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

云南，云南

陈再见

1、费云南

“你叫什么名字？”

“云南。”

“我问的是名字。”

“是，我就叫云南，姓费。”

“哪个fei？”

“浪费的费，不是废物的废。”

“云南好像是一个省。”

“对，没错，是一个省，在贵州和四川下面。”

……

那天是清明节，我们作了以上简单的对话。于是便确定她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女孩，因为她不但知道云南，还知道贵州和四川。最重要的是她的名字很好记，云南，我记住了，到现在也没忘。也不可能忘。她姓了一个很少见的姓——费，如果不是需要，我一般不会在她名字前面加上它。写

这个小说，除了这里提一下，下文我就不打算用了。不知怎么，“云南”两个字让我产生好感，脑海里充满遐想，似乎那儿的美一定不会辜负“云南”二字。

我说你的姓一点都不好听，也不好写。

她说你的姓太俗，陈，还是个男的，陈世美，哈哈，名声都被糟蹋了。

她笑。所以那天我感觉她其实很开心。她到我们村几个月了，一直没跟任何人成为朋友，包括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叫老柴，是个沉默寡言的草药师。她家在我家后面。我早就听我母亲讲过，老柴又娶了一个老婆，也不是娶，其实是买的，多少钱呢？反正不少，母亲也不清楚。母亲说：“这个挺年轻的。”母亲语气奇怪，不知道是替女孩惋惜，还是替老柴高兴。老柴确实不好看，人老，背驼，矮，高颧骨，凸嘴巴——像个越南人。老柴并不是我们村里人。

老柴来我们村，除了喜欢挖草药，就是喜欢买老婆。早在云南之前，老柴就买过一个邻村寡妇，一个脑子有问题的越南女人，如今再加一个外省女人，国内外都齐全了。每买回一个女人，老柴该怎样还怎样，进山挖药，进城卖药，一点都不怕家里的女人跑掉。他像是一个豁达的男人，挥霍着如流水般的女人。“甫母仔命真好！”背后村人无不这么说他。老柴也不是真豁达，没办法的事，他要赚钱，否则哪来的钱过日子。

有了云南，老柴似乎有些改变。这改变，照我母亲的揣测，便是云南的年轻。之前老柴买回来的女人，老的老，丑的丑，残的残，还有疯得脱了裤子就蹲在巷子里撒尿的，到了云南，年轻，好看，正常，见谁都不爱说话，内敛，是个持家的好姑娘。老柴大概想着就到此为止吧，得牢牢把云南守住。再买，就不一定能买到她这样的。就算不担心云南跑掉，老柴也得担心村里的男人趁着老柴进山挖药偷偷爬进他家的窗户。

总得想想办法。

老柴找我母亲商量，每天多煮一碗饭，让云南到我家吃午餐。老柴自然不会让我家白喂了她老婆，他每日给一斤大米，另加五块钱。这生意不亏。母亲一盘算，当即就答应了。也就是这样，云南在清明节那天便来我家吃了第一个午餐。我至今记得，她第一次坐上我家餐桌时惊慌失措的样子。她挺好看，如果不是被拐骗，打死也不愿意嫁给老柴那样的男人。

拐骗已经是一个习以为常的字眼。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我们那片村庄一下子出现了不少说普通话的外省女人。这事，说实在的，让我相当兴奋。所以，云南的到来，尤其是来我家吃午餐，让我情绪激动，至今记忆犹新。

和云南一起到村里的外省女人，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湖南人，卖给了开拖拉机的德民，一个是四川人，卖给了杀猪匠水塔。德民和水塔离我家远，人也没和我家走动，因而对他们两家的事，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开拖拉机的德民是个老实人，杀猪的水塔就不老实，因为生意，他和全村上下几乎都吵了个遍，也有人说，他仗着堂兄是村长，才敢那么胆大妄为。不管怎样，那两个外省女人还算嫁对了人，至少男人都比老柴年轻，老柴少说要大云南三十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只上小学四年级的我看来，三十年，几乎和那个叫云南的地方一样遥不可及。

我问云南：“你们认识吗？”

我的意思是，她是否和另外两个外省女人认识，可能是老乡，一起出来打工；可能是一个厂里的，叫同事。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十分幼稚天真，以为所有外省人都应该是认识的，尤其是她们还遭遇同样的命运。

“不认识。”云南的回答颇为不情愿，似乎不愿意在我面前提及她们。

我却希望她们能走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仅仅是当时一厢情愿的想法。她们就像是流入村庄的另外一支区别于其他水源的水脉，她们理应拧到一块。我想象着她们成为好朋友，一起在巷子里进出，村人也不再害怕她们有一天会合谋跑掉——甚至于，她们已经习惯村庄，习惯村庄里的人、习俗和语言，习惯村庄所有的陋性和些许的美好——美好是存在的，即使我也说不清楚。我还希望她们结伴到我家里来，或者去别的人家，见到小孩也舍得伸出手来摸摸他们的头。总之，她们跟村里所有人都成了熟人，无话不谈，出入随便，连招呼都不用打的随便——我希望她们这样。于是，那会，她们就像邻村嫁过来的媳

妇，她们会尝试说我们的方言，即使舌头还是有点卷不过来。她们也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还都知道云南就在贵州和四川的下面，这些可都不是邻村嫁过来的女人们所能轻易知道的。

通常吃了午饭，整个下午，云南都会呆在我家。她喜欢和我母亲比划，觉得那样很好玩似的。我母亲不会说普通话，看电视都需要我坐在旁边当翻译。面对说普通话的云南时，母亲免不了不知所措。母亲在村里也算得上聪明，很快就找到对付云南的方式，不但能把话语转化为动作，还能很快猜出对方比划的意思。她们沉浸于此，自娱自乐，时不时因猜出一个意思而大声欢笑，像是我终于做出了一道复杂的应用题。

有一次，母亲把左手五指弯成圈，右手食指插在圈里抽动……做这个动作时，母亲也不避讳在旁做作业的我，她还一脸诡异，笑着看云南。如果是我们村里人，一下就能明白母亲的意思，云南却愣了一会，还看了我一眼，希望我能给她答案。我哪敢说。待云南恍然大悟时，她也笑出了泪，然后举起拳头捶打我母亲的大腿。她们看起来像是母女俩。母亲刻意重复那个动作，还时不时把食指耷拉下去，她的意思是老柴都那么老了，还行么？母亲已经笑得滚到了地上。母亲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云南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便一只手做出刀的样子，朝母亲的食指砍去……意思也很明显。

老柴说他还没敢碰云南。我母亲不信。我母亲还笑话老柴是个傻瓜。

有时候，我感觉云南喜欢上了我们村庄，尤其是我家，和我那大大咧咧的母亲。说实在的，我还不太敢和云南说话，小学四年级的普通话，我说得并不是很好，有些意思不知道怎么表达。云南在我家时，我既兴奋又紧张。我得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才敢和她说上话，比如问她某个数学题怎么做，某句古诗词的下一句是什么，她几乎都能很快答出来。答后她不再看我，继续和我母亲比划，她也不是对我不耐烦，我想她还不知道怎么和小孩打交道吧。确实，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小孩子。于是，我事先酝酿好的几句颇为得意的话语便只能在咽喉处吞回去，我多想她能像个姐姐一样没事也看着我，以此鼓励我说话。

2、云南

我们的话题从云南开始。

我有一本借来的地理课本，初中的，是向我的同学罗一枪借的，我借了就没打算还了。那时我们读书还挺用功，一放暑假，便忙着借下一学期的课本，事先预习一番，仿佛这样便能快同学一步。当然，除了几个不想读书的，其他同学也都争着向高年级的学生借旧课本，到头来便谁也快不了谁一步。但是，暑假一到，一场火热的借旧课本活动还会在全村展开，同学们在巷子里窜动，光顾那些高年级学生的家，把他们的家门踩得脏兮兮的。当然，还得手脚快，否则到了人家家里，一问，不好意思，已经被人借走了。那个暑假我的运气就不好，借了好几家都没借到五年级的课本。我很羡慕罗一枪，他有一个读初中的哥哥，每一学期的课本就会留下来给弟弟，不但是课本，连书包、钢笔、校服——这我可不稀罕——也都留下来，归罗一枪所有。我没有哥哥，自然也就没那样的待遇。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希望在我上面有一个姐姐，而不是哥哥，姐姐同样能给我旧课本和旧钢笔，但不可能给我旧校服。

