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九江

孙中山，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他首举反封建旗帜，领导推翻晚清政府，建立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尊称其国父，中国国民党尊称其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称他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沈卓吾何许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沈卓吾与孙中山有绵绵十多年的不解之缘。

志同道合，乡村书生追随孙中山

沈卓吾，初名孔才，后改名荦，字卓吾，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江苏省如皋县（现如皋市）磨头乡人。他出生6个月时，父亲沈嗣暄因病去世，而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两胞兄又相继夭折。其母沈陈氏守节抚育姐弟两人，日子过得既艰辛又寒酸。后卓吾的姐姐出嫁如城，他和母亲也迁居如城。卓吾13岁入如城孤幼小学学习，两年后以优异成绩升入如皋工业学堂；其间，被如皋知县周景涛慧眼识中。1900年，他被推荐前往上海工业学校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当月，沈卓吾从一位文友手中获得一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首发刊。他逐字逐句研读孙中山确立的“民族、民权、民生政治纲领后豁然开朗，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心潮澎湃，彻夜未眠。此后，因他常与郑洪年等进步同学聚会大谈革命，传播资产阶级共和思想，被人告发。清政府查实后下令缉捕他。他得知消息后逃往日本，追寻孙中山。

1910年，历经周折，沈卓吾终于在日本横滨拜见了朝思暮想的孙中山先生。他申请加入同盟会，并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划起义。1912年，沈卓吾回国，在上海英商胜家缝纫公司任总公司文牍，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数次为革命党人焦达峰秘密运送枪械至湖南等地，为各地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民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要素之一。1913年，沈卓吾见江北工厂少，妇女无以自立，便于南通、如皋创建花边线网公司，吸收妇女就业，并开如皋妇女手工艺品外销之先河。因其卓有成效地改善了民生，江北各地商人纷纷效仿。1914年，沈卓吾又于上海创办女子手工学校，众多妇女扬眉吐气地走进学校学技术、学文化，接受进步思想。1915年，中国工商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沈卓吾被选为评议员。

1916年，沈卓吾接受孙中山建议，在上海创办《工商日报》，报道工商新闻，介绍各地兴办实业经验，传播富民强国理念。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孙中山正在与沈卓吾商讨拟将十多条革命标语巧妙地插入报纸时，被反对派获悉，数名荷枪实弹的便衣闯进报馆。说时迟，那时快，沈卓吾急中生智，他一边将孙中山奋力推进地下暗道，一边将写有标语的纸条吞进嘴里，免遭一劫。事后，孙中山对沈卓吾临危不惧、大智大勇的举动倍加赞赏。

沈卓吾积极倡导和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张。1918年，沈卓吾闻知加拿大华侨遭当地政府的歧视和虐待，他挺身而出，在上海组织爱国人士成立华侨后援会，并致电加拿大总督，提出强烈抗议，同时组织募捐援助受难侨民，使之取得胜利。

1919年，沈卓吾追随孙中山声援五四运动。每天晚上，沈卓吾与蔡元培等人都在总商会商讨对策，印宣传单。6月6日下午2时，上海工、商、学、报界人士在总商会召开联合大会，公推包括沈卓吾在内的4人任特别纠察。直到12日下午2时当局罢免了卖国贼，上海各地才相继复市，恢复秩序。

1921年5月9日，沈卓吾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中国晚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当时，孙中山正在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酝酿北伐，该报成为广州军政府在上海的机关报。同时，中国晚报社又创办了中国通讯社，向上海各报提供关于广州军政府动向的各类稿件。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公开叛变革命，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上海一些右翼报纸纷纷发文攻击国民革命。沈卓吾针锋相对，在《中国晚报》上著文驳斥：“陈炯明以20年随从总理之人，一旦以军阀之勾结，遂推刃于总理，人类所以相处之信义绝灭都尽，凡属人类圴不得予以同情，纵令党见各殊亦不应绝灭信义，以图一时之口笔之快。”此论一出，右翼势力销声匿迹。孙中山在沪期间，曾多次约请沈卓吾商讨国事。很快，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委任沈卓吾为参军。

1924年10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将领冯玉祥联合推翻曹锟的直系军阀政权，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作为解决时局的办法。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先抵上海，沈卓吾亲自赶往吴淞迎接。据1924年11月18日上海《申报》载《孙中山抵沪纪》云：“孙中山昨日上午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至法（国）公司码头上岸。同来者除其夫人外，有汪精卫、黄惠龙等39人。乘小火轮往吴淞迎接孙氏者，为于右任、沈卓吾、宋子文等20余人。”次日，沈卓吾在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上海寓所与孙中山会晤。据1924年11月20日上海《申报》载《孙中山昨日招待新闻界纪》云：“孙中山到沪后，与各方文电接洽，颇为忙碌。昨日下午3时，特在莫利爱路29号寓内，召集本埠新闻界茶聚，发表意见。到者有陈布雷、沈卓吾等30余人。”

