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靓 访 左天梦 译

（巴黎第五大学 人文学院，法国 巴黎；巴黎第四大学 文学院，法国 巴黎）

——法国著名学者盖朗教授访谈录

赵靓 访 左天梦 译

（巴黎第五大学 人文学院，法国 巴黎；巴黎第四大学 文学院，法国 巴黎）

让—依夫·盖朗（Jean-YvesGuérin），法国当代著名学者，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及戏剧研究专家，从1983年起先后曾任巴黎十大、巴黎十二大文学教授，现为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文学教授，并兼任巴黎三大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生院院长。他对加缪的研究在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编著有《加缪词典》（DictionnaireAlbertCamus）、《阿尔贝·加缪：文学与政治》（AlbertCamus:littératureetpolitique）等作品。

2010年世界范围内掀起纪念加缪逝世五十周年热潮，和2013年加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加缪思想的巨大影响和对当代文学研究创作的意义，而盖朗教授一直活跃于该研究的前沿，以他三十多年对加缪作品的研究，提供给我们更广阔的研究视角。在刚刚结束了在中国南京和上海的学术交流活动后，他在巴黎三大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生院办公室愉快地接受了《长江学术》杂志的访问。

参与本次访问的人员：赵靓，巴黎第五大学（勒内·笛卡尔大学）哲学博士。

左天梦，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文学博士。

“写政治主题的作家”

赵靓（以下简称“赵”）：盖朗教授，您好，非常高兴能在加缪诞辰百年纪念年里和您在巴黎相遇。加缪的作品在中国有着巨大的读者群，在2002年的时候，《加缪全集》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了。

盖朗教授（以下简称“盖朗”）：您确定加缪所有的作品都被翻译过去了？

盖朗：对，所以并不是真正的“全部”。

赵：在中国学术界，加缪的作品里“荒诞”以及“存在主义”这两个主题已经被挖掘很多了。

盖朗：对的。这完全不像我们法国这边做的分析和研究。我们现在把加缪和存在主义分开来看待。在中国，我也感觉到大家还在如此谈论，我们需要超越这个想法。

赵：您对加缪近二十年来的研究中，主要着眼于加缪和政治这个主题，这对中国学术界而言是全新的东西。今年您在HonoréChampion出版社出版了《加缪：政治与文学》（AlbertCamus:Littérature etPolitique）一书。在此可以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这本新书的观点吗？这本书比起1985年的那本《加缪与政治》（CamusetlaPolitique）有什么新的研究进展吗？

盖朗：好的，第一本关于加缪与政治的书是1986年出版的，然后我写了《加缪，一位公民艺术家》（Camus,Portraitdel’artisteencitoyen,1993）。这些年来，我分析了加缪没有被分析过的文章，比如那些发表在《斗争》（Combat）和《快报》（L’Express）等杂志报刊上面的文章，期间我又指导了《加缪词典》的出版。今年的新书我把重点转移到“文学”即虚构文学的方面。第一部分深入分析了加缪的报刊文章以及政论的写作方法，第二部分研究了加缪文学中的“政治”主题，比如在小说《鼠疫》（LaPeste）、三部戏剧《卡里古拉》（Caligua）、《围城状态》（L’EtatdeSiège）以及《义人》（LesJustes）里面的表现。第三部分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涉及《快报》（L’Express）、《阿尔及利亚年鉴》（Chroniques Algériennes）上的文章以及小说《第一人》（LePremierHomme）。在我看来，研究加缪需要从整体入手，而不要把他的作品分开看待，特别不要分成不同的文学种类来阅读。加缪在不同的读者心里有不同理解，比如读小说的读者会把他看成一位小说家，看过他戏剧作品的读者会觉得他是一位戏剧家，或者我们也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记者、公民或者思想家等等，但是这些不同的身份在加缪身上是融为一体的。

赵：您在新书里面称他为“文人”（Littérateur），可是这个单词无论在法语还是在中文里，都有一定的贬义，可以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有如此的命名吗？

盖朗：我所谓的“文人”其实就是“作家”。我有时候形容加缪是一位“艺术家”，有时候形容他是一位“作家”，或者是“记者”，但他并不是一位“思想家”，或者说是一位“哲学家”。他以记者或者是公民的身份介入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不要太混淆“介入”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事情：文学是一门虚构的语言艺术，我们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发现“政治”这个主题。我提醒到，大家要分清楚“政治作家”（écrivainpolitique）和“写政治主题的作家”（écrivaindupolitique）这两个概念，加缪显然是后者，他并不是政治作家，不同于萨特那样的作家。