由于没借到旧课本，我只好低声下气求罗一枪，要他和我一起预习。罗一枪得寸进尺，立马提出条件，“那就在你的房间学吧，我和你一块睡。”确实，我有一个小房间，这在村里十分少见，主要原因是我家只有我一个孩子，房屋足够大，不像罗一枪，除了有个哥哥，底下还有两个妹妹。罗一枪家的房子不够住，无论冬天夏天，他们兄弟两人总要睡在水泥屋顶上，好几次半夜起来撒尿，罗一枪都差点摔下来。罗一枪说他迟早会摔死，他羡慕我有一个小房间，而且还只有我一个人可以进出，简直太幸福了。我早就应该想到罗一枪会提出这样的条件和我交换，但晚了一步，看他胜券在握的样子，就知道，我拒绝不了了。往后，罗一枪每天晚上就背着他哥哥的旧书包到我家学习，他学语文，我就得学数学，必

须错开来。时不时，罗一枪还会带上另外一些旧课本，有历史有英语还有地理。我们都会饶有兴致地翻一翻，当然不是学习，就是翻着玩。当我们在地理课本翻到一张中国地图时，我停了下来。罗一枪还想继续翻过去，我说：“慢。”我借着灯火在地图上搜索，那些如虫子一样的线条和文字，我看不清楚，有些字也不认得，但我还是很快在贵州和四川的底下，找到了一块名叫云南的地方。突然就像是触电一般，对那个几条蓝色的线头缠绕而过几个灰色的圆圈点缀期间并写满小字的地方充满了向往，我甚至在那一刻想象出云南的美好模样，首先当然是蓝天白云，树木葱郁，河水叮咚，撑着长长的竹竿的木船，还有和大象一样匍匐在河里的山——不对，那不是桂林山水嘛，不是，云南肯定比桂林还美得多……孩子们赤着脚丫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街上走路，即使摔倒了，也倒在软绵绵的草地里……漂亮的姐姐，伸出白皙的手，会及时把你拉上来……姐姐的手是暖的、软的……这是当时我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景象。长大了，要去云南走一走。我跟罗一枪说。罗一枪不言语，显然他并不知道我为何单独选中那块位于贵州和四川底下的地方。

云南离村庄有多远呢？我们在地图上量，最后推测出踩单车的话大概要一年，走路的话大概要两年，如果开着德民的拖拉机去，大概也就一个月。太远了。罗一枪说。

我说：“一枪，你把地理课本借给我吧。”

罗一枪大嘴一撇：“没问题，我哥有一箱呢。”

我就没打算还了，他哥都有一箱，还差这一本吗？关键是里面有一张中国地图，地图上有一个垫在底下的叫云南的地方。我好像有预感，这个地方以后和我有关系，至于是什么关系，我也弄不明白。如果能去一趟云南——当然，那是不可能的，我连镇上都少去，一年365天有360天只能呆在这个有着十五条巷子百来户人家数百人口的小村庄里，我无法想象如果到了遥远的云南会是怎样一种景象，那里的阳光晒在皮肤上是否也像盖了一层被子？那里的空气是不是吸进去也能吐出来？那里的人，那里的女孩，是不是就像云南那样？也说普通话？也喜欢笑？我想，这些问题，我倒可以问问云南，或许她能回答。

我还记得那个下午我是怎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地理课本摊在云南眼前的。我事先翻到了中国地图那一页，实际上也无须刻意，手一松，它自己就翻到了那一页——课本已经被我压得变了形。云南正帮我母亲剥花生，她夸我母亲剥得快，手指还不起泡，她没一会就手指发红，拿到嘴上吹了。她朝我母亲竖大拇指。母亲想比划什么，看见我，便问：“又有题不会做啊？”我摇头。云南也看着我，朝我笑。我的脸一下热了起来。我大着胆子说：“我给你看样东西。”我递上地理课本，指着地图上的云南问云南：“你家在这里吗？”云南笑得更厉害。她真是一个快活人，一点都不像是被拐骗过来的。

“我只是叫云南，不是云南人。”她笑着说。

“你叫云南怎么不是云南人呢？”我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我的脸热得厉害。

母亲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母亲也跟着云南笑。

“那你是哪里人，这个地图能找到你家吗？”

“我家那么小，哪里能找到，你能在上面找到你家吗？”

事实证明，我跟她无法平等对话，她可能都懒得跟我说话吧。但她并不讨厌我，这可以肯定，我能从她眼里感到亲昵，只是藏掖着，没拿出来。

“我也想去云南走一走，听说那里很美，只是听说，我也没去过。”

大概是几天后了吧，有一天，我母亲不在家，家里就我和云南，气氛十分尴尬，我想打破沉默，却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时候，云南找我说话了，似乎是为了表达歉意。这让我感觉惊讶。

“罗一枪说了，坐拖拉机去的话，要一个月。”

她笑。她笑起来比不笑好看多了，她有酒窝，牙齿也露得刚好。她嘴下有一颗小痣，一笑，那颗痣便跑到嘴角上去。我很留意观察她这一细节，后来几乎成了强迫性动作，只要她一笑，我就会盯着她的嘴巴看。

她说：“你知道吗，那还是我的梦想。”

云南跟我说起梦想。那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

听人说“梦想”二字。当一个成熟的女孩跟一个只上小学四年级的男生说起梦想时，女孩不可否认有某种优越感，而男生更多的却是迷茫。一个人可以把去云南当成梦想，完全和老师说的不大一样。我很惊讶。老师问我们：“长大后想干什么？”有人说长大后想成为老师，有人说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什么呢？我还没想好，我想标新立异，不人云亦云，至少老师和科学家不能说，我说我要离开村庄，到处旅游。我的回答惹来同学们的笑声和老师的批评。我以为我犯了严重错误。当听到云南的梦想竟然只是去云南走一走时，我突然发现，我们拥有一样的梦想，我们何等相似。

“如果不是想去云南，我也不会到这里，这么说，我其实应该痛恨云南。它把我害了。”云南继续说。她似乎忘了我的存在，更像是自言自语。她的眼角开始湿润，快要哭的样子。我才发现她原来也会伤心，也有不笑的时候。她的笑更像一种伪装，装给老柴看，也装给我母亲看。

接下来，云南讲起她的故事。她并不在意我这唯一的听众，似乎有些话说出来只是让自己感觉舒服。我一边听一边看着门楼，害怕有人进来，或者我母亲突然回来。我不敢看她。她的泪水蓄满了两个眼眶，一直忍着，没让掉下来。我从没那么难受过，无法把眼前的她跟那个笑起来无遮无拦的女孩联系在一起。

她说她和父母吵了一架，就离家出走了。她背着包走出村口，她的母亲追了出来，“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她说她没回头，不知道那时的母亲是否眼里噙着泪。她是哭了。她想：“不回来就不回来，迟早也是要远走他乡的。”她倔强地离开了家乡，坐三轮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长途汽车，到市里，从市里坐火车，直奔南方。她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她其实也昏了头，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她想去云南旅游，像那些驴友一样，云南有昆明、大理、丽江、泸沽湖……她都想去，她刚接到驴友的邀请，因此才和家人吵架。她曾经去过婺源和井冈山，知道最美的风景总是在家乡之外。她向往自由。但她没钱了，她得先找个地方打工。她第一次单独出门，到那么远的南方，有些冲动了。说不害怕，其实是假的，但她真正踏上路途时，她的心便也随着脚步越来越平静，她发觉如果不是自己嚷嚷，走在南方的街上，谁也不会知道她初来乍到，更不会知道她和家人吵了一架就毅然出走，并且还被母亲撂下狠话。她这么想时，心便踏实了。她急于找工作，却不知道会干什么，所以，当那个满脸憨笑的妇女叫住她，并很快声称她们是老乡时，她便对她产生了信任，甚至有一种他乡遇故人的亲切感。“找工作可不容易哦，”听完云南的询求，妇女似乎还为难了一下，“不过，我倒认识一个老板，最近新开一家工厂，可能要招人，要不你跟我走一趟……”她便毫无戒备就跟着去了。一直到那辆面包车奔驰在高速路上一点减速的意思都没有，也不知朝什么方向奔驰，她才知道，事情不好了……

说到这里，她没再说下去，她竟然破涕为笑，“这下真的回不去了。”她看我一眼，“家人要是知道我现在这样，得该怎么笑我活该。”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我想她的家人应该不会那么想吧。