世纪绝唱，留下一代伟人的声音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白云山养病。当时，在上海创刊不久的《中国晚报》组建留声部，社长沈卓吾带着技师赶到广州，想为孙中山录音并发行演讲唱片，既宣传总理的革命学说，也借此扩大报社影响。孙中山基于宣传革命的考虑答应了他的请求。5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南堤小憩俱乐部，拿着事先写好的文稿对着留声机进行了演讲。

为了方便全国的民众都能了解演说内容，沈卓吾为其演讲录制了两个版本，一段是为了方便北方民众收听而录制的国语（普通话）版本，一段是带香山口音的粤语版本。录制完毕后，沈卓吾回到上海，将孙中山的演讲制成全套三张（国语两张，粤语一张）、每分钟78转的胶木唱片，并于当年下半年以《勉励国民》、《敬告同志》为题，以《中国晚报》社的名义向海内外出售发行。

沈卓吾将为孙中山先生录音一事看得极其重要，要求每天在《中国晚报》的报头上加印一行字“国父声音之所寄托”，并将自己开办的唱片厂命名为中山留声厂，客观上为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做了大量努力。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不幸病逝，这段录音便成了伟人存世的唯一声音。

在沈卓吾主持下，《中国晚报》经营部又编写了《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一书，并于1929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4周年之际发行。此书规格20开本，灰色封面，左上角黑色长框内有胡汉民用隶书题写的《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书名。沈卓吾在编辑说明中写道：“这是孙中山一生仅有的一次录音留声，也是孙中山先生利用近代科学发明来宣传政治主张、唤起民众的成功尝试……”书中收辑了孙科、于右任、谭延闿、蔡元培、冯玉祥、吴敬恒、戴传贤等7人专为此书所著的文章，详细回顾了沈卓吾当年请孙中山录制唱片的过程。于右任的回忆文章进一步验证了沈卓吾当年为孙中山先生留声时的忧心忡忡和殚精竭虑：“十三年夏，余在广州遇沈同志卓吾，惊讶其焦困特甚，询问得知卓吾携技师数人，欲得总理讲演制为留声机片，使国内外无由亲聆总理之音者，藉此话片如闻面命。惟时总理体恒未豫，久久不得闲。卓吾辛勤期待，异其诚恳。后哲生同志因便得请总理乃就长堤小憩讲演。因病初愈，仅成话片二即今兹国内外所流传者也。”

据考证，当时孙中山演说录音的三张唱片在海内外的发行量较大。然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洗，完整保存下来的唱片寥寥无几。这套承载着伟人一生心愿的世纪唱片不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还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历史见证，更是收藏界孜孜以求的收藏目标。据收藏界人士透露，除上海博物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等少数国家文博单位外，民间很少能见到此物，现在流传在世的不超过10套。

缅怀国父，主持一系列纪念活动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消息传来，时任上海电报局局长的沈卓吾悲痛万分，他积极参与中国国民党上海党部议决追悼孙中山事宜，被公推为文牍，具体筹备4月12日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孙中山大会。1925年3月15日的《申报》报道：“3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上海党部议决追悼孙中山事宜，到会者有唐少川、章太炎、沈卓吾、常芝英、杨千里、邵力子等20余人。会议拟借山东会馆为筹备处，由沈卓吾、常芝英负责接待，并公推沈卓吾、杨千里、邵力子等为文牍。此外，沈卓吾还具体负责孙中山纪念章设计制作事宜。” 1925年3月21日《申报》载《追悼孙公筹处之职员会》云：“3月20日，孙中山追悼大会上海筹备处召开全体职员大会。沈卓吾报告，已向商务印书馆定纪念章加制1万枚，连前共3万枚，统计洋2000元。”

孙中山墓地的选择源自沈卓吾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1925年4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沈卓吾向筹备处提交了一份类似日记的文字材料，其内容为：“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偕胡汉民等人前往南京紫金山打猎，看这里地势山水环绕、气象雄伟，就微笑着说：‘我将来死了，能葬在这里，那就好了！”筹备处证实此文字材料属实后于4月23日议决：“以南京紫金山之中茅山南坡，为建筑陵墓地。”

