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栋

(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烟台 264005)

民国政府及国人对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疆危机认识述论

李国栋

(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烟台 264005)

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疆分裂政权出现后，随着国内报纸转载国外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国人对新疆南疆危机的高度关注。他们纷纷撰文发表看法，深刻分析了造成新疆南疆危机的多种因素，呼吁国人关注边疆安全和建设，但却未能完全认清分裂分子的思想来源。而新疆南疆分裂的苗头也没能引起民国政府的重视，民国政府对媒体的报道不置可否，未能及时掌握新疆南疆动态，对新疆南疆分裂活动的认识扑朔迷离，举措无从下手，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分裂政权;国人认识;民国政府;新疆南疆

金树仁主政新疆时在哈密实行改土归流，因处置不当引发哈密事变，继而战乱延至焉耆、喀什、和田等地，终致全疆动乱。新疆南疆喀什、和田等地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金树仁政府。一些分裂分子则乘动乱之际，在新疆地方政府又无力掌控新疆南疆的空隙，成立了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是20世纪第一次在新疆出现分裂政权，其危害甚大。分裂势力嚣张一时，但因不得人心，违背历史潮流，这个分裂政权很快倒台。分裂政权出现后，引起新疆和内地人士的极大关注，新疆南疆危机再次引起人们对边疆发展的关切。

当内地学者得知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的消息后，就开始广泛关注并开展研究。他们对新疆南疆分裂的背景、西方列强对新疆南疆的侵略、新疆南疆民族关系等方面有了初步的探讨，①参见《南疆事变与帝国主义者侵略新疆》，《西北问题》1934年第1期;《新疆现势与南疆独立问题》，《中央时事周报》1934年第14期;《南疆独立与新疆之存亡》，《新青海》1934年第3期;《南疆独立》，《大学杂志》1934年第2期;《南疆缠回暴乱的总检阅》，《新中华》1934年第14期;《南疆问题不容忽视》，《康藏前锋》1934年第10－11期等文章。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蔼宸:《新疆纪游》，商务印书馆，1935年。但是民国时人对新疆南疆分裂的过程和思想来源研究十分薄弱。这一薄弱环节已有当今的学者加以研究，①今人对分裂分子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分裂分子在南疆的活动，刘志霄:《维吾尔族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新疆社科院历史所:《新疆简史》(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2)分裂行为的思想来源和架构，潘志平、胡红萍:《“东突”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国际因素》，《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3)分裂政权的成立过程、组织体系等研究，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4)分裂思想和政权危害性研究，厉声等著:《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超:《略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危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纪大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危害》，《实事求是》1992年第3期。但对民国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在此事件中的认识和作为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中发现，政府对新疆南疆局势的失控，导致新疆地方政府和民国政府对这个分裂政权知之甚少，信息严重滞后，加深了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疆的危机，加剧了民国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导致对新疆政策的又一次失误。本文拟根据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着重从国民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认识，二者在信息沟通方面的冲突，以及内地时人和媒体对此事件的认识和评论，来探讨民国政府和国人对20世纪30年代新疆南疆危机的处置。

一、新疆南疆混战，分裂势力乘乱兴起

哈密事变发生后，值新疆南疆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金树仁政府之际，部分分裂分子乘机进行分裂活动。1932年，分裂分子在和阗创立了“民族革命委员会”分裂组织，提出坚决“反共、反基督教、反东干和反汉”的极端反动口号，妄图在新疆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分裂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组织过“和阗政府驻喀什管理局”和“东土耳其斯坦独立会”②《喀什市文史资料》(第7辑)，第99页。的分裂分子沙比提大毛拉参加了这个分裂组织，并“带来了政治信息和经验”③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载“双泛”研究课题组编译:《“双泛”研究译丛》(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社科院出版，1991年，第41页。，两人都深受“双泛”思想影响。同时，喀什又出现了具有分裂倾向的“青年喀什噶尔党”，曾组织起一个由40人组成的“国会”④A．D．W．福布斯:《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第41页。。这些分裂组织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1933年11月12日，分裂分子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推举哈密人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并通过了政府组织纲领、施政纲领和伪宪法。⑤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201页。“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宣布“新疆西部完全归其管辖，并宣布脱离中国”，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有驱逐新疆中国人出境之口号”。伪政权成立之后，和加尼亚孜于1934年1月13日到达疏附城并就任伪总统，伪政权为了抵抗马仲英部和省军，以及维持自身的苟延残喘，积极向外派出代表团。其主要目的:一是寻求阿富汗、土耳其、英属印度等国政府的“外交”支持;二是寻求军火或经费的支持。⑥《申报》，1934年1月25日。