“是你们村大，还是我们村大？”我突然冒出这个问题。

“都是监狱，一样大呗。”她开始从之前的情绪里解脱出来，朝我苦笑。我也笑。但我一点都不明白她的意思。

3、母亲

别看我母亲大大咧咧，实际是个小气鬼，和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一样，爱说人家闲话，爱贪人家小便宜。母亲之所以答应老柴把云南放我家，为的也是老柴一天一斤白米和五块钱，这可是不少的酬劳——事实上，云南吃不掉一半，她还经常不吃午饭，上桌也是象征性地吃一点。母亲反倒担心，怕被老柴知道似的，一个劲劝云南多吃点，像在劝正长着身体的女儿。母亲也知道，老柴之所以愿意给米给钱，就是为了让我们一家看着云南，怕她趁人不备，逃了。水塔那个四川女人就跑过一回，被守园寮的人看见了，立马通知水塔，水塔提着杀猪刀追，四川女人还没

跑出村子，就被拖了回来，拳打脚踢，水塔除了自己打，还叫旁人打，他出医药费。事后四川女人被水塔锁在小屋里，一步都不准离开。晚上，水塔一身肉臭回家，喝酒抽烟，又把四川女人打得大喊大叫。罗一枪跑来叫我：“去水塔家看看。”我们好奇，一帮小孩都被夜里的哭声撩拨起偷窥的兴致。我们趴在水塔家的后窗户，屋里黑魆魆，除了女人喊叫的声音，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有时，罗一枪会笨手笨脚弄出动静来，被屋里的水塔听到了，他举着杀猪刀追出来，“甫恁母，回去看你老娘的屄——”我们一哄而散。但那女人的哭声，会一连好几天都纠缠着我。

“水塔会遭报应的。”母亲不止一次说过。

母亲信奉村后的莲峰庙，每天早上都要去莲峰庙上香、吃斋，回来时，总要带一捧香灰，泡一杯水，让全家每人喝一口。我不肯喝那脏兮兮的香灰水，母亲便满屋子抓我，我跑出了巷子，她也追到巷子……云南到我家后，母亲也要她喝。这可为难她了。母亲有一次神神叨叨地握住云南的手，说她脸色发黄，脉象也乱，需要喝点香灰水。母亲作出一个喝水的动作，再指指天井的天空。云南回头看我，“你妈是不是说，我喝了，神就保佑我？”还没等我说话，云南一手接过杯子，咕噜一声便把满杯的香灰水都喝进了肚子。云南并不信神，她曾跟我说过：“你妈好迷信哦。”

母亲后来越来越喜欢云南。傍晚，老柴回来，到我家领走云南。母亲无论忙着什么，都得停下来和老柴说上两句，“老柴啊，人家姑娘跟着你，你可别心狠，凡事轻点，别学水塔。”老柴每次都会笑着说：“看你说的，我都这把年纪了，不就找个人做伴，老了有个照应，不会乱来的。”老柴挺敬重我母亲，从他到湖村并住在我家屋后开始。老柴虽然买过不少老婆，却没有留下子女，他的担心，母亲倒是能理解，如果不是年龄上的差异，云南跟着老柴，也差不到哪去。老柴是个好人。

一天清早，母亲出门，却被门楼窝着的人影吓了一跳。定眼一看，竟然是云南，只见她满脸是泪，伸手抱着我母亲，跪下，泣不成声。云南求我母亲救她。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毫无前兆。我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她把云南拉进屋里，怕被外人看见，更怕被老柴看见。母亲第一时间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直到那时，母亲还不能完全明白云南的意思，但她已经猜出了大概。待我说了云南的意思，母亲却大半天没说话。我倒希望母亲答应云南，我也知道，这事让母亲为难，别说村里人怎么看她，单是老柴那儿，就没法交代，人家把老婆托付给你，你反倒做出这样的事来。

“不行，这事不能做。”母亲最后摆摆手，瘫坐在床上。

云南又抱住了我母亲的大腿，她的泪水哗哗往下流，她不敢哭出声音来。母亲的泪也在眼里转，她好几次要伸手去抚云南凌乱的头发，可都把手抽了回来。

母亲最终没有答应云南，母亲甚至叫来了老柴。母亲劈头就骂：“老柴，你不是说你不乱来的吗？”母亲气呼呼的，弄得老柴有些莫名其妙。老柴看了云南一眼，才笑着说，昨晚喝了点酒，想做一下，她还来了脾气，不让我做，说来那个了，我以为她骗人，就硬着来了。母亲又骂：“老柴，你真不是个人。”老柴被我母亲骂懵了，杵在原地。事后我母亲笑着说自己当时有点冲动了，老婆是人家的，怎么就不允许人家睡呢？再说，和水塔比起来，老柴已经够好的了，云南也应该知足，至少老柴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儿。

那事过后，母亲便不再答应老柴照看云南，原因很简单，母亲怕惹麻烦。老柴不知其中原委，因为母亲没把云南求她救命的事告诉他（母亲一直为云南保守着秘密，这点云南也心存感激）。老柴以为母亲是生他的气。老柴来我家好几次，非得要我母亲原谅，让云南继续在我家吃住。母亲怎么也没答应。母亲狠下了心，她变了个人似的，除了不让云南来我家吃饭，还不让云南到我家一步，甚至告诫我不能跟云南来往。母亲说：“这女人可怜，心机也蛮重。”因此，我对母亲还有了意见，觉得她心狠得跟镰刀似的，见死不救。

云南后来一直呆在家里，她答应老柴，不会乱跑，老柴相信她，也是没办法的事。老柴特意买了电视和VCD，怕云南在屋里闷。那时一户人家有个VCD是件了不得的事，老柴真够大方

的。我则经常趁母亲去莲峰庙烧香便跑老柴家里看影碟，云南会放好多香港的武打片。除了看电影，她还喜欢听歌，她就听一个人的歌，田震的，而且就那一首，反复地唱，听得我都熟烂于耳：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

孤独总在我左右

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

是我无限的温柔

每次面对你的时候

不敢看你的双眸

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

有多少泪水哀愁

……

4、死人事件

村里每年都要死上几个人，当然都是老人，稍年轻一点的死了，就得缴丁钱请风水先生来放罗庚盘了，看是不是风水出了问题。这样的事也发生过，俩青壮男人出山，在北面的省道被车撞死，尸骨都不全。死人，总是忌讳的。村里死了难产的妇女、未满月的婴儿、得癌症的中年人，等等，都是大事，但也不足为奇，不仅是我们村，周围的其他村也都发生过。那一年，村里的死人事件，情况就有点不一样。

死的不是我们村里人，是水塔的老婆，那个试图逃跑的四川女人。按理说，既然是水塔的老婆，就应该是村里人。然而在村人看来，或者在我看来，她就不是我们村里人，她和我们不一样。不仅是她，还有德民的老婆、老柴的老婆，都一样，都是外人，她们就像是一滴油，根本没融进到我们这一大盆水里面来。

那个四川女人，直到死，我才知道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郭燕妮。

整个暑假都过得索然无味，天气闷热，除了到湖潭里游泳，我们找不到更好玩的事。我害怕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又要上学了。有一天，罗一枪突然跑来报告，村里死了人。谁？水塔的老婆。我们虽一起趴过水塔家的窗户，但都没见到

他老婆长什么模样。怎么一下就死了呢。我想起她那些夜里的哭声。我们结伴去看，临走时，我还想邀上云南，到老柴家里一看，电视开着，却没见着人。转而也想，她可能早就知道。我们到了水塔家，发现周围冷冷清清。我骂罗一枪：“你不是说死了人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罗一枪也莫名其妙，“我也是听我哥说的。”

“哪里死了人？”我们问一位蹲在巷子的妇人。妇人白了我们一眼，似乎告诉我们，死人的事不是我们那些小毛孩应该关心的，她正吹着口哨给怀里的婴儿催尿，突然停下来说：“那个外省女人，又跑了。”

“往哪跑？”

“南边。”