赵靓：但是在法语中，“政治”这个单词有两个属性，一个是阴性lapolitique，一个是阳性lepolitique，您使用的是lepolitique，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在于什么地方？

赵：“政治党派”的意思是指，比如共产党，社会党，等等。

盖朗：对的，加缪并不是任何党派的作家或者代言人。

赵：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您常常称他为“公民记者”（Journalistecitoyen）？

盖朗：对的，正是如此。我不是第一个如此称呼加缪的，很多人都这样说。事实上，加缪并不是某个党派的发言人，更多的是作为一位记者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比如他在《斗争》上面写的那些文章。他并不是归属于某个党派的“政治人物”，他几乎没有以“政治人物”这个身份做过访谈，更多的是以“作家”的身份接受访谈。所以，加缪和党派之间是有一定距离存在的，他是以一个独立的形象出现的。他形容自己是“独立行动的人”（franc-tireur），就是说他是独自一个人，这个词语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个政治环境，那个时候有很多政治运动，比如抵抗运动，很多人都如此自称，意思是：独立自主、智慧、讲究策略。

赵：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加缪投身做了记者吗？

盖朗：记者的职责就是说出实情，而并不是要谈论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个世界让他感兴趣，而不是意识形态。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履行记者的职责的。你们将会在1944年末的文章里，（其中也有一部分讲到中国），看到他的批评精神以及对真相的追问。对于一个记者而言，如何报道事件？我们需要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源，而那些官方言论通常都会掩盖真相本身。

赵：这就是所谓的“修辞”。

盖朗：对的，完全正确，加缪身上有的是一种批判精神以及追求真相的执着，而不是利用修辞法来建构文章，或者说进行一种传道。

加缪—萨特：“兄弟—敌人”

赵：在此引用您新书里的一句话：“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政治也不是一切”，您用这句话把加缪和萨特分开了。在中国，加缪和萨特的关系被所有人关注，您对此怎么看待？

盖朗：是的，我写过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要超越政治。加缪不是把政治当作一切的。因为在意识形态里，政治家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彼此之间只有对立和战争。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彼此之间什么共识都不存在，比如50年代冷战时代的情况。但是，世界不只是有黑色和白色这两种颜色的，是多姿多彩的，世界是多样性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可以粗暴对待和简单化这种多样性，但记者或者作家不应该那样，记者应该向世人展示这种多样性。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形容萨特和加缪之间的关系，喜欢提这么一个短语“兄弟—敌人”（frère-ennemi），这是有文学传统的提法，在17世纪，有拉辛和高乃依的例子，18世纪有卢梭和伏尔泰，20世纪则是加缪和萨特。追溯到西方传统神话里，也有这样的对立人物形象，比如，罗马的建城者是孪生兄弟罗慕路斯与雷穆斯，最后罗慕路斯杀掉了雷穆斯。

赵：在圣经里则是该隐和亚伯。

盖朗：对啊，这正是我想说的“兄弟—敌人”之间的关系，萨特和加缪正是如此。他们是同时代的人，有同一个出版商伽利玛，都是多产的作家，都创作小说、戏剧、随笔和散文等文学体裁，甚至也是在同一个哲学思想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细微差别的。萨特是一个继承者的形象，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家族的第三代，祖父搞文学创作，并且编纂了一部词典。他的童年时期是在先贤祠那个环境下生活的，在亨利四世中学读书，之后进入索邦大学以及巴黎高师继续深造，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继承者的形象。