据塔斯社塔什干消息称，“闻有商人名杜摩拉者，已任新政府之首席代表，率领人员赴阿富汗进行缔结友好条约之磋商，该代表团并拟赴印度一行”。沙比提大毛拉还“邀请流亡印度及日本之土耳其人，挟其反对基玛尔之组织，前任编练军队”。⑦《申报》，1934年1月25日。1934年2月，赴阿富汗代表团到达喀布尔，“与阿富汗外交部代表进行谈判，阿富汗政府对新疆事态异常注意”。⑧《中央日报》，1934年2月2日。阿富汗政府首脑查希尔·沙对此分裂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并发去了贺电，向代表团应允有偿地提供一批武器，向喀什派驻一名政治代表，但是以承认该分裂政权过早为由，拒绝正式承认的要求。⑨《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第148页。而英国政府和一些个人与分裂政权有不可割断的关系，暗中支持分裂分子策划和组织，并积极给予经费支持。①《喀什市文史资料》(第9辑)，第123页。而在表面，英国政府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外交上公开支持分裂政权。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认为，“背叛中国政府之行为，不论具何形式，英属印度政府，决不予以鼓励。该报之言曰‘喀什葛尔回教政府，曾派代表往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三国京城及印度德里城，要求各该政府，予以承认，易词言之，即要求准其购买军火运往新疆也。他国非吾所知，就印度而言，回教政府前来接洽，可谓冒昧之至。盖新疆乃中国行省之一，而英国政府又与中国交谊亲睦，焉能与叛徒接洽乎?为叛徒计，不如于局势尚有可为之时，急与南京政府谋解决之道，此为吾人向叛徒所进之唯一忠告’”。②《申报》，1934年2月23日。分裂政权的代表团不仅没能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支持，反而被视为一种十分“冒昧”的行为。这个不能代表群众利益，又违背历史潮流的分裂政权没有一个国家敢承认，注定是失败的。

1934年2月6日，从北疆败逃而来的马仲英部联合马绍武、马占仓攻入喀什回城，分裂政权瓦解，“所谓回教国政府之总统与总理及政府诸员等，均不战而逃”，马仲英部在消灭分裂政权过程中，认为自身是“为中华民国作战”③《申报》，1934年2月23日。。此后不久，满素尔在和阗成立了“伊斯兰教王国”，又被马仲英部马虎山消灭。虽然马仲英进入新疆给新疆百姓带来了严重的战乱，但客观上在消灭分裂政权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国人对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认识和作为

新疆南疆分裂政权向外派出代表团，引起国外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给予了大量的报道。而国内新闻媒体最先转载了国外报纸的报道，积极向了解新疆局势的人士求证，并就新疆问题发表评论，呼吁国人关注新疆南疆危机。

(一)新疆人士对南疆分裂政权的认识

新疆南疆混战，造成新疆南疆经济社会的极大破坏，严重威胁到了新疆南疆百姓的生命安全，一些民众不得不想尽办法逃出新疆南疆避乱，这些民众向报纸透露了新疆南疆的局势。《中央日报》在1934年2月24日中报道了一位从喀什噶尔避至苏联边境的逃难人员提供的消息，“马齐河(译音)之东干军，自去年起，即驻屯英吉沙地方之喀什要塞，此番受吐鲁番方面马仲英之增援，遂向喀什进攻，……嗣经肉搏巷战，卒为东干军所击退，萨比特大毛拉之‘独立’政府，自东干军占领喀什后，即率部卒南窜，集合于叶尔羌，彼等力图再举攻击喀什，以规复其政府，马仲英之占领喀什，乃表示马自失败于北疆后，即图扩充其势力于南疆云。”④《中央日报》，1934年2月24日。5月，喀什难民代表致民国政府电云，“本年一月初，倡乱喀密匪首和加尼牙孜，确至疏率众盘踞，聘用土耳其浪人为之策划，遂设立东土耳其斯坦伪国，组织政府，发行宣传品，冀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并以牛羊七万余头，由奥国购入水联珠快枪数千枝，马步机关枪多枝，围攻疏勒，极为猛烈，幸马行政长调度得宜，苦战经年，未为所逞。至二月六日，召马仲英所部马步元等率队到喀，内外夹攻，始将和匪击溃，疏勒得以解围，疏附亦即收复。……然匪势强盛，无力肃清，内外隔绝，呼援无门，倘迟以时日，终必为匪所灭，此数千人性命不足惜，而数百里之版图，恐为东北四省之续，能勿痛乎。……喀什民众代表张卫耀、杨庆明、鲁绍周、陶明容(等十二人)。”⑤《申报》，1934年5月22日。