我心想，跑也跑错了方向，往北边跑，出了山，才是省道。南边，是一片田野，再过就是荒坡，再过是几人深的湖潭，我们经常去游泳的地方。她插翅难飞。

果真，我们赶到时，湖潭边已经围了不少人。几个懂水性的人正在湖里打捞。我们靠近一问，才知道，那个四川女人竟然跳进湖里了。湖面平静，看样子好像对有人跳下去的事实并不承认。让我惊讶的是，云南竟然也在场。不但在场，她还被人摁在地上，膝盖处磕出了血。不用猜，其实已经很清楚，企图逃跑的不只是四川女人，还有云南，她们一起，跑过村南的田野时，被人发现了，赶到湖潭边上。四川女人一急，便跳下水。追的人还以为她会游泳，想让她游到对岸去，一边候着，不急于救人。云南求他们，云南说：“她会淹死的。”四川女人的头发像一蓬乱草，在水面一上一下，待完全没下去时，人们才意识到事情不妙，跳下水去捞，却怎么也捞不着了。一直到傍晚，女人的尸体才从湖底拖了上来，据说死相相当恐怖，我们都不敢看，站在很远的地方望着，只看见一具僵硬的躯体，手脚还保持挣扎的姿势，浑身都是乌黑的泥水。自那以后，我们连个游泳的地方也没有了，谁也不敢再靠近湖潭一步。

那真是一个噩梦。我好几天没法安心睡觉，一闭上眼总能看见那个满身是泥水的硬邦邦如同枝桠挺立的身体，然后那个身体又能发出瘆人哭声……死人事件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水塔怕事情惹大，便先找到了村长水银。村长水银是水塔的堂兄，这人无论村里村外，人缘好，交友广，有能耐，似乎就没有他办不了的事。这次死了人，虽说是个外省女人，终究也是一条人命。然而在水塔看来，这人命其实就相当于几头猪的价格，因为她正是用几头猪的钱买回来的。到头来，水塔不但丢了几头猪的钱，弄不好还得因此背上官司。当晚，水塔去找村长水银时，提了一只大猪腿过去，那是一只大猪腿，村里没几家能吃得起。水银当然不是看在水塔的猪腿上才帮的忙，堂弟出了事，只要力所能及，水银哪有不帮的道理。只是这事有点棘手，水银劈头就给了水塔一顿臭骂，骂他好端端买一个女人回来，不好好招待，非得拳打脚踢，谁愿意跟着过日子，人家宁愿跳湖自杀也不愿回家。水银说了“自杀”二字。水塔忙说，是是是，自杀，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再买一个我一根指头都不动。水银突然跳了起来，“你还要买？你以为是买一斤鱼仔虾啊，想买就买，要坐牢的，搞不好还得枪毙，老弟。”水塔怕了，难以想象他那样蛮横的人怕起来是什么样子，水塔说：“哥，这次你得救救我。”

水银救水塔的办法其实也简单，他叫水塔亲自到派出所报案，说和老婆晚上吵几句，白天她就想不开，跳湖自杀了。谁家夫妻没有吵吵闹闹，她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所长和水银是老朋友，早就打过招呼，自然知道怎么做。派出所来了一辆车，带了法医，说是验尸，实际上尸体都没见着，先被水银请到家里喝酒了，喝得大醉，哪还有精力看尸体，大手一摆，就这样，尸检报告没问题，浑身无伤痕，口腔有沙土，溺水死亡，自杀。埋了罢。人前脚一走，水塔后脚就把尸体处理了。没有棺木，更没有葬礼，像处理一头死猪。

“会遭报应的。”我母亲一手捻着佛珠，显然她对自己的话也没多少自信。

那段时间，云南把自己关在家里，不看港产电影，也不听田震的歌。周围的人劝老柴看紧点，老柴没听，还让云南一个人在家。四川女人死后，云南突然变了个人。那天，她被老柴领回

家，脸上还流着血，神情呆惹痴傻，像个孩子任由老柴领回家。老柴伸手去擦她脸上的血迹，给她敷了药。老柴在云南面前没再提起她试图逃跑的事，仿佛那事根本就不存在。

云南之所以和四川女人扯上关系，倒也不是她们事先谋划的结果。实际上，直到她们逃跑，彼此还不知道姓名。刚开始，四川女人身体不舒服，水塔叫老柴开药，老柴便吩咐云南送药。云南走在村庄像是走在自己的家乡，村人都说老柴命好，云南看样子已经死心塌地。水塔也羡慕，要云南开导一下四川女人。四川女人倔强，水塔怎么打也不怕，或许就喜欢听几句软话。云南竟然也当着水塔的面像模像样劝了几句，什么女人嘛命就这样嫁谁不是嫁何况水塔还是个杀猪的吃喝不愁。云南慢慢取得水塔的信任，肯让云南单独和四川女人在一起。经过相处，云南才知道，四川女人受骗的经过竟和自己差不多，不一样的是，四川女人是出来打工的，她在四川老家已经有了丈夫，还有两个女儿，他们都在家等着她寄钱回去呢。云南后来喃喃自语，说她害了她全家，如果她丈夫和女儿知道她已经死在异乡，那该是怎样的晴天霹雳——关键是，他们连这个都没权利知道，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云南对此十分痛苦、自责，事实上，云南当初还有利用四川女人的意思。即使到最后一刻，云南都没打算和四川女人一起逃跑，她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云南只想让四川女人做一次徒劳的尝试。云南为此愧疚不已。可当四川女人回过头来看云南，并伸出手，做出拉云南一起的样子，倒像是战争时期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妹子，一起走吧。”四川女人说。

她们一开始就失去了方向，头脑一片空白，感觉村庄就是一个城堡，只要能跑出城堡，便能得救。至于四川女人跳湖那段记忆，云南后来一直避而不谈，云南说：“她只想逃。”

5、罗大枪

我和罗一枪上小学五年级时，罗一枪的哥哥罗大枪初三辍学了。罗大枪回到村里，没事可做，整天吊儿郎当。罗大枪的成绩很差，还经常在学校惹事生非。那时中考最热门的便是考师范，当然也是最难考的。我母亲就希望我考师范，将来当个老师，虽然我一点都不喜欢当老师，我喜欢当作家，像鲁迅那样——我知道的作家还不多。罗大枪也想当老师，但他没考上，这谁都知道，但罗大枪回到村里不那么说，他说是他放弃了当老师的机会，不是考不上。要命的是，罗一枪也相信哥哥的说法。我说罗一枪你哥哥不是不想考而是考不上。我一点都不喜欢罗大枪。罗大枪说谎是其一，其二，罗大枪辍学后，唯一感兴趣的事情，竟是趁老柴不在家时找云南聊天。罗大枪的普通话虽说也不顺溜，但他胆子大，敢说，云南时常被他逗笑。比如罗大枪说他最大的理想是考上清华大学，他就老把“清华大学”说成“青蛙大学”。云南笑，罗大枪一脸疑惑，“你别以为我是在吹牛哦，我不上师范那是因为我不愿意。”

罗大枪怎么和云南认识的，具体我不太清楚，我敢确定是罗大枪主动找的云南，云南竟然也不讨厌，于是罗大枪有事没事都往老柴的屋里跑，喝茶抽烟，看电视。起初，没人觉得有问题，后来渐渐有人说闲话，但闲话也只是闲着的时候说，并不敢当着老柴的面，毕竟谁也没亲眼见着什么，至于喝茶聊天，再正常不过。

我能感觉到云南的变化，她对我不再像以前那般热情了，当然也没更冷淡。或许是我多想了。只要我去她家，她还是会放我最喜欢看的武打片。但云南似乎更在意罗大枪的存在，或者说，她跟罗大枪更像朋友间的交往，和我，只是对待一个小朋友罢了。想通这点，我心里很难受，恨不得一天长大，长得比罗大枪还高还大。那时，我对罗大枪羡慕也好，嫉妒也好，总之，有罗大枪在，我一般都不会去云南家。我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并希望云南能看出来，但她一直没察觉，没心没肺的样子，这是我更伤心的原因。有时，星期天，我先到老柴家，正看着电视呢，罗大枪便大大咧咧进来了，一进来就说还看那么老的电影，一点品味都没有，接着大模大样走过去把碟片退了，自己在柜台上挑了喜欢的片子。罗大枪像是在自个家里，大摇大摆。我简直

气坏了，我希望云南帮我一把，骂他一顿。云南没有，云南竟然还依着他。我对云南失望透了。为了表达我的不满，我只好气呼呼地离开，有时我还会站在天井骂一句：“罗大枪甫恁母，你以为这是你家啊。”我骂的云南没听懂，罗大枪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回一句：“是又怎样？滚。孥仔鬼。”