赵：是的，完全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模式（topique）。

盖朗：是的，正是你用的topique这个形容词。但是，加缪的情况完全相反，他出身于一个小康之家，他没有通过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也不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的学生，而是在阿尔及利亚读的大学。所以，从一开始，学院派继承者和奖学金获得者是不同的。奇怪的是，继承者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说萨特在1935年毕业的时候对此并没有意识，直到1938和1939年，他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小说《恶心》等，并因此成名，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学院派哲学家身份。比起萨特，加缪出名更早，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就开始出书，也是因为运气，他结识了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42年加缪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书的时候才29岁。所以他的职业生涯看起来真的比较容易，在1944至1945年的时候，加缪比萨特就更加有名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加缪为《斗争》写稿，又是《局外人》的作者，接着还写了两部戏剧，他的作品非常受欢迎。因为他还是《斗争》的记者，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在当时可以说是现今《世界报》和《解放报》的总和，是当时被阅读最多的报纸，读者群特别集中在年轻人，如年轻学者和教师身上。萨特的手稿更多的放在自己家里，而没有拿出来出版，比如他的一些小说。第二个重要的分歧点在于他们在政治上的立场，三十年代中期加缪曾经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成员；萨特在二战被俘之前，没有如此活跃，当然萨特也写过一些关于解放的文章。所以加缪对一些主题有更多的经验和认识，他给《斗争》写的关于解放的文章，是站在抵抗运动派那一边的想法。这就是那段关系的开端：他们有同一个出版商，同样的志向，同样的活动范围，比如圣日耳曼德佩（SaintGermaindesprés）路，即出版社附近。一开始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另外一方面在政见上也有所分歧。加缪一开始比萨特更左，但是萨特越来越激进，而且最后变得比加缪更左倾，这个变化引起了最终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我看来，萨特有那么一个意识：加缪就是他的竞争者。

赵：但是在加缪眼里，萨特并不是他的竞争者？

盖朗：没有，我觉得完全没有。我常常重复一句非洲的谚语：“在同一个沼泽里，两只鳄鱼不可能共存。”加缪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而萨特有这样的意识，而且他看到彼此之间的政治分歧，1952年，加缪出版了《反抗的人》（L’Hommerévolté），这本小说的出版让这个分歧到达了顶点。

赵：波伏娃曾在她的作品里隐喻过这段关系的破裂。

盖朗：对的，1951年是他俩友谊的最后一年，接着在《反抗的人》这本书出版并且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加缪给让松（Jeanson）寄了一本，然后等着他写一份书评，这份书评一年后出版了，即1952年。这个时候萨特成为了法国共产党的“同道中人”（Compagnonsderoute）。我觉得，他们为了表明自己这个党派新的状况，想做一个强有力的标志性的东西，而这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对《反抗的人》的谴责。《反抗的人》是一本关于反抗的随笔，所谓反抗，就是对压迫和不公平的拒绝。这个就是导致他们对抗的产生。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书评里有三十页提到马克思主义，强烈批判了这本书的思想。因此，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萨特和加缪政治观点不合上面。事实上，这篇书评并不是萨特自己写的，而是出自他的门徒让松笔下，这位学生比萨特更加激进。后来，加缪非常伤心，他回应了这些批判和谴责，然后萨特这边又有回应过去。这样来来去去，加缪和萨特的关系完全破裂了。其实早在1949 和1950年的时候，萨特已经从存在主义哲学家转向共产主义者，但是加缪相反，他并没有这一转变，一直都是一位民主人士。

赵：另外，这个事件对之后加缪创作的小说《堕落》（LaChute）有什么影响？

盖朗：首先要知道，加缪的身体很不好，很虚弱，他的健康情况一直很糟糕。在50年代他常常觉得精疲力竭，那个时候他为《斗争》工作，然后又继续自己的写作，那一二十年间他发表了《鼠疫》，指导自己戏剧上演，后来又出版了《反抗的人》。在日记和一些随笔里，他对自己的方法论产生了怀疑。他逐渐意识到，（我认为他这个想法是正确的）：萨特始终是一个思想家的形象，而加缪还是保持着民主人士的身份。他写了《批驳“反抗的人”书评》，做了非常严谨的论证，但是并没有发表，笔战已经结束了。后来他把这篇《批驳》写进了他的文学作品《堕落》里面去。加缪在《反抗的人》这个事件里被上了一课，就是他缺乏稳定性，作为哲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的稳定性，但是他是最好的作家，他的戏剧和小说确实是最好的。《堕落》是一部很复杂的小说，它采用了戏剧里独白的手法，主人公只有独白，没有任何对话者。你们可以想象，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不停的说啊说啊，但是你们并不知道电话里对方在说什么，这就是没有任何对话者。这个就是《堕落》的小说写作手法。这是一本饱含智慧光芒的小说。一开始，加缪想勾画一副知识分子的形象，就像萨特或者让松那样子的，但是，随着创作的进行，他在这个小说人物身上又掺杂了其他人的形象在里面，比如他自己的形象。就是说，这个主人公实际上混合了萨特和加缪两个人的特点。这本小说在出版的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致说来，《反抗的人》这本小说饱受谴责和批判，这反而激发了《堕落》这本小说的写作，使其成为最复杂却最好的小说。

