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梓，宁继鸣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跨文化语境下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

孔 梓，宁继鸣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具体语境。罗兰·巴特的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从符号学视角出发剖析了文化符号与语境在横组合和纵聚合两个向度上的互动关系。在这两个向度上，符号会按照具体语境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产生出特定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呈现多样化的意义。在跨文化传播的情况下，文化符号处于和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过程中，在不同语境中会存在不同的意义呈现，很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折射”现象，此时应遵照目标语境的横组合和纵聚合规则序化叙事结构和类比化象征结构，才能最大程度地提升文化符号与语境的有效互动，保证受众对文化符号意义的预期建构。

文化符号;跨文化传播;意义建构;文化意指分析

“不同民族的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态，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千百年来，它以一种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类文化的传播，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动态化符号。”①吴越民:《跨文化视野中符号意义的变异与多样性》，《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当文化在不同语境中传播时，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文化符号与不同的文化相联系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意义，意义的多样性便会呈现出来。对于传播主体而言，这些差异就有可能导致文化偏移甚至误解等“文化折射”现象。本文试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文化符号的意义在不同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新语境下生成的意义与原有的语境下生成的意义缘何不同，如何最大程度地理解文化折射现象，以便更好地发挥文化传播的独特功能。

一、语境与符号的多义性

“符号的意义就是符号通过符形所传达的关于符号对象的讯息”，我们从这些符形中获得各种讯息，也就意味着我们理解了符形的意义。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符号以及其他符号都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符号的意义基本上是通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的。②屠友祥:《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能指”是一个符号的表达形象，而其所代表之意就是“所指”，所指不是“一桩事物”，而是该事物的心理表现。两者的结合是“意指”(signification)，“意指”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该行为的产物就是符号。符号包含了两个构面，“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两者的区别在于“能指”是一个中介体，必须借助某种事物作为载体，而“所指”不是一种具体事物本身，而是这种事物的主观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已形成的符号整体可以继续作为表达面与新的符号内容相结合，在更高一级层次上产生意指作用。

某个特定“能指”和某个特定“所指”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例如“水”在英语、汉语、日语、法语中的发音各不相同，但全都能表达“水”的含义。这就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即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他进一步解释:“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能指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①卓俊科:《对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解读》，《语言与翻译(汉文)》2006年第3期。符号的任意性与受众所处的地域文化背景与社会阶层等因素有关，不同文化群体对于符号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的。符号的任意性使得符号意义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不同的所指意义体现了信息传播的深层内容，即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以及道德伦理层面，符号意义要靠具体语境来规定。

与索绪尔视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的观点不同，罗兰·巴特将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一部分，他借助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相结合的语言学模式，分析一切符号学事实和意指现象。②屠友祥:《罗兰·巴特与索绪尔: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他将这种对符号意义的分析模式称为文化意指分析，包括“横向组合”(syntagmatic)和“纵向聚合”(paradigmatic)这两个符号分析的维度。横组合与纵聚合这一对概念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来的。所谓横组合是一个系统的各因素在“水平方向”展开所形成的任何一个组合部分。“纵聚合是横组合段上的每一个成分后面所隐藏着、未得到显露的，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替代它的一切成分，它们构成了一连串的‘纵聚合系’。”③鲁明军:《象征与差异:分段式影像结构的符号学解读——以米奇·曼彻夫斯基作品〈暴雨将至〉为例》，《电影评介》2007年第11期。该语言学分析模式拓展到符号领域之后，横向组合是在既定序列中受规则制约的符号组合，纵向聚合指有某些共同点的符号在人们记忆中的集合。符号在不同语境下的横向组合方式和纵向聚合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意义也有所差别。

1．横组合向度上的符号互动

索绪尔把前后相继出现的词语单位之间以及词语与整个句子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罗兰·巴特将这种横组合关系从语言扩大到相继出现的符号要素聚集。横组合关系的分析单位是叙事，叙事是个大句子，是意指的或符号化的语言活动。与语言中的句子类似，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包括叙事主语和叙事谓语。叙事主体相当于句子中的主语，主语的形象是横向的种种意素的化合或组合。叙事主语需要被阐释，阐释要围绕一个待表述的核心问题，寻找问题的真相就是最终被发现了的叙事谓语。当叙事主语得以展现表述，叙事谓语实现了确定性，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就完成了，符号的逻辑意义便能在此过程中得以顺利展现。

不同语境在文化内涵、政治立场、地位、观念，或时代、种族、阶级等方面存在差异，它们拥有各自的叙事组合方式。以语言为例，罗兰·巴特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了日语的叙事组合方式，“日语中的主体被功能性的后缀词、连续词的复杂性而被淡化、弱化，使主体变成一个空无言语的外皮，不再是从外面和上面指挥着句子的核心”。④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第8页。相比而言，西方语言自古受到古希腊语言主要结构方式的限制，在语言中更突出强调主体，主体是控制着整个语言的核心。