罗大枪太无耻了。我简直恨死他了。甚至于罗大枪在老柴家时，我还往窗口扔过沙石。我跟罗一枪说，你哥太不要脸了，做见不得人的事。罗一枪不服气，说不是我哥不要脸是老柴的老婆不要脸勾引我哥我爸和我妈都气死了在家里骂呢。确实，如罗一枪所说，那时云南和罗大枪走得近，全村流言蜚语，几乎人人皆知，基本说的都是云南的坏话。我母亲也说，“我早说过，这女孩心计重。”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唯有每天进山挖药的老柴一点都不知，或者说，他装作一无所知。老柴对云南的纵容，或者信任，在村人眼里，都有点不可原谅了。

村里的年轻人，只要是没上学的，唯一的出路便是出外打工。罗大枪却死皮赖脸呆在村里，整天无所事事，像个败家子。罗大枪要是个败家子还好些，他就是个窝囊废，老躲在老柴家里，算怎么回事？还得在老柴进山挖药的时候，偷偷摸摸。我曾设想，要是老柴哪一天提前回家，看到家里除了云南，还多了一个罗大枪，这个罗大枪又完全不像客人的样子，在老柴家里倒像个主人，那老柴会怎么想，或者，他们之间会不会干一架？说到打架，老柴肯定不是罗大枪的对手。罗大枪早两年还是个小瘦猴，两年来像是肥水厚的荔枝树，长得人高马大，像个大人了。甚至我还听人说，老柴不会怪罗大枪，老柴其实早就知道罗大枪和自己的老婆走在一起了，他只是假装不知道。实际上，罗大枪就是老柴找上门请来的，老柴求罗大枪跟云南好，为什么呢？因为老柴老了，不会生孩子，他买了那么多老婆也不见有一个怀上的。老柴需要一个孩子，要不然他赚的钱该给谁继承呢。老柴看罗大枪长得像个人模样，身体也好，还读过几年书，有文化，说白了，老柴就是要向罗大枪借个种。当然，老柴也不会亏待罗大枪，就别说云南怎么样也是一个年轻姑娘，长得也好看，老柴还答应事成之后另给罗大枪一笔钱，这笔钱估计比到外面打一年的工还多，何乐而不为？如此种种，只是村里在传，传得有模有样，像真是那么回事。时间长了，没人出来澄清，也没更进一步冲突，事情也就那样，板上钉钉，错不了。

对我而言，最折磨的，便是云南和罗大枪是不是睡在一起了。他们睡不睡在一起，说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我心里难受，一想起罗大枪那傻样赤着大腿骑跨在云南的身体之上，那情景，就让我受不了。我得承认，十四岁的我刚好发育，身体里有一股劲在往外冒。我遗过精，也尝试过手淫，竟然也都是因为云南，怎么说呢？这话本来说不出口，我从来没跟谁讲过。我身边没有了信得过的朋友，本来有罗一枪，因为罗大枪，我和罗一枪的关系也搞僵了。我打算这辈子都不会跟谁讲，我十四岁那年曾因梦见摸了一把云南的奶子而遗精，并产生了极大的快感。我深感那是一种难得的乐趣，往后的日子，我时不时会在半夜躲开一切人物、动物和植物，一个人在被窝里手淫，脑海里出现的自然还是云南身影，只是不单单摸她的奶子，还脱了她的衣裳和裤子。我想象不出她小腹以下那个部位的具体形状，大概感觉那儿是一团黑色的毛发，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要见到一小撮黑色的毛发就会感觉浑身发烫，兴奋不已。

最为可恶的是，自从云南和罗大枪走得近，我每次手淫所想象的竟然还是罗大枪和云南纠缠在一起的画面。云南说：“你说话算数。”罗大枪说：“当然啦。”他们一边纠缠一边作出以上奇怪的对话，我不知道这对话是我凭空想象的，还是亲自见闻？我忘了。我或许真在老柴的家里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场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真的忘了，就算真的看见过，也变成和梦一样迷幻的影像了。我努力摆脱，却做不到。我的痛苦只有我知道，没有谁能理解我的痛苦，包括我的母亲。那段时间，我成绩下降，精神萎靡，甚至都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母亲以为我病了，请老柴开了几副药，药还是云南拿过来的。母亲对云南没好脸色，云南本想和我母亲说两句，结果只问了我一句得了什么病。我说我没病，我心想你

才有病呢。但我没说。母亲熬好的药，我也没喝，偷偷倒了。我感觉自己真没病。母亲见我没好转，又到莲峰庙求了一大把香灰回来，看样子是以为我被鬼神缠上了。

我清楚，只要云南不和罗大枪好，只要我还可以偷偷到老柴家里看港产电影，就什么都会好起来的。我视云南为姐，是罗大枪的介入，让我产生了很多奇怪的想法。这事归根结底就应该怪罗大枪。我恨不得罗大枪有一天能在村里消失。

想不到，没过多久，罗大枪真的消失了。这个消息还是罗一枪先告诉我的，他有找我和好的意思，事实上，我也因此原谅了罗一枪，和他说了话，上学和放学也都在一起。我问罗一枪，你哥去哪了？罗一枪说：“我哥去深圳了。”我那时对深圳感觉陌生，只知道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但听多了——村里其他年轻人也大多去了深圳——好像对那个地方也很熟悉。我说：“哦，去深圳啊，我还以为去哪了呢？”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罗一枪神秘兮兮，“老柴的老婆想让我哥带她走，她说，只要我哥肯带她走，她就跟我哥睡。”

“你哥答应她了？”我故作轻松，好像对这事根本不关心。

“答应了啊。”罗一枪眉飞色舞。

“那，她怎么没跟你哥去深圳？”

“哈哈。我哥才不傻了，我哥一大早就溜了，我哥还来不及收拾衣物，怕被她跟上，会缠着我哥不放。我哥说他才不干那样的事，带她走，怎么可能？”罗一枪看样子因为有这么一个精明的哥哥而感到骄傲。

“放屁，你哥就个流氓，骗子。”

罗一枪被我突发的脾气吓了一跳。

6、代课老师

我做梦也想不到，云南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语文老师。

寒假还没开始，我们学校便跑了两个老师，一个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听说都是在外面谋到了更好的工作，停薪留职。年轻人不再把老师这样的“铁饭碗”当回事，也是我母亲那一代人所无法理解的。

我们的校长叫龚占天，是个高大、一脸褶皱的老人——他教我们音乐，会唱谱，但他教的歌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闪闪红星》，我们烦透他了。他还十分恶毒，体罚学生不用小竹子，用手拧，一拧就是一块瘀血。龚占天校长在我们眼中是个恶魔，在村人心里却是个值得敬重的文化人。他走到哪，总有人低头哈腰喊“校长”，即使水塔那样蛮横的人，见到龚占天走近，也得抢先说：“龚校长，么个猪肉，我割给你。”村长水银就更别说了，村里杂事，考虑不周时还得请教龚校长，敬烟敬酒，都难免。

所以，当龚占天找到德民和老柴，说要他俩的老婆当代课老师时，德民和老柴都点头答应了，相当爽快。开拖拉机的德民在村里可是人人皆知的实诚人，他追着问了龚占天一句：“是不是得问下她，会不会？”龚占天大手一摆，说：“能说普通话就行啊。”龚占天之所以请她们，也是因为她们是外省人，都会说普通话。

德民的老婆是个湖南姑娘，姓董，后来我们都叫她董老师，龚占天叫她小董。董老师除了会说普通话，还会说英语，这让龚占天喜出望外，捡到宝似的。董老师也是个老实人，和德民真是天生一对，自从她来到我们村，虽说是被拐来的，德民花一年开拖拉机赚的钱买了她，她却一点都没逃跑的意思，死心塌地，和德民好，和德民过日子，以至于村里人都忘了她是个外省人了。没多久，她还学会说我们当地的方言，且说得十分标准，不仔细听，分辨不出有外地口音。这就是语言天赋。后来龚占天校长逢人都不免夸一句。董老师在村里学校一教就是十五年，几年前，通过考试，终于成了正式老师，年年都被评为优秀；而德民也从开拖拉机到开上了人货车——这是后话。现在回村，经过学校时，还能听到董老师领读英语的声音，往事便不免历历在目——这也是后话。

至于云南，她没在学校呆多久，前后大概几个月。老柴愿意让云南去教书，当然不是因为那几百块工资，有时他进一次山就能挖回来价值上千元的草药。老柴心里清楚得很，那时云南和罗