赵：那么这里面有“兄弟—敌人”这样的人物形象吗？

盖朗：相反，这个关系最终混合在这个唯一的主人公身上。这真的是一本智慧而复杂的、充满矛盾和讽刺的小说。加缪是所有获得诺贝尔奖里面第二年轻的作家，在他44岁那年的时候就得奖了。一般来说，诺贝尔文学奖都是授予给那些七八十岁以上的作家的。加缪获奖立刻登上所有报纸杂志的头条，萨特也在《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了他们之间政见上的不合，但是也承认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并且把他划入法国古典主义流派。

赵：我们今天真的走进了他们之间的细节里面。

盖朗：他俩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他俩的争执也见证了一段历史。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在这段争执里，历史最后站在了加缪这边，而萨特所处的队伍已经不在了，萨特的学生们也已经放弃这种对抗。在大学和研究所里，萨特的研究者和加缪的研究者相处愉快，甚至还有交叉合作的时候，去年出版了一本为加缪辩护的书（LaDéfensedeCamus etProcèsdeSartre），然后萨特杂志的编辑请我去给这本书写书评。你们看，我是加缪专家，但是萨特杂志却邀请我给加缪研究的新成果写书评文章。就是说，这段争执已经结束了。

赵：还有一个问题。波伏娃1953年出版的小说《名士风流》（DesMandarins），再次提及到萨特和加缪的论战，您认为，加缪真的是主人公亨利的原型吗？

盖朗：当然。这本小说是读懂波伏娃的钥匙。亨利这个角色的身份是记者和戏剧家，他不赞成共产党，对读者而言这就是加缪。在小说里，亨利面对侵略者进行了妥协。但是，其实是萨特在他的《魔鬼与上帝》自导自演了这幕剧。亨利这个角色影射加缪是一个不诚实的人，但是这本小说太片面化了，把所有好的方面给了萨特。这是本很有趣的小说，可以以此一窥那个年代的历史。

赵：那段时光对波伏娃而言，也是人生中非常灰暗的时期，她其实并没有完全同意萨特的想法。

盖朗：是，但也没那么夸张，因为她毕竟站在萨特那边，一起工作，一起参加活动，一起旅行等等。至少对读者而言，萨特和波伏娃之间是没有分歧的。

“世界公民”

赵：另外一个问题，现在在艾克斯·普罗旺斯市举办加缪诞辰百年纪念展，此展的题目是：“加缪，世界公民”。您是如何理解这个短语的？

盖朗：这个短语是出自于一个年轻美国人加里·戴维斯（GarryDavis）之口，在50年的时候，他宣布放弃美国护照，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世界公民。他成立了这个组织，当然加缪也支持这个观点。这个运动在当时有很多支持的声音，现在是没有了。这个运动实际上有点乌托邦的理想在里面。那么对于加缪而言，30年代，当他还是个年轻记者的时候，他非常敌视民族主义者。其实当时他所在城市非常的国际化，在共产主义之前，实际上传统来讲是国际主义阵营。他的政治文化思想是来源于这种国际主义的，后来战争来了，他变成了一位抵抗主义者，保卫祖国。但是他始终坚持这个世界是同一个世界。

赵：那么您怎么看待“世界公民”和另外一个单词“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in）的区别？这个词很古老了……

盖朗：是的，这个单词更多是在文化层面上使用，在十八世纪的时候，那些哲学家是都是cosmopolitain，他们在不同的国家旅行，但是那个时候对现代国家的概念或者说国家分界线并没有很强烈的意识。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伴随着“国家—民族”这个概念的出现，国家分界线越来越清晰了。加缪对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东西并不感冒，1946年战争之后，他明确说自己是一位国际民主人士，他享受着世界的丰富性，讲求人本主义，向往民主和自由，这种世界和谐的乌托邦式的梦想被冷战打破，世界分裂开来。但是他还是对欧洲世界抱有如此的幻想，1943年他在文章里表明希望欧洲联合成一体，而且采用民主政体，而这个欧洲联合体最终可以成为世界联合体的一个开始。这个我们现在仍然还是达不到，21世纪拥有太多分裂的倾向，包括伊斯兰问题、宗教问题，等等。但是这种乌托邦思想，包括世界联合一体和世界和平等等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这当然还是在思考和探索阶段了。

