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岗

《祝福》是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重要篇目，多年来我们一直遵循大致相同的教学模式：二进鲁家、三幅肖像、四场飞雪、四根绳索。主题不外乎：批判了辛亥革命后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制度依然在广大农村根深蒂固。

这种解读并没有错，但是多年来的如此教学，也就没有了什么思考，学生年年换，书都一样教。照这样教下去，只要教材不变教师就基本上不用再思考了。语文教学岂不成了一潭死水？笔者认为，在教学中不应因循守旧而应该有自己个性的解读。

对《祝福》这篇小说，我有疑惑：我们是否曲解甚或误解了鲁迅先生的原意？他在创作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吗？于是，笔者进行了以下两方面的思考：

一、 “我”在文中的作用

作者在文中以第一人称叙事，“我”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形象，曾离开故乡又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作品在一开始有这样几句话：

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

这一小段话包含了以下两个信息：交代了“我”和鲁镇的关系；交代了“我”和鲁四老爷的关系。可以据此得出：鲁镇这个封闭愚昧的地方是封建制度礼教的阵地，是缩影，是象征，它曾是“我”的故乡，但如今“我”已离开此地。喻指“我”虽来自于旧的制度文化，现在已经摆脱过去。

“我”回到故乡发现这么多年故乡的人与风俗没有什么变化。鲁四老爷“他比先前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几个本家朋友“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风俗也是照旧，都在准备着“祝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这些都展示了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广大中国农村的人们与生活仍如过去一样，并无实质性的变化，那么革命的意义何在呢？小说通过一个知识分子“我”的眼睛看到了这一切，给读者以思考。

《祝福》也是通过“我”的视角叙述了祥林嫂一生的悲惨命运。钱理群先生认为这正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基本模式，即：看与被看。在鲁镇这一块天地，祥林嫂是“被看”的，其他人都是“看”她的。但“我”又像是隔着距离俯视鲁镇的一切人与事，又都是被“我”“看”的。祥林嫂被鲁镇的众人孤立了，她在这里没有亲人朋友，也已没有可以倾诉的人。直到“我”的到来，才使她有了倾诉的机会，但“我”对祥林嫂的问题也是无能为力，终至落荒而逃。可见鲁镇的生活是一潭死水，像“我”这样一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回到鲁镇仍然不能救祥林嫂于水火，知识分子对被封建礼教紧紧束缚的铁板一块的社会束手无策。

“我”在回答祥林嫂的问题后， “怕与她有些危险”。作者并没有因祥林嫂命如尘芥而鄙薄她，却充满了自责。鲁迅文章中常常批判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抉心自食，欲知其味”，希望能“榨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 这体现了鲁迅深邃的一面。

二、 那一群清晰又模糊的凶手

很多资料上多强调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四根绳索——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笔者对此稍有不同的看法。

作为政权象征的鲁四老爷在小说里并不是造成祥林嫂死亡的元凶。鲁四老爷话语不多也未与祥林嫂直接接触过，我们常把矛头指向他告诫四婶的那几句话：“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从文中可以知道，祥林嫂初到鲁镇就是在鲁四老爷家做活，鲁四虽然“皱了皱眉”、“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倒也没说什么。在年底，祥林嫂“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可见祥林嫂作为寡妇是可以参与祭祀的（女人可以干活，但不能拜神，鲁镇的女人都是这样）。但是等到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里做活，鲁四老爷就对四婶说了上面那几句话，从这里可以知道，寡妇虽然不大好但还是可以参与祭祀，但是改嫁后的寡妇却是万万不可以的。一方面鲁四老爷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在此处象征儒家文化；另一方面鲁四老爷也颇有读书人的涵养，他并未当面告诫祥林嫂，令其难堪。

笔者认为作者批判的重点不在象征着政权的鲁四老爷，而是那些与祥林嫂一样的下层民众。

麻木不仁的短工、巧言令色毫无同情心的卫老婆子、精明算计无情无义的婆婆、以强凌弱的大伯、内心阴暗扭曲的柳妈，更有鲁镇那一群毫无心肝的看客、听客包括了“念佛的老太太们”。作为老监生的鲁四老爷鄙薄祥林嫂倒也情有可原，鲁四夫妇对祥林嫂说话也算客气，可是鲁镇上那帮麻木的民众呢？咀嚼鉴赏祥林嫂的悲惨故事，从中得到快慰。自己本就不幸却以别人更大的不幸来使自己满足，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心理，关键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已成了凶手。在这样毫无人情的社会中生活的祥林嫂怎么能不死？正如李长之说的这样“人间的同情，是像纸样的薄，这故事给人的氛围，又是悲哀而且荒凉的——祥林嫂不能不死了。”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这与鲁迅一贯地批评国民劣根性是一致的，这也正是这篇深刻性的地方。

不幸的是祥林嫂既是受害者也是害死自己的人。正因为她深受封建礼教迷信思想毒害，才担心死后被阎罗大王（象征佛教文化）锯开，才相信捐了门槛能够赎罪。孙绍振先生说这是“中毒到了自我折磨、自我摧残，自己把自己搞得不能活的程度。”祥林嫂的一生是悲剧，作者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夏衍在改编的电影《祝福》里就增加了一个情节：当捐了门槛以后四婶仍拒绝自己参与祭祀时，祥林嫂怒极之下拿着菜刀去砍门槛。这毕竟是改编不是鲁迅的原意，祥林嫂虽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但她也有反抗，在被婆婆强迫改嫁时，她是寻死觅活地闹，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可见祥林嫂也是会反抗的，只是她反抗的是不和礼教一致的东西，比如她认为丈夫死了女人改嫁不合妇道所以拼死反抗。一旦她认为符合礼教的东西她就任凭宰割了，所以她只能在她信奉的礼教制度中走向灭亡，说祥林嫂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是千真万确的。我认为这才符合旧社会底层妇女的性格，鲁迅的原作要比电影中更深刻。笔者想起了清朝大儒戴震说过的话：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至此，作品引起我们的深刻思索，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场辛亥革命就万事大吉了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剔除封建社会遗留的毒素不知要多久。就是到了今天，仍不敢说我们的身上就没有鲁镇那些民众的影子。这是《祝福》依然具有生命力的原因。

（作者单位：宁夏育才中学孔德学区）