大枪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他假装不知情，原谅了云南，就像当初原谅她的逃跑一样。罗大枪消失后，老柴怕云南想不开，效仿水塔的女人，眼看湖水茫茫也往下跳。到学校教书，多少也算有个事情做，日长夜久，或许能跟德民的女人那样，安静下来。

云南教我们语文，这正合我意。我喜欢语文，还喜欢写作文。我因为能让云南发现我的长处而高兴，小虚荣心老是促使我刻意表现自己，比如我不希望云南对罗一枪好，我有意无意透露，罗一枪就是罗大枪的弟弟，似乎就是说，哥哥是坏人，弟弟也好不到哪去。云南只字不提罗大枪的事，当然也没有迁怒于罗一枪。有时收作业本，或者发放试卷，云南想让坐在第一排的罗一枪帮忙——那小子全班最矮，和他哥一点都不像——我见势不妙，会抢先冲到云南面前，说：“老师，我来帮你。”我一直想在同学们面前证明我和云南早在她成为老师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好像因此我便可以高人一截，是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云南没拒绝我，但也没配合我表现出和我有多熟。那些日子她总是心情恹恹，对教学并无过多热情。

可能是因为身份一下子转变，关系有些微妙，我再去老柴家时，竟不再像之前那样随意了。我不能直接叫她云南——多好听的名字，我只能叫她老师。我叫董老师加了个姓，叫云南我没加上，不是不想，而是不认得那个字，叫起来也费劲。“费老师。”哈哈。显然云南也更喜欢我叫她老师。她从没想过会当上老师，人生旅途的诡异未知，由此可见。我们叫老师还好，要是村里人也都叫她老师，她就难为情了，她会低下头，摆着手苦笑。她实际是个羞涩的女孩。

云南和董老师是到学校后才接触上的，后来她们有一些走动，但不多。我本以为她们会成为好朋友，显然让我很失望。有一次，教办下来检查，说是检查，实际上也是来找龚占天坐坐，喝喝茶。那天来了几个人，开一辆面包车。车子停在校门口时，云南正在为我们讲课，她突然停了下来，走到门口张望。我看见她的脸色瞬间铁青。谁也无法意料，云南竟然撇下我们，径直朝面包车走去。迎面遇上教办的人，云南问：“请问，你们是警察吗？”把教办的几个人问得莫名其妙。但他们嘻嘻哈哈，正说着某件好玩的事，于是也没过多理会云南，直接就进了校长办公室。接下来的事情便有些奇怪，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云南像是着了魔一般，她竟然一头钻进了面包车，而恰好车子的门也没关牢。同学们都哦哦叫了起来，纷纷跑出教室看个究竟。这时，董老师迅速走近面包车，我们以为她也会钻进面包车里，可她没有，她一把拉住云南，并在她耳边耳语几句。云南挣脱几次，最后还是被董老师拉回了教室，竟然像小孩一样，仿佛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看样子，和当初老柴领着她从湖边回来一样，面容痴傻。幸好这一切都没被大人们看到。董老师朝我们竖起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们不许说出去。我们似乎触碰到了什么秘密，别的学生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回家和大人们说了，我一个字也没和大人们说起，包括我的母亲。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云南肯定天真地想着面包车的人能帮她逃离，是董老师帮了她。甚至于，我怀疑云南之所以答应到学校代课，也是有所企图的——她无时不刻不在寻找逃离的机会。

几个月后，云南辞掉了工作。龚占天劝了几天，也没能把她留住。老柴依着她。老柴还很高兴，他找我母亲偷偷说：“她答应我了，要跟我好好过一辈子，还要给我生小孩，你说我都一把年纪了，还生小孩，不过，有个小孩也好，让她有个事做，就不胡思乱想了……”老柴说得兴奋，仿佛幸福生活已经摆在眼前。我母亲面容漠然。我母亲没说什么。不久，老柴又找我母亲：“不瞒你说，原来她真的怀上了，都好几个月了。对了，到时得找你接生呢。”我母亲还是个接生婆，但她并不靠这过日子，倒像是个业余爱好。听母亲说，我当年出生，就是母亲自己接的生，一个瓷碗一敲，往脐带一割，打个结，就把孩子从胯下抱了起来。我听着很神奇。也不仅是母亲这样说，外人也说，母亲的接生技术高超，顺产自不必说，就是倒插莲花，脚先着地的孩子，母亲同样能处理。母亲还有一个接生器具箱，跟赤脚医生的箱子差不多，也是画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母亲一般都把箱子高高放起，如果不是别人力请。她一般不出手。或者说，如果不是情况危

急，她也不出手。这点看，母亲有点自虐的意思，非得要碰到棘手的产妇才会感觉兴奋，像是高手遇到了难解的数学题，瞬间就精神抖擞一般。听说，母亲每接一个难产的孩子后，都会点香拜一圈天地，照她说的，“一切都是神明的意思。”

母亲对老柴说：“怎么不见肚子？”

老柴呵呵笑，搓着一双挖草药的满是皴裂的手，说：“头胎，不显肚子。”

如果云南真的怀孕了——我是说如果，不用说，那孩子一定是罗大枪的。这事跟风似的，立马便在村里传开了。

7、老柴

老柴一天的工作其实挺单调。他一大早起床，天还未亮就要进山，村东有海岬山，步行进山要一个钟头。老柴吃饭的工具很简单，一把特制的锄头，一个麻袋。够了。当然，他得带好中午的干粮和足够多的水，有时还会带上自制的蛇药——他是个神奇的草药师，镇医院都没弄好的病人，他曾用几副草药就把人家救活了。他清楚山里的每一样植物，甚至知道它们躲在哪个角落，是春天冒出来，还是夏天冒出来，还是秋天冒出来，还是冬天冒出来。他都了如指掌，这天要挖什么草药，往山的哪一面上去，心里都有底。有人说山里才是老柴的家，村里的老屋实际只是他睡觉的地方。他会在山里呆一天的时间，傍晚才踏着落日归来。回到家里，他其实更忙碌，他得把草药分类晒在天井，再把晒好的草药铡成短截，装袋垒起。一个月有那么一天，老柴要去一趟镇上，把上个月挖的草药卖出去，能卖多少钱他也是清楚的，所以也在心里预算那天要从镇里买回什么东西，有时要花的钱不少，比如给云南买电视机和VCD，还给她买书和唱片——云南开好单子，让老柴去买。老柴不是一个小气的人，至少对云南是这样。每次去镇上，得雇辆车，没别的车，就德民的拖拉机，那时村里就德民一辆拖拉机，显得宝贵。老柴不讲价，德民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德民人实在，也从没看老柴赚钱多点而把刀子磨得利一些。两人合作愉快。回村时，还是德民的拖拉机帮着拉回来，自然是生活的各种杂物。老柴坐在拖拉机后斗上，倒不是前面不能坐，他是要在后面抓牢物件，免得山路颠簸，把物件给颠掉了。老柴每次从镇上回村，必要引来一群孩子在后头跟着，嚷嚷，看老柴买回了什么东西，好像对此很关心。我承认我也跟过，是在云南到来之前，云南来后，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似乎一下子长大了，长成大人了。罗一枪就不行，他还跟着，而且每次都能在老柴那里分到几粒白兔糖——这当然也是孩子们喜欢跟着的原因。云南站在门口，看着老柴从拖拉机后斗上往天井搬物件。她就那样看着，从不帮手。老柴也从不会叫她帮忙，老柴怕她累着。

有一天，云南看着老柴从拖拉机上拎东西，她边嗑着瓜子边说：“下次带我一起去吧。”

老柴一愣，没答应也没拒绝。他继续忙，似乎没听见，或者听见了，觉得事情很小不当回事，过一会便忘了。云南没忘。下个月，老柴又雇了德民的拖拉机，把十几袋干翘翘的草药装好捆牢。德民刚拖出一把Z字型的摇把插进拖拉机头的摇把槽打圈摇摆启动，云南便坐上了拖拉机前头的座位。德民停住摇动，眯着眼睛说：“嫂子，你有身孕，你坐上去，我都不敢摇了，怕动了你的胎。”见状，老柴有些慌乱，问：“说真的啊？”看来老柴没忘云南上个月说的话，这句话隔了一个月才接上。老柴一直在心里憋着呢。该不该带云南去？无疑，这是很危险的举动，搞不好，会出大事，凭云南的机灵，出了村庄，似乎就没有什么能绊住她的了。老柴转而也想，不该那样，云南都已经怀孕了，死心塌地了，怎么还能那样揣测她。那样不对。

