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金国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语体的属性及其运行机制

丁金国

(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语体学的关注度大为提高，出现了多学科的共攻局面，对原理论体系中的诸多理论原则、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语体学在发展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回答，即使是已回答的问题，也需要重新审视，尤其是对学科本体具有决定意义问题。如语体的定义、属性、功能、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等，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了学科的发展水平。

语体定义;语体的属性;语体的功能;语体的机制

引言

现代汉语语体学，从萌生、成长到繁荣，算来已走过了五十多个年头。①1959年高名凯先生在天津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作的《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报告，为现代汉语语体风格学构拟了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框架。该文发表于《语言学论丛》(北大中文系编)第四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0年。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作为一独立学科开始立于学林。但也须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语体学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且不说学科自身尚有不少问题有待回答，即使是已回答的问题，也需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如在语体理论体系中，语体、文体、体裁、语类、语域、风格等基本概念，依然还是理不清，道不明，以致迫使研究者在论文说理时，不得不先交代论者的语体风格观。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在语体研究中又出现了些新现象，一向被主流语言学所冷落的语体风格研究，竟然也引起了以纯“语言”研究为圭臬的汉语语法学者的垂青，他们以语法解释为旨归，以西方功能理论为导向，开始“在语体的视野下”，观察汉语的语言事实，甚至将视界扩展到一般语言的研究。与此相呼应的还有文艺理论界、外语学界、古代文论界、语文教育界(包括二语教学)，各界都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对语体与风格进行关照与探索。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学科，将研究的聚焦点投注于语体风格。面对如此热闹的情势，我们应在众说纷纭的学术喧哗中，吸纳有益的声音，抓住耀眼的亮点，立足于自己的传统，迎接新的语体风格研究高潮的到来。本文是在学科反思中所想到的一二，围绕语体属性，展开对语体的功能、评价体系、运作机制等问题的思考，并以此求教于同好。

一、语体及其属性

1．语体是什么

我们认为“语体”(genre)是:在语言运用功能域制约下所形成的语用范式(或称为言语模型)。范式是言语社群成员在历时的言语生活中，对语境与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类型化的结果。类型化不是一次“化”出来的，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言语活动，由具体的、个人的话语(discourse)或语篇(text)，从游离态到范模化的历时过滤，最终沉淀为相对稳定的、可重复的为社群成员所共识的约定俗成的语用范式。由此可见，语体是特定语言所特有的历时抽象物，它以一种语用经验图式形式，潜隐在社群成员的集体意识里。也正因为如此，它就不能不具有一种语用“律法”的性质，来规约着人们的言语活动。这个定义所指的语言运用，是指言语生活中使用语言和文字进行交际的全部活动而言。既包括口头交际，也包括书面交际，涵盖了现实和历史言语生活中的语篇整体。从理论上讲任何语体都有两种存在形式，即听觉形式和视觉形式。因为任何语篇，其组成单位的每个个体都蕴含着听觉的物质形式语音。作为视觉形式的书面语，从来都是与心理音响印象纠缠在一起，所有的视觉形式其底层都潜存着听觉形式。就语体研究目标而言，解释社会言语生活中的言语现象、服务于社会言语生活是语体研究的极终目标，这个目标所涵盖的不仅是语言运用的口头形式，也包括了经文字纪录下来的一切书面形式。

2．语体的属性

一个事物区别于另一个事物，是凭借其固有的特征区分开来，这具有区别功能的特征就是该事物的属性。语体就是凭借其属性，其上，别于“语言”、“语文”和“言语”;其下，将无限量的语篇，依照特征分门别类，按“模”就“范”。可见，以类相聚不仅是语体发生的动因，也是其存在的根基和表现形态。语体的外在有相对稳定和可把握的形式结构支撑，内在则是由语义结构所制导。有稳定性的结构，才有可把握性，才能为群体所意识，才能畅行于言语交际。既然语体类型是一种抽象的概括，那么其所概括的不仅是同类语篇的形式结构，也容括了由形式结构所载的类型意义(也就是属性)。这种类型意义规定着特定语体的存在场境、参与对象、话题范围、交际目的、表达方式、风格形态诸要素，决定着特定语体的形式结构、存在形态和运作机制。我们这里将语体的属性抽象为:域场的依存性、表达的导向性、形态的等级性。

(1)域场的依存性 “域场”就是语言运用的功能域，它是语体得以发生、存在、运行的客观基础，没有域场，就没有语体。从语体的发生角度看，任何语体都产生于一定的语用空间，而这特定的语用空间所蕴涵的只属于该域场的语用意向、语用话题和语用方式，并先在地规定着语用对象。这种蕴涵着特定语用对象、意向、话题和方式的功能域，具有相对封闭而稳定的界域，其稳定性为语体的相对稳定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如司法域，凡是涉及到民事、刑事诉讼的一切言语行为都无可选择地被囊括进来，进入该“域”的话语其意向都具有惩恶扬善、主持社会公道、维系社会稳定的目的(至于能否做到，那是另一回事)。话题与意向的关系，是决定关系，后者决定前者，无意向的话题是不存在的。至于表述方式，具有相对的选择性，可以用辩论，也可用叙事或说明，具体选择何种表述方式，那是由话语的意向来制约。功能域的界域也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社会行为也趋向复杂化，各个功能的界域也处在不断的调整状态。界域的调整必然带来语体的变化，旧的语体随着其生存语境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新的语体随着新的功能域的出现而产生。如史上的科举应试体——八股文，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消失。新世纪以来，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引发了网络语体的应运而生。

