭罗的密友塞缪·沃德(Samuel G.Ward)别具慧眼，在1891年10月11日给希金森的信中如此写道：“我同世界一道，对艾米莉·狄金森怀有浓厚的兴趣。毫不奇怪，她的六版诗选都销售一空。我想每一本都卖给了新英格兰人。她也许会闻名世界，也许就走不出新英格兰。”在信的结尾，他称狄金森为“表达力强的缄默者”(articulate inarticulate)，并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她吸引许多新英格兰女人的魅力之所在”(Sewall 1998:3-4)。最终希金森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观点。

希金森明显对狄金森带有偏爱的褒扬，引起当时美国出版界和评论界的极大反响，既有共鸣，也存争议。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美国文学文化评论期刊《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的编辑、批评家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 1891:318-321)对狄金森的诗歌做出积极有力的评价，指出即便在技术层面，狄金森的诗歌业已达到“完美表达自己观点”的境界。同时，他将狄金森诗歌置于当时新英格兰的背景之下，认为“狄金森的作品是美国，或更确切说是新英格兰为世界文学增添的不可或缺、个性鲜明的一部分”(Buckingham 1989：77，78)。这种充满“爱国主义自豪感”的评价，点燃了英国评论界敌对的火花，当时最激烈的言词甚至把狄金森诗歌不合语法归因于美国缺少文明素养。

早期关于狄金森的研究和评论，极大地受到希金森对狄金森诗歌不规则的形式与原创性的内容所作的“二分法”评论方式的影响。尽管后来很多的评述试图找到一种“整体性”的方法，以期将诗歌不规则的形式和主题元素结合进行讨论，解决由此而造成的“理解、审美评价、比较、分类和传记玄想等方面的困难”(Messmer 1998：304)。但可以说，希金森的“形式—内容”二分法将公众的视线引向对狄金森诗歌的关注，在早期狄金森研究中影响深远。

在1914年比安琪编辑的《独一的猎狗》一书书评中， 《诗刊》主编蒙罗(Harriet Monroe)认为狄金森是一位“无意识的未列入意象派队伍的意象派诗人”(Lubbers 1968:104)。她的这一观点恰与伊丽莎白(Elizabeth Shepley Sergeant)称狄金森为“早期意象派诗人”的看法不谋而合。评论家随之纷纷从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清教主义等不同的视角对狄金森诗歌进行研究。更令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评论者把她的诗歌归入欧洲文化传统，尤其是纳入T.S.艾略特所推崇的玄学派诗歌传统。美国著名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 2002：235)盛赞狄金森是“极具个性化的天才”，认为其诗歌天赋和“独具的人格美……足以使她置身该语言最优秀的诗人之列”，将其诗歌评价为“也许是女诗人中所写的最好的英文诗”。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rmstrong)对此评价做出看法相同的回应，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只对他的‘也许’一词有争议。”建议完全可以去掉“也许”3。1924年，艾肯为自己编选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选》出版写序，该序言标志着将狄金森诗歌评价性批评转向阐释性批评。同时艾肯将心理学理论引入狄金森诗歌主题研究，特别是狄金森以死亡和自然为主题的诗歌分析。后来的学者沿用这种方法，既从超验主义和清教传统探讨诗歌的影响源，诗歌的主题，也对诗歌简短而机智的隽语式语言、不规则的语法和标点，“不工整的”格律(slant rhymes)等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将狄金森研究从19世纪末的形式—内容的二分法转向二者的结合，奏响了狄金森批评理论研究的序曲。

2.2 20世纪30年代至1955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

1955年由约翰逊编辑的狄金森诗歌全集的问世，狄金森研究也随之出现空前的高潮，既延续早期的传记研究，也将盛行于20世纪40、50年代的英美新批评理论纳入其中。

基于诗歌的出版和早期的推介性评价，该阶段的狄金森研究得到深入和发展，其明显表现为从报刊评价性评论转入学术的阐释。两大主要背景促成这一发展转向，一方面是比安琪与汉普森主编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续编》与《艾米莉·狄金森未发表的诗》出版的推动；另一方面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流派之一的新批评理论的兴起。新批评在40、50年代的英美文学批评界大行其道，这在狄金森研究中也有体现。如1932年艾伦·泰特(Allen Tate)的“新英格兰文化与艾米莉·狄金森”(New England Culture and Emily Dickinson)一文堪称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狄金森评论文章。泰特认为“感知和思想的融合”使狄金森成为新批评理想的典范。同时泰特摒弃传统的传记方法，将狄金森诗歌置于新英格兰清教文化的相关背景探讨，为“后来以文化为中心解读诗人提供了模式”(Eberwin 1998:206)。