由于不同叙事结构的存在，使得文化符号在不同语境中的逻辑意义呈现也不尽相同。以花木兰这一中国文化符号为例，中国北朝民歌《木兰诗》和迪斯尼影片《木兰》分别运用不同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迪斯尼《木兰》用西方话语来解构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从故事中抽取出符合其话语体系的某种意义，在这部电影中，没有强调尽忠尽孝，而是关注木兰这一东方女性角色在整个过程当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正是西方所关注的点，进而在叙事结构上做相应调整，保留了代父出征和荣归故里这两个主要情节，其余均按照西方强调的价值体系组织起来。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原来的“雪地战斗”“为国尽忠”的叙事情节，就被解读成了实现自我价值。同样的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生成了不同的意义。可见，相同的符号在不同的叙事结构中被重新组合并可能生成不同的逻辑意义。

文化符号除了具备逻辑意义外，不同社会环境赋予了文化符号特殊的涵义，使其大多具备象征意义，因而不能仅按照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逻辑规则去理解其意义，还需要从纵向聚合向度上加以考查。

2．纵聚合向度上的符号互动

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是某种形式在意识层面所唤起的印象，并形成一种联想对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间上展开的，只存在于心理意识的联想里，属于隐藏的、潜在的词语聚集，呈现出潜意识的状态。这种联想或是由形式方面所共有的东西、或是观念、内容方面所共有的东西，或是两者均共有的东西唤起的，表现为一种纵向聚合的象征结构。

相同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象征结构中被重新聚合可能生成不同的象征意义。倘若不考虑符号所在语境的象征结构，即使符号能在横组合向度上显示出它与内容媒体意义之间的融洽关系，在纵聚合向度上也可能格格不入，容易引发文化形象的消解与扭曲。这种误解主要是由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纵聚合关系的符号互动方式不同所致。纵聚合关系对文化符号意义链条的构建作用主要表现在“类似性”上，受众的隐喻、联想、象征等心理机制使之往往将符号在某方面的个性、品质纵向投射到内在心理层面并对心理产生影响，引起某种情感，符号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象征意义，符号和象征意义之间产生纵向的关联，构成了一条“纵聚合系”。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由于象征结构不同，相同的文化符号投射到内心的路径不同，引起的情感有别，加之象征结构是隐性的、未得到显露的，不同于能够表现出来的逻辑结构，这使得跨文化语境下理解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复杂。

综上，符号的意义是在具体语境中通过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这两个维度生成的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两者共同作用下生成了符号的意义。在横向组合的方向上，不同的叙事结构影响符号的逻辑意义;在纵向聚合方向上，不同的象征结构影响符号的象征意义。不同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会指向不同的符号意义所指。因此，符号意义的生成有赖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会对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产生重要影响。要想减少符号意义的偏移程度，需要按照期望生成的意义在目标语境中的逻辑结构和象征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二、跨文化传播中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

从符号学角度看，跨文化传播过程的起始点是在既定的文化背景下挑选某种文化符号，选择一个适合于传播该文化符号特质的所指，然后与文化符号的能指联系起来，通过合乎需要的符号组合形成资源信息，使用恰当的渠道将资源传送至目标群体，目标受众通过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的重构方式，把符号的意义依附、转移或嫁接到该文化符号上，并为其所认知。

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符号处于和异文化语境的互动过程中，传受双方缺乏文化模式上的共通性，符号解码者很难通过媒体识别出资源中的符号集合，也难以对符号编码者转换的符号所指完整无误地理解。文化符号作为符号能指的亮相在不同语境中会存在不同的意义呈现，有些符号并不一定能够在所指层面上建构起良好的品牌形象。此时，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介质中流动时很可能产生“文化折射”现象。因此，需要按照新的语境中横组合和纵聚合规则对符号编码做出相应调整，以实现文化符号与语境中其他符号要素间的有效互动。

1．横组合向度上叙事结构的重新“序化”

横向组合向度上的符号互动需要确保符号与新的语境在叙事结构上的一致性，这个过程就是语境“序化”符号过程，即符号与语境间存在共同的“序”和“相似性”。语境对符号的“序化”是对所有符号的“运行”进行规约，规约的依据是“在场”的符号相互作用时所应遵循的逻辑规则，如果符号意义不符合语境的逻辑规则，即被认为是违背了“序”①林亚莉:《符号与语境的关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这就要求语言和文化符号需要按照“此在”语境的受众所理解的叙事结构重新编码。“序化”的目的是使符号的预期意义能够在语境中呈现，实现符号和语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达成意义的构建。