赵：就是说，加缪始终在追寻着一种普遍性。

盖朗：完全正确。世界是一体的，并不是分裂的。这是所有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梦想。加缪作品具有普遍性，也就能说明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那么广泛的阅读，已经有63门语言的翻译。这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他的确具有一种普遍精神，而不是仅仅在法国或法语国家范围之内。我在中国参加研讨会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我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人阅读加缪。当我去南京的时候，我以为很少大学生会读加缪，应该只有法语系的学生而已吧，结果没有料到，那么多中文系和世界文学的学生阅读了加缪，而且在学校论坛里面，有更多的人在谈论加缪。

赵：对的，二十世纪的很多作家在中国有广泛阅读，比如加缪，比如萨特。那么这种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本主义吗？

盖朗：对的，完全正确。加缪被看作是民主阵地（bassindémocratique）的重要一员。社会相对于国家，应该有它的独立性。如果你们阅读《鼠疫》，在你们国家也非常多的人读。那么里面发生了什么？鼠疫扩散，很多人都死掉了，非常悲惨。政治权力完全应付不了局面。里面几个人物：两个公民，一个医生，一个记者，一个神父，一位公司小职员。因为国家已经崩溃了，是这几位人在组织抵抗，治疗疾病，以及防止疾病扩散。所以，这是社会在起作用，在救助疾病中的人，在抵抗，而不是国家，不是政治权力。这就是民主的课程。这就是加缪的立场，反抗指的是民主非暴力，坚持和平。

“在正义与母亲之间”

赵：批评界常常提及到“在正义与母亲之间”的加缪。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盖朗：您的问题都很严肃。这个话是加缪接受一个访问时候提到的。但是，在之前他的通信里面，就有这个用法了，那个时候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时期。这句话追溯起来的话要从加缪出生说起了。他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直到1940年才离开。至于他的记者生涯，他是殖民主义的批判者，在一篇文章论证了殖民主义系统里的不公平、不公正，利益的享受者是一小部分殖民者，而不是大部分的被殖民者。他问自己，现今社会是怎样的状况？所谓的公平公正就是指有同样的工作机会，在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投资发展。他心目中的阿尔及利亚应该是公正平等、多样和法国式的一个国家。但这并不可能，因为历史颠覆了他这种乌托邦的梦想，少部分的大地主以及那些殖民者拒绝这个政治想法。他们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拥有特权，有着法西斯主义思想，甚至是很极端的。所以始终是少数人统治着这个国家，而巴黎这边常常对这些殖民者的代表让步，然后就出事了。由于他们拒绝改革，社会矛盾没得到减缓，并且侮辱改革派，结果后来阿拉伯军队发起了革命，然后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是融合了伊斯兰民族主义在里面的。加缪认为，如果国家军队政治化的话，阿尔及利亚就不再是多样的了。他的政治想法是，让那些少部分掌握权力的人不再控制整个国家。不同于突尼斯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有非常多的法国人，所以它是一个法国化的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外国人，比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等，但是阿拉伯人越来越多，渐渐超过法国人的人数，掌握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大，渐渐地，阿尔及利亚不再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了。加缪的梦想是，一个多样化的阿尔及利亚，白人黑人不管什么种族都和平共处。所有的恐怖主义袭击和战争，都会结束这种多样化。阿尔及利亚内战的时候，非常悲惨，常常一个炸弹投到了平民区，就死亡了成百上千的人，这极大触动了加缪，引发了他对暴力的思考。他追溯到源头，认为是经济社会原因导致了这一切，比如工资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正、公民没有同样的权利等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势力日趋强大，压制了其他种群的权利。他的这些想法让阿尔及利亚认为他是一位叛变者，直到90年代，官方发言人仍然称他为“殖民主义作家”和“叛徒”。

但是现在，阿尔及利亚有了新的想法，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里，大家都认识到，这种民主思想对阿尔及利亚发展是有利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最让人吃惊的是，对加缪的重新认识开始于作家圈，比如著名的小说家阿西亚·德耶巴（Assia Djebar）等，接着更多的年轻人和大学生接收了他。历史最终帮加缪平反了。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上，这就是“在正义与母亲之间”这句话的背景。其实在60年代的时候，阿尔及利亚发生过一场很严重的内战，死了好几千人，非常恐怖。加缪一开始就非常反对这种的恐怖袭击和暴力，1956年的时候，加缪提出一个“公民间休战”（latrêvecivile）的观点，就是说，打仗的双方不可以伤害平民，比如小孩和妇女，只是军队对军队，避免平民流血。在“正义和母亲之间”，什么是正义？一个军队投下一个炸弹在平民区，母亲受伤，但是这些血是不必要的，白流了。