(2)表达的导向性 “表达”是语篇的普遍属性之一，是语用者依据功能域的要求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对表述的选择。应该说这种选择是无可“逃避”的，只要开口说话就要有表达方式，它是实现语体各项功能的前提。从另一个角度看，表达又是语篇流动性意绪在时间轴上的展现方式。所谓“流动性意绪”，与先贤所论的“语脉”、“意脉”、“文脉”相似，所不同的是，先贤所论重在语篇内在意义上的连贯，却疏于对外在形式的梳理。语体的“流动性意绪”是通过言语表达而得以实现，不同的表达方式，调节着不同的言语流向，不同的言语流向，导向着不同的语体结构潜势。既然“表达”主导着意绪的流动，那么要寻找语义流向，自然要从表达入手。如叙事语体，其基本特征是时间上的流动性和空间上的位移性，空间的位移其本质也是时间的流动。可见，叙事语语体就是对言语事件的历时演化过程的表述，“过去时”经验性是其本质特征。如赵树理在《登记》里的开场: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零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

本段语篇语义流动如链条式的接续，尽管无外显标记，但以序行进的音波却隐约可感。而对话语体的言语流向则是另一种方式，不是一以贯之，而是交互行进。如下列对话:

蒲松龄一次乘船外出，恰遇一官、一木匠、一农夫。官吏自恃有才，提出要即兴对诗，对不出者要替大家付船钱。一言为定。

官吏:“三字同头官宦家，三字同旁绫缎纱。若非朝廷官宦家，谁人能穿绫缎纱。”

木匠:“三字同头庙廊库，三字同旁檀橼柱。如果要修庙廊库，怎能离了檀橼柱。”

船夫:“三字同头大丈夫，何人能识江海湖?”

农夫:“三字同头屎尿屁，三字同旁稻秫稷。牲畜吃了稻秫稷，当众拉出屎尿屁。”

蒲松龄最后吟道:“三字同头哭骂咒，三字同旁狼狐狗。百姓声声哭骂咒，只因当道狼狐狗。”官吏败下阵来，十分懊丧，只得为众人付了船钱。①引例出自郑荣馨:《言语交际艺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05页。

从全文看语篇是叙事，然核心语义是借助对话表达来实现的，所以说，是一典型的对话语体，它表现了对话语体的共有特征。其特征是:言语事件的参与者(五人)全部在事件现场，因而交际得以直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各方依交际意向、话题，在互动中依序推进，且均从自身的经历和知识，在相互应对中，显示各自的智能与学识。“三字同头”和“三字同旁”两个命意引领和操控着语义流向，并随着心理距离的远近，随时调控话语形态。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对话语体的特征是:事件的现场性、交流的直接性和互动的调控性。

(3)形态的等级性 语体的存在形态，通常是以两种形式显示，一是形式结构，即上文所讲的由表达方式所导引的语义运行样式，叙事体有叙事体的样式，对话体有对话体的样式，议论体有议论体的样式;另一种则是由语篇的语义结构所显示的整体风格形态。风格形态的产生与存在，是以形式结构的产生和存在为前提，舍此则无风格形态。反过来，无风格形态修饰的语篇，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可见，语体存在形态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不是彼此孤立，毫无关联，而是共处于同一个载体中，形成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语体的存在形态，无论从语体整个体系来看，或是从特定语体类型考察，不同语体之间固然存在着等级差，即使同一语体内部，也存在着等级差。

语体级差的思想，源于西方的古典诗学。西塞罗(Marcus Tulius Cicero，前106－前43)的三体论应是语体级差思想的滥觞。②参见丁金国:《高低语体对立的动力功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两千多年后，公元1962年美国语言学家马丁·朱斯(Martin Joos，1907－1978)的《The Five Clocks》(五只钟)出版。在该书中，朱斯将语体区分为五个等级，即:庄严体(frozen)、正式体(formal)、商洽体(consultative)、随意体(casual)、亲密体(intimate)。③Joos，Martin．The Five Clocks，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in Anthropology，Folklore and Linguistics，1962．中文摘译见程雨民:《英语语体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28页。朱斯身后的哈特曼(Hartmann，1972)和夸克(Quirk，1985)等对级差的划分，都只是对级差的内部调整，并无理论上的创新。倒是正式(formal)与非正式(informal)这两个概念，对我们却有启迪作用，可以进入我们对语篇的评价体系。自上世纪70年代，正式度(formality)进入中国，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有秦秀白(1986)、侯维瑞(1988)、胡壮麟(1989)、祝畹瑾(1992)等。他们在介绍变异(variety)和语域(register)理论时，较为深入地论述了正式度问题。与正式度同时引入的还有高语体(High Variety，简称为H体)和低语体(Low Variety，简称为L体)，高低语体的区别与对立，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言语生活中。①弗格森(Charles A．Ferguson，1921－)在《Diglossia》(论双语体现象)文中，论述一个言语共同体内同时存在两种变体现象时，依据法语中的“diglossie”，创用了“diglossia”一词。对此，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1959)和拉波夫(1962)有过具体的描写。高语体与正式语体相当，低语体与非正式相当，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正式度，根本不是什么人的最新创获，而早在五十多年前，就已广泛地在观察社会言语生活和语体研究中使用。