从新疆难民提供的消息可以看出，民众对新疆南疆变乱的过程较为明晰，但是对分裂组织内部的情况仍然不甚清楚。民众逃出新疆南疆后，向民国政府反映新疆南疆的局势，具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唯恐新疆南疆动乱得不到平息，将可能失去南疆“百里之版图”，而变为“第二个东北”。但是也有极少数在新疆工作人员对分裂分子认识不清，缺乏对像沙比提大毛拉这样持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双泛”思想的人进行批判。对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甚至把这个伪政权与中国、英国相提并论。对伪政权代表的利益群体认识不清，把这种分裂行为当作是“一段新疆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自由而战斗的史实”。①周东郊:《新疆十年》，载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358－359页。

(二)内地人士对南疆分裂背景和国际因素的把握

早在1933年1月，新疆南疆动乱发生后，内地人士对新疆南疆局势已有密切关注，认为这次动乱“必有帝国主义者欲利用目前之时机，在新疆造成一反对中国之回民独立国，使成为中俄间之一缓冲国，如东北之‘满洲国’者然”。②《申报》，1933年1月14日。该作者已经察觉到新疆动乱可能会出现“独立”的后果。1934年，有关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消息在国内外报纸中的不断出现，更加引起了内地人士对新疆南疆局势的关注。根据国外对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报道，内地一些人士撰文发表评论，深刻分析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的国内外因素。而一些媒体为了能得到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消息的证实，积极求证于一些对新疆局势有所了解的人士，密集报道有关新疆的局势变化，表明了内地人士对新疆南疆危机的关注。

1．多方求证南疆分裂消息。虽然国内外报纸给予了大量关于南疆分裂的报道，但是一直无法得到官方的确认。于是一些新闻媒体积极求助一些了解新疆局势的人士，分析新疆的严峻形势，试图对南疆分裂消息给予佐证。一位熟悉新疆情形的人士认为，“南疆独立有极大之可能性，……自喀什发生变乱后，即与省方消息隔绝，早成分离之势。其后中央先后派黄慕松、罗文干入新，即已洞察南疆形势，迟早必将发生更严重之纠纷。……黄罗等南疆之行，不克实现，南疆遂成无人过问之局。现实所传南疆独立之消息，当非无因。”③《中央日报》，1934年2月3日。而曾在新疆工作的程湘涛云:“去秋八月，曾向某国驻喀什领馆方面接洽购买新枪千余枝，故其酝酿盖远在此，今复传喀什分裂，并派其伪外交次长赴阿富汗及印度等地缔结友好条约，若将其前因后果相对照，则独立之说，当可证实。”④《中央日报》，1934年2月3日。这些人士对新疆南疆分裂行为的分析，进一步证实新疆南疆分裂的“传闻”是有依据的，绝非凭空造谣。

2．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是南疆分裂政权形成的外部因素。在外电大量报道新疆南疆分裂消息之时，国人对分裂政权的基本主张已有所了解，“第一、新政府之领袖为一回族商人;第二、自保独立，脱离中国;第三、排斥汉人;第四、派遣代表与阿富汗王国联合;第五、邀集流亡印度及日本之回人前往编练军队”。⑤《申报》，1934年1月26日。同时也已明确意识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和操纵是新疆南疆分裂政权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申报》连续两天发表“时评”认为，“吾人研究疏勒独立之原因，实不能无疑于背后之有人操纵，盖自英人占领印度统辖阿富汗而后，积极图谋扩张我国西部实为数十年来一贯政策。……此次疏勒之突发举动，实出于日军阀积极完成大陆政策之一种反映”。“我国西部，英人向视为掌中物，今见日人之布置，力着先鞭，乃不得不一方结援荷兰，成立海军密约，同时赶速完成新加坡之海军根据地，一方又运动我南疆回民分裂，以防止其势力之被侵害，其目的所在已可想见矣。”⑥《申报》，1934年1月27日。这些认识与新疆驻南京代表宫璧澄的认识不谋而合，宫氏认为:“日本侵略东四省后，积极在东蒙活动，以谋在西北有所发展，近如月前派员入新，用心灼然可见，远如容纳回教贵族古尔邦阿利于东京，罗致土耳其废太子若奇货，并组织阿利泰红十字会及黑狼会，当时所为土耳其本无野心，惟因民族与宗教关系，亦时与缠回来往，而缠回方面亦乐得利用土耳其人之反对基玛尔，招集流亡，前往喀什，编练军队，故新疆南部之形势异常复杂。……若电传独立果确，则英方似不能卸其关系。”①《申报》，1934年1月27日。评论从英国图谋在西藏包括新疆南疆建立一个“势力范围”的角度出发，深刻分析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进入新疆，与英国产生的矛盾冲突。二者都从英日之间的矛盾，以及英日在新疆南疆的行径来分析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的外部因素。