“当然是真的。”云南说。

“去做么个？”老柴的普通话掺着一半方言，不过云南能听懂。

云南说：“都几个月了，想去医院做个B超。”

这倒让老柴如释重负。但他还是来找我母亲，问了一下。我母亲是个老古董，她说以前村里的妇人生孩子，从来不信那一套，做什么B

超啊，好坏还不是命，多给神明上点香烛才是真的。母亲转而又说：“不过，现在的年轻人，都兴去医院，要不，以后生了，你也送她去医院生吧，我老了，怕是弄不了了。”

母亲这么一说，老柴连忙反对：“不行，接生还得你来，B超才给医院去B。”

我母亲笑了。

我能想象那天德民的拖拉机拉着老柴和云南以及后车斗上十几袋的草药往镇上开时，云南的心情如何。是不是直到那一刻，她还在犹豫，还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确实，谁也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一直到德民开着拖拉机回村，匆忙去找村长水银，人们这才知道，老柴出事了。

“老柴出事了，出大事了。”德民结结巴巴。德民跟村长说了事情的前后，接着便到学校看他的女人董老师。董老师正在学校教英语，她自己开的课程，ABCDEFG……德民舒了口气，趴在窗户看老婆教书。董老师停下来问德民：“有事吗？”德民忙说：“没事没事。”笑着，转身出了校园。德民确定出事的只是老柴，不包括他——董老师没有和云南串通好。他很庆幸。

老柴出了什么事呢？据后来村人传播，是这样的。那天他们三人开着拖拉机到了镇上，第一件事先是到光明路把草药卖了，听说还卖了个好价钱。老柴心情不错，便喊德民往镇医院开，他得让医生好好检查一下云南肚子里的孩子，花多少钱都无所谓——从这点看，我想云南当时是犹豫的，她一再推迟计划，又一再坚定信心。德民后来回忆，在人民路上，就在他们快到医院时，事情发生了，很突然，云南从拖拉机上跳了下去。老柴当时吓得不轻，德民也大叫一声，他们都没往那方面想，只觉得云南掉下去了，一个有身孕的女人，掉下去了，得有多危险。德民弄了大半会才刹住拖拉机，老柴喊快送医院，幸好医院就几步远。当他们慌忙下车时，却怎么也寻不着人。路上有人说：“已经跑了，往那。”果真，老柴搭手一看，云南正奔跑在人民路上呢，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都纷纷为她让道……那场景，想必无比悲壮。老柴知道坏事了，赶紧跟着跑，德民开着拖拉机紧跟其后。大路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云南已经认好路了，她知道派出所就在医院附近，都在人民路上。也可以猜想云南之前的犹豫是她还没有寻到派出所的位置。这下好了，云南感觉自己得救了，终于逃脱了，她可以回家了，她不说，家人谁也不知道她有过这段屈辱的过去，但没什么，苦难是短暂的，她没事了，她还可以继续到深圳打工赚钱，继续背个包去云南旅行，去实现从小的梦想。她终究打了胜仗。但她也知道，她得隐瞒一辈子。想到这，她哭了，边走边哭。她洒着泪，终于跑进了派出所的大门，如长跑运动员最后的冲刺……老柴之所以没跟德民回村，是因为他死死地守在派出所门口，等着云南出来。德民倒是过去劝了老柴：“走啦，等会公安都出来了。”老柴说：“我不怕，我又没犯事。”老柴那会儿觉得他花钱买回来的女人跑进派出所了，派出所怎么说也得还回来。老柴觉得事情就是这么个理。最后，要不是村长水银骑着摩托车把老柴拉回来，老柴还想在那儿过夜呢。水银说：“老柴啊，我刚给所长打电话了，所长说事情不算大，但也不小，虽说不是你拐卖的人，但你花钱买了，就是销赃，也是犯罪。我向所长也表了态，说你真心要娶人家，没打也没骂，吃好穿好的，跟对待女儿似的……”听到这，老柴趴在水银的背上伤心地哭了起来，老柴说：“比女儿还亲啊。”又说：“她还怀着我的骨肉呢。”水银扑哧一笑，“你还信了？她那是设套骗你的，要不怎么出得了咱们村啊。”老柴沉默，似乎恍然大悟。晚上，老柴还不放心，又找村长水银商量：不行，人得要回来，给钱吧，所长要多少？水银嫣然一笑，这么说，事情就好办多了。

几天后，云南便被人送了回来。全村人都围着看。云南死活不下车，她还把水银的胳膊咬出了血。水银举手要打云南，老柴忙上前阻拦，“勿打，她有身孕呢。”老柴又看着云南，絮絮叨叨，“回家了，回家了，别闹，别闹。”

8、我

我读初中那年，罗一枪辍学了。罗一枪说他

哥在深圳赚了钱，承包工厂的废品，需要帮手。罗一枪因为要去深圳而显得异常兴奋，跑我家说了好几次，每一次都像是最后的诀别。他说他终于可以离开村庄去看一看大城市了。我也十分羡慕罗一枪。和罗一枪比起来，我要去镇上读初中的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似的。但我还是很开心，在村里生活了十多年，终于有机会离开了。我本想寄宿学校，我做梦都想过想象中的美好的宿舍生活。我母亲不让，我母亲说我有个舅舅在镇里住，在北门市场卖海鲜。我母亲便和她那个卖海鲜的弟弟联系，他们之前似乎从未联系过，也没走动，母亲突然为了我而去联系，未免唐突。好在舅舅没拒绝，满口答应了，当即还告知他家的详细地址。母亲跟舅舅说我成绩相当好，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我很讨厌母亲爱拿我吹牛的毛病。我和舅舅一家并不熟，想想以后相处起来该有多别扭。但我得听从母亲的安排，这个相信一切神明的妇人也相信我将来一定能功成名就。那样的话，我将是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想想，也是挺兴奋的事。

我每个礼拜天都要背一袋米翻山越岭去省道坐开往镇里的汽车，米是母亲答应给舅舅家的，舅舅不要，母亲坚决给，说舅舅不要妗子要。我拎着米进出的样子，倒有点像当初云南来我家的样子。一般，我一周回村一次，周六回周日走，一周在村里的时间不超过两天。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多好，两天时间，不长不短，我和村庄的距离也不远不近，刚刚好。至今想来，那都是一段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时光。每次回村，我看村庄都有一种久违了的陌生感。我刻意营造这种气氛，并把它写成乡愁文章，纯粹无病呻吟。

母亲每个周末都为我准备好吃的，有时煲一只鸡，有时留点水果。云南那会儿总说我母亲的好，“要是我妈，她可不会这样。”云南这样说。云南后来和我母亲走得近些。我母亲后来真有点敬佩云南，她们之间的交流也不再全是比划，母亲学会了点普通话，云南也会几句我们的方言。我每次回家，云南总在我家里。云南一次比一次黑，整个看起来和村里那些生了几个孩子的妈妈一样上了年纪。自独闯派出所事件后，老柴对云南的看管紧了，他宁愿不进山，在村里承包了田地，培种中药，需要云南帮忙时，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怕她累着。云南竟然也会干活，后来的她，晒谷扬谷，剥花生打芝麻，甚至是辨药、铡药，没有一样是她不会干的。她还真和老柴过起了日子，就像德民和董老师。

说实话，到镇上读书后，我对村里的事情多少有些淡漠，包括对云南。我像是突然闯进了另一个广阔天地的麋鹿，见了新风景，认识新同学，眼界豁然开阔，回头再看那么点的村子、村里那么点的事，便显得微不足道，见怪不怪。比如，要在以前，我难以想象云南会一直生活在我们村里，或者说，以前我根本不相信云南能在我们村呆下去，她即使不设法逃跑，最后也会像水塔的女人那样毅然往湖里跳。我说的是以前。后来，我就不那么认为了。我觉得云南就那样一辈子在村里生活，和老柴相依为命，然后，幸运的话，生个一儿半女，待老柴死后，留下一笔不少的钱，娘儿再过剩余的生命……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那天，具体是什么时间，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周末回家，云南把我叫到她家。她先是四下张望，确定屋里和巷子都没人，才把手里抓着的一封信塞进我的口袋。她激动得浑身颤抖，断断续续地说：“帮我把信寄了，帮我，只有你能帮我了……”她看着我，眼里噙着泪。她从没那么脆弱，或者说，从没那么胆小过，完全不像一个曾经做过几件轰动全村的事情的女人。她接着跟我说：“实在没办法，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不怕事情败露了……”我不太明白她所谓的“败露”，后来我才知道，她指的是她的家人，那封信正是寄给她家里的，她向她的家人求救，也就等于向家人低头、认输。这个女人终于不再倔强。我没说什么，转身就离开了她家。我心情复杂，好像也该为此高兴一下，毕竟我长大了，至少在云南看来我长大了，因为她已经觉得我能够帮她的忙。这是莫大的荣幸。我没敢跟任何人说起此事。第二天拎着米袋离开村庄时，我特意把信藏在内衣袋里，像个地下党，突然间成了全村的叛徒，带着“情报”悄然离开。路上所遇之人，似乎都拿异样的眼神看我，仿佛都能洞察我身上带着的不可告人的秘