将语体分等级描写，标志着语体研究精细化和科学化程度的提高。所谓等级差，一是言语运用事实的客观表现，一是对言语交际中语篇的形态格调进行评价。分两级、三级，抑或是四级、多级，都是对已存语体的评判，可见，所谓等级差实际上是个评价体系。对语体的评价，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套系统:一套是所谓的正式与非正式;一套是所谓的典雅与俚俗。②详见秦秀白(1986/2002:159－176))、侯维瑞(1988:74－88)及冯胜利:《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中国语文》2010年第5期;《语体语法及其文学功能》，《当代修辞学》2011年第4期，《语体语法:“形式－功能对应律”的语言探索》，《当代修辞学》2012年第6期。正式与非正式，受制于功能域的正式与非正式。正式度高的域场，要求进入其域中的语篇，必须是正式语体;正式度低的域场，则容纳正式度低的语篇。如气象预报:

A: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风向西北，风力五级，阵风六到七级。

B:今晚儿有西北风，可大呐，说是六七级。把云彩都给刮跑啦。

A的正式度明显高于B，因为A的域场(大众传媒)正式度高，要求进入该域场的语篇，必须是正式语体。而B因域场是熟人之间的口头信息传递，只能是非正式的语体。倘若在B域场中，以A形式的语篇传输，显然是失体。两相比较，从调势上看，A语调运行平稳，无大的跌宕起伏，B的起伏较大，而伴有“呐”、“啦”和“儿”化等语气;从句法构式上看，前者以四音节，两音步的四字格式主导，五个结构中含有六个四字格式，除首句外，其余是同一构式。而后者则不然，构式各异，不仅内部结构不一，音节单位也长短参差。由此可见，正式与非正式的差别，有明显的物质标记。就表达与接受关系来说，正式与非正式，是以表达者为主导，表达者依据域场选择正式度。而典雅与俚俗的发生与接收，在机制与层次上和正式与非正式有别。正式与非正式在交际伊始，表达者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域场的正式度要求用词构篇。而典雅与俚俗，固然有集群约定性的一面，但更强烈的是个体智能结构的制约，尤其是智能结构中母语素养的高低程度。《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冯紫英邀贾宝玉、云儿、薛蟠、蒋玉菡等饮酒作乐，席间宝玉提议要行令饮酒，并提出行令规则:“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的原故。说完了，饮门酒。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③参见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393－399页。贾宝玉的这番话，实际上是就现实域场，对话题范围、表达方式、话语情态作出的限定。从语体的视角纵观本段语篇，可视为非正式的对话体。按理说，在同一域场、同一话题、同一表达、同一情态的交际语体中，其风格形态应保持在大致相当的雅俗度内;然事实上，五人的话语却各异。按雅俗度划分，冯、云、薛所说所唱，粗陋鄙俗，甚至俗到淫靡污秽不堪入目的程度;宝玉所咏，其“令”格调雅致，其“曲”融婉约诗词之精，铸就柔婉逸雅之华，实属典雅中的上品;蒋玉菡所吟咏中间偏俗。为什么会有如此巅谷之别，究其缘由，与功能域无关，因为五人共处在同一个域场之中，造成风格等级上的级差，纯属个体智能结构及语文素养所致。值得讨论的是，正式与非正式语体的生成，几乎为交际双方所共识，多数为自觉行为而致;而雅俗语体的生成，则未必是交际双方所共识，试想，上述酒令的参与者们，有谁甘愿堕入鄙俗的泥沼?虽然正式度与雅俗度形式上同为语体等级差的属性，然二者还是有区别的。雅俗度生成的难度远高于正式度，不仅受表达者制约，更受接受者的裁决。与正式度比较，交际双方对雅俗度的评价，共识度较低，甚至会出现冰炭之势，所以说，对雅俗度的评价更多地受制于接受者。有论者认为雅俗之别在于“字”“词”，认为文言雅，白话俗。此话固言之成理，但问题绝非如此单纯。倒是“援古入今”说更深刻。因为所“援”的古，不仅有字词、节律，更多的是特定构式，以及构式背后所蕴涵的古情、古意和古韵致。宝玉所咏之所以雅，从上述五人的说唱咏吟看，其字词的文白差别并不大，造成宝玉雅，云薛冯俗的是言语要素。宝玉令中的“悔教夫婿觅封侯”源自唐王昌龄的《闺怨》，“秋千架上春衫薄”系从宋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薄汗轻衣透”的意境脱出。至于宝玉的曲，十个“滴不尽，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照不见，展不开，捱不明，遮不住，流不断”的动补式连续排开，极尽缠绵悱恻之妙。隐含着“春花秋月何时了”(李煜)、“青山隐隐水迢迢”(杜牧)、“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稼轩)、“雨打梨花深闭门”(秦观)等诗词的意境。这种“援古入今”确实造就了宝玉曲的韵致高雅，是余四者所难以企及的。因此，雅之所以雅，不在于其字词的古奥，而是其字词、语段的语义结构多为复式互文叠加，内在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美学底蕴;俗之所以俗，是其字词、语段的语义结构多为单层直白，并没给接受者留下幽思遐想的余地。就此意义上说，冯胜利(2010)讲:“正式体的效应产生于共时的距离感，典雅体的效应来源于历时的距离感。”还是颇有道理。因为正式与否，只求现实域场的切境合体;雅俗与否，除切境合体外，还要承受历史文化的重负。用“共时”“历时”尺度来测量语体的形态，确乎是语体学研究上的创新，缕清的不仅是正式度与雅俗度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揭示出言语运用中的重要规律，无论对语体理论研究，或言语运用实践，都具有指导价值。尤其是对语文教育，抑或能启示一新的思路，这就是:在语文教学中，首先是让受教育者，知道正式与非正式，并学会用“正式”与“非正式”应对。随着生命的成长，知识的累积，再授之以“典雅”与“俚俗”。