对新疆南疆的侵略不只是英日两国所为，有人分析认为“俄英等国各利用其特殊环境与背景，处处希图燃烧此‘民族意识’之情绪，而遂其侵略之阴谋。苏俄恃其三面包围新省之天然优势，及其所倡导之‘民族自决’口号，在新大肆活动”。②《中央日报》，1934年4月6日。也有人认为“德对新疆，只商业上的侵略，其次土耳其因语言种族与新省有密切关系，在可能范围内，也有建立一大回教王国的企图”。③《列强角逐中之新疆》，《空军》1934年第79期。英、日、苏、土“四国对于新疆之举动，其方式虽各有不同，究其所具侵略之野心，初无二致，即新疆历次变乱，各帝国主义者亦无不在背后施展其挑拨指使之手段，以遂其政府西北之阴谋”。④《时事述评——列强角逐中之新疆》，《时代公论》1933年第37期。这些认识给国人以警示，告诫国人帝国主义势力在华的争夺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统一，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而新疆南疆分裂势力又利用这一国际形势来为自身取得“支持”。

3．充分认识到南疆的分裂有可能使其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新疆南疆是帝国主义垂涎之地，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在新疆南疆制造的种种事端，充分反映出其侵略野心。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后，国人已经意识到，南疆“一旦独立，徒为外人利用，而不悟其将为印度之续也”。⑤《申报》，1934年1月26日。时人认为“外蒙之独立自治，东四省之自成伪国，觇之过去，既不乏老文章可抄矣，则新疆南部有新政府之树立，亦惟葫芦依样耳”。⑥《时事述评——南疆亦以警报闻矣》，《时代公论》1933年第45期，第3页。把新疆南疆局势比于东北四省，反映了国人对南疆局势的严重忧虑。南疆分裂政权的成立，使得边疆危机更加严重，维护国家统一显得更为紧迫。日本积极在新疆活动，甚至想把新疆变成另一个“东北”。而英国插手西藏事务，也想把西藏变为“印度”。帝国主义的这些图谋促使国人对英日等国的活动极为关注，所以，对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的危害很自然的联系到“东北四省”的沦陷，为避免重蹈覆辙，则要求民国中央政府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⑦《申报》，1934年2月23日。“保存整个新疆的完整，挽回国家和民族的破裂”，呼吁广大民众“打倒帝国主义者蚕食西北之企图”。⑧《南疆独立》，《大学杂志》1934年第2期，第2页。

4．认识到绝大多数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拥护，同时反省新疆建设的不足与南疆分裂的关系。1933年，吴蔼宸随同罗文干一同巡视新疆，1934年吴蔼宸回到内地后，带来了有关新疆南疆分裂政权较为确切的消息。他明确表示“南疆独立，为时已久……但操纵者只一二领袖，多数人民则仍拥护中央，痛恨独立”。⑨《中央日报》，1934年4月6日。他充分认识到分裂政权的出现是少数分裂分子的行径，广大新疆南疆百姓是拥护民国政府的，这也注定了分裂政权的快速灭亡。

民国以来，受多种因素的限制，新疆地区自身建设存在一些不足。杨增新虽然维持了新疆的相对稳定，但是在建设方面进展缓慢，留下一些潜在矛盾。金树仁上台后不久，新疆即陷入战乱，新疆南疆失控，新疆社会无法得到良性发展，与周边地区的发展相差甚远，以致“邻近国家野心陡炽，时起觊觎”，该作者希望新疆“省政府方面能知此事之关系重要，急起开诚相与，应付得宜，纵未必即足以平定乱事，然或可以使此乱事不再扩大，以徐图收复也”。①《申报》，1934年1月26日。