这一时期另一个特点是狄金森传记批评的延续和拓展。传记研究一直是狄金森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狄金森传记研究为以后的狄金森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好奇人士努力从一切可以得到的相关资料的字里行间，或一些外围资料为其“寻找”男性或同性情人，可无确凿证据证明这些猜想。比安琪在1924年编辑出版的 《艾米莉·狄金森的生平和书信集》(TheLifeandLettersofEmilyDickinson)中认为牧师沃兹沃斯(Charles Wadsworth)是最有可能的“情人”，维奇尔(George Frisbie Whicher)1938年出版的《这是一位诗人》(ThisWasaPoet)将狄金森回放至历史语境中，认为清教主义和新英格兰式幽默构成其影响的渊薮，并认为沃兹沃斯和牛顿(Benjamin Franklin Newton)是狄金森学识上的顾问(Lubbers,1968:166-167)。1951年另外两本传记也相继问世：蔡斯(Richard Chase)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Dickinson)和瑞贝克·帕特森(Rebecca Patterson)的《艾米莉·狄金森之谜》(RiddleofEmilyDickinson)。蔡斯采用传记式方法解说分析一些诗歌主题，同样认为狄金森诗歌主要源于自身的清教经历。帕特森则是第一个讨论狄金森有同性恋倾向的学者，他的结论基于对狄金森爱情信件的共时分析和信件中不断复现的地理意象，认为苏珊与凯特是狄金森的同性恋人。一时间，狄金森似乎成了双性恋者。但同样无确凿证据。而1954年版的萨克雷(Donald E.Thackery)的《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手法》(EmilyDickinson'sApproachtoPoetry)则更偏重诗歌的语言分析。

20世纪30和50年代集中了这一时期狄金森研究的主要成果，而介于其中的40年代的狄金森评论则似乎陷入低谷，仅有大约三部有影响的著作问世。

2.3 195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学术理论研究接轨

该阶段狄金森研究以1955年约翰逊编辑出版的的三卷本狄金森诗歌集为新起点。约翰·兰瑟姆认为该诗集是“20年来重要的文学事件”(Ransom 2002:287-288)。

60年代狄金森研究既有传记性的评述，也有对诗歌的解读和批评。传记研究的特点是聚焦传主生平及相关信息4，了解与阐释传主的思想与艺术创作，以更好理解文本。除最早由约翰逊编写的传记，富有影响的还有莱达(Jay Leyda 1960)的两卷本《狄金森的岁月与时日》(YearsandHoursofEmilyDickinson)。 莱达认为“在当前对这样一位谜一般的，被流言蜚语和传奇扭曲的诗人进行研究中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描写诗人的真实生活”。莱达的传记基于时间顺序，按年份收集几乎所有与狄金森家庭、阿默斯特镇、美国，甚至与他家庭有关的国外人士，以及狄金森经常阅读的期刊报纸的相关信息4,时间跨度大，涵盖1828年狄金森父母结婚到1886年诗人的葬礼，为狄金森生平研究提供了真实客观、原始的文字依据。莱达写道“她将自己融入国家和社区的冲突和紧张(tensions)中，这比我们认为的程度大得多”(Leyda 1960: xix-xx)。该传记是70至80年代狄金森传记研究的蓝本。

斯沃尔(Richard B.Sewall 1974)的两卷本《艾米莉·狄金森传》(LifeofEmilyDickinson)和格里菲斯(Clark Griffith 1964)《长长的阴影：狄金森的悲剧诗歌》(TheLongShadow:EmilyDickinson'sPoetry),是该时期的力作。前者是继20世纪60年代莱达的两卷本诗人传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作品。斯沃尔是狄金森传记名家，她基于一切可以获知的解密谜底的信息，主要包括狄金森家庭背景、同时代人明显的家庭语言特征，也涉及奥斯丁与梅布尔婚外情引起的“家庭战争”(War between the Houses)。后者通过关注家庭和小镇的学术氛围，追踪狄金森隐喻语言的源头，认为“她置身于这样一个知识和财富集中的家庭环境，这样一个大学林立的小镇里，绝非一无所获”(Griffith 1964：10)。