密。我紧张死了。我快崩溃了。到了镇上，我并没有立马把信寄出去。信是封好的，地址用蓝色的圆珠笔写得很整齐，也很吃力。我看着那行地址，想象着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和我们村有什么区别？我还把它举到阳光处看，试图看里面写的内容，但我一个字都没看出来。我又不敢拆开。或者说，那时的我，内心的正义感不允许我干那样的事。几天后，我才带着信来到了邮局。邮局刚好在人民路，和医院、派出所同在一条街上。我虽在镇里上学，但学校在镇郊，所以到街市的机会也不多。那一次我真正走了一遍人民路，我不知道邮局在哪，我得一路那么问过去。邮局还没找到之前，我先看到了医院，接着看到了派出所，我想象那天老柴在人民路上追赶云南的情景，以及老柴守在派出所门口等着云南出来不愿意离开的样子……我突然哑然失笑，觉得老柴真是个好人，再也找不到他那么好的人了。云南应该知足，至少也应该认命。事情就这样。所以，在我将信贴好邮票并准备往那个斑驳生锈的绿色邮筒里塞的时候，我迟疑了。最终，我把停顿的手抽了回来，连同那封寄往江西的信。

我骗了云南，我说我寄了。大半年过去了，云南并没有盼来应该来的人。她偷偷问我，“你真的寄了？”我说，真的，骗你干吗。我回答得那么真切，仿佛云南冤枉了我。她没再说什么，垂下头，大半天没说话。

9、叫云南的女孩

有时我并不急于回家。我习惯了镇里的生活。我刚学会上网，一有时间就往网吧跑。我花掉了母亲给我的所有零花钱——除非要回家要钱，否则我宁愿在网吧度过周末。

我认识一个小我一年级的女孩，她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小巧，可爱，还听我的话，我们相识不到一个月就在人民路的旅馆开房上床了。女人原来能让人感觉那么美好，我后悔之前的所有手淫以及对云南那些暗地里龌龊的想象，那几乎是一种耻辱，不可原谅。我能感觉到我的成长，人生之路似乎也明朗了起来，如果不出意外，我可以顺利考上县重点高中，接着考上大学。可能，我没像罗大枪吹牛的那样，考上清华北大，但一般的院校，以我的成绩，还是绰绰有余的。然后我会在大学校园里交到更多的朋友，包括女朋友，我会和她们一一上床，感受她们身体的美好，当然也让她们感受我的美好。我们之间存在真实的爱情，如胶似漆，跟云南不一样。当然，最后我会挑一个善良的女孩结婚，关键她还得是城里人。我们彼此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急于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我们是丁克。我们每年至少会去一个地方旅行，其中当然包括美丽的云南。就那样，我会和村里所有人都不一样，就是要和他们不一样。我好多年才回家一次，其实也不是回家，类似于一个人到自己的村庄做客。我就想这样。我要脱离村里所有的人和事，以及多少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奇怪，这么说，我和云南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我们又是不同的。

同样是逃离，云南要悲壮得多。云南选择那样的方式逃离，是我想不到的。当我得知消息时，事情已经发生有一个月了。一个月的时间，激起的风浪差不多也都平息了下来。所以，当母亲向我说起时，她用了一种冷静的语气，好像她早就能预料到，或者是我早就应该预料到一样。

云南杀了老柴。

云南用一把平时铡药用的铡刀，先是铡断了老柴的四根手指，如铡下一把山间的草药，接着，云南用老柴那把特制的短锄，敲死了老柴。满屋子是血。我母亲说，老柴太可怜了。母亲急促地捻着手里的佛珠。自始至终，母亲没有对云南的行径表达一下看法。

我特意到老柴的屋子看了一下，大门紧锁，派出所的白色封条已经被风或者哪个捣蛋的孩子扯下一半。房子空寂寂，似乎也随着老柴一同死去。我想老柴真是一个好人，他的死完全是在替人赎罪，他不是为自己死的，真不是。

当天，是所长亲自铐了云南，实际上云南就坐在家里，还开着电视，等着警察到来。她先等来的是村人的尖叫，然后又等来了水银。水银踢了她一脚，把她踢出几米远。她坐起来，朝水银灿然一笑，她说：“你好，村长，你还能把我送

回来吗？”水银当时也吓一跳，不敢造次，立马报警。所长一到，见是云南，感觉眼熟，他对老柴的死倒没觉得慌乱，他只是骂了一句：“甫恁母哦，放你回来杀人啰。”

云南先是在镇拘留所呆了一段时间。期间我很想去看看她，但总是下不了决心，老问自己有没有那个必要。我终于没能战胜自己，觉得真没必要，自始至终，真的不关我什么事。就当是一个人突然闯进村庄，并多少也闯进了我的生活，有一天，她突然又以一种让人措手不及的方式离开了，再也见不到她了。是，今生今世已经永别。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偿命，无论如何，她都已经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是多久以后，我也记不清楚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总之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县高中，正如我所规划的那样，我往美好的生活前进了一步。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突然有一天，接到母亲的电话，说是家里有我一封信。我奇怪，怎么有我的信。我那时开始喜欢往报刊投些小稿，也发表过不少豆腐块，但我留的都是学校的地址，从来不觉得村庄那个名字是可以当成地址留在洁白的稿纸上的——我越来越厌恶那几个字的组合，显得毫无根据一般。我问是哪儿寄来的信。母亲不识字，跑邻家问一个上小学的孩子，那孩子支吾半天，终于说：“云——南——”云南，我的心咯噔一下，奇怪的是，我并没把那两个字听成一个地名，我想到的是云南，对，是那个叫云南的女孩。

几天后，我拿到信，果真是云南寄给我的信，竟然也寄自云南那个地方。信封上印着云南某监狱的名字。我才知道，云南没有偿命，她还活着。信写得很短，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老柴的愧疚，她说她疯了，完全疯了，她无路可走，除了杀掉老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愿望，要杀掉老柴，只有杀了老柴，她才可以逃离村庄，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突然那么坚信。她坚信了自己的坚信；二是写她的现状，巧的是，她竟然在云南坐牢，一切都不错，她终于到了云南，虽然方式不一样，结果却是一样的。她说她每天都把冰冷的牢房想象成云南某个街巷的长满绿色青苔的石板街，一到放风时间，她还能看见蓝天白云，鸟儿飞翔。多美啊，云南。云南是个美好的地方。她想一辈子都住在云南。

信末，附了一首歌词，正是田震的《执着》。

读完信，我已经满脸泪水。

当天，我就写了回信，我告诉她我的近况，因为考上县重点高中，我母亲特意答谢村里所有的神明，她认为都是神明庇佑的结果，丝毫不算我个人的努力。我说母亲永远是这样的人，永远改不了那些臭毛病，和那个村庄一样。我还说水塔并没有如我母亲所预言的那样，有报应，他依然卖猪肉，依然在秤里做手脚，有时还把死猪肉也往案上摆……还有，所长村长他们继续当着他们的官，越混越好，谁也奈何不了他们，现实就这样，那个四川女人，老柴，他们都不该死，可他们都死了，有些人该死，却怎么也死不了。公平吗？谁都知道不公平，一边又把不公平的事做得理所当然，就像你狠心地杀了老柴。

我来到镇上，还是人民路，还是那个破败的邮局——小镇对我来说已经和村庄一样，是被我遗弃的生活场所——当我把信往那个斑驳生锈的绿色邮筒里塞进去时，突然想起，如果那天我也毫不犹豫，把信塞进去。或许，一切都得重来，是吗？但生活不是VCD，可以快退再来，或者重放一遍。看来一切罪孽也源于我的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