以此观之，内地人士对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的背景、帝国主义的支持等方面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同时也开始反省新疆建设的不足，意识到边疆建设对维护边疆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明确认识到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出现只是少数分裂分子的分裂行径，广大百姓积极拥护中央，充分体现国人对边疆危机和边疆建设的关注。

但是，从整体上看，国人对南疆分裂的思想因素认识还不够充分，对分裂分子“双泛”思想的认识尚不清楚。从报纸对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报道中可以看出，内地人士未能深刻认识到“双泛”思想的传播对分裂政权形成的影响。国人在报道新疆南疆分裂消息和发表评论时，没有清醒的意识到“双泛”思想在分裂政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南疆之变，似无若何国际背景，而为民族运动性质，新疆缠回之民族之民族意识，殆为此次事变之主动力也”，其依据是柏林出版的《民族之新路》杂志中刊登一篇“回人某名士”所撰的“东土耳其斯坦”一文。②《南疆之变》，《国闻周报》1934年第9期，第3页。南疆分裂政权成立是“双泛”思想长期传播的结果，新疆南疆起义暴动发生后，一些“双泛”分子夺取起义的领导权，把暴动导向分裂。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鼓吹“双泛”思想，积极筹划分裂行动，煽动狭隘的民族情绪，一些不明真相的维吾尔族群众深受其害。内地一些人士对此认识不足，在报道中未能给予明确的批判，这是国人对新疆南疆危机认识的一大不足之处。

三、国民政府对新疆南疆分裂信息掌握不足举措失当

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对杨增新治理下的新疆介入甚少，几无力量干预新疆政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金树仁积极寻求民国政府的支持，但不久即发生哈密事变，战乱随之而来，各种信息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到南京。加之新疆与南京相隔甚远，消息传播不易，即使有传闻，也是支离破碎，无法形成有效信息链。甚至新疆当政者，有意隐瞒事实，不愿吐露实情，对一些事实加以否认，致使民国政府和国人对新疆一些事实真相不明，无法准确进行干预和治理。

南疆分裂政权成立后，新疆地方政府和民国政府对外界一直否认有此分裂政权存在。虽然内地报纸援引塔斯社及其他国外媒体的消息，给予了大量报道，但是民国政府却一直在等待新疆地方政府的正式报告。盛世才政府在新疆北疆与马仲英部酣战也无暇顾及新疆南疆动态，直到马仲英退至新疆南疆，新疆北疆战事稍稍平息后，盛世才仍然未能就新疆南疆局势向民国政府做出明确报告。面对国内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和询问，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讨论新疆问题，拟具一些粗略的应付办法来处置。

(一)民国政府未能全面掌握新疆南疆信息的原因

1．新疆地方政府与民国政府的矛盾致使二者沟通不畅。盛世才成为新疆实际主政者后，为了巩固自身在新疆的统治地位，积极进行消灭马仲英的战事。以致在上台初期，盛世才全心关注新疆北疆战事，在新疆南疆只是名义上委任和加尼牙孜为“南疆警备司令”，自身无暇顾及新疆南疆严峻的局面。所以新疆“省府力量所达者，不过天山以北之北疆而已，天山以南之南疆，则陷于混乱状态”③《中央日报》，1934年7月23日。。随着马仲英退败至新疆南疆，盛世才的军队也随之追赶到新疆南疆，战事从新疆北疆转入新疆南疆。

在和加尼牙孜还未完全进入喀什时，盛世才已经得知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消息。盛氏给和加尼牙孜发电，要求其解散“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缉拿沙比提大毛拉。①《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0页。但是盛世才没有明确向民国政府反映这一情况，主要原因是为了阻挡中央政府派人进入新疆调查②《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95页。，深恐威胁自身在新疆的统治地位。金树仁下台后，民国政府先后派黄慕松、罗文干进入新疆宣慰，希望借机把中央势力牢固树立在新疆。黄慕松进入新疆后拟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引起盛世才的极大不满，黄慕松自身亦遭软禁。罗文干巡视新疆，积极联络张培元和马仲英，主张停止战事，但结果亦不尽如意。黄、罗先后铩羽而归，民国政府再也无力西顾。同时，盛世才也放弃了初期那种仰服民国政府扶持承认的念头。罗文干黯然离新意味着民国政府与盛世才政府的进一步疏远和隔阂的加深。③白振声、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这样盛世才把民国政府的力量阻止在新疆大门外，并借机加强了自身在新疆的统治。南疆分裂政权出现，内地报纸虽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但新疆地方政府却未明确向世人公布这一消息，显系是盛世才有意阻止民国政府势力进入。直到1934年2月6日，《新疆省政府宣言》发表，才明确向世人通报新疆南疆情况，宣言中称:“南疆之和田王乘此时机盘踞喀什，组织独立之回族东土耳其斯坦政府，宣布全疆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并冀求各国之承认。无如新疆回族中大多数之民众深明厉害，倾向中华民国，绝对不与伪政府合作，自贻伊灭。”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编:《马仲英在新疆档案史料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这个宣言明确告知了新疆南疆普通民众的政治倾向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性质。