波特(David Porter 1966)的《艾米莉·狄金森早期诗歌艺术》(TheArtofEmilyDickinson'sEarlyPoetry)分析了诗人早年的300多首诗歌。也有探讨诗人内心世界的，如戈尔培(Albert J.Gelpi 1965)的《艾米莉·狄金森：诗人的心灵》(EmilyDickinson:TheMindofthePoet)，着重论述诗人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强调诗人在一个与其个性格格不入的社会中为适应外界而作的努力与调整。舍伍德(William R.Sherwood 1968)的《圆周与环境：狄金森心灵与艺术中的舞台》(CircumferenceandCircumstance:StagesintheMindandArtofEmilyDickinson) 则强调清教文化对诗人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

60年代末，语言学理论进入狄金森诗歌研究。如从语言学视角对狄金森诗歌语言及写作习惯的分析中，林德伯格(Brita Lindberg-Seyersted 1968)的《诗人的声音》(TheVoiceofthePoet:AspectsofStyleinthePoetryofEmilyDickinson)，在词汇、音步和句法等方面分析说明诗中大量的口语、俚语以及富有个性的语言特征。卢卡斯(Dolores Dyer Lucas 1969)的《艾米莉·狄金森与谜语》(EmilyDickinsonandRiddle) 探讨狄金森诗歌中富有民间艺术特色的谜语般的语言特点。还有莫里(Frederick L.Morey 1968)创办的狄金森研究专刊《狄金森简报》5(EmilyDickinsonBulletin)。

70年代，狄金森研究出现新动向，评论家开始把各种新的理论引入其中，为传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段时期最重要的创新是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狄金森研究。女性主义学者将狄金森誉为“超越沉寂传统，作为女性先驱的重要女诗人”6(Juhasz 1976: 7)。事实上，作为被公认的美国一流的女诗人，狄金森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焦点。该阶段狄金森研究涉及的批评理论最多，最复杂，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也已介入，研究可大致划分为传记研究、文化-历史语境研究和语言/文本研究三大领域。

凯勒(Karl Keller 1979)撰写的《美女中唯一的袋鼠》(TheOnlyKangarooAmongtheBeauty:EmilyDickinsonandAmerica) 是70年代末狄金森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将狄金森置于特定的美国背景中，从文学、历史、文化和当时风行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等多角度审视狄金森诗歌。该书第一次涉及狄金森所有作品，主要关注三方面：一、主题汇集，涉及大海、爱情、死亡和自我。二、诗学的视角。 三、诗人自我身份的追求。著作为后来的狄金森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它非美国文化背景的读者提供了研读狄金森诗歌的便利。但因涉及面太广，在呈现社会历史语境实证材料上稍显不足。

2.4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多元混杂的研究态势

从文献可知，20世纪70、80年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狄金森研究出现空前繁荣，以后则呈多元化趋势。根据国际狄金森专家麦斯梅尔(Marietta Messmer)源自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统计数据，有关狄金森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条目，平均每年有50多种，20世纪80年代是狄金森研究的新高潮，以1986年成果最盛，达83种之多，研究涉及用多语言撰写论著(Messmer 1998: 299-322)。

泊拉克(Vivian R.Pollak)是80年代女性主义视角狄金森研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学者。她认为狄金森的内心有两个分裂的自我：生养她的、赖以生存的权利体制下的传统女性与在此环境中勤奋写作的非传统的诗人(Pollak 1984：31)。后来她以“我的生命站立——一杆上膛的枪”(My Life Had Stood—A Loaded Gun J746,Fr754)为例，指出狄金森是一位处于对传统女性角色有意识，但又有内在驱使力的女诗人，是“性别焦虑的桂冠”(9)。泊拉克的明智之处在于没有把狄金森盲从归入以前任何学者得出的结论，而是做出富有策略的评判，这使她1984年出版的《狄金森：性别的焦虑》(Dickinson:TheAnxietyofGender)大获成功。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批评盛行，狄金森研究出现一定程度回归，也得以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如果说，之前的研究仅将狄金森置于新英格兰或美国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探讨其诗歌与传统的关联，单一强调清教文化对狄金森的影响，将狄金森简单定位为所谓的宗教诗人，那么80年代的狄金森研究的创新和不同之处则是将狄金森放在更为宽阔宏大的文化背景框架中，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狄金森诗歌文本是历史的文本，是历时与共时统一交织的文本。