以昆曲青春版《牡丹亭》②该剧由文化名人白先勇领衔并集两岸四地的文化精英共同打造，是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为例，该剧能够被西方观众所理解和接受与其按照目标语境“序化”后的叙事结构密不可分。青春版《牡丹亭》的叙事结构和一般中国戏曲的文本叙事结构有区别。在意大利、英国和希腊上演的《牡丹亭》调整叙事结构之后更贴近于西方小说的线状叙事结构。调整叙事结构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即故事的内容和叙述故事的方式(情节)。对于青春版《牡丹亭》而言，调整的方式是“只删不改”，围绕“杜丽娘游园惊梦”所建构的“惊梦”、“寻梦”、“殉梦”、“圆梦”的叙事结构，梳理出“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的脉络，同时减少了开头的大篇幅铺垫，一上来就将男女相见相恋的高潮引出，这符合将叙事结构置于戏剧中心地位的“一人一事”叙述方式。这种叙事结构类似于西方同时期创作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类似，只是情节和表现形式不同。这样一来，西方受众将自己原本对于戏剧的审美需求就投射到《牡丹亭》这一文化符号当中，原有的精神需求在这种文化符号当中得以满足，能够顺利地在这种编码的文化符号当中得到自然流露，同时，在中华文化语境中的意义能够顺理成章地在西方叙事逻辑框架下展示出来，被其他文化接受。

2．纵聚合向度上象征结构的“类比化”呈现

既然相同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象征结构中被重新聚合可能生成不同的象征意义，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让不同语境中的受众理解文化符号的另一种象征意义呢?

以诗歌为例，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国传统诗歌多采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这对于刚接触中国诗歌，并对中国诗歌象征结构缺乏了解的外国人来说，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譬如唐代诗人温庭筠《菩萨蛮》“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廉月上玲珑影”。③温庭筠:《金荃词》，载曾昭岷编:《温韦冯词新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20、24页。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往往以一种客观的眼光进行纯粹形式上的审美，不沾染感官的吸引力和人的情绪，这种美属于康德美学中“纯粹美”的特征。④朱巧云:《客观、纯美论温词——叶嘉莹对温庭筠词的跨文化解读》，《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7期。对中国人而言，诗歌除了带给人“纯粹美”的享受，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诗言志，往往将人的情感投射到物体当中。然而，这种符号背后的象征意义与符号本身的关联性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助西方语境下类似的象征结构帮助其理解。康德把美分成“纯粹美”和“依存美”:“有两种美，即自由的美(pulchritudo vaga)和附庸的美(pulchritudo adhaerens)。第一种唤做此物或彼物的(为自身而存在的)美;第二种是以作为附属于一个概念的(有条件的美)，而归于那些隶属一个特殊目的的概念之下的对象。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诗言志就是将一种感情投射到某一对象之上的“依附美”。康德“依附美”的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温词当中的象征手法，进而了解诗歌背后的文化内涵。

三、结 语

符号学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是深刻而长远的，它试图改变我们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认识，将这种认识从工具层面提升到了意义层面。传统上，将跨文化传播的过程视为文化资源提供的过程。然而，语言和文化资源的共享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资源需求的满足，资源在不同人群中传递也是资源提供者和使用者共同建构资源意义的过程。意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意义层面思考跨文化传播，就会关注到借助这些资源、信息和活动产生价值和影响，并且使文化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有助于增强文化推广力度。

提高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认识会使得文化传播理念发生相应地调整。由于符号在不同语境传播过程中，不可能完全符合原有的意义建构预期，在不同语境中文化会发生不同程度地变迁，不断地被再生产。因此，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实现符号意义在其他语境中的建构不是追求所谓的传统和原汁原味，追求一种与原文化语境一样的正确性、准确性，而是能够引起语言和文化符号和当地文化语境的良性互动。符号进入到不同文化背景后会发生多种可能的变化，生成不同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是失败的或者意义丧失，而是为了适应新的符号框架而做出的积极调整，是在一种新语境下的新的编码，是符号与语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一种文化传播理念的差别。在文化符号与不同语境互动的过程中，文化因发生变异而产生不同的“文化作品”，这是推动文化发展嬗变，焕发生命力的重要动力，也是扩大文化适应力的重要途径。

今后，跨文化传播需本着对其本质更深入的认识和更理性的文化传播理念，根据不同文化语境的叙事结构和象征结构特征，对符号在横向组合和纵向聚合上进行重构，序化的叙事结构和类比化的象征符号，使得符号能够和语境良性互动，在目标受众中产生意义，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受众对文化符号意义的预期建构，充分理解文化折射现象的产生，真正有效地提升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

［责任编辑:诚 钧］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igns in Intercultural Context

KONG Zi，NING Ji－m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The meanings of signs depend on specific contex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s and context in two dimensions，i．e．syntagmatic order and the paradigmatic order，with Roland Barthes’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alysis．It finds out that the signs will display various meaning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ul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symbolic structure in specific context．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cultural signs interact with various contexts，and produce different meanings，which may cause the meaning loss or misunderstanding．Cultural signs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context’s related rules，which is re－ordering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analogizing symbolic signs．

sig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eaning construction;cultural signification analysis

H 0－05

A

1002-3194(2014)02-0116-05

2013－10－08

孔梓(1982－ )，女，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与文化传播;宁继鸣(1957－ )，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与文化传播、语言经济理论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孔子学院的文化功能与社会价值研究”(13YJAZH066);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13300072612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