2．黄、罗巡视新疆所得有关新疆南疆消息未引起民国政府的重视。早在1933年2月20日，在和田就出现了分裂的“和阗临时政府”，由穆罕默德·尼亚孜·埃莱姆担任“总统”。所以，在黄慕松宣慰新疆时，新疆南疆就已经出现了独立的发展苗头。黄氏回到南京后，对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时称:“经过‘二次政变’后，南疆全部及东部之哈密镇西，并北部之阿尔泰依然在分立状态，及其他方面亦尚未能确实合作。”⑤《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09页。遗憾的是黄慕松的宣慰没能取得预期效果，民国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关系处理不善，无法进一步采取措施制止这一苗头的发展。罗文干在新疆巡视期间对新疆南疆分裂一事有所耳闻，而且回到内地后也略为提出，⑥《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95页。但是未能向国民政府做出明确报告。而民国政府在1933年12月末对新疆南疆分裂一事也已经有所察觉。行政院曾电新疆省政府要求调查此事，外交部亦电驻俄使馆查询真相。1934年1月3日，行政院接到盛世才的回电，电文说“新疆南部近来情形，并未有宣布独立之说。”⑦《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95页。这个电文可以算是新疆地方政府对民国政府的答复，这个答复也使得罗文干对南疆分裂政权的察觉在无形之中被否定。

3．外电关于新疆南疆分裂消息未引起民国政府的足够重视。在1933年10月，德国柏林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要求“突厥族人团结起来，争取外援，并指出在欧洲与阿富汗、印度、远东方面的突厥人对支援东土耳其斯坦的责任尤为重大”⑧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对于这种煽动性的消息，民国政府未能通过外交渠道加以制止，当然也就不可能去认真调查了。1934年元月底，《申报》报道了来自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电文，电文称“中国新疆省疏勒县，闻已成立回教政府，宣告分裂，外传该地政府派有代表来至此间”，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承认“新国”⑨《申报》，1934年1月31日。。这说明此时新疆南疆分裂政权已经派人到土耳其首都寻求所谓“外交”支持。但是新闻媒体的报道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也无法引起民国政府的重视，类似于这样的报道，民国政府没有积极回应，更没有采取行动去落实，只是一味地认为“系奸人造谣，别有存心”①《中央日报》，1934年1月30日。，或是“赤色通讯社遂借此宣传”。②《申报》，1934年1月31日。这种思想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4．东北、西南边疆和内地不稳也导致民国政府无暇专注新疆南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国民政府开始应对日本的侵略。在西南方面，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调和，加之1933年10月十三世达喇嘛圆寂，西藏发生不甚激烈的政变。③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1页。在内地，1933年9月，蒋介石组织了第五次“围剿”苏区的战争。由此可见，此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和内地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民国政府对此既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化解边疆危机，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关注新疆南疆事态的发展。

直到1934年元月底，分裂政权向塔斯干派出“代表团”，塔斯干的领事馆得到消息。副领事刘德恩前往“代表团”探询，得知了“代表团”到塔斯干的目的，并拍摄照片作为向苏联抗议的证据，而后赶往莫斯科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汇报，大使馆将照片寄到南京并向苏联提出抗议。④《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8—149页。由此可见，民国政府在此时对分裂政权的活动应有充分的了解。