圣阿蒙(也译圣阿曼德)(Barton Levi St.Armand 1984)的《艾米莉·狄金森及其文化：心灵的社会》(EmilyDickinsonandHerCulture:TheSoul'sSociety)堪称这一时期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的代表作。圣阿蒙指出，解读文学作品犹如考古复原，需要考古学家不断地挖掘陶瓷碎片，才能再现陶瓷完美惊人的弧线。对于理解文学作品也具同样的道理，要捕捉理解某种艺术形式的意义，必须重构作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只有将文本置于文化大背景之下，方能凸现其强大的生命力与重要性(St.Armand 1984：1-13)。圣阿蒙收集大量的文化材料，包括妇女的剪贴簿、期刊、民间艺术、风景画和图标，通过整体全局的思考，力图向读者呈现一部真实的“美国维多利亚文化传记”(同上，219-258)。圣阿蒙还具体分析诗歌，展示狄金森的美学观，说明美国自然主义诗人、哈德逊河画派和罗斯金(John Ruskin)对狄金森审美观的影响。有人认为圣阿蒙从庞大的材料堆砌来进行定性的分析，试图说明这些文化因素对狄金森作品的影响，以及在其作品中的转换，只是一个量的跳跃(a real quantum leap)。但是，相比圣阿蒙在该领域的杰出成就，这未免有点吹毛求疵。毋庸置疑，该书挖掘大量丰富的资料,为狄金森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语境，有助于人们理解对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虽然相对圣阿蒙试图重构狄金森文化研究的美好初衷而言，该著作尚存在不足之处，但作者付出的努力令人称羡。

另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是沃尔夫(Cynthia Griffin Wolff)。沃尔夫将诗人放在一个信息含量较高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现狄金森有一种在危机时期表现出的机敏和明察(a subtle register of a time of crisis)，认为狄金森生活的年代和地方，上帝的光芒依然照耀，但她从未觉察，而是生活在时代的阴影中(Wolff 1986：9)。这一点也是与70年代的斯沃尔研究的不同之处，沃尔夫更倾向于把狄金森置于杰出男人阴影之下的女人世界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的普遍现象是文化转向取代语言学转向，且成为一种支配文学研究等学科的主要思潮。这种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将文化置于一种优先考虑的地位，认为文化是社会转型运动中重要的价值涵项。或者说，当人们以文化为基本价值视野来审视和探索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文化转向就发生了。当然，文化转向引起当代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的变革。这一转向在狄金森研究中也得到体现。法尔(Judith Farr)堪称狄金森研究的资深专家。1992年，法尔出版《艾米莉·狄金森的激情》(ThePassionofEmilyDickinson)，继圣阿蒙(1984)之后，法尔将狄金森置于广阔宏大的文化背景，认为19世纪风景画家、前拉菲尔派画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罗斯金作品和夏洛特·勃郎特小说为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法尔探讨狄金森诗歌语言、意象、生活及爱情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与当时文化的联系，认为其作品“如肖像般”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特点(Farr 1992：vii-x )。但也有评价说法尔的女性视角似乎太过于关注细节，拘泥了作品的恢弘大气。同一时期，具有跨文化表征的生态批评兴起，从多学科视角拓展了狄金森研究，其自然诗歌的生态阐释成为该批评研究的基石。

中国的狄金森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出现。国内研究始于对狄金森诗歌的译介。最早的译著是1979年出版的江枫翻译的《狄金森名诗精选》。随后，各种版本的江枫译本相继出版。江枫的译作因出版年代早、版本多、发行量大、译风严谨而长期受到学界及广大诗歌爱好者的喜爱和好评，在各类书籍和刊物中引用率也最高。20世纪90年代是国内狄金森研究的高峰，各种期刊论文、学位论文数量激增，出现国内狄金森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国内狄金森研究一直紧随国际狄金森研究的动态蓬勃发展。