二、语体的功能

1．语言功能与语体功能

我们通常所谈论的语言，从来就是具体的言语;而具体言语，从来就是以“格式化”的语体形态存在着。至于词典上的语词和语法书上的规则，充其量只是语言理论家们的概括，从来就不是特定语言的真实面貌，而语用哲学家们所谈论的语言，只存在于特定言语社群集体记忆里的抽象系统，这一抽象系统我们只能在具体的言语，也就是凭借着承载具体语篇的语体而得以窥见特定语言的部分影像。由此我们也得以看到特定语言的存在状态，并透过对其存在状态的观察与研究，进而捕捉到特定语言的运行规则，透过其运行规则，达到了解和掌握特定语体调控特定言语社群的言语生活的方式和原则。由此立场出发，来审视理论家们所论的语言功能，①差不多每一部语言理论著作，都设有专章或节谈论语言的功能或职能，实际上所论的“语言功能”，无一例外地说的都是语言被运用时的功能，笔者注。实际上无一例外地说的都是语言被运用时的功能，也就是说语言是通过言语才得以显现其功能。可见，所谓语言的功能，实际上是语文的功能。而一切语文的产生，又无一不是受语体规则所支配，故而，语文的功能就是语体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语体功能，自是顺理成章。作家王蒙从自身的体验中认为语言有:交流、表达、记载历史文化、自我检验和调整、审美、政治、心理调节、哲学与神学、游戏等九种功能。①王蒙自2004－2008年先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岛海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和北京图书馆所作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的报告。每次所论事例和表述均有变化，但九个功能却始终如一。王氏所提的九种功能，哪一种功能不是通过语体实现的?理论家们透过语言来论述语体功能的，自上世纪30年代始，先后有德国心理学家比勒(Bühler，K．，1879－1963)、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可布逊(Jakobson，R．，1896－1982)、英国的文论家理查兹(Richards，I．A．，1893－1979)、英国语言学家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M．A．K．，1925－ )和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D．1927－2000)等，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切入，对语言功能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研究。比勒在《语言论》(1934)中指出语言有描述功能、表达功能和呼吁功能。雅可布逊在《语言学与诗学》(1960)论文中，对比勒的三功能扩展为六种:语境(指称功能)、内容(诗歌功能)、说话人(表情功能)、听话人(意动功能)、接触(寒暄功能)、代码(元语言功能)。②Jakobson，R．，1960，Linguistics＆Poetics，见钱军《结构功能语言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理查兹在《实用批评》(1929)里，将功能分为:表达意义、表达感情、表达语气、表达意图。韩立德融各家的理论精华，把言语功能抽象为纯理功能，纯理功能可平行分解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海姆斯以语境为基础概括出:表达、指令、诗意、接触、所指、语境和元语言等七类功能。依据各家的研究，我们从中提炼出四种功能:提示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和审美功能。

2．提示功能

语体的提示功能是指语用中，语体的潜结构对交际者言语运用模式所起的提示作用而言。人们的言语行为，虽然都是以具体的语篇为其存在形式，然任何语篇都毫无例外地从属于特定的语体，所以，言语行为的发生，都是在特定的语体提示下发生的。语体对语用的提示，不仅提示特定功能域所要求相适应的语体，而且还要提示出特定域场的语言等级，以及语阶层次上的正式度，以便参与各方按特定功能域所要求的语言等级进行交际。语体作为语言运用中的客观潜在结构，在言语事件中始终以交际“语标”的身份，为交际者指明了进入特定域场的路径，引导着言语事件的运行。语体在发挥提示功能的同时，还“监控”着交际各方语篇的得体状况。社会语言学里的“语码转换”，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语体的提示功能所使然。语体对于语用的提示作用，不是在言语行为发生之后才启动，而是在言语行为发生伊始，甚至是发生之前，语用者都已得到了语体潜结构的启迪。这种提示作用，是贯穿于言语事件的始终。尽管人们对此可能全然不知，然这种提示作用确乎存在。如人们参加学术报告会，在未发言前，与会者几乎都能意识到域场的性质，与此同时，语体潜结构的提示作用也同时启动，它提示着发言者按特定语体进行演讲。下面是一次社会语言学国际会议上的开篇语:

①王蒙自2004－2008年先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岛海洋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和北京图书馆所作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的报告。每次所论事例和表述均有变化，但九个功能却始终如一。Madame Chairman，Mrs．Vice－president，Honored Guests，Faculty and Friends:

I feel most deeply honored to have been invited to speak to such an illustrious gathering tonight and to be given the privilege of representing my distinguished collegues，especially Dr．Monrovia，who have been engaged in a very demanding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sociolinguistics，an area of study we fee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your profession also．

这是一个由59个词组成的句子，仅此一句就把学术演讲体的各种属性尽显无遗。以至使后续者的语篇，不管其语体的级阶层次如何参差，但学术演讲体的基本规则却必须得到严格的遵守，只能循其“体”而行之。例②③:

②Ladies and Gentlmen，

I＇m exceedingly grateful to have been asked by our chairman，Dr．Jean Monrovia，to present our recent findings on the topics of“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 in sociolinguistics”，and hope it will prove useful to those of you engaged in teach-ing English．

③Good evening，Friends，

Our chairman，Jean Monrovia，asked me to share some of my current research in sociolinguistics，and I hope it will be useful to you in your English classes next week．

上①引例①②③④均源自侯维瑞:《英语语体》，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70－71页。②③例，尽管语阶的层次等级有差异，但都未越出学术演讲体所圈定的范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同一个语体范畴的组成成员。而例④却不然:

④Hi，everyone，

Jean asked me to come on over and rap a bit about the stuff I＇m into in sociolinguistics．Maybe it＇ll help in teaching those English classes，and I hope you won＇t be turned off with some of the technical jargon and stuff．①

例④所提示出的域场则是非正式的座谈讨论，且与会者关系相当熟稔，因之也就使语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失去了学术演讲体的属性，而获得了口头讨论的会话体属性。

3．规范功能

语体作为一种潜在的语类结构，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对语言运用始终起着一种无形的规范作用。所谓规范作用，是指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从语篇模式的确定、结构的构组、表述方式的选择，都并非是任意的，而是循着特定语体的规范运行。语体规范是历时积淀的结果，是语言社群精英成员，在无数次的反复运用中而形成的潜在规则，为语言社群单位全体成员所共识的范式。它一经定型，就自然产生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它要求社群成员在语言运用中“依模就范”。如上例④，对于典重严肃的学术域场，自然是“异类”，理所当然地被学术演讲体规范掉。而其余三例，尽管正式度不一，但它们仍在学术演讲体的规范之内。当然范式也不是一成不变，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状态，而是处在相对静止的动态演变之中。因此，绝对的规范从来就不会有，我们所遵循的只是相对的规范，或近似的规范。语体的规范作用，其实我们的先人就已意识到，古代的范文编选，启蒙课本的编撰均有语体规范的意义。但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至今也未臻佳境。通常一提到“规范”，就会使人想到“语言规范化”。中国的语言学界都非常熟悉，从“五四”白话文运动始，语言规范化似乎就从没停止过。然近百年来的规范工作，除了白话文运动(包括上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外，涉及到语言运用中的语体规范问题，并不多见。1949年后的规范，多在语言体系本身的微观方面着力，或集中于文字、语音的规范，或指点语用中用词造句的正误，几乎见不到语体规范的著述。我们认为语言规范化不能代替语体规范，语言规范是微观规范，语体规范是宏观的语用规范。对于现今的语文运用状况来说，可能更需要宏观的语体规范。应该说，没有语体规范，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规范。语言功能发挥强弱和正误，都须受语体规范的鉴定。凡是符合语体规范的语言规范，必定成功;违背语体规范的语言规范，必定失败。对于语体的规范功能，早在1959年，高名凯在《语言风格学的内容和任务》的报告中就提出“在语言规范化的问题中，除了要确定一般文学语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的规范之外，还要确定各风格(语体)的规范。”他认为:“风格规范的确定既然是风格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它也就成为了语言规范化问题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见，规范是语用社群语用经验条理化的结果，对社群的语言生活，具有一定的规约参照性。