“不信教的人”

赵：波伏娃在自传《时事的力量》（LaForcedes Choses）中重提了萨特和加缪的论战过程，她提到1951年萨特《魔鬼与上帝》的出版，曾给双方带来了短暂的接近，您认为从这种微妙的变化中，可以窥探加缪与宗教的关系吗？

盖朗：两位作家的家庭都是基督教背景，萨特的家庭是清教徒，但是他并没有被此牵绊住，同样的，加缪也是如此，虽然是基督教背景家庭里成长的，但是也并不是真正遵循教义、严格奉行宗教仪式的。两者的区别在于，萨特在《魔鬼与上帝》（DiableetleBonDieu）里宣称自己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加缪没那么激进，他评价自己是一个“不信教的人”（païen），因为“无神论者”这个单词实在是太激进了，但是“不信教的人”这个用法温和很多。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大学的毕业论文是关于宗教主题的：《希腊晚期哲学家与圣奥古斯丁的比较》（Comparaisonentrelephilosophegrectardifetlechrétien StAugustin），奥古斯丁对他而言启迪了阿尔及利亚人，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国家，但是地理位置上是一致的。对于加缪而言，基督的形象是人，不是神，是一位极其受人尊敬的人，而不是一个神或神的儿子。但是，相反的，我们不可能在萨特笔下看到任何关于赞美基督的话。加缪接受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思想。相反，在“原罪”这个概念上面，加缪持拒绝态度，因为婴儿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原罪”这个观点被他完全抛弃，这在《鼠疫》里面就有所表现。所以这样就看得出来加缪对基督教教义是有个人理解的。在《堕落》里面也有很多关于宗教的讨论，他并不认为会有“复活”一说。

赵：那么可不可以说加缪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

盖朗：可以这么认为。加缪其实和宗教有很多联系，比如在1946年的研讨会上面，他其实很真诚的批评、同时也赞美了很多基督教思想的精髓。至于教会，他也是分两个方面来评价的，第一个是教会内部的四分五裂，第二个是教会在抵抗运动里实际上起的巨大作用，他身上是一种非宗教份子的宗教情怀，加缪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基督徒。

《旅行日记》

赵：请您再讲讲他1978年出版，2013年再版的《旅行日记》（JournauxdeVoyage），这个对中国读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盖朗：加缪并不是一个大旅行作家。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很穷，没办法到处旅行。而且他身体不好，很虚弱，不适合长途旅行，需要常常看医生。他做一些短途旅行，一般都是为了工作，或者去开研讨会之类的。他去过中欧，去过意大利等地。在二战后他有过两次长途旅行，一次是去美国，为了去开研讨会，期间他写了旅行札记，每天写，写对美国的印象。其实他对美国的感情非常的矛盾：他很喜欢这里自由的空气、这个自由的国度，作学术的环境也非常好，自由开放，并且当地学者们的思想也很开放、不专制，可以和他们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但是他不喜欢美国文明，非常现代化的那种摩天高楼和水泥森林。所以他有着矛盾的心态，而且他并不认为美国式的东西可以作为全世界的一个模型。他更喜欢法国式的价值观，美国太看重金钱。与美国相比，他更喜欢拉丁美洲和南美。他与当地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好的交流。但是我们很肯定的是：美国之行没有给他任何文学创作的灵感，除了这个旅行日记，什么都没有；相反，巴西之行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石头在生长》（La Pierrequipousse）。他很喜欢拉丁美洲的景色，巴西或者巴拿马，因为那里非常接近地中海的景色。

赵：盖朗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您对我们问题的解答，让我们受益匪浅，相信也会帮助中国读者更好的理解加缪，尤其是作为文学家的加缪与政治的关系，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在中国见到您，促进中文世界与法语文学的交流。谢谢！

责任编辑：汪树东

赵靓（1980—），女，江西人，法国巴黎第五大学（笛卡尔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法国女性主义文学与思想研究。

左天梦（1982—），女，重庆人，法国巴黎第四大学（索邦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法国文学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