3.新乐章：21世纪狄金森研究新动态

进入21世纪，狄金森研究持续火热。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国际文献数据库有超过2000多项著作和文章(平均每年有50项)。1988年，“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协会”(EDIS)成立，该会定期举行狄金森专题国际会议，发布和讨论学者对狄金森研究的最新成果。纽约市每年举行24小时狄金森诗歌朗诵。2001年“9·11”事件后，人们把朗诵狄金森悲伤与死亡主题的诗歌作为对恐怖事件的回击(response to terrorists attack)，同时狄金森传记研究也在延进。2004年，伦丁(Roger Lundin)出版《艾米莉·狄金森和艺术信仰》(EmilyDickinsonandtheArtofBelief)，该书是一本诠释性传记。作者摒弃20世纪70年代斯沃尔式冗长细致的直陈方式，以影响狄金森诗歌及书信创作的因素为基础，以诗歌为实证，结合19世纪阿默斯特小镇的文化、宗教及环境等因素，全方位地展示诗人的真实生平。该书的创新之处是采用一种新的传记编写方式，把诗歌和书信巧妙地与19世纪新英格兰的文化背景及诗人的生平故事融为一体，为狄金森的传记编写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克里斯汀森(Lena Christensen 2007)整理出版其博士论文“编辑艾米莉·狄金森”(Editing Emily Dickinson: The production of an author)，以探究“什么使狄金森成为她自己的样子”为目的，从作家狄金森、物质狄金森、数字狄金森三个层面系统评析狄金森，认为作者是多种声音的产物，而非专属某个人。在“‘市场’里，‘作者’具有一定的职能”(Christensen 2008:2-30)。该书是一部汇集史料、理论批评和历史文化研究等宏大视角的学术专著。

始于20世纪末文学的文化研究与当下的跨学科研究是21世纪文学研究的大趋势。21世纪的狄金森研究也随之进入更广阔包容的文化研究范畴。最具影响力的是德普曼(Jed Deppman 2008)的哲学维度的狄金森研究，《试着与狄金森一样思考》(TryingtoThinkwithEmilyDickinson)、《狄金森与哲学》(EmilyDickinsonandPhilosophy2013)等一系列相关书籍和文集相继问世，开创性地将狄金森的诗性语言与哲学思考糅合为一体，从欧洲哲学对美国的影响，19世纪美国哲学的源起等着笔，以具体详实的史料说明时代对狄金森的哲学浸染等，系统论述狄金森诗人兼哲学家的双重身份，凸显新世纪狄金森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法尔(2004)的新作《狄金森的花园》(TheGardensofEmilyDickinson)，是叙事学术7研究(narrative scholarship)的极好诠释，该专著首次通过具体阐释狄金森制作收藏的植物标本等，论述狄金森的田园生活和狄金森的自然观，为狄金森以及19世纪美国中层社会生活和审美情趣研究提供了详实的史料。该著秉承法尔一贯的风格，图文并茂，视角新颖独特，文笔清丽优美，论述令人信服，读来轻松愉悦，也是当下狄金森环境文学研究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狄金森研究成果丰硕。自1992年起，国际狄金森协会(EDIS)定期召开狄金森国际研讨会。2009年出版的《狄金森在世界的接受》(TheInternationalReceptionofEmilyDickinson)汇集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的狄金森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亚洲国家日本、韩国的研究情况。遗憾的是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未能编入该论文集。2012年会议主题为“数字化时代的狄金森阅读”(Reading Dickinson in the Digital Age)，标志着狄金森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2013年会议主题为“艾米莉·狄金森，世界公民”(Emily Dickinson,World Citizen)，探求狄金森作品的多样性，她的世界，她的政治，她对公民身份的理解，她对国际文化与影响的感知，以及多样文化对狄金森的接受。2013年10月24日，互联网狄金森电子档案馆(DickinsonElectronicArchives)得以更加完善，增添了许多狄金森相关手稿和照片。《狄金森专刊》和《狄金森简报》两大电子刊物将最新的研究动态快捷呈现，为世界范围内的狄金森学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的交流平台。2005年美国诗歌学会将狄金森定为“国家诗歌月”形象大使，狄金森的诗人形象海报更具普世性，极大地激励着美国各个阶层。