(二)民国政府未能掌握新疆南疆分裂信息的后果

民国政府虽然对新疆南疆分裂有所察觉，但是一直无法得到新疆地方政府的正式确认，以致分裂政权成立两个多月后，民国政府行政院褚民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仍然答道“关于南疆独立，最近据盛世才电告，完全不确，想系奸人造谣，别有存心。”⑤《中央日报》，1934年1月30日。1934年2月3日，黄绍竑还向新闻报纸回应“南疆独立消息，中央迄未接到报告”。⑥《中央日报》，1934年2月3日。这些话语的出现，结合上文民国政府对新疆南疆分裂消息的认识，充分反映了民国政府对新疆南疆局势的判断严重失误。在伪政权派出所谓“代表团”到各国“求援”时，尚未见到民国政府使用外交方式与阿富汗、英属印度、日本等国交涉。对新闻媒体的报道没有给予重视，把关于新疆南疆分裂的消息当作造谣，单纯依赖盛世才政府的报告，没有深入地进行核实和调查，以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有效地介入和制止。

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大使馆传来的部分信息，不得不促使民国政府开始讨论新疆问题。1934年元月，国民党“中政会对处理新疆事件及新疆南部问题，已拟具办法，于三十一日会议时提出讨论，决定推贺耀祖、黄慕松深查”，而蒋介石在三十一日也召见新疆驻南京代表宫璧澄询问新省情形，“宫对南疆消息报告甚详，并请政府拨二百万交绥新汽车公司发展新疆交通，借图新省纠纷根本解决”。⑦《申报》，1934年2月1日。1934年2月20日，报纸刊登了民国政府对新疆问题的一些措施，民国政府首先下令盛世才和马仲英“停止战事，静候处置，对南疆独立问题，拟先以和平方法制止，如不可收拾，再设法以武力消灭”。⑧《申报》，1934年2月20日。这条消息虽然是出于边务委员之口，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政府不了解新疆形势。因为在2月6日，喀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被马仲英部的马世明和马绍武、马占仓联合消灭了。到2月25日左右，民国政府才知晓新疆南疆“所谓‘独立’政府总统总理等人，已为东干军威迫逃亡，致自趋瓦解”。⑨《申报》，1934年2月25日。

从上论述我们可以得知，新疆地方政府和民国政府对新疆南疆分裂势力和分裂政权的信息严重滞后。民国政府由于边疆危机的频繁出现，致使其无力专注于新疆。而盛世才出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极力阻挡民国政府势力进入新疆，一再对新疆南疆分裂一事加以否定，导致民国政府无法对新疆南疆分裂一事采取有效措施，广大新闻报纸当然也就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

四、结 语

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成立，民国政府迟迟得不到确切消息，也未敢承认报纸上大量关于新疆南疆“分裂”的报道。民国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沟通出现障碍，导致此后民国政府对新疆政策的失误。民国政府在急切想控制新疆的过程中忽视了对新疆内部分裂势力的清除。黄慕松、罗文干宣慰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加剧民国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的矛盾。又由于东北、西南接连出现危机，加之蒋介石积极围剿苏区，致使民国政府无力专注南疆局势变化。

相对于政府的“一无所知”，新闻报纸和广大民众积极关注新疆南疆分裂政权的情况，深入分析新疆南疆分裂政权成立的因素。但是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对新疆南疆分裂的过程、人员组成、代表团派出等细节不甚了解。而且个别人士尚未认清分裂分子和分裂政权的性质，导致一些十分错误的言论出现。

对于新疆南疆分裂政权和分裂分子，国人持批判的态度，同时又能够客观地认识到广大群众是拥护民国政府的，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只是一小撮分裂分子的行为。相对于分裂分子分裂行为，更加突出反映国人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望。

［责任编辑:曹鲁超］

The Nationalist Party Government and People’s Understanding——on the 1930s Crisis in Southern Xinjiang

LI Guo－d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Yantai 264005，China)

The appearance of the South Xinjiang separatist regime in 1930s，together with domestic newspapers reprinting foreign newspapers reports，drew a close nation－wide concern about the South Xinjiang crisis．They have written to express their views，and analyze the crisis factors，calling for people’s concern about the safety and construction of border．But they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separatists’source of ideas．At the same time，government also fail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eparatist signs．Therefore，the government didn’t comment on media reports and could not grasp the South Xinjiang situation．Due to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separatist situation，it didn’t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avoid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South Xinjiang separatist regime;people’s understanding;The Nationalist Party Government;Southern Xinjiang

K 262.9

A

1002-3194(2014)02-0095-09

2013－07－25

李国栋(1976－ )，男，山东鱼台人，民族学博士，烟台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副主编，主要从事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边患与边界问题”(09CMZ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