4．整合功能

语体作为语言运用的综合体，它不是简单地把语体的各种构成要素汇拢在一起，而是经过历时融铄，把语言实体与话题质料、客观域场与语类结构、表达主体与接受主体有机的整合为一体，成为一种定型化了的模式。在言语交际中，定型化了的模式统制和整合着言语交际有序地运行。整合的过程，内含着两个环节:一是选择，一是整合。选择是整合的前提，没有选择就没有整合。而选择需要标准，或称原则。选择的标准就是“合体”。进入交际的一切材料都需在语体的过滤下，进行遴选，那些合体的语料被收进，不合体的语料自然被淘汰。整合是在语类潜结构的统制下，按着特定语体的规则，把选入的语料进行组排，使其成为特定功能域所需要的语篇。语体除了对语篇的语言材料和话题质料进行整合外，还要对域场与语类结构的适应程度不时地进行整合，因为任何交际事件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论是话题或参与者都会临境发生改变，因而语体就要随时随地整合域场与语类结构的适切度。语体对于参与交际的各方始终从当着协调的角色，不仅提示表达者按接受者的各种参项进行言语表达，即“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还要把接受者引入特定语体网络中来，依照特定语体的结构规则要求，与表达者进行交流。即所谓依照特定语体进行解码，对此，王希杰曾有过论述，他说:“一切准确合理的解码都必须首先把握住特定的语体。只有在这个语体范围之中进行解码活动，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准确的结果。”他把依体解码的语用机制，称为言语交流中的“总路线”，说:“这个路线对头了，解码就不会出大的差错。如果弄歪了弄反了，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信息。”①王希杰:《修辞学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65页。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交际中对语体理解上的准确与否，确乎是关涉到交流效果的正负。红楼梦第18回元春省亲，隔帘与其父贾政的对话，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元春与贾政，作为父女关系，其言语交流本应亲切无间，尤其是久别重逢，则更应话热语暖。然贾妃这番辞正语严的话语，一言定体，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贾政，旋即调定了应对原则，紧接着启道:

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且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懑愤金杯，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躬肃以待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

贾政、元春虽是父女相见，但仍需按皇家规范进行交际。贾妃既已按皇家规范发语，贾政也只能按“国礼”接应。语体在这一言语事件中的整合角色，发挥的惟妙惟肖。

5．美学功能

语体的美学功能与布拉格学派所倡言的“美学功能”不同，后者所指的是语言体系中的各种成分，以其自身的信息具有组成诗歌的功能，并以此将审视者的注意力引向语篇本身，而不是语篇所传达的信息上。②参见钱军:《结构功能语言学》，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6－153页。语体的美学功能是指同类相似结构的整体，在语用中宣泄出来的审美形态，对接受者所产生的激情愉悦作用。当然审美形态之所以能够被宣泄出来，还是要凭借语篇的语言信息的基础作用，但无可否认事实是，语体的结构模式对审美形态的定型、定性作用。不同类型的语体，其美学功能迥然。科技语体异于社哲语体，更异于审美语体。下面我们选取了论述同一话题“人”的三个语篇，分属于:科技、社哲和审美语体。因其语体的语义结构之殊，故所激发出的美学效应各自有别。

①二十世纪初英国生物学家博拉第尔(L．A．Borradaile)给“人”下的定义是:

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main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als，to the fishes．

(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像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的器官系统)③转引自侯维瑞:《英语语体》，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78页。

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总是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就引发了一切……①参见《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扉页。

文艺复兴成就卓著的英国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在其名著《哈姆雷特》里，对“人”的颂扬: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How noble in reason!how infinite in faculty!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the paragon of animals! (Hamlet，Ⅱ，ii)

(笔者转译:人是多么神妙的杰作。其智性，睿隽而崇高;其仪态，优雅而端庄;其举止，犹如天使;其灵性，堪比神仙;天之娇子，万物之精华!)

科技语体所引起的审美感受是:智性启悟，使人从中汲取理性愉悦;哲社体较之科技体，固然也有着智性启悟的力量，但还荡溢着“缜密、严谨，凝练”的文气;而审美语体则完全不同于前二者，其所给予的理性启迪虽也有，更斐漾语间的是美感享受。需要说明的是，组成同一语体内部各成员间，鉴于在调节性构成要素的差异，会映射出不同的审美情趣。如同为社哲语体对“人”的论述，不同的表述者，自然会显示出同一语体内的不同等级差。

任何语体功能效应的发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功能合力发挥作用。在合力作用中，经常是以一种功能为主，其它辅之。如审美语体的功能，美学功能是首位，其它佐之;科技语体则是规范、提示功能为主，其它辅之;社哲语体亦如此。所以说，不同性质的语体，其功能的着力点是不同的，这一点必须予以强调。②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对人的描述是: 在构组本文的宏观结构时，感到语体的属性、功能和机制，是语体理论体系中相关性极强的关联体，哪一部分缺略，都有损于宏观结构的整体，故在撰写“语体功能”时，使用了作者在《语体风格分析纲要》书中的相关部分，特此说明。

三、语体的运行机制

语体作为言语运用中的语类体系，其系统内部各类语体间或同一语体的各成员间，始终处在相互依存的运动状态之中，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称其为语体的运行机制，简称语体机制。语体的运作机制，是语体本身以何种方式在运作、演化和生息，而不是语体使用者如何驾驭语体的问题，所以探索语体的机制，只能从语体自身去寻找。从语体自身寻找，主要从承载语体形态的语言标记寻找。因为唯有语言标记，才是可把握的物质形式。如“正式与非正式”、“高语体与低语体”，人们对其的识别度，或称分辨率之所以高，其原因就在于，抓住了现实的有形标记。而对于高雅与低俗的识别，其难度之所以难，就在于识者除了要识别言语品级，还要评品其美学情趣。应该说雅俗的本质含有接受者的主观心理感受，个体性特征较强，言语社群对雅俗的认同度，差异很大。但绝不能说雅俗度，是纯然的心理感受，毫无踪迹可察。我们在上文论述“形态的级差性”时，就是透过语言标记，从其潜隐的历史文化中，探索雅俗的最终根由。故而，我们在观察语体的运行机制时，把察点设定在言语形式上，并藉此探测形式背后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语体的运行机制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得以观察到:

1．语体的存在状态

在社会言语生活中，人们所见所闻都是具体的语篇。语篇的个体性决定了语篇的差异性，世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话语，从而造成语篇的无限量。然这无限量的物质实体，却并非是杂乱无序的堆积，而是以共通属性为核心，聚拢为“家族相似集”，③“家族相似集”概念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命题衍化而来，用以说明语体类似一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其中任一个体，都具有家族的基因，然而却各自迥异。汇集于特定语体。可见，任何语体都是对具有共同属性个别语篇类的概括，也就是为言语社群全体成员所共识的超越任何具体语篇的典型范畴。正是因这种类的抽象，才使其得以摆脱个体的主观羁勒，臻为代表着特定语言的客观、群体面貌区别于其他语言的语体。从这个角度看，语体不是现实的物质实体，而是一个理论范畴，是由一“理想”的理论原型所构成。语体理论中对任何语体的描写，所描写的都是该语体的典型代表。这个“代表”以“原型”或“图式”的形态，潜存于言语社群的心理意识里。所以我们说:“语体从产生之日起，就以抽象的结构体系，作为客观的、社会的集体财富，存在于言语社群的群体意识中。”这个抽象的结构体系，就当前的研究水平，我们可以从两个观察点把握到其存在形态:一是从功能域的角度，可以得到以“域”为据的功能语体。有日常语体、事务语体、科技语体、新闻语体、演讲语体、广告语体和审美语体。各体还可依次进行下位分类。一是以语篇的表达方式为准，区分出:叙述语体、说明语体、论证语体、对话语体、描写语体、抒情语体等六类。这两种分类所归出来的类型，因其存在形态相对稳定，故而具有可重复性。模式上可重复性，一者产生出对社群成员的约束力，不管是何人，只要进入特定的功能域，就必须遵从该域所要求的语体行文说事;一者是为应用提供了可操作的广阔空间。由此观之，言语生活中的一切具体语篇，都是这个理论原型的实际运用。

2．语体的运行过程和运行方式

语体的运行分为“体内”运行和“体外”运行两类，体内运行是指同一类语体内部其运动过程和方式。体外运行则是指特定语体系统的整体运行方式及其规律而言。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观察角度，如果说后者是宏观检视，那么前者就是微观考察。对体内运行的观察，实际上是从对特定语体中的典型语篇分析入手，进而推导出该类语体的运行规律。因为语体的理论模型是以基因的方式，将语类因子，渗透于具体语篇之中，故透过对典型语篇的分析，来观察其运动过程和运作方式，当是唯一的选择。下面我们选了两则公牍语篇，一为朱元璋的即位诏，一为孙中山的就职宣言。

朱元璋即位诏: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难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朘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尔等当深戒之。(选自《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1368，正月)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责之观念以言，则文不敢辞也。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而莫之能阻，必使中华民国之基础确定于大地，然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四万万之同胞共鉴之。

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选自《孙中山全集》(2)，1982年，第1－3页)

两文的时间差为544年，前者用作专制时代的文牍代表，想无异议，后者如作为现代文牍的典型，恐难以取得共识，因为它显现的是文言与白话过渡时期的形态。但凭语感可知二者差异明显，作为对比研究的语料，还是有望获取预期的效度。

从句读的长度看，以八个音节为界，两文句长相差较大，前者超八音节的只有一个，后者则是前者的几倍;前者平均句长6.3音节，后者平均句长为11个音节，最长为14个。前者超过两个音节的词，仅有三个，后者则44个，占全文比例的20%以上。并且出现了具有现代特征的“临时”、“政府”、“服务”、“观念”、“总统”、“国民”等双音节词及“即使”、“然后”等连词，但“的”、“得”等助词一例未见，代之以“之”高频率出现(17例)，显示了后文的过渡性。

耦俪句式是传统语体具有代表性的标记，这种句式渗透于各类语体，除文学语体外，公牍语类最为显著。前者13个句读中，竟有八个属耦俪句读;后者在25个句读中，仅有四个在耦俪之列。从语体的风格属性看，前者文脉运行平实、稳当，彰显出古朴典重、疏朗幽雅的形态;后者运行中时有波澜起伏、跌宕回旋，昭射着竑瀚博廓、谨严暢晓的睿采。