同时，美国狄金森研究开始关注狄金森作品的异国元素，包括东方元素，努力挖掘狄金森与异域文化、经济等的关联。如狄金森研究专家，美国纽约巴法罗大学英语系教授，《狄金森期刊》主编米勒(Christinne Miller)曾撰文汇集狄作品中与异国相关的词汇。中国学者的狄金森研究立足本土，从中国文化视角研究狄金森。康燕彬的道家文化与狄金森研究等系列成果，引起海内外学界新的关注。2014年11月下旬，由复旦大学文学翻译中心主办，《狄金森期刊》协办的“艾米莉·狄金森在中国——翻译的可能性与跨文化视野”国际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狄金森在中国的跨文化重写和阐释，致力于探讨比较诗学；影响、接受和翻译；经典的跨文化建构或形成，以及狄金森研究的新进展等论题。这是国内首次主办的狄金森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迎来中国狄金森研究的新时代。

一百多年持续火热的狄金森研究早已枝叶扶疏，但并未穷尽狄金森经典的全部内涵。狄金森穿越时空界限，从19世纪的阿默斯特小镇出发，走出新英格兰，走出美国，走向世界。

注释：

1 狄金森的兄长奥斯丁·狄金森(Austin Dickinson)在狄金森的死亡证明之“职业”一栏填写中，写明狄金森为“家庭主妇”(“at home”)。参见Wendy Martin.TheCambridgeIntroductiontoEmilyDickins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58.

2 第一版《狄金森诗集》共选诗歌115首，身为编辑和评论家的希金森，担心公众难以接受真实的诗歌书写与语言形式，而对诗歌进行大量修改，使韵脚更整齐，音步更规则，同时删除一些地方语言，替换了比喻等。如“民间”变成了“那些”，“heft”变成了“weight”，诗行也有些许更替。参见Emily Dickinson.TheCompletePoemsofEmilyDickinson[C].Ed,Thomas Johnson.Boston,Toronto: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0.“Introduction”。这些说明狄金森诗歌编辑一开始是改写与再创作的历史。

3 参见Conrad Aiken.Emily Dickinson,EmilyDickinson:CriticalAssessments[C].Vol.II.Ed,Graham Clarke.Robertsbridge: Helm Information.2002: 235.其中原文“狄金森的诗歌”最初刊登在1923年6月《观察者》周报(2005年停办)，作者为马丁·阿姆斯特朗(Martin Armstrong)。见 Martin Armstrong.The Poetry of Dickinson,Spectator1923,6:22-23.

4 据资料记载，狄金森常翻看的报刊杂志有《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TheSpringfieldRepublican)、《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哈珀月刊》(Harper'sMonthly)、《斯科瑞普纳月刊》(Scribner'sMonthly)等。《大西洋月刊》于1851年在波士顿创刊。创始人汇集如斯托夫人、爱默生、朗费罗、罗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为第一任编辑)等享誉美国的重要作家，该刊最初为文学文化评论期刊。《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创办于1824年，最初为周报，1844年改为日报，2001年恢复原名《共和党人报》。狄金森家的好友鲍尔斯(Samuel Bowles)是该刊的主编，曾发表过狄金森的诗歌。如1862年3月1日“安居在雪花膏石的屋子里”(Safe in their alabaster chambers J124,Fr216)以《睡眠》为题，1866年2月14日“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J1096,Fr986)以《蛇》为题在该报发表。现该报可在线阅读。《哈珀月刊》于1850年6月创刊，是当今美国发行历史排名第二的月刊，为涵盖文学、政治、文化、财经等的综合性刊物。《斯科瑞普纳月刊》是文学期刊，1870年7月19日创刊，同年11月发行第1期，1881年更名为《世纪期刊》，1930年与《论坛》(TheForum)合并。

5 该刊物后来改名为《狄金森研究》(DickinsonStudies)，1993年莫里去世后停办。刊物收集各国学者狄金森研究状况，介绍狄金森研究领域的新书，广受学者的欢迎，成为世界各地图书馆及研究机构不可或缺的图书资料。

6 该引用原文为“The great woman poet to serve as foremother to a dormant tradition。” 见Juhasz,Suzanne.NakedandFieryForms:ModernAmericanPoetrybyWomen:ANewTradition[M].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6: 7。此处为本文作者翻译。

7 “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源自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英文系教授，美国生态批评领军人物之一的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作者认为其意有二：一是文学研究的跨界；二是学术研究与生活的平衡，即探索文学文本与世俗世界体验结合，将个人化故事叙述与学术性分析结合。可参见其著作《走出去思考》(2010)(GoingAwaytoThink,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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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玲：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