1926年3月12日上午，国民党左派党部和右派党部分别在南京夫子庙和秀山公园追祭孙中山先生。当天下午，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典礼在南京紫金山中茅山南坡举行。为了免两派之间发生争议，宋庆龄和儿子孙科委托沈卓吾和杨杏佛代表其家属分别到会答谢。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主体工程竣工。5月28日上午，停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遗体由专列运抵南京，沈卓吾在浦口车站接待。6月1日，举行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指为国家元首的灵柩举行葬礼），沈卓吾任奉安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奉安大典结束后，奉安委员会决定成立“总理奉安专刊编纂委员会”，推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叶楚伧、于右任、孔祥熙为委员，梁寒操为编辑主任，沈卓吾为专职干事，办事处设于铁道部。因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的梁寒操工作繁忙，难以顾及，沈卓吾便成为编写《总理奉安实录》的主要担纲者。

《总理奉安实录》详细地记录了当年孙中山先生遗体奉安南京的全过程。此书由蒋中正题笺，胡汉民题写书名。全书分为照片（140张）、纪述、专载、附录四部分。在卷首印有总理遗像和遗嘱、总理奉安哀辞、陵墓全景图案及奉安纪念章。沈卓吾对此书的编纂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展示了他的艺术天才。

鞠躬尽瘁，壮士大志尾随孙中山

孙中山的不幸离去，一度给沈卓吾以沉重打击。每每追忆追随孙中山的一幕幕场景，他都会泪流满面。参与或主持系列纪念活动时，他更感国父的伟大和至高无上。面对残酷现实，他很快调整心态，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投入宣传和践行“三民主义”活动中，完成其未完成的事业。

1929年6月，沈卓吾闻知家乡江苏如皋县各界将隆重集会举行盛况空前的纪念总理奉安大典并兴建中山钟楼，他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购置一只大铜钟返回如皋。他亲自参加中山钟楼奠基典礼并提出多项建议，且很快得到落实：开辟了一条中山路；将县府东首城隍庙大殿改建为中山堂；在公园东首建中山亭、北首建中山桥、南首建奉安桥，以铭记国父的丰功伟绩。1931年，中山钟楼落成，沈卓吾亲书《如皋中山钟楼记》碑文。其碑文引用一段孙中山先生的经典语录：“人民平等，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沈卓吾捐赠的铜钟悬挂楼顶，其声清脆悦耳，逢整点向全城报时。

沈卓吾是一位继承孙中山遗志而坚贞不屈的英雄。1931年8月5日，台湾日治时期反殖民运动的领袖蒋渭水病故台北医院。蒋渭水为台湾同胞争取民族、民主、民生，长期与日本占领政府抗争，一生十多次遭遇日警察拘留和迫害。10月4日上午，黄炎培、沈卓吾等人倡议发起上海抗日救国会等70多个团体约600名代表在小西门蓬莱大戏院举行“追悼台湾革命领袖蒋渭水先生大会”，黄炎培主持大会，沈卓吾郑重恭读孙中山先生《国事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沈卓吾在演讲中号召国人奋力反抗日本侵略：“我们现在中国需要反抗，无论男的女的，我们都要反抗，要反抗我们的敌人日本！”他的激情演讲铿锵有力，震撼了整个会场。“反抗，反抗，反抗我们的敌人日本！”与会者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

1931年，苏北发大水，如皋等地涝灾严重，田禾无收，灾民遍野。时为铁道部、实业部专员的沈卓吾奔走呼号，筹资募款，力主以工代赈，修复堤堰，疏通河道。时近寒冬，他数次携款乘大德轮船从上海赶赴苏北放赈救灾。12月13日，他所乘大德轮船行至常熟县境七望沙时忽然起火，沈卓吾不幸遇难（当时未能找到遗体），时年44岁。噩耗一出，国民党高层一片悲怆。蒋介石捶胸顿足道：“苍天有眼，岂可捉错忠臣良将？”旋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梁寒操、立法院院长孙科、铁道部部长叶恭绰、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成和数十名沈卓吾生前好友共同发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铭德北里8号设立治丧处，于南京铁道部设通讯处，并联名撰写了《沈卓吾先生事略》，发布《沈卓吾先生追悼会启事》，编印了《赴告》。《赴告》封面由郑洪年先生亲笔题写“沈卓吾先生赴告”7个字。1932年4月，中国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了隆重的“沈卓吾先生追悼会”，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恭书“大志已随流水去，舍身却为救人来”挽联。

1932年4月29日，沈卓吾遗体浮现于上海浦东丁家滨，家属立马迎回如皋成殓，安葬于城东仙鹤乡（今如城街道仙鹤社区）。

沈卓吾，从一名乡村穷书生到一代英才俊杰，他毕生追随孙中山，为实现其远大理想，百折不挠，赴汤蹈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孙中山先生忠诚的追随者与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