从以上简单对比分析中可见，汉语公牍语类在上世纪初的变化是剧烈的，短时的骤变，竟然超越几千年的演化。就语文形态而言，其演化主要方式是加大句读的长度，强化句间演绎的逻辑力度，从而使语流时速延缓，最终达到语体格调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我们感受最深刻的是:由古趋今，由简趋繁。“由古趋今，由简趋繁”，若将此设为语体运作机制，恐怕有失偏颇，倘若将其逆向演化，“援古入今，删繁就简”也融汇进来，抑或这一规律就可臻于完善。如果将“古今”视为内在语义文化底蕴，而“简繁”作为外在言语形式，那么，由此我们就有望触摸到同类语体的运动过程及其运动方式。

3．高低语体的对立与转换

体外运行是立足于社会语文形态整体，站在特定语类之外，来观察特定言语社群的语体系统的总体演变。总体演变固然是由个体微观运动汇集而成，然其表现形态却并非都以“古今”“简繁”显现，而更多的是以“便俗”与“雅正”的形态出现。如:方言与通语，口语与书面，行话与通语、直言与曲语①直言，坦抒胸臆为直白之言;曲语，则是委婉的表述。使用隐喻，典故、文言等均属曲语。如《诗》中的“风”语篇，多为“直言”;而“雅”“颂”则不然，多用婉转曲折之言，故为“曲语”。直言与“俗”相通，“曲语”与“雅”相连。、大众语与精英语等。方言、口语、行话、直言、大众语通称为“便俗”，与之相对的通语、书面、曲语、精英语通称为“雅正”。“便俗”实际上是低语体的风格形态的概括，“雅正”自然是高语体的概括。由此，我们可以说，体外运行的机制，是以高低语体的对立转换为表征实现的。此点最早被德人洪堡特(K．W．von Humboldt，1767－1835)所发现并最先论证。他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说:作为整个民族财富的语言，一旦“落入诗人和启蒙导师的手中，他们与人民渐渐对立起来。其结果是使语言获得了双重语体。”一是文学语体，一是大众语体，前者即我们所谓的高语体，后者即低语体。洪氏坚定地认为:“语言一方面需要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应具有发达的教养内涵。为此，语言必须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如此循环反复，永不歇止。”②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第199－200页。而且只要这种“对立保持着适当关系，对立的双方就可以成为两个相互补充的源泉，向语言供输力量并确保语言的纯洁性。”洪氏的“相互补充”“循环反复”道出的正是语体运作的重要规律。毛泽东在谈到文学艺术的运动规律时，曾概括为“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提高指导下的普及”。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此论与洪氏所论大众语体与精英语体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哲学的角度看，《易》中所讲的阳刚阴柔、阴阳对转，应是最高形而上的概括。刘勰的四对八体，已含有对立思想，但无转换意识。国人中最早谈论阴阳对转命题的，是桐城学人姚鼐。惜抱轩在论及“天地之道，阳刚阴柔”时，提出“阴阳相生，刚柔相济”，绝不能“一有一绝无”，在对立的两端之间，存在着“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④详见姚鼐:《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10、515页。阴阳刚柔相生相济的结果，是在沿着两个方向演进:或高低两端向心趋近，或类体之间离心背反，变化的结果是发生阴阳对转。继姚鼐之后的黄侃则进一步就雅俗对转作过更通俗的论述。直至今天，我们所论的正式与非正式，高雅与俚俗的对立与转换，正是前人睿智营维的结果，是语体理论研究的正向发展。

作为共时态的语体，从其产生起就处在变化状态，都是历时发展的产物，在其共时的构成成分中，均可寻觅到历时演变的痕迹。即使是现已定型的语体，也无时不在经受着历时的磨砺。由此观之，所谓语体的稳态结构，都具有人为性因素在内，因为只有凭借模式化的共时结构，言语社群的语言生活才能得以进行。而演变则是语体存在的常态，是语体的生命源泉，汉语语体史上那些凝滞僵化的语体，如骈体文和八股文的消亡，是最好的例证。可见，一切演变都是历时语体的自然延续，旧的结构在演变中并没有全然消逝，而是以“基因“的形式，潜隐在新的结构之中。从上述对语体运行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语体演变的总规律是:常态与变革相协、规范与反规范互动、高雅与俚俗对转，是言语运用中的普遍事实。

［责任编辑:诚 钧］

The Property and Working Mechanism of Genre

DING Jin－guo
(School of Humanities，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Genre and Stylistic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since the new century，and have been studied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Questions were raised on som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ir system．In fact，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which haven’t been answered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Genre and Stylistics．Even for those already been answered，they still need revisits，especially those deter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Genre，for example，the definition，property，function，evaluation system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Genre，etc．The breadth and depth on these studies reflect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n this subject．

definition of Genre;property of Genre;function of Genre;working mechanism of Genre

H 052

A

1002-3194(2014)02-0104-12

2013－09－29

丁金国(1934－ )，山东蓬